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肖複興
襪子，和秋千，和紅棉襖，都是孫犁先生寫作筋骨和情感脈絡的載體。讀到它們，我們便也就想起了孫犁先生。
孫犁的《紅棉襖》，寫一個十六歲的農村姑娘。抗戰期間，患有打擺子重病的八路軍戰士，突然來到她家。這時候，家裡隻有她一個人，她一個女孩子，該怎麼樣面對這突然到來的一切，去照顧瑟瑟發抖、不住呻吟、身子縮攏得越來越小的男戰士？
她是熱愛八路軍的，面對這樣的八路軍戰士，她一定要表達熱愛之情的。該怎麼表達呢？表達的貼切而感人？這是衡量作者對于文學寫作的能力，更衡量對于生活感受的能力，孫犁沒有寫别的，隻是着重地寫了她脫下自己的新棉襖，是在這一天早晨才穿上嶄新的紅棉襖，給戰士蓋上。她用這件看得見的新紅棉襖，表達出了看不見的心情和感情。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件紅棉襖，光是說她怎麼樣燒炕取暖，怎麼樣燒水做飯，怎麼樣體貼入微說着關心的話語，有這件紅棉襖更能突出小姑娘的形象嗎？
這件新的紅棉襖，并沒有再做鋪排渲染，而是點到為止，戛然而止，如萬綠叢中一點紅，留白，不做層林盡染全畫幅的描畫。以小博大，便有了四兩撥千斤的足夠力量。狀物寫心，便有了真切生動的展現。
孫犁先生的《秋千》，運用的也是這樣的寫法。
寫的還是一個姑娘，十五歲，比《紅棉襖》裡的姑娘還要小一歲。日本鬼子燒毀了她家的房子，爹娘早死，從小吃苦，但是，她有個爺爺，曾經開過一家小店鋪，有幾十畝的地，農村定成分的時候，有人提起她爺爺的陳年舊事，要定她成分為富農地主。她一下子委頓了，和她一起的女伴們也跟着她一起失去了往日的快活，紛紛替她鳴不平。最後，她爺爺是她爺爺，屬于上一輩的事，她被定為普通農民。立刻，她和女伴恢複了往日的快活。那麼，這快活勁兒怎麼寫？因為這關系着她和她的這一群女伴的形象。僅僅說她們都很快活，快活得蹦了起來，叫了起來，然後激動得流下眼淚，行嗎？這是我們常常愛表達的方式。如果說不行，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快活形象生動起來呢？
如同《紅棉襖》裡的紅棉襖，孫犁先生用了“秋千”這一形象化的象征物，作為她們心情和形象的載體，一下子，便好寫，也容易寫得生動了。隻不過，比起紅棉襖的點到為止，這一段的秋千多了描寫，有人有景，有心情有場面，有主客觀兩方面的鏡頭，便一掃以往的陰霾，那樣得明亮起來：
她們在村西頭搭了一個很高的秋千架。每天黃昏，她們放下紡車就跑到這裡來，争先跳上去，弓着腰往上一蹴，幾下就能和大橫梁取個平齊。在天空的紅雲彩下，兩條紅褲子翻上飛下，秋千吱呀作響，她們嬉笑着送走晚飯前這一段時光。
秋千在大道旁邊，來往的車輛很多，拉白菜的，送公糧的。戴着氈帽穿着大羊皮襖的把式們，懷裡抱着大鞭，一出街口，眼睛就盯着秋千上面。其中有一輛，在拐角的地方，碰在碌碡上翻了，白菜滾到溝裡去，引得女孩子們大笑起來。
試想，如果沒有這樣的秋千出場，女孩子的心情和形象還會這樣鮮明生動嗎？有了秋千，不用多說了，女孩子的心情和形象，都在秋千上面閃現，要不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車把式觀看，更不會有人翻車了。在孫犁先生早期作品中，愛用這樣紅棉襖和秋千的小物件，找到了它們，他寫起來便順暢，我們讀起來就生動。可以說，這是探尋孫犁先生早期作品寫作軌迹的一條路徑，我們不僅可以學到寫作的方法，更可以觸摸到孫犁先生的情思與心路。
《山地回憶》比起前兩則寫作時間晚些，是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之初寫的一段戰時的回憶，寫的還是一個小姑娘，比《紅棉襖》裡的小姑娘大一歲。在這篇散文中，主要寫這個小姑娘的性格，以性格展現美好善良的心地，以及對抗日戰士的感情和對戰争勝利的渴望。
