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舊情——謹以此文紀念孫犁先生逝世20周年

舒群印象

舒群晚年與《天津日報》文藝副刊交往，是由孫犁引薦的，他們曾是延安魯藝時期的老同僚，有着三十幾年的舊誼。1981年4月，孫犁讀到了當期《人民文學》上刊發的舒群的小說《少年chén女》，當即寫下了《讀作品記（五）》。這篇兼有懷念性質的評論文字，既有感情，又解讀深刻，是真正讀過作品之後引發的感想。孫犁還特别提到當年在教學上他與舒群之間曾有過的一次分歧和在生活上舒群給予他的關照。

孫犁在《天津日報》的情況，舒群是了解的，他知道孫犁一直在主持、關心着“文藝周刊”這塊文學版面。“文革”結束後，1979年1月，“文藝周刊”重新複刊，立即着手集結新老作家隊伍，而自上世紀80年代初，舒群也逐漸恢複了寫作，見到老友的評介文章，他自然高興，是以當我們憑借孫犁的關照向他約稿時，舒群很認真地接受了這種聯誼，稿件的事總是很爽快地應允。

第一次去北京拜訪舒群，我是和李牧歌一起去的。李牧歌時任“文藝周刊”主編。北京的春天，遍地芳馨。初次見面，我們之間竟沒有任何陌生感，倒像相識已久的老朋友。舒群先是問候了孫犁的近況，然後說起自己的創作，熱情之中帶着真誠。我們如願拿到舒群的小說稿後，第一時間就去告知孫犁。在家中，孫犁翻動着我們帶去的舒群作品的稿紙，贊賞地說：看看這稿子的字迹，寫得多麼工整啊。我們也都感到驚奇，這篇小說稿是抄寫在方格紙上，一筆一畫，就如同國小生寫作文，幹淨整潔，很是少見。

1983年9月15日，《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發表了舒群的小說《無神者的祈禱》，也即被孫犁稱贊抄寫工整的那篇小說。這篇小說對社會上及文藝界的一些惡俗進行了鞭撻，有些尖銳。小說發表後，在社會上還引發了一些議論。有一天李牧歌對我說：市委宣傳部叫我們去一趟，說是關于舒群小說的事。那天下午，我們來到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見到了當時的文藝處處長，他先讓我們介紹一下約稿情況，又聽了對小說的看法，然後才講了請我們來溝通的原因。談話時間不長，彼此都很客觀地陳述了對作品的意見，此事到此為止，過後并未形成什麼文字材料。李牧歌主要講到這篇小說的立意、主旨、内涵，她認為都是不錯的，小說的犀利恰恰說明作品的深度。

這年深秋，我們想為“文藝周刊”約一篇紀念毛澤東的稿子，又一次來到舒群家。我們說明來意後，舒群凝神想了想，然後對我們說：這樣吧，我帶你們去找黃樹則，他是毛澤東曾經的保健醫生。說完，他便起身去打電話。不一會兒，他過來告訴我們已經聯系好了，說黃樹則在家等着呢。黃樹則家住景山公園附近，那天晚上，我們約請他寫一篇紀念文章。因為有舒群的介紹，黃樹則沒有猶豫便答應下來。很快，稿子就寫來了。1983年12月29日，“文藝周刊”發表了《毛主席告别楊家溝》，黃樹則的文筆很好，回憶了當年親曆的往事，屬于獨家專稿。

1984年9月26日，《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又發表了舒群的另一篇小說《在天安門前》，主旨是為新中國成立35周年而寫，筆力依然老道、醇厚。這兩篇小說都使我印象深刻，拼版時為美化版面，我還專門約請百花文藝出版社美編室的王書朋（後任天津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畫了兩幅單線條的插圖，使得這兩期版面尤顯大氣、漂亮。

李牧歌離休之後，又到《文藝》雙月刊編輯了一段時間的刊物，依然保持着與舒群的聯系，而我在“文藝周刊”則繼續維系着前緣，隻是再去約稿時，就是我自己獨來獨往了。有一次，我中午前趕到舒群家，說完稿子的事準備告辭，舒群非要留我吃飯，熱情得讓我無法拒絕，隻好客随主便。他讓保姆做了一碗雞蛋面湯，盤子裡放一個燒餅，雖然隻是一頓極簡單的午餐，卻讓人心裡感到熱乎乎的。文藝部其他編輯都對舒群留有良好印象，說好的稿子言而有信，從不推诿，并受到過暖如家人般的對待，不管哪位編輯趕在了飯口，都要留下來吃完飯再走。

