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徐蕭
孫犁是我國當代著名文學大家，“荷花澱派”代表人物。他的文學創作橫跨其一生，創作成就斐然。日前，其《書衣文錄全編》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孫犁一生嗜書、惜書，曾言“我之于書，愛護備至：污者淨之，折者平之，閱前沐手，閱後安置，溫公惜書，不過如斯。”他從小就養成了給書包書皮的習慣，稱之為“書衣”，以防止污染、破損。即使讀過幾遍，書籍還能完好如新。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孫犁身體被“解放”，但創作發表作品還被限制。他便在家裡整理抄家後被發還的舊書。他到處收集廢舊的牛皮紙，如向報社同僚索取：“再向馬英索攝影封套六枚，用以裹書”；久而久之，大家都知他的嗜好，“過去投入紙簍者，今皆塞我抽屜”，幹脆塞到他辦公室的抽屜裡；甚至“适市委宣傳部春節慰問病号，攜水果一包”，他立馬把水果倒出來，裁紙包書，他自己也覺得“包書成癖，此魔怔也”。
在這段時期，包裝舊書，孫犁說完全是“消磨時日，排遣積郁”。是以在翻檢、修整這些書籍時，常常随翻随讀随想，并随手把所思所感記在書衣上，這就是“書衣文錄”。
“書衣文錄”的寫作，孫犁最初并未想到公開發表，也不想把它藏之名山，隻是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廣開，大江之外，不棄涓細”。在報刊編輯紛紛向他約稿時，他才“略加整理，以書為目，彙集發表”。
據孫犁研究專家、天津孫犁研究會原秘書長劉宗武研究，現在收集到的“書衣文錄”，最早的寫于1956年、1965年，寥寥幾則。大量的是寫于1972年到1976年，迄于1995年再次患病。其中1975年寫的最多，有一百多則。
1980年代以後，“書衣文錄”從内容到形式，已經遠超出“消磨時日，排遣積郁”的範疇，發展出讀書、論世、抒發心靈感悟的一種文體。
綜而觀之，孫犁的“書衣文錄”一反傳統藏書題跋的寫法，内容生動活潑，既有孫犁對所藏圖書之内容和版本等的評價，也有随手記錄下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其寫作形式亦不落窠臼，篇幅可長可短，既有書話，又有随感，也可視為日記；其行文樸實無華，平和淡然，不見鋒芒，寥寥數語卻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也多少流露出一代文學大師在特殊年代和特殊境遇下的些許惆怅與無奈，是以也是孫犁個人内心世界的真實獨白。
比如當他身處非常時期，隻能作“寒樹之鳴蟬，秋草之蟲吟”時，在《西遊記》書皮上，寫下版本、來曆之後，又寫了一段“書箴”：淡泊晚年，無競無争。抱殘守缺，以安以甯。我之于書，愛護備至：污者淨之，折者平之，閱前沐手，閱後安置，溫公惜書，不過如斯。勿作書蠹，勿為書癡。勿拘泥之，勿盡信之。世道多變，有陰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風。物有聚散，時損時增。不以為累，是高水準。短短九十六個字，既道出愛書之心，也有沐風栉雨後的通透。
1974年5月1日于《爾雅義疏》寫道：“此破書購自鬼市，早想扔掉，而竟随書物往返。琳琅者損失，無用者存留。不得已，于此假日，為之整裝，順事物自然法則也。”想留的留不下，想扔的又回來，孫犁以為世情如此，順其自然。
當然也有新發現。《日知錄》被孫犁閑置許多，在1981年9月19日整理時寫道：“今日忽起意包裹此書，以息腦力。偶閱一二則，則其立論切實精當，多有與今日情景相合者，大儒之論，名不虛傳矣。”
除了與讀書相關的内容，書衣文錄記有不少家國感慨、生活瑣事，展示孫犁晚年的生活狀态和心路曆程。有時代大背景下的感慨，如1977年2月14日在《曹子建集》一書上寫道：“又值歲暮。回憶一年之内，個人國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雖易堂名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與否。然仍應克勵自重，戒輕易浮動，安靜讀書，不以往事自傷，不以現景自廢。”有對家人的愧疚，1995年2月在《吾學錄初編》寫下：“吾出征八載，歸而葬父；養病青島，老母去世未歸；‘文化大革命’時，葬妻未送。于禮均為不周，遺恨終身也。”讀來令人感喟。
