導讀：退化的西方已經在最初的“未來之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是一個一直被視為注定會成為“未來之國”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卻從未實作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拒絕接受這樣的未來，因之出現的沮喪情緒正彌漫于西方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文/ 亞曆克斯·侯楚力，譯/ 觀察者網 馬力】
邊緣地帶的情況有助于我們預知未來。
——馬克·費舍爾誤以為這句話出自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這種情況不可能出現在這裡”，人們以為大流行病和其他衛生安全威脅隻會出現在開發中國家，也隻能來自開發中國家。然而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無法制定和執行連續性政策，無法對各政府機構進行協調，無法與公衆進行有效溝通，他們甚至沒有儲備也無法生産足夠的醫療裝置和藥品（這裡就不對歐盟可恥的疫苗分發情況進行介紹了），這一系列狀況凸顯了全球資本主義心髒地帶的國家機能失靈已發展到何種程度。國家能力虛弱、政治混亂、任人唯親、陰謀論還有信任赤字，我們看到那些富裕強大的國家的制度合法性正在崩塌，這使得它們看起來就好像香蕉共和國一樣。
《美國事務》刊登《世界的巴西化》一文，背景是巴西現代化都市中的貧民窟
如果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去查閱疫情應對能力指數（如全球衛生安全指數或流行病應對能力指數）排名就會發現，美國和英國是應對流行病能力最強的兩個國家，此外歐盟國家的排名也都非常靠前。這些國家認為自己從巴西、中國、賴比瑞亞、塞拉利昂或剛果民主共和國此前的經曆中學不到什麼東西。雖然能夠成功應對疫情的國家并不多，不過西方資本主義心髒地帶的國家機能失靈，這樣的狀況還是給那些自鳴得意的“曆史已經終結”或“一種模式比另一種模式更加優越”的信奉者們以沉重打擊。如今，似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欠發達國家”了。
我們所面臨的現實狀況是，20世紀已經終結，在20世紀的戰争中形成的極具自信心且緻力于影響社會現實的那些國家機器也已經損壞，那些社會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已經消失：左右之間（或社會民主主義和基督教民主主義之間）有序的政治對立，普世主義者與世俗力量之間的競争所導緻的文化現代化，通過正式且薪酬合理的就業安排在勞苦大衆頭腦中塑造的國家認同，以及快速且普惠的經濟增長，這些都已經不複存在了。
如今的我們發現，“曆史的終結”已經終結。與上世紀90年代或本世紀初的情況不同，如今許多人都已經很敏銳地意識到：情況非常不妙。正如已故文化理論家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在他的“未來的緩慢消逝”中所說，我們都已感受到巨大壓力，未來雖然可期，但那種可期的未來從未到來，本該進步的時候卻發生了退化。
退化的西方已經在最初的“未來之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是一個一直被視為注定會成為“未來之國”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卻從未實作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拒絕接受這樣的未來，因之出現的沮喪情緒正彌漫于西方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雖然一直以來通常隻有左派（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才會擔心“曆史地平線的消失”，不過如今意識到“情況異常”的人士已經遍布政治光譜的每一條譜線。
歡迎來到巴西。在這個國家裡，對自己的狀況感到滿意的隻有那些金融精英和腐敗政客。每個人都在抱怨，但除了聳聳肩膀，他們也做不了什麼。緩慢退化的巴西社會并不是失控的列車，它更像是令人緊張的過山車，偶爾也會出現令人充滿希望的上坡路，而且截至目前還從未脫軌。我們總是回到出發的地方，我們震驚，我們迷茫，心裡充滿了焦慮。
人們通常認為，巴西是社會不平等的代名詞，在巴西的城市裡，住在山上貧民窟裡的窮人俯視着有錢人進出的高樓。在1991年出版的小說《X世代：講給被加速的社會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中，加拿大小說家道格拉斯·柯普蘭（Douglas Coupland）把“貧富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以及随之出現的中等收入群體消失”的現象稱為“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
在随後的10年裡，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用“巴西化”這個詞描述那種正式就業和非正式就業變換不定的生活狀态，在這種狀态中，就業變得靈活、随意、不确定和去中心化；在其他一些國家，變得“巴西化”意味着在它們的城市裡，貧民區或棚戶區急劇擴張，市中心被中産階層占據，貧窮的人口被排擠到郊外；而在另一些國家裡，“巴西化”則意味着一種新出現的種族之間的沖突，即包含各個族裔的勞工階層和白人精英之間的沖突。
随着社會不平等和生活不穩定在歐洲和北美的城市裡造成越來越嚴重的撕裂，上述對“巴西化”一詞的各種了解從表面來看的确是有道理的。可是為什麼要用“巴西化”來描述那些現象呢？巴西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是一個經濟發達的、現代的、工業化國家；同時，巴西也是一個充斥着大量貧窮落後現象的國家，巴西的統治階層似乎自他們做奴隸主的時代起就沒有取得過什麼進步。在發達國家們看來，巴西是自己的過去，是自己發展早期階段的樣子，他們以為自己已經把那個階段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北方和南方，那時和現在
