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峨（1904年—1931年）是我黨我軍早期一位軍政兼優、骁勇善戰、愛兵知兵、戰功卓著的傑出将領，也是在井岡山革命鬥争時期英勇犧牲、英年早逝的名将之一。在其短暫而又壯烈的革命生涯中，在那些血與火交織的峥嵘歲月中，他以金子般的赤子初心為“大衆之生息”而戰鬥，始終不渝地擁護、追随、支援毛澤東，不僅深受毛澤東的信賴、賞識和倚重，而且得到了毛澤東的引領、栽培和贊譽，更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為我們留下了一段至真至誠、可歌可泣、可親可敬的曆史佳話。
一、曾士峨是毛澤東早期軍事生涯中最堅定的追随者
1927年秋收起義是毛澤東親自上司的工農武裝起義，标志着毛澤東軍事生涯的開端。從秋收起義的失敗困境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成功開辟，這可以說是毛澤東早期軍事生涯中獨具匠心、富有傳奇的一個妙筆，充分展現了毛澤東深邃的戰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帶着滿身書卷氣、第一次執掌帥印的青年毛澤東之是以能把起義軍餘部帶上井岡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軍中一大批青年才俊的擁護和支援。其中，同為湖南老鄉的曾士峨就是最堅定的追随者之一。
曾士峨畢業于黃埔軍校長沙三分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過北伐戰争，曾在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部警衛團任連長，1927年9月随警衛團參加秋收起義并擔任營參謀長。在起義軍接連遭受重大挫折後，面對革命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負傷的曾士峨與宛希先、張子清、伍中豪、羅榮桓等一批懷有滿腔熱血的青年軍官在第一時間站出來，公開表态堅決支援和跟随毛澤東，進而幫助毛澤東穩定了這支隊伍。随後毛澤東親自上司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可以說是在緊要關頭挽救了起義部隊，也為建立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曾士峨是“三灣改編”的重要見證者、參與者、支援者，其中有兩件大事與他直接相關。
其一，部隊縮編整頓。毛澤東把原來的一個師縮編成一個團，下轄七個連，其中把最精銳的力量組成特務連，顧名思義，特務連就是在行軍作戰中執行特殊任務的連隊，其主要任務包括探敵情、當尖刀、擔任警衛等，連隊成員從士兵到軍官，不僅軍事素質過硬，具有以一當十的戰鬥力，而且政治上靠得住，具有堅定的革命意志。毛澤東慧眼識珠，從近千人的隊伍裡選中了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擔任連長。
其二，支部建在連上。為了有效實作黨對軍隊的絕對上司，毛澤東總結經驗教訓，把黨組織設定從原來的團級下沉到連隊，首創“支部建在連上”的建軍之法，在連隊設立黨代表，擔任黨組織書記，專做思想政治工作。擔任首批連黨代表的有後來成為“開國元帥”的羅榮桓。三灣改編20多天後的一個晚上，毛澤東親自主持特務連第一批8名士兵黨員的入黨儀式，向大家講解了黨的任務和入黨的意義，并帶領大家面向黨旗宣誓。會後連隊三名支委即黨代表羅榮桓、連長曾士峨、副連長張宗遜懷着激動的心情，擠在同一條紅毛毯裡召開了一個“被窩支委會”，随後黨支部帶領連隊官兵堅定不移跟随毛澤東走上了井岡山。
從永新三灣到井岡山，一路上并不順利，途中起義部隊再次遭到敵人突然襲擊，隻好分散撤退。曾士峨和羅榮桓率領特務連的兩個排掩護毛澤東一起轉移，到達遂川黃坳後，一面停下來休息，一面收集失散人員，并擔任一營的集結任務。當時，毛澤東身邊随行的士兵隻剩下三、四十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饑腸辘辘，由于撤退時跑丢了炊事擔子無法埋鍋做飯，大家隻好到附近群衆家裡買來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也和大家一樣用手抓着吃。對此，羅榮桓晚年在一篇題為《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的回憶文章中詳細記錄了這樣一個清晰的場景：“等大家吃飽了，毛澤東同志站起來，朝中間空地邁了幾步，雙足并攏，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密碼！’他的堅強、鎮定的精神，立刻強有力地感染了戰士們。他們一個個都擡起頭來，鼓起戰鬥的勇氣，充滿信心，提着槍就站起隊來，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軀看齊。”文中所提到的“曾連長”正是曾士峨，這位高大威猛的特務連長積極響應毛澤東的号令，整整衣帽第一個站了起來，大步跨前，迅速集合隊伍，與後來趕來的一營彙合，緊跟着毛澤東向井岡山進發。