舒群在晚年時，依然葆有創作激情，與《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交往，他是高興的、愉悅的，這從他接待我們的态度上，就能夠感覺得出來。找舒群約稿，到他家裡去，從來沒有拘束感，他送給我的一本小說代表作《沒有祖國的孩子》，一直存放在我的書櫃中。他那時也在編一本大型文學刊物《中國》，很勞神。在寫作上，他總有許多話題要說。那是一段珍貴的時光，留下了很多難忘的記憶，直到他于1989年病逝。每次見面，都能感覺到他的身體不是很好，看得出體質虛弱，他的較早離世令我深感痛惜。

每次約稿從舒群家出來，他總是要親自送到馬路邊，天冷時，就披上一件外套，因不能久站，就蹲在道邊上，望着我們離去。我常要回頭擺手，看到的竟是一位老農民，蹲守在田邊，望着眼前待收的莊稼。

懷念魏巍

魏巍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作家，這當然始自學生時代讀過他的名篇《誰是最可愛的人》。而後我當了編輯，閱讀晉察冀文學作品時，得悉“紅楊樹”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巍，又讓我多了一份仰慕；再後來，上世紀80年代初，在孫犁先生家中，我們時常會談起一些老作家，聽到魏巍的名字便很親切。我讀到孫犁寫的《紅楊樹和曼晴的詩》，知道在戰争年代，孫犁曾經将魏巍的一本油印詩集抄錄後出版，真是艱苦環境下結成的一份戰友情。是以，當魏巍的長篇小說《東方》出版時，外界曾傳說是請孫犁閱過，先期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選章，就是經過孫犁的潤色。這些都是當時聽到的傳言，未經核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孫犁與魏巍确是一對老戰友，戰争年代結下的情誼使他們互相信任，彼此敬重。

從那時起，我就在心裡時常默念“魏巍同志”。終于聯系上魏巍，緣于我的一位詩友李鈞。當年原是屬于天津駐軍的李鈞，勤于詩歌創作，被調往北京軍區政治部創作室，魏巍是他的直接上級、老上司，他們之間關系融洽，成為忘年交。李鈞答應将我的問候和約稿，一并帶給魏巍同志，這讓我很是感激，也是心懷已久的願望。

這種牽線真是一種緣分，孫犁——《天津日報》——魏巍。李鈞很快就帶消息給我，說魏巍同志很是高興，已經應允給《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寫稿。能夠與魏巍同志建立聯系，我是非常興奮的，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魏巍同志都是我們副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2年夏季，我到北京約稿，專程赴北京軍區拜訪了魏巍同志。在家中，魏巍和他的老伴兒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先參觀了花草茂盛的庭院，又坐在一起喝茶、聊天，還照了一張合影。魏巍那天穿着半袖的白色襯衣、綠色軍褲，顯得儒雅又不失軍人風度，背景就是他家溫馨而花香四溢的庭院。

那之後，魏巍同志寄給我一組回憶戰争年代的詩稿，很快就在副刊上發表了。不久，他又寫來一篇散文《我的老團長》，懷念他在戰争年代結識的一位戰功卓著的老團長，并以老團長的去世發出了在當今社會我們該怎樣繼承他們創造的事業的深刻提問。文章發表于1994年3月17日“文藝周刊”，後又收錄于2002年8月出版的《半個世紀的精彩——“文藝周刊”散文精選》一書。

也是在1994年春天，魏巍夫婦前來參加老作家梁斌從事文學活動60周年暨80華誕研讨會。魏巍同志來到天津，特别想去看望一下孫犁，作為戰争年代的老戰友，他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面了。此時，孫犁已從多倫道天津日報社宿舍搬進了鞍山西道的單元房。就在去年，孫犁還曾做過一次手術，身體尚在恢複期。當他聽說魏巍夫婦來訪，沒有絲毫猶豫，立刻答應下來。

1994年，魏巍夫婦拜訪孫犁（中）合影 宋曙光 攝

我為兩位老人聯系好時間，引領魏巍夫婦乘車至孫犁家的小區，來到家門口時，孫犁已經聞聲在門前等候。兩位老戰友彼此寒暄着，緊握雙手進到室内，看得出來他們相見時的喜悅。由于病後初愈，孫犁身體有些虛弱，但對于魏巍夫婦的來訪，老人确實很高興，他給我們沏了茶，問起他們的身體和生活情況。歲月讓他們老去，表達也變得簡潔、含蓄而富有深意。孫犁對魏巍的老伴兒劉秋華也很熟悉，他們還聊起了家鄉的一些往事。拜訪的時間不長，因為魏巍夫婦當天還要趕回飯店并傳回北京。臨别時，我在客廳裡擺好三把竹座椅，讓三位老人坐在一起，用自備的相機為孫犁和魏巍夫婦拍了一張合影。後來得知，照片背景上的那副壽聯，是1988年孫犁75歲生日時，由作家王昌定撰文、辛一夫用章草書所寫：文章耐寂寞 點點疏星映碧海 白發計耕耘 絲絲春雨潤青山。