在東西方冷戰結束之後，在全球化時代裡新的界線據說是南北之間的界線。在曆史終結論的描述中，新的世界将會出現分化，而發展中的南方國家被視為一片充斥着貧窮和沖突的土地。西方大國在處理自己與南方國家的關系時往往會交替表現出兩種姿态，一種姿态展現出一定的防守色彩（阻止恐怖主義、環境惡化、新型疾病、有組織犯罪和毒品從那些南方國家流入），另一個姿态則是家長式的（西方國家應該“幫助他們發展”）。
西方國家表現出的第一個姿态意味着南方開發中國家無法從中獲益，是以第二個姿态才真正展現了他們的目的。南方國家會逐漸變得與北方國家相像，南方國家那些新出現的中産階層會急迫地希望模仿北方國家的消費文化，他們會創造出越來越多的财富。
在全球化的新時代裡，存在一種對冷戰現代化理論的老調重彈。對于那些最貧窮的國家來說，挖掘水井或小微金融等國際發展援助項目和那些由非政府機構（NGO）推動的發展項目讓人們誤以為那些國家真地有希望“追趕上來”。這種發展援助行為，往往是由那些曾在上世紀80年代通過結構性調整措施，把貧窮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的國際金融機構實施的。
對于那些境況較好的南方國家（也就是如今被稱為“新興市場”的國家）來說，當地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不言而喻當然是跟在西方現代化理論後面亦步亦趨的。根據這種理論，那些國家不過是來得有些“晚”，他們遲早會變得“跟我們一樣”。看看聖保羅、曼谷或開羅街頭的那些大型購物中心吧！我們需要做的隻是等待财富向那些國家擴散，它們很快就會加入富國俱樂部。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為例，這本雜志就認為像巴西那樣的國家隻需進行自由改革經濟便可實作快速增長。畢竟，在上世紀90年代，墨西哥、南韓等一大批國家都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連智利也在2010年加入了該組織，巴西加入隻是時間問題。
不過，這一論述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現代化理論所需使用的政策工具（如進口替代）已經不再有效，當年的國際環境和技術關系決定了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決定了追趕式發展的可行性，然而那種國際環境和技術關系如今都不存在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湧現出的技術和産業如今已風光不再，建立在石油技術、橡膠技術和鋼鐵技術上的經濟（比如汽車制造），已經不再是所謂的“高附加值”産業。那些真正關鍵的東西如今都受到知識産權的保護，像巴西這樣的國家是無法擷取的。是以，南方國家不能再被視為隻是在時間上處于北方國家發展的早期階段，南方國家已無法實作慢慢趕上北方國家的目标，兩者如今已處于同一個時空中。
在這種情況下，巴西陷入了希望和沮喪的循環，動彈不得。如今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都在實作現代化，但現代化程度卻是不高的：人們使用智能手機上的WhatsApp軟體，卻住在貧民窟裡；城市裡出現了電子商務模式，但排水溝卻還是露天的。
事實上，除了中國這個取得了卓越發展的例外，無論人們怎樣就“新中産階層”發表長篇大論，其他國家在過去40年裡事實上是在倒退的。哦，是的，如今勞工群體也危險地踏入了消費社會的大門，他們也能買得起一台電視或冰箱了，他們中某些人甚至成為了家族曆史上第一個進入大學就讀的人，可是他們并沒有獲得真正的安全感。
如今退化在北方國家也許是最受關注的問題，其中展現的許多特征多年來一直困擾着南方國家：不僅是社會不平等和就業不穩定，還包括日益嚴重的精英腐敗、政策缺乏穩定性以及社會撕裂等問題。富裕的北方國家是不是在倒退并且也在進入一種“實作現代化，但現代化程度卻不高”的狀态呢？
在巴西裡約熱内盧舉行的反對政府治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示威活動中，抗議者手持标有“羞恥”字樣的智語牌（RFI）
沒有發展的現代性
若要了解“巴西化”的真正含義，若要知道它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我們就必須搞清楚巴西的發展軌迹。更進一步來說，我們必須搞清楚，這一軌迹能給我們對現狀和未來的了解帶來哪些啟示。巴西很清楚自己的發展潛力，巴西也經曆過沮喪，這些都讓巴西人在現代化這個問題上産生了很有批判性的思想，全世界對巴西人形成的這些思想進行一番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在巴西，對“現代卻欠發達社會”闡釋得最好的，也許就是文學批評家羅伯托·施瓦茲（Roberto Schwarz），他是上世紀50年代末在聖保羅大學加入馬克思主義讨論小組的幾位學者之一，另幾位學者包括經濟學家保羅·辛格（Paul Singer）、哲學家約瑟·亞瑟·詹諾蒂（José Arthur Giannotti）、社會學家米歇爾·羅伊（Michael Löwy）以及日後成為總統的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這些學者的思想基礎來自經濟學家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社會學家弗洛斯坦·費爾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和文學批評家安東尼奧·坎迪多（Antonio Candido）等人的著作，而這三個人又站在活躍于上世紀30年代的塞爾吉奧·布阿克（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吉爾貝托·弗雷爾（Gilberto Freyre）和卡約·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幾位曆史學家的肩膀之上。上述人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很關心該如何對巴西社會進行描述和分析，都很關心新老兩代人在辯證法領域的碰撞，都很關心該如何調解本國特質與在巴西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國際現實之間的沖突。