特别一提的是，當隊伍到達井岡山腳下的荊竹山雷打石時，毛澤東在曾士峨所帶領的特務連作了一次重要講話，首次宣布了三項行軍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要歸公；第三，不亂拿農民一個蕃薯。”他還特别強調：“我們是共産黨上司的軍隊，隻有嚴格遵守這三項紀律，我們才能搞好同山上群衆和王佐部隊的關系。”這就是後來人民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源頭。
曾士峨烈士陳列館。
二、曾士峨是毛澤東初上井岡山最信賴的忠誠衛士長
在革命戰争年代，部隊上司機關及最高指揮員的警衛工作至關重要。從三灣改編到初上井岡山，工農革命軍所面臨的形勢是非常嚴峻的，隊伍内部情況複雜多變，外部環境也十分險惡，各種敵情險情随時都有可能發生，時任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的警衛工作，光榮地落在了曾士峨和特務連的身上，這既是專門成立特務連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基于對特務連軍事戰鬥力和政治忠誠度的考慮。從相關的史料來看，在當時的起義軍隊伍中，特務連的連長曾士峨和黨代表羅榮桓無疑是毛澤東相識較早、交往最多、最為信賴的人，是以毛澤東才放心大膽地把自身的安全保衛工作交由特務連來承擔。
從1927年9月底三灣改編到紮根井岡山開創革命根據地再到1928年4月“朱毛會師”，期間無論行軍打仗還是安營紮寨，毛澤東基本上都是和曾士峨的特務連在一起，尤其是初上井岡山，毛澤東的駐地就是曾士峨的特務連紮營的地方，其中曾士峨親身經曆的四件事情是值得紀念的。
其一，派兵護送毛澤東上井岡山。從永新三灣出發，經古城、甯崗、茅坪，再上井崗，在長達20多天的行軍途中，曾士峨、羅榮桓指令副連長張宗遜帶領一個排的戰士，專門擔任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工作，根據張宗遜晚年的回憶，一路上他與毛澤東朝夕相處、形影相随，晚上宿營時也是同住一個房間，毛澤東睡在鋪闆上，他打地鋪睡在跟前，徹夜守候、随時待命，多次護衛毛澤東從槍林彈雨中突圍，最終安全到達井岡山。張宗遜是以被譽為毛澤東的“首任衛士長”，後來毛澤東本人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十年前你護送我上井岡山，現在又護送我去延安，這是緣分”。
其二，陪同毛澤東首次會見袁文才。1927年10月6日，古城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來到位于井岡山腳下甯岡大倉村的林風和家中，與當地農民武裝首領袁文才進行首次會見。面對袁文才出于戒備而設下的“鴻門宴”，為了取得他的信任和支援，毛澤東既沒有帶警衛部隊，也沒有随身攜帶武器，陪同毛澤東赴約的隻有赤手空拳的六人，其中就包括曾士峨。毛澤東在會談中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用自己的真情真意、大智大勇打動并征服了袁文才，把“鴻門宴”變成了“同心宴”，進而為工農革命軍成功走上井岡山打開了大門。
其三，支援毛澤東與陳浩等人的叛變行為進行堅決鬥争。上井岡山後，受毛澤東的委派，曾士峨率特務連随一營出兵湘東，并于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工農革命軍在茶陵建立了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時任團長陳浩等四人進城後腐化堕落，并企圖暗地拉走部隊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在毛澤東的正确上司下，曾士峨和宛希先、張子清、羅榮桓等人，對這一叛變行為進行了堅決鬥争，在危急關頭，曾士峨帶領特務連解救了被扣押的宛希先、張子清等人，并親手抓捕了陳浩等四名叛徒，協助毛澤東把處在險境的隊伍安全地帶回了井岡山。