性格不是抽象的，不能隻用天真可愛倔強或巧手能幹這樣的形容詞完成對性格的刻畫。性格，要在具體事情的進展中展現，在人物的接觸乃至沖突沖突中展現。這樣來寫，性格便不會是抽象概括出來的詞，而變成了一種行動。在我的了解裡，性格不是名詞，也不是形容詞，而是一個動詞。也就是說，要想把人物寫生動，得讓人物動起來。
仔細分析一下，孫犁先生的這篇《山地回憶》，是如何以行動寫人物的。這條行動線，是非常清晰，也是非常生動有趣的：
1.冬天的早晨，“我”到河邊鑿破河面的冰，正要洗臉，聽見下遊有人沖“我”喊：“你看不見我在洗菜嗎？洗臉到下邊洗去！”喊話的人，就是這個小姑娘。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是和《紅樓夢》裡快人快語的王熙鳳出場一樣的寫法，小姑娘也是個潑辣的人。
2.“我”和小姑娘的争吵。小姑娘出言不遜，罵了“我”。
3.“我”生氣地轉過身走，看見小姑娘穿得單薄，手凍腫了像紅蘿蔔，抱着一籃子的楊樹葉在洗，知道這是她家的早飯。這一筆描寫很重要，是“我”和小姑娘沖突轉化的關鍵。艱苦戰争中軍民連心的心情，是通過這樣的細節表現的。
4.“我”一下子心平氣和了，讓她到“我”這裡洗菜。她卻故意鬥氣地說：你在那裡剛洗了臉，又讓我去洗菜！“我”已經了解了小姑娘，聽她的話沒有生氣，相反笑着說：我在這裡洗臉，你說我弄髒了你洗的菜；我要你到這裡來，你還說不行，要我怎麼辦？
5.小姑娘往上面走，去洗菜，凍得雙手插進衣襟裡取暖，回過頭來沖我笑。看，寫的全是動作。即使不說話，可愛的小姑娘的形象，已經生動地浮現在我們的面前。
6.兩人依然鬥氣，小姑娘諷刺“我”是假衛生時，看見我赤着腳，沒有穿襪子，接着諷刺說，光着腳，也是衛生嗎？
7.小姑娘對“我”說，要給“我”做一雙布襪子。
這段河邊邂逅，在這裡達到高潮，便也在這裡恰到好處地戛然結束。這是一段類似民間戲曲裡《打櫻桃》的寫法，風趣的沖突中，透露出小姑娘潑辣風趣的性格，從洗臉洗菜的沖突到沖突的和解，到不依不饒的鬥嘴，一步步地推進到做襪子的高潮。小姑娘的性格，是這樣一步步展現出來的，自然妥帖，生動可愛。
1943年時的孫犁（左一）
在這裡，襪子的出現，很重要，是高潮的結晶，也可以說是讓高潮不僅有聲有色，而且有了看得見摸得着的具體展現。所謂山地回憶，回憶的重心，便是襪子。襪子沒有出現，這段描寫，便失去了焦點，就像戲曲裡的《打櫻桃》，如果沒有了櫻桃，那個小姑娘的戲也就沒法唱了一樣。這雙襪子，是小姑娘性格和心地的象征物，最後在她的性格突出之處打上一圈聚光燈明亮的光暈。
在物資匮乏的戰争艱苦環境中，做襪子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做好襪子的時候，小姑娘對“我”說：保你穿三年，能打敗日本不？風趣的性格，依然是借助襪子表現出來的。
1945年，抗戰勝利，“我”在黃河中洗澡，奔騰的河水沖走了“我”所有的衣服，包括這雙襪子，孫犁先生湧出這樣的感喟：“黃河的波浪激蕩着我關于戰後幾年生活的回憶，激蕩着我對于那個女孩子的紀念。”這是一種抒情，但并不是空泛的抒情，因為有這雙襪子，抒情便也有了堅固的基石。這座基石，便是小姑娘的形象；這雙襪子，便是小姑娘形象的象征載體。也就是說，想起這雙襪子，就想起了小姑娘；想起小姑娘，就想起了這雙襪子。
（本文刊于12月7日《天津日報·滿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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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陳戎 | 編輯：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