1973年，羅伯托·施瓦茲寫下了那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不合時宜的觀點》（Ideas Out of Place）。雖然出版社在英文版本中用了“Misplaced Ideas”這個标題，葡萄牙語版本卻有“被遺忘卻相當不适宜、不合乎需要、不正确的觀點”的意思。正是借助這種“不合乎需要”，羅伯托·施瓦茲吸引到了讀者的注意：在19世紀的歐洲，關于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自由主義思想處于支配地位，歐洲的意識形态和法律上層建築都是建立在以自由勞動為基礎的生産體系之上的。不過，巴西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在熱帶地區，自由主義隻是巴西社會中一種巴洛克式的裝飾，非自由勞動仍然普遍存在。
羅伯托·施瓦茲（Roberto Schwarz）
巴西的精英們隻是口中說着自由主義的一些詞彙，但事實上奴隸制1888年才被廢除，而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勞動或勞動中的強制現象甚至多年之後仍然存在。在歐洲，自由主義也許發揮了掩蓋罪惡黑作坊的存在的作用，不過自由主義至少很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現實——人作為個體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不過在巴西，人們卻認為自由主義是荒唐的想法，是以對自由主義的現實驗證或者說在自由主義問題上的言行一緻在巴西其實從未實作。
即便在當今的時代，觀念與現實不符的例子也有很多：“保守主義者”會鼓動對家庭等值得保護的事物進行破壞；“自由主義者”會去維護監督機構的自由；“極端個人主義者”在評判一個人時更多地看其族裔背景而不是那個人本身；而“左翼人士”如今更多地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階層。在我們周圍有很多“去适應”（deaptation）的現象，這是哲學家艾德裡安·強斯頓（Adrian Johnston）從模因論（memetics，一種用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解釋文化進化規律的新理論，指文化領域内人與人之間在思想觀念上互相模仿并将那些思想觀念散播開來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基因是通過遺傳而繁衍的，但模因卻通過模仿而傳播，是文化的基本機關——觀察者網注）中引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最初符合模因論的适應政策最後卻變得毫無用處甚至變得完全相反。如果說自由主義最初是為了适應資産階級（bourgeoisie）崛起及其地位的鞏固而産生的思想（都是以“自由”之名），那麼如今自由主義已處于一種“去适應”的過程當中，人們用它來守護階層秩序和自己的統治地位。
巴西知識分子已經在“去适應”這個問題上糾結了數十年，他們為此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觀點，通過分析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對現狀有更好的了解，可以厘清觀念與現實之間的錯位究竟來自何處。此外，正如魯伊茲·菲利普·德考克斯（Luiz Philipe de Caux）和菲利普·卡塔拉尼（Felipe Catalani）兩位學者所說：“在曆史上，從其他地方移植過來的思想觀念是被迫重新融入新的文化土壤的，而這種新的文化土壤卻并不像産生那些思想觀念的土壤那樣能夠很好地與之相适應。我們并不需要通過現象的反映才能意識到這種不适應的狀況，因為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經驗就足以讓我們意識到這一點”。的确，許多普通的巴西人已經意識到了那些“不合時宜的觀點”的虛僞性。在通過網際網路進行的全球化（或者說美國化）過程中，各種思想脫離了産生它們的土壤，脫離了它們賴以成立的決定性的現實物質環境。這種“不合時宜的觀點”遍布各個領域。在新冠疫情中經濟凋敝的歐洲，年輕人卻走上街頭反對“白人特權”，其實在歐洲國家裡白人是占絕對多數的，那些年輕人一定是把自己想象成了美國人。
至于巴西，人們曾一度認為在消除巴西社會的“核心-外圍”差異（也就是改變富裕的小島被貧窮的海洋包圍的狀況）之後，“未來之國”的前景就會變為現實，就能追趕上富裕的北方國家。不過，這個世界卻在向相反的方向變化。看起來那些富裕的北方國家反而正在“追趕”南方國家，它們正在複制南方國家的上述社會問題。這樣看來，巴西的确在扮演着某種“先驅”的角色了。
巴西哲學家保羅·阿蘭蒂斯（Paulo Arantes）進一步發展了“巴西化”這個命題，他于2004年發表了一篇名為《世界的巴西式斷裂》（The Brazilian Fracture of the World）的論文。保羅·阿蘭蒂斯在論文的開頭先是考察了來自北方國家的幾位思想家的觀點，這些思想家都曾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表示過不安。早在1995年，保守派戰略學者愛德華·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提到“美國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ization of America）。就在同一年，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在預測美國社會的未來時，認為美國社會将會分裂，将會出現非正式卻難以消除的階層隔閡：白人精英會統治由各個族裔組成的社會，而對于内部也存在分化的社會大衆來說，它們會願意看到寡頭的出現。邁克爾·林德在文中直接點到了巴西的名字。