其四，率部擔任龍江書院朱毛會晤的保衛工作。1928年4月25日，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和南昌起義餘部到達井岡山下砻市，4月28日擔任掩護任務的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隊伍也回到了砻市，實作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井岡山勝利會師”，毛澤東和朱德在龍江書院進行了第一次會晤，商讨了會師後軍隊建設的有關問題，決定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并決定于5月4日召開軍民慶祝大會。根據毛澤東的訓示，曾士峨率部擔任了整個會場的保衛工作。
三、曾士峨是毛澤東十分倚重并高度贊譽的軍中骁将
到達井岡山後，在毛澤東的親自栽培和悉心教導下，曾士峨在實戰中迅速成長起來。從1927年到1931年，他率部轉戰井岡山、贛南和閩西等地區，先後曆經大戰、惡戰、苦戰數十次，多次負傷，立下了赫赫戰功，屢獲提拔，從連長、營長、支隊長升至縱隊司令員、師長和軍參謀長，尤其是當年在紅四軍，每當軍長林彪有事外出時，都是由曾士峨代理軍長職務。他愛兵知兵，善于帶兵，能夠與戰士同甘共苦，在戰鬥中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在戰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自身軍政兼優，才華出衆，對上級戰略意圖領會透徹，具有很高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團結協作能力，他帶出來的紅四軍二縱及以後的11師，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軍事過硬、勇猛頑強，創造了一系列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經典戰例，是當時紅軍中最能打硬仗的勁旅之一，被稱為“鋼軍”，也是毛澤東最放心、最為倚重、最喜歡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隊。對曾士峨這位有血性、有肝膽、有頭腦的青年将才，毛澤東始終充分信任、厚愛有加，多次為他創造的經典戰例和突出業績給予點贊。
其一，黃洋界保衛戰的具體指揮員之一。1928年8月30日，乘毛澤東和朱德分别率領的紅軍大部隊前往湘南未歸、根據地後方兵力空虛之際，湘贛兩省的國民黨敵軍以一個師的兵力大舉進攻井岡山五大哨口之一——黃洋界，當時駐守黃洋界的隻有紅31團的兩個連隊，其中包括曾士峨的三連，敵我力量對比非常懸殊。危急關頭，正在養傷的三連連長曾士峨強忍着傷口疼痛，快速趕到黃洋界觀察地形，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裝上司人一起，組織紅軍和群衆加修工事、堅壁清野。在31團黨代表何挺穎、團長朱雲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參加并具體指揮了黃洋界保衛戰，最終以不足一營的兵力，擊潰了敵軍一個師的進攻，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重大勝利。這是紅軍在井岡山時期創造的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之一，成功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井岡山的第二次“圍剿”，切實保衛了革命根據地的安全。毛澤東在率領紅四軍主力會師井岡山的途中獲悉勝利戰報後，極為興奮，詩興大發，寫下了著名的史詩《西江月·井岡山》：“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衆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其中最後兩句廣為流傳，幾乎是家喻戶曉，人們正是通過這兩句詩，記住了曆史上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這次戰役的具體指揮員之一就是曾士峨。