這張照片不僅是我個人儲存下來的，孫犁在晚年時的最後一幅完美形象，而且對于孫犁研究者來說，也是晉察冀時期兩位老作家友誼的見證，貴為獨一無二的圖檔資料。

1996年，我終于要出版第一部詩集《遲獻的素馨花》，設計封面時，我想請魏巍同志題寫書名，不知道魏巍同志能否答應。時間不長，李鈞就給我寄來了魏巍的題簽，看着帶有文人氣質的潇灑的書名，我興奮不已，深懷感激。我的第一部詩集因為有了魏巍同志的墨筆，而增添了亮色。

在多年的交往中，魏巍同志相繼贈送給我多部新著，除了《火鳳凰》《地球上的紅飄帶》等，還有10卷本的《魏巍文集》。1997年秋天，他特意讓李鈞捎給我一幅裝裱好了的書法條幅：“書囊應滿三千卷 人品當居第一流”，并題上“曙光同志留念”。我默讀這兩句贈言，感覺這已不是單純的書法作品，而是魏巍同志為我題寫的人生贈言，意在勉勵我多讀書、勤創作，文品與人品相統一。這份情誼，讓我将前輩作家的殷殷期望，銘記心間。

這之後的好多年，我們沒有通過音信，也無緣再見到魏巍同志。有時是讀到報刊上的消息，有時是看到一兩幅照片，蓦然發現他的頭發全白了，人也顯得消瘦、蒼老，這讓我頗為傷感，唯有送去心中的祝福。2008年8月24日，魏巍同志去世，我們的交往就此中斷，但曾經有過的那些美好回憶，卻沒有逝去，讓我無比珍視。記得孫犁曾說過，在紅楊樹的作品裡，漾溢着豐富的情感。他的詩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戰場上，也是有力量的。這是戰友的贈言，也是曆史的留聲。

就在兩個月前，我們共同的朋友，相交幾十年的詩友、軍旅詩人李鈞，也突然因病去世。悲傷之餘，我找出他上世紀70年代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詩集《軍号聲聲》，重新默讀上面的詩行，眼前便又出現他年輕時一身戎裝的身影，在北京軍區家屬院，他那樣熱情地帶着我去拜訪魏巍同志，并張羅着拍合影照，如果他仍然像當年照片上那樣微笑着該有多好……

想起劉紹棠

劉紹棠将小說寄給《天津日報·文藝周刊》時，身份還是學生，編輯部特别關注了這位小作者，并未因為他還是個學生，就埋沒他的作品，而恰恰看重他還是個在校生的身份，特别扶植了劉紹棠，将他幾千字的小說，完整地刊發出來，而且是一篇接一篇地發表，這對于一個尚在學習期間的學生少年，該是多麼神奇的體驗。 這樣的淵源，讓劉紹棠記住了《天津日報》，記住了它的文學副刊，記住了主持副刊工作的孫犁先生。

1979年元月，《天津日報·文藝周刊》複刊，經過“文革”之後的副刊工作急需步入正軌，在重新恢複聯系的老作者名單中，便列有劉紹棠的名字。我初識劉紹棠應該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但是遺憾，那次去拜訪卻沒有見到他。我依然記得是在北京光明胡同45号，這是劉紹棠較早居住的一處庭院，至今記得的原因是後來有了書信來往，便将位址記在了心裡。那天，劉紹棠不巧有事外出，是他的夫人曾彩美接待了我們，她主動帶着我們在院子裡轉了轉，挨着房間看看格局，感覺女主人賢惠持家，将劉紹棠照顧得很好。

1980年秋天，孫犁“荷花澱派”研讨會在河北省石家莊召開，我和“文藝周刊”早期的老編輯鄒明一同前往。在那次研讨會上，我才算見到了劉紹棠。他體态壯實，氣韻充足，戴着一副眼鏡。他和鄒明也很熟，每天晚飯後，我同鄒明的雙人房間裡，都像是一次高朋滿座的聚會，劉紹棠、從維熙、韓映山，還有鮑昌等人，都要在房間裡聊天到很晚，他們回首以往，感慨頗多。

1993年，在孫犁先生80歲生日前夕，我給劉紹棠寫了一封約稿信，想請他為孫犁壽辰寫一篇文章。劉紹棠爽快地應允，并很快寄來了稿件。他還特意附信給我：寄上為孫犁同志80壽辰而寫的文章，望準時在他的生日那天發表。此文将收入我的新随筆集《紅帽子随筆》。因無底稿，刊出後多給報，以便剪貼交出版社，并交我的文庫存檔。見到孫犁同志，代我問安。