一年之後，克裡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精英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Elites）一書中指出，統治階級的自我封閉和與社會大衆的脫離已經是社會現實。與此同時，曾擁護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政策的約翰·格雷（John Gray）認為西方将出現“拉美式的靠資本獲利的收租階層”，那些白人精英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上擷取大量利益，而中産階層會失去自己的地位，勞工階級則會再次被邊緣化，二戰後經濟強勁增長所引發的人們對未來的樂觀預期将會破滅。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泰爾斯（Manuel Castells）認為，許多人将會從分裂的社會中被完全排擠出去。新的現實已經浮現，隻有資産階級能夠繼續保有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會成為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階級。
“比利印度”（Belíndia）的出現
巴西這個國家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現代的國家。巴西最初是一片殖民地、一個開采資源的地方，它與崛起中的世界市場是連結在一起的。巴西也許是西半球最後一個廢除奴隸制的國家，但巴西的奴隸制是早期現代性的産物，巴西從未經曆過前現代化階段，也從未經曆過封建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巴西化”并不是一種向半封建關系的簡單回歸。
那麼該如何解釋巴西的非自由勞動、大農場主體系以及附着在這一體系上的文化和政治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現象呢？簡而言之，該如何解釋巴西内部所有“落後”的東西呢？在巴西，現代化使落後勢力獲得了喂養，并且反過來強化甚至使落後勢力實作了繁殖。在巴西的農村地區，靈活的勞動力和土地供給為農業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這反而遏制了農業技術的進步。随着上世紀30年代工業化的推進，大量貧窮的農民成為了城市中的廉價勞動力。
巴西曆史的獨特之處在于，從上世紀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民粹主義時期（the populist period），這個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序并沒有對推翻既有體制提出任何要求，這與一個世紀之前發生資産階級革命的歐洲是不同的。在巴西，農村有産階級在資本擴張的過程中反而繼續保有權力而且繼續從這種擴張中獲得利益。正如社會學家弗朗西斯科·德奧裡維拉（Francisco de Oliveira）在1972年發表的《二進制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ualist Reason）中所提到的：“巴西資本主義擴張是通過在舊的關系中引入新的關系、在新的關系中複制舊的關系來實作的”。熱圖利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總統推行的社團主義勞動法在政治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他所模仿的其實是墨索裡尼的政策，目的在于讓巴西城市中的勞動者的無産階級身份固定下來并為他們立下規矩。最關鍵的一點是，這樣做切斷了那些勞動者與農村之間的關系，巴西農村的貧窮和不自由就延續了下來。
在德奧裡維拉看來，舊的階級關系在巴西的新世界裡得以保留下來。以城市中新出現的窮人為例，他們可以造自己的房子，這樣這一階層代代延續下來的成本就會變得很低，雇主也無需給他們高工資來支付房租。可以說，巴西的貧民窟并不是舊時代的落後标志，而是新時代的産物。
纜車行駛在巴西裡約熱内盧阿萊芒貧民窟上空，圖檔來源：新華社
我們接下來可以看看市民生活中的個人服務行業在這種積累模式中是如何運作的。巴西的中上階層都有自己的保姆和司機，這種經濟關系隻有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領域（例如産業化的保潔服務和公共交通服務）獲得大量投資之後才能被取代。在這方面，巴西的中産階層比美國或歐洲的同一社會階層享有更高的生活水準。是以，這種在巴西的市民生活中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事實上削弱了統治者改善公共服務的政治動機。
全世界在這方面是不是也變得有些“巴西化”了呢？各種“私人服務業”正在擴張，專業人士和精英們是不是也開始雇傭私人瑜伽教練、私人廚師和私人保安了？美國舊金山的中上階層家庭正在複制貴族和莊園主的生活方式，随之出現了與之配套的服務經濟，不過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外包出去，數字平台可以在新的精英階層和私人“分包商”之間牽線搭橋。巴西的社會結構已經為我們展示了這個世界的未來。