其二，第一次“反圍剿”的紅軍主要戰将之一。1930年12月，蔣介石糾集湘鄂贛三省敵軍10萬兵力，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企圖一舉消滅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親自指揮下，紅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先在龍岡一舉全殲張輝瓒兩個旅和師部共九千餘人，并活捉敵軍前線總指揮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瓒，後又在東韶殲滅譚道源師一半，俘敵三千餘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戰争的完全勝利，頗有戲劇性的是，這兩位敵軍師長都是當時的國民黨湘籍名将，而且還是毛澤東的老熟人。此戰在國民黨内部産生了很大的震動，毛澤東本人也引以為自豪，為此還專門寫了一首大氣磅礴的詩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頭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瓒。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其中的名句“前頭捉了張輝瓒”，後來在史學界還引發了一場關于“到底是誰捉了張輝瓒”的争論。從相關史料來看，可以肯定的是，時任十一師師長曾士峨和師政委羅瑞卿一道，率領當時紅四軍的主力部隊紅十一師全程參加了第一次“反圍剿戰争”，并且在“龍岡大捷”和“東韶追擊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三，“古田會議”精神的忠實踐行者之一。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會議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上司的原則，确立了人民建設的基本原則，是我黨我軍建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并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據200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古田會議人物志》記載，羅榮桓作為前敵委員會委員之一、曾士峨作為第三縱隊代表之一均參加了古田會議。1930年1月初，毛澤東根據政治建軍的原則，對第二縱隊的上司機構進行了改組，調任曾士峨、羅榮桓到第二縱隊分别擔任司令員、政委，這是兩人自三灣改編以來的第二次合作共事。第二縱隊的老底子——軍部特務營最早是由國民黨起義部隊改編而成，舊軍隊的思想作風比較濃厚，重軍事、輕政工的現象普遍存在。曾士峨和羅榮桓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狠抓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堅決貫徹古田會議精神，充分發揮連隊黨支部的作用，逐條對照古田會議決議，組織黨員和普通士兵進行檢查、讨論、整改，同時下大力氣加強軍事訓練、嚴明軍紀軍令，使整個部隊的面貌在短短四、五個月内就煥然一新，成為一支士氣高昂、戰鬥力強悍的主力部隊，進而得到了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的高度贊揚，1930年5月紅四軍前委在中央的報告中對此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二縱隊過去軍事政治都無中心，是以戰鬥力差于一、三縱隊。最近上級幹部已另換人，二縱隊又複興起來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曾士峨和羅榮桓率領的二縱隊，是我軍曆史上最早全面、成功貫徹古田會議精神的一塊“實驗田”。古田會議剛結束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就調集閩粵贛三省14個團的兵力，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毛澤東和朱德分路率領紅四軍由閩西轉進贛南，用“圍魏救趙”之計，不僅一舉打破了敵軍合圍紅四軍的圖謀，而且通過開展遊擊戰争成功地建立了贛南根據地，為此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一首著名的戰地詩詞《如夢令·元旦》：甯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正是曾士峨的紅四軍二縱隊，無怪乎後來有人評價說：“紅四軍二縱隊及後來的十一師是毛澤東最為倚重、最喜歡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隊”。
四、曾士峨是毛澤東訓示紅軍總部通令學習的第一人