這篇題為《喜壽》的文章，刊發在1993年5月27日的“文藝周刊”。劉紹棠用熱情的筆墨，寫到他讀孫犁作品的經曆、受到的影響。從讀孫犁小說開始，他拜識孫犁已經44年，見面卻隻有4次，直接交談不過40分鐘，而且隻留有文字之交，未存任何影像可作史證。但這并不重要，值此孫犁80壽辰時，劉紹棠除了寫文章賀壽，還敬贈恩師一冊《古壽千幅》書法集，送上最深情的祝福。

同信，劉紹棠還寄給我若幹張名片，上面除标有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北京市作家協會、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的身份外，還有北京市寫作學會會長、通縣文聯名譽主席、大興縣委政府顧問等，這些任職占去了他多少時間、精力，他還要堅持寫作，大量的文學作品源源不斷地問世，他的身體終究是會承受不住的。

這篇文章，孫犁顯然是讀到了，在同年9月19日緻劉紹棠的信中，孫犁表達了自己的謝意：“我生日期間，您贈送的《古壽千幅》一冊，著作四種，均拜收領，十分感謝。您發表的文字，也都拜讀。文章寫得很好。”寫這封複信時，為何是近4個月之後呢？因為那段時間，孫犁突然發病住院，手術後稍能動筆寫字時，便回信給劉紹棠，并叮囑他要勞逸結合，注意休息。

劉紹棠的身體還真是出了狀況。有一位外地作者在來稿中夾帶有一張劉紹棠的近照，我看了心裡一陣難受，原來那樣一副健壯的體魄，如今怎麼消瘦得如此厲害，看上去真是不容樂觀。後來知道是患了肝腹水，折磨了他好多年。以往那種幾乎整日伏案寫作，以應付各地報刊約稿的勞累，既損害了身體，今後也是不再可能了。偶爾，我會翻到他的書信、稿件，都是手寫的鋼筆字，而且是一遍稿，那深深的筆畫，遒勁有力，獨此一家，倍感歲月之無情。

1997年3月12日，劉紹棠因病去世。同輩作家從維熙應我之約，于劉紹棠離世一周年之後，寫了萬字的長篇悼文《蒲柳雨凄凄——文祭紹棠西行一周年》，占了“文藝周刊”整整一塊版面。緣于昔日同門師兄的友誼，從維熙的文章以情感人，讀罷淚落。文章發表後，我遵照從維熙之囑，給曾彩美寄去3份樣報。此時，劉紹棠家早已搬到前門西大街了。也是在1997年年初，“文藝周刊”舉辦全國小小說征文，特約請劉紹棠題詞，他應約題寫了：“小小說，有大作為。”為此事，我已經來到過這個新址了。

劉紹棠寄贈給我一本《我的創作生涯》，其中有多篇文章提到孫犁對他寫作的影響。在《我和報刊》一篇中，他寫道：“1951年9月，我15歲，在‘文藝周刊’上發表了小說《完秋》……是孫犁同志的作品喚醒了我對生活的強烈美感和感受能力，打開了我的美學眼界，提高了我的審美觀點，使我汲取到豐富的營養，找到适宜于自己的創作道路和創作方法。從1951年9月到1957年春，我在‘文藝周刊’上發表了十萬字以上的作品。50年代我出版的4本短篇小說集和兩部中篇小說，相當一部分都曾在‘文藝周刊’上發表過。”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深厚情感？他的兩篇小說《擺渡口》和《大青騾子》在“文藝周刊”上發表後，引起了讀者關注，曾被《人民文學》雜志轉載。這些動情的往事，包容着多少情分與愛護，時光無情卻有情。孫犁在《劉紹棠小說選》序中，出于關心，還曾說過這樣率直的話：“一、不要再驕傲；二、不要趕浪頭；三、要保持自己的風格。”面對老師風雨過後的直言，劉紹棠應該是聽進去了。

1980年，在《從維熙小說選》的序言中，孫犁回憶說：1957年，他在北京住院養病期間，劉紹棠、從維熙、房樹民曾帶着鮮花前去探望，不知為何卻未能如願。如果當時能夠看到那一束花，他是會很高興的，一生寂寞，從來沒有得到過别人送給他的一束花。

時隔42年之後的1999年春天，從維熙、房樹民手捧鮮花和新出版的著作，來到天津總醫院探視，這次他們終于走進病房，來到了恩師孫犁的身旁，送上了他們心中的祝福。當我領着他們伏在孫犁病床前，高聲說出他們兩位的名字時，孫犁的眼角溢出了淚滴，這個場景是否讓他想起了42年前的那件往事，隻是已經缺少了已病逝的劉紹棠……此次相見雖然短暫，但無私而又無價的師生之誼，早已凝固在了文字之中，交由歲月去重溫與描摹，時光流經的往事之河，或許會淘洗掉一些碎屑，留存下來的終将是抹不掉的真情與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