德奧裡維拉2003年再次對巴西的社會狀況進行了分析，他把巴西比作一個“鴨嘴獸”：巴西是一個畸形的怪物，這個國家不是欠發達的（農村的“原始積累”已經被強大的農業産業部門取代），但這個國家并沒有完成現代化，也就是說，巴西還沒有讓社會大衆真正融入這個國家。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巴西出現這種狀況并不是必然的。在1964年政變爆發之前的階段，日漸壯大的勞工力量本可以為巴西社會帶來新的局面，本可以終結這種高強度的剝削狀況；而巴西的農業改革本可以解放後來在上世紀70年代湧入城市的農村“後備勞動力”并最終摧毀長期盤踞在農村的勢力。
這樣一個現代化程序需要資産階級與勞工們配合行動。然而，巴西的資産階級卻支援了右翼政變勢力。施瓦茲在對德奧裡維拉的“鴨嘴獸”觀點進行介紹時指出，具有強烈曆史諷刺意味的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總統（他在60年代曾是一個左翼社會學家）在90年代發現，巴西的資産階級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獲得發展。卡多佐總統指出，與當時占據優勢地位的左翼觀點不同，巴西的資産階級更希望巴西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小夥伴，而不希望看到自己在國内的主導地位未來受到其他更低階層的挑戰。也就是說，不讓巴西實作發展是這個國家的精英們自己的選擇。
德奧裡維拉指出，巴西“未來之國”的美好希望之是以一再破滅，原因就是“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雖然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出現了全世界最強勁的經濟增長……出現這種狀況的決定性因素在于巴西勞工階級的地位低而且巴西對外部過于依賴”。巴西自然條件優越、經濟增長迅速、文化也令人十分羨慕，巴西本可以是個烏托邦一樣的國家。然而現實情況卻是，用德考克斯和卡塔拉尼的話來說，巴西的本質就在于它的國家優勢無法化為現實。并不是落後讓巴西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巴西的命運就是無休止的挫敗和沮喪。
此外，巴西社會對窮人的無視并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個人為制造的二進制社會現象。在巴西，人們把這種狀況稱為“比利印度”，這是一個1974年由經濟學家埃德馬·裡斯本·巴沙（Edmar Lisboa Bacha）創造的詞：巴西是一個由如比利時般富裕的城市和如印度般貧窮的農村構成的國家，兩者在同一個國家裡共存。那些巴西的“比利時人”表面上生活在一個現代的、運轉良好的國家裡，但他們卻受到“外部”半封建的、落後的“印度”的拖累。德奧裡維拉指出，為了自己的發展，那些生活在“内部”的人很依賴對“外部”的剝削。不僅如此，巴西社會的這種二進制性也會對内部的“比利時人”造成影響，它把巴西的精英塑造成了一個腐敗、自私、社會地位代代相傳的群體，他們對外面的“印度人”過得如何是毫不關心的。
很不幸的是，“比利印度”現象在最近幾十年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普遍。我們可以看一看構成這個詞的兩個國家本身如今是什麼樣子：比利時也許依然富裕，但他們已經變得越來越官僚化、社會碎片化、階層流動固化；印度也許依然十分貧窮，但他們也有了自己的高科技産業而且保守民粹主義正籠罩着整個國家。類似的現象在意大利、美國和英國也存在，深度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僵化的政治和令人歎為觀止的民粹主義在這些國家都是顯而易見的。
僅一牆之隔的富人區和貧民區（視訊截圖）
我們該如何看待現代性
如果我們對阿蘭蒂斯的“巴西化”進行一番分析，會發現巴西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特征在當今這個處于後增長時代的新世界裡也是存在的。巴西人在應對他們的現代性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為适應靈活而非固定勞動合同而出現的社會關系、半合法的變通之舉、成色不足的資産階級）也出現在我們的周圍。
巴西，這個生來就進入現代社會的前殖民地，并不是一個從封建關系中走出來的社會，并不是一個通過革命切斷了與過去聯系進而宣布自己獲得新生的社會。相反，它隻是一個生産和配置設定的場所。
在上世紀40年代，偉大的巴西曆史學家小卡約·普拉多（Caio Prado Jr.）對當時巴西的殖民地社會形态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殖民體系的效率就在于生産活動的有組織性和高階社會關系發育的不成熟性兩者的結合，結果就造成殖民地隻有經濟，沒有文化。是以，由殖民主義所塑造的當代邊緣地帶内部是“缺乏道德性關聯的”，它缺乏那種能夠讓人類個體互相連結進而團結成一個社會的人際秩序，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無法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完整社會。當你感覺到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出現解體的某些迹象時，應該意識到這并非偶然。
在曆史上，由地主精英和奴隸構成的巴西社會中出現了自由民。從曆史角度來看，巴西“展現出重商主義先驅形象的類社會（quasi-society）”是在受到那些自由民的影響之後形成的。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巴西，當時社會上存在一種普遍的施舍行為，施瓦茲在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小說中就發現了這一點。在一個由奴隸主和奴隸構成的世界上，貧窮的自由民依靠有産階級的施舍和資助過活。與獲得權利的公民不同，自由民不得不為獲得有産階級的施舍而互相争搶。我們應該已經在一些國家看到巴西社會中資助行為和庇護主義的影子了。