1931年9月8日，正值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戰争進入尾聲之際，紅軍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向國民黨敵軍發起攻擊，這也是整個第三次反“圍剿”中最慘烈的一場對峙戰。敵軍主力是以兩廣籍士兵為主、武器裝備精良、作戰強悍兇狠、素有“狼兵”和“鐵軍”之稱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兩個師，指揮官是後來被譽為“抗日名将”的蔡廷锴和戴戟。戰鬥異常激烈，一度打成了膠着狀态，曾士峨率領紅四軍第十一師英勇奮戰，以血肉之軀和劣勢武器與強勁之敵展開拼殺和搏鬥，他多次鼓舞将士：“我們是工農紅軍，是鋼鑄的，是鋼軍。一定要把‘鐵軍’吃掉!”。在最危急的關頭，為了保衛紅四軍軍指揮所的安全，曾士峨組織全師以黨團員和排以上幹部為骨幹的敢死隊，親自率隊向敵軍沖鋒，終于打退了敵人，但他卻不幸被敵人的沖鋒槍射中胸部，壯烈犧牲，年僅27歲。此戰斃傷敵2000餘人，令國民黨軍心驚膽寒，蔡廷锴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見此情景，危殆萬分，憤欲自殺以殉”，事後“三天内，日夜不能合眼……”。同時，此戰也是紅軍自成立以來損失最大的一場戰鬥，傷亡2200餘人，次日，林彪、羅榮桓在緻朱德、毛澤東的報告中專門提到：“此次戰役損失較大……十一師師長曾士峨陣亡。”
曾士峨犧牲的消息在紅軍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許多戰士都放聲大哭自己的師長，當地鄉親們選出最好的棺木予以安葬。聞此噩耗，他的老戰友、老搭檔、時任紅四軍政委羅榮桓萬分悲痛，不顧自己腳上化膿、行動不便，忍痛奔赴前線，于9月15日與林彪指揮紅四軍及友鄰部隊，在興國縣的方石嶺地區展開對國民黨軍的追擊戰，圍殲敵軍一個師和一個多團，俘敵5000餘人，進而勝利地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戰後，羅榮桓動情地說：“紅十一師是由第二縱隊發展起來的……師長犧牲了，我指揮部隊向敵人讨還一點血債……”。
對曾士峨的犧牲，最傷心、最悲痛的人莫過于毛澤東。他嚴厲批評林彪：“你打紅了眼哪？！以後仗有的是打，哪能同意讓進階幹部去拼殺，幹部拼光了，革命還怎麼搞咧？”他沉痛地說："曾士峨的犧牲是英勇的，是重于泰山。他是在最關鍵的時刻犧牲的。他親自帶部隊沖鋒，改變了戰況。"朱德也很悲傷，動情地說：“曾士峨的政治軍事都不錯，指揮作戰有膽有識”。在随後舉行的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祝捷大會上，毛澤東在主席台上首先站起來，提議全體起立，為紅十一師師長曾士峨烈士默哀。根據毛澤東的訓示，紅軍總政治部專門發出通令，表彰曾士峨"革命立場堅定，作戰勇敢，不怕犧牲"，并号召紅軍指戰員向曾士峨學習。在我軍曆史上，由總政治部通令全軍向個人學習，曾士峨是第一人。
新中國成立後，曾士峨的兄長曾叔彬托人寫信給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詢問曾士峨的下落，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幹部管理部于1950年11月21日給曾叔彬回信∶“曾士峨同志為我黨我軍中之優秀幹部，為革命犧牲，實屬重大損失。”同時，向曾士峨的家屬頒發了烈士證書，并給予最高撫恤金500萬元（相當于500元）。
對于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紅軍骁将，他的老戰友們一直沒有忘懷。時任紅十一師政委、後來的“開國大将”羅瑞卿在1977年8月曾說過：“曾士峨同志是位好同志，他很有能力，在戰鬥中很勇敢，教育程度也很高，他負過好幾次傷，是在打高興圩時犧牲的，當時還立了很大的戰功，是位英雄式人物。”當時負責油印紅軍總政部那份通令的紅四軍軍委青年委員、後來的“開國上将”肖華在1983年7月9日曾說過：“曾士峨犧牲，當時在紅軍中震動很大。1931年紅軍總政治部曾發出通告，号召全軍‘向曾士峨同志學習’，如果曾士峨在的話，應是個元帥。”時任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處處長、後來的“開國中将”郭化若在1987年6月曾親筆寫下一段話，稱曾士峨為“時任紅四軍（紅軍的主力和核心）主力師長參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上司指揮有方，戰功顯赫，紅四軍中最優秀師長”。
（作者系湖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在站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