1967年1月11日在《司馬溫公尺牍》上，孫犁記下來了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世界輿論：五洲一盞燈滅了。謂周逝世。強忍熱淚聽廣播。南通社稱：中國無周，不可想象，然已成鐵的事實。另一外人斷言：無人能夠代替他。另一外人評述：失去他，世界就和他在時不一樣了。共同社稱：北京市民靜靜地克制悲痛的心情，排隊購買訃告。又13日，他在《畫禅室随筆》一書上寫道：今晚至鄰居看電視：向總理遺體告别。餘多年不看電影，今晚所見，老一代發皆霜白，不勝悲感……孫犁向無日記，這類書衣文在事實上構成了孫犁的日記，其中透露的真實，為我們看待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了難得的“幽深”視角。
作為孫犁“獨創”的一種寫作形式，“書衣文錄”在孫犁作品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曆來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廣大讀者的重視和喜愛，是孫犁作品中最能展示其學識修養、思想軌迹和生活狀态的部分之一。
“‘文錄’的寫作體式及作為承載物的書衣，是孫犁在荊天棘地中為自己開辟的一條可緻幽遠、休養生息的小徑，也是為自己打造的一葉頂風破浪的扁舟，還是他在濁世中獨創的飽蘊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孫犁研究專家、陝西師範大學教授顔慶生曾這樣評價道。
自1998年《書衣文錄》（劉宗武編選，山東畫報出版社）單行本出版以來，讀者讀到了完全有别于國文課本中的孫犁形象，為其真誠、鮮活、有趣所感，直言“宛如一幅盛日裡展開的荷花圖”，甚或有人認為可以視之為“一本微網誌集”。正如作家張宗子所言，“書衣文錄”動人處，不在評論所讀的書，而在所記一個愛書人的生活。一些小細節、小故事、小議論、小感慨，感時論事，勝過許多堂皇的文章。
2013年是孫犁誕辰一百周年，百花文藝出版社重新編纂出版了《孫犁文集》（補訂版），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孫犁散佚作品征集工作。其間，在孫犁家人處發現了三百餘篇“書衣文錄”手稿，時間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百花文藝出版社對這些珍貴的手稿予以整理，于2015年編輯出版了《書衣文錄（手迹）》，在當時的出版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當時由于種種原因，還有一些孫犁的藏書櫃未能打開，在這些未能打開的藏書櫃中或許還有“書衣文錄”手稿，這成為當年參與搜集整理“書衣文錄”手稿編輯心中的一大憾事。2019年，在孫犁家人的大力支援下，出版社對孫犁的藏書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做到了不遺漏一本，又從中發現了大量的未曾面世的“書衣文錄”手稿。這些新發現的“書衣文錄”手稿加上此前發現的那三百餘篇，以及近些年來學術界陸續發現的“書衣文錄”，出版社看到了出版“全編”的時機已然成熟。
據介紹，為友善讀者閱讀，此次編輯出版的《書衣文錄全編》，以手稿影印的形式呈現并配以釋文，還增加了附錄。附錄囊括了未有手稿的“書衣文錄”以及甲戌理書記、理書續記、理書三記、理書四記、耕堂題跋。在編輯過程中，盡量按“書衣文錄”原本題寫年月為序，涉及套系書的，據首卷（冊）題寫時間入目編次。此外，釋文盡量依據手稿原貌，未按現行出版标準統一、規範。
（本文參考了劉宗武《愛書的孫犁和他的“書衣文錄”》、阿滢《孫犁和他的<書衣文錄>》）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