我們的思想和體制都是遵守當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因而現實就是，這個社會并不是按照理性來獲得組織的，這個社會是按照那些有錢人肆意妄為的想法來運轉的。在這樣一個社會上，精英當然是受益者，那些“自由民”也是，因為他們能獲得精英的資助和庇護，他們并不是奴隸。這種資助和庇護關系受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遮蔽，其中的虛僞是系統性的：冠冕堂皇的自由主義思想讓那些善變和腐敗的行為都獲得了正當性。我們完全可以把上面的論述用在如今已經“巴西化”的美國身上，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資訊應該自由擴散”，但是在這種自由擴散違反“社會标準”或不符合寡頭利益時，就應該使其受到限制。
類似地，施瓦茲在談到巴西主體性中另一個核心因素時提到了“無賴辯證法”（dialectic of the malandro，一種對慵懶、輕微犯罪的生活保持寬容且具有反英雄主義傾向的生活态度——觀察者網注），這是施瓦茲在閱讀東尼奧·坎迪多的小說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在施瓦茲所閱讀的作品裡，“無賴辯證法”通過耍弄小聰明或某種實際的知識讓人們得以暫時擱置實實在在的曆史沖突——這實際上是一種逃避。這就牽涉到那種“非常具有巴西特色的生活态度了，也就是‘具有腐蝕性的寬容’，這種态度出現在殖民時代，而且一直延續到20世紀，它已經成為研究巴西文化的一條重要線索”。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經常受到贊美的那種巴西式的和稀泥心态，非黑即白是不存在的。這種生活态度也許不如北大西洋資本主義社會裡清教徒價值觀那麼體面，他們對事物有明确的态度，他們可以進行堅定的譴責。不過，在施瓦茲看來，也許隻有這種生活态度才能夠讓巴西順利地融入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在巴西面前展開的，是一個“沒有罪惡的世界”。
這種對沖突的弱化貫穿了整部巴西曆史。在巴西的曆史上，很少有什麼事情是最終能夠獲得真正解決的。巴西沒有經曆過資産階級大革命，也沒有跟自己的過去實作完全切割。在巴西，新事物戰勝舊事物的代價就是讓舊事物在新的體系裡繼續獲得容身之處。以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再民主化程序為例，新制定的憲法承諾給予那些被社會抛棄的群體更多權利，讓他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社會；可是同時，這部憲法也向那些世襲的精英們作出保證，他們可以繼續在新的秩序裡保有自己的地位，而且軍隊也沒有得到整頓，這樣做的後果如今已經顯現無遺。不确定性和優柔寡斷總是左右着國家的道路。在巴西，有這樣一句俗語：一切都在一頓披薩中無果而終（ it all ends in pizza；傳說巴西聖保羅Palmeiras足球隊的上司層内部曾發生嚴重争執，需要在14小時之内達成共識。在他們開會商讨時，有人買了啤酒和18個披薩。于是他們決定先飽餐一頓，可是聚餐結束後緊張關系大大緩解，他們不再認真商讨，而是随便妥協了事，這就是“一切都在一頓披薩中無果而終”的典故——觀察者網注）。
顯而易見，我們的後現代世界是一個“沒有罪惡的世界”，人們沒有道德感，沒有人會被定罪，也沒有人自責。對于新的全球精英階層來說，固定的規則并不存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讨價還價的。道德成了一種個人化的、主觀的東西，有道德的人有時候甚至會感到窘迫；那些精英們如今更喜歡宣揚空洞的企業倫理，而不是人的道德。道德水準不再是社會權威賴以立身的基礎。後現代精英們感覺不到自己身上有任何責任。他們内心裡沒有律法，是以他們也就沒有任何負罪感。
在新經濟時代裡，适應與調和是極為關鍵的。作為一個分包商（而不是雇員），你必須時刻想着該如何取悅你的客戶。在阿蘭蒂斯看來，如今社會對“職業精神”的定義不過是為了在這個不穩定的世界上生存而必須具備的一些品質。至于巴西的那些無賴或騙子們，他們并沒有什麼戒律可守，隻需懂得“盡力争搶”即可。至于一般意義上的投機主義（例如19世紀巴西的那些尋求施舍的自由民），如今它已經改頭換面，成為這個世界運轉的一種新的方式。
後現代早已存在
巴西的過去正在成為今天全球的現實。在烏爾裡希·貝克看來，“巴西化”意味着一個慘淡無光的未來，不僅是大量人口被社會抛棄的問題，也不僅是野蠻資本主義的問題，屆時國家将不再是暴力的壟斷者，幫派等各種強大的非國家行為體将會出現。不過貝克也在巴西人身上發現了一些積極正面的品質：他們靈活、寬容、對新環境的适應性很強，而且能夠很平靜地接受生活中種種沖突的存在。“我們為什麼能接受家庭形式的多樣化卻不能接受工作形式的多樣化呢？”貝克寫道。也許對很多巴西人來說，他們還沒有機會與第一次現代性（全職、終身制工作以及福特制等）相遇，就與開始迎接第二次現代性（彈性工作、後現代性）的到來了。
如果經典的、高度的現代性（modernity）是一個與安全、确定性和清晰明确的是非判斷相關聯的概念，那麼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就是由風險定義的，在這種現代性裡，知識和适應性是一切的核心。巴西的那些“無賴”們在這樣一個後現代的世界上是真正的專家，他們是先于時代而來的一群人。也許這可以為我們解釋為何波蘭理論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關于“液态現代性”、“液态愛情”的書在巴西如此暢銷，你甚至聖保羅街頭的報亭裡都能買到。
巴西這樣一個缺乏資産階級革命基礎（是以在曆史上缺乏法治精神、缺乏公民意識甚至缺乏負罪感）的國家，正在與後資産階級的21世紀資本主義迎面相撞。從這個角度來說，甚至美國或法國等經曆過極端資産階級革命的國家也在經曆巴西式的遲疑不決和屢次失敗。美國在面臨全球金融危機時采取了毫無意義的應對措施，美國隻是為銀行纾困，卻對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事實上相當于對危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歐洲的情況更為典型，歐元區所做的隻是不斷拖延時間，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把這種做法稱作“購買時間”。
