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你一直鼓吹白話文，但我覺得你不是真心實意的”，黃侃和胡适一見面，就開始發難。胡适問他為什麼，黃侃故作正經地說：“你名字就不對啊。你不應該叫‘胡适’，而應該叫‘到哪裡去’”。文言文的“胡适”，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到哪裡去”。黃侃說完之後，很是得意，仰天大笑。
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黃侃是國學大師，文化功底深厚，偏偏是個守舊派，極力反對新文化。而胡适最早倡導新文化運動，是以很受黃侃反感、排擠，經常對他出言不遜。
黃侃比胡适大5歲，學識也确實淵博。胡适天性儒雅，心中雖然不滿，但也沒有還以不敬，一笑了之。沒想到，黃侃認為胡适理虧，不斷挑釁。
在一次課堂上，黃侃贊美文言文的簡潔，舉例說：“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家人給他發電報，電文肯定很啰嗦。用文言文的話，隻用‘妻喪速歸’四個字就行了，可以省不少電報費”。
胡适知道這件事後，決心不再退讓。他在課堂上宣講白話文的好處，針鋒相對地說：“誰說文言文就能省錢？前幾天，行政院一位朋友給我寫信，邀請我去行政院任職，我不願意從政，就拍電報拒絕了。我的電報就是白話文寫的，同學們不妨試試，看是你們的文言電文省錢，還是我的白話電文省錢”。
贊成文言文的同學不服氣，紛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最後從裡面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原文是這樣的：“才疏學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胡适笑了笑，說：“總共12個字，但我的白話文複電隻有5個字：‘幹不了，謝謝’”。教室裡頓時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這次之後，擁護白話文的青年同學越來越多了。
文言文除了文绉绉，不好懂，還有個難題，就是沒有标點。一篇文章下來，密密麻麻，沒經過專門訓練的人，都不知道怎麼讀。
張德彜清末同文館第一批英文班的學生，1868年，随清政府通路團出訪歐洲，做随團翻譯。期間，他寫了一本書《歐美環遊記》，介紹了西式标點符号。
有趣的是，張德彜本意并不是想把标點符号引入中國，而是對西方使用标點的做法不屑一顧。他覺得西方行文使用标點，純屬多此一舉，毫無必要，字裡行間滿是諷刺。
标點符号從引進到使用，中間也經曆了很多波折。1916年，胡适發表《論句讀及文字元号》，成為倡導新式标點的奠基之作。191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胡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次運用了新式标點符号。
文學大家林琴南也是個複古派，反對新式标點。他博學多才，曾經用文言文翻譯過150多部外國小說，很了不起。林琴南在翻譯的時候，非常頑固，堅決不肯使用标點。
西方文學是有标點的，這讓林琴南也感到頭痛。比如，碰到原文中有省略号，他翻譯之後，不得不加上四個字“此語未完”。問題是，這個注解，他又不肯加上括号。讀者閱讀時，看到“此語未完”就會莫名其妙：這沒寫完算怎麼回事啊？
其實，新文化運動并不限于文化改革，而是思想的一次空前解放。雖然曲折很多，終究還是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