對于目前這種新資本主義來說，雖然虛僞和腐敗已經是見怪不怪的正常現象，可巴西還是為其提供了很有用的把自己合理化的途徑。這種合法和非法模糊不清的狀況（巴西的窮人有這樣的問題，富人也是如此，比如他們會一邊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裡進行幹淨的操作，另一邊卻在國内借助世襲社會地位幹些肮髒的勾當）難道不是經濟金融化的灰色合法性的一種象征嗎？比如說，毒品貿易中産出的大量财富正在全世界最頂尖的幾家銀行的體系裡流轉。聽到這類新聞後，人們不過是聳聳肩膀，什麼也改變不了。這不就是巴西式的“具有腐蝕性的寬容”嗎？
沒有祖國的精英
世界的巴西化導緻不确定性和優柔寡斷的四處蔓延。正在走下坡路的新自由資本主義（neoliberal capitalism）無法找到度過危機的方案，而應對危機的人們力量太過分散，它們太憤世嫉俗，太不相信改變真地會發生。這就是馬克·費舍爾（Mark Fisher）的資本現實主義（capitalist realism）：他堅稱“沒有替代方案”，他無法想象替代方案的存在。問題不僅在于現實與理想不符，我們甚至完全不相信理想的存在。這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理想似乎已經與我們的腐敗現實渾然一體。如今理想已無處尋找。與巴西的情況類似，西方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在遭受“可期的未來一直無法到來”的挫敗感，挫敗感甚至已經成為西方社會肌體的一部分。
在巴西，從殖民主義、奴隸制和大農場主體制中獲利的統治階級同時也支援了1964年的政變，他們要防止勞工在社會上獲得自己的地位，是以也就消除了巴西獲得國家獨立的可能性。巴西的精英們更希望巴西對國際資本和美國形成依賴。結果，他們也就讓巴西失去了實作追趕式發展的最後機會。此後，雖然勞工黨在2000年和2010年執政時期曾進行兩次遲到且有限的試圖讓大衆融入社會發展的改革（這樣做創造了一個更大、更繁榮的國内市場，這對精英們來說其實尤為有利），那些精英們還是通過一種制度化的政變把勞工黨趕下了台。這種憲制領域的崩壞其實是由一系列事件構成的，盧拉雖然在2018年領跑大選民調，可他最終還是被捕入獄、被指控并在不公正的法庭上被匆忙判了刑。考慮到巴西優越的自然禀賦、受到廣泛喜愛的文化以及持續長達數十年高速的經濟增長，面對當今二進制的社會現實（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怪物般的鴨嘴獸），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巴西的精英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巴西的精英住在有私人保安且有産權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裡，他們不過是“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精英一個更加荒唐的版本。他們拒絕對社會承擔責任，彼得·蒂爾（Peter Thiel）提出的“海上飄浮城市”計劃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
待在住處的巴西甘蔗收成工，裡頭沒有飲用水、沒有床、沒有電燈、沒有廚具、沒有廁所，照片來自Flickr使用者Ricardo Funari
當巴西的統治階級為了保持自己在國内的主導地位而選擇放棄國家主權時候，我們在歐盟内部也發現了此類現象。歐盟這個地區集團其實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歐洲人建立歐盟的目的在于防止政治對市場規範造成幹擾。當歐洲的精英們決定讓自己的國家加入歐盟時，他們就出賣了國家主權以及相應對社會的政治責任。
意大利的精英們拼命要讓意大利留在歐元區，完全不顧及意大利的經濟狀況，也不顧及此舉對意大利未來的破壞性影響。正如巴西精英希望能永久生活在邁阿密（長期以來那座城市是拉美反動派的首都）一樣，歐洲和北美的全球化精英們也希望自己能逃離社會大衆，不願被他們“拖住後腿”。意大利精英希望自己是德國人，英國的留歐派也是如此，而美國的自由主義精英們希望自己是“歐洲人”，或者至少希望美國廣大内陸地區能徹底消失。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發現沒有任何國家（也許中國是個例外）處于統治地位的精英群體在緻力于實作任何形式的旨在讓社會大衆融入國家發展程序的“全國性規劃”。至于新自由主義精英，除了進行短期的危機處理和打造媒體眼中的政府，他們所做事情往往都帶有反民族色彩。正如在上世紀90年代以低價向投資者變賣寶貴國有資産的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總統所說：民族資産階級是靠不住的。
世界的巴西化
無論在哪個國家，現代化都意味着對農村的封建殘餘勢力進行清剿，推動城市化程序，通過正式就業讓社會大衆融入工業化社會。在這一過程中，财富會在社會上擴散，公民權利會獲得普及。至少無産階級會在城市中形成，他們會為了自己的權利而鬥争，從精英那裡獲得讓步，并是以讓那些精英受到限制。現代化并不能徹底消除社會地位的世襲，也無法打破庇護關系。政治會在意識形态架構内更加規範地運轉，國家和官僚體制都能夠從現代化程序中受益——至少在最發達的國家，情況的确是這樣的。
而現代化程序的反面（正式就業體制的解體、非穩定就業的增加）為“巴西化”現象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當“巴西化”出現時，社會不平等狀況日益嚴重，寡頭開始統治政府，财富和社會空間私有化，而且中産階層日益萎縮。這些現象在城市中是最為明顯的，市中心日益被有錢人占據，而那些被社會抛棄的人會向城市外圍轉移。
用政治學術語來說，“巴西化”意味着世襲主義、庇護主義和腐敗。我們不應把這些視為異常現象，當經濟增長的成果不能被大衆分享時，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政治現象，左翼社會主義力量也無法在其中發揮任何抵消作用。隻有産業勞工和社會主義者構成的政治力量能夠讓自由主義者保持誠實，能夠防止精英把國家作為工具從中牟取私利。
“精英的反抗”使得許多新自由主義國家被掏空。他們的身體從社會逃離，進入保衛嚴密的私人空間，他們在經濟上走進全球金融領域，在政治上作出反民主安排并把責任外包給别人。精英們對群眾關閉大門，對群眾的壓力無動于衷，他們對擁有資源和網絡能直接向政治施加影響的勢力卻敞開了大門。這一切的後果不僅僅是腐敗，國家也失去了執行長期發展政策的能力，國家甚至無力推動經濟增長、消除地區經濟差異。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現的國家機能失靈不過是最近最為人所矚目的一個例證。
巴西過去以不确定和優柔寡斷著稱的不光彩曆史以及二進制的社會結構導緻了巴西式憤世嫉俗思想的出現。而西方正在向巴西靠攏，不但經濟出現了停滞，而且群眾與政治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也出現了隔閡。統治階級在看待社會大衆時的心态變得越來越高高在上了。如果有誰敢反抗現有的秩序，精英階層就會給他們貼上種族主義、性别歧視或其他不堪的标簽。當他們喜歡的候選人沒有赢得足夠選票時，他們會制造出各種怪異的陰謀論，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俄羅斯操控美國大選的“俄羅斯門”。這種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崩塌綜合症”的現象在西方政界又會導緻更嚴重的憤世嫉俗思想。這是另一個巴西具有的特質：當一個國家裡制度信任度很低且實際存在大量陰謀的時候，陰謀論便會大行其道。
充滿隔閡的社會
人們将如何對“巴西化”作出回應呢？也許我們會看到各國向保護主義國家的轉型，對國家主權變得珍惜且更傾向于在國家與公民之間塑造一種慈父般的關系。很顯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把國家向這個方向推動，國家對公民提供抗疫支援、向他們提供直接的資金補貼，拜登總統上任後的第一個月做的就是這些事情。不過與此同時，國家的轉變也在其他領域發生。企業盈利能力的弱化看起來已經成為一個把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連結起來的重要因素，是以所導緻的現象被稱為“剝奪性積累”。甚至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這位研究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專家也發出暗示：我們也許正處在由資本主義向另一種主義轉變的過程中。
全球化程序在經濟關系和意識形态領域最精彩的部分已經結束了，不過社會分化和穩定就業機會減少的趨勢卻在快速發展着。毫無疑問，“反抗的精英”會得出情況将變得更糟的結論，并會努力在情況更糟所導緻的社會影響中尋求獲得庇護。不僅如此，在西方越來越嚴重的階層分化已經在社會中制造出了隔閡：新經濟赢家與其他人之間的隔閡以及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隔閡。這種隔閡的外在表現就是：對民粹主義的恐懼、對官僚無能的抱怨、政府缺乏上司力以及政策缺乏連續性，然而這些都是令經濟精英們最頭疼的事情，他們最好記住這一點。
關于新封建主義的辯論在這裡應該就會發生了，它有四個互相關聯的特征，而且與“巴西化”非常相似：主權分割、新的地主和農民、腹地化以及災難論。不過我在這裡提出的論點是，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并非曆史的回歸，這一切其實是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質特征的外在表現。把社會狀況惡化和資本對國家形成依賴這兩個趨勢的全球化視為一種向“封建主義”的回歸不僅是一種誤區，而且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展現。如果我們的确正在滑向就業社會和現代化的終點，那麼資本必然會變得對國家更加依賴，不僅是因為國家會提供監管、法律和基礎設施，還因為資本可以借此直接參與價值的攫取并使自己的利潤獲得保障。
這是一種穩定的做法嗎？自2013年以來，巴西一直陷在無休止的混亂之中，巴西人已經對“通過消費融入社會”感到厭倦了。很顯然，目前這種遊移不定的狀态不可能無限期持續下去。如同過去幾十年裡由個人債務驅動的消費一樣，向群眾派發金錢也許能為精英們赢得一些時間，可工資增長早已停滞了。後疫情時代不會好過，全世界最富裕強大的國家的巴西式的國家機能失靈狀況就擺在那裡，每個人都看得見。在“曆史的終結”即将終結的時刻，抗議、造反、暴動會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這一切也許預示着在更高層面一場暴亂即将發生。隻是對精英進行譴責是不夠的。廣泛行動起來扼住我們自己的命運，為我們的未來承擔起責任，這些都是必須做到的，這樣才能避免新一波社會騷亂“在一頓披薩中無果而終”。
【亞曆克斯·侯楚力（Alex Hochuli）是來自巴西聖保羅的自由作家、研究顧問，2021年發表新書《曆史的終結之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本文首發于2021年夏季刊第五卷第二冊《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翻譯/ 觀察者網 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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