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na Smith
譯者：Eno
校對：LITCAVE
配圖：Online
電影一直在探索人生的不同之處，不管是對生态環境的幻想還是反烏托邦式的噩夢都說明了這一點。在居家隔離的這段期間内，不少人在閉着眼睛沐浴在陽光下的時候都會想象一個更和諧更美好的未來，而這正是《地球太空梭）（Spaceship Earth）這部影片想向我們傳達的資訊。 《地球太空梭》講述了位于亞利桑那州沙漠的一群人自願在兩年的時間内把自己隔離在一個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中心，以實驗自給自足生活的可行性究竟有多高。
這便引出了一個問題——被隔離在一個地方的時候，我們能夠從科幻電影中學到什麼？
很多電影都曾描繪過末日後的世界，影片中的人們會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但這樣的地方通常是與「快樂」無關的。在2008年的家庭動畫WALL-E中，人類因為地球被破壞被迫生活在宇宙飛船上，而這個表面看似和諧的世界卻有了1973年的電影《宇宙靜悄悄》（Silent Running）中隐藏的恐怖。
小說和評論家金·紐曼（Kim Newman）指出，電影中出現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現象是普遍的，許多虛構的未來世界中貧富差距都很大，例如1927年的《大都會》（Metropolis）和1973年的《超世紀諜殺案》（Soylent Green）。而且主角們常常會受到反派的威脅，像是《雷神》中的反派洛基，或者是《黑豹》中的殺手。
如今，年輕人喜愛觀看的影片基本都包含了反烏托邦式的情節：2012-2015年播出的《饑餓遊戲》中主角們被迫互相殘殺；但2015年的迪士尼世界《明日世界》中所建構的世界較為樂觀：描繪了一個又天才們，以畫家，科學家，最聰明和最有創造力的人所組成的世界——在一個在沒有政治、官僚主義、貪婪、腐敗的地方所建立起的秘密世界。
布萊德·伯德（Brad Bird）的電影直接談到了我們是如何反對烏托邦願景的話題，電影中的發明家大衛·尼克斯(休·勞瑞飾)試圖在公共廣告屏上播放即将到來的地球毀滅的畫面以警告人類。但是「他們并不害怕自己身處的世界滅亡」，影片中人們将末日世界作為主題做成了電子遊戲、電視節目、書籍和電影——整個世界都在全心全意地擁抱世界末日，甚至帶着愉悅的心情奔向它。但女主人公凱西(布裡特·羅伯遜飾)卻與衆不同，她從沒放棄過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這種樂觀的态度使人聯想到《地球宇宙飛船》。生活在科學研究中心的成員們并不是每天得過且過地活着，他們不僅建造了能夠出去旅行的巨大船屋，甚至成了一間戲劇公司，時常表演一些有趣的節目。在檢驗「火星上是否可以着自給自足生活」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向這個目标前進——盡管并不是一切事情的發展都如他們所願，但至少是朝着好的地方去的。
電影故事裡的烏托邦世界普遍都存在着一個封閉且和平的社群，紐曼認為這樣的社群是「集體主義的，帶有規訓意味的空間，生物圈環境學家馬克·納爾遜（Mark Nelson）認為這樣的社群是不合理的，因為「幾乎所有科幻電影中的這樣的社群都不存在着綠植或是其他生物，但從沒有人思考過，沒有别的動植物那麼氧氣，水，食物是從哪裡來的？」
電影《宇宙靜悄悄》（Silient Running）中确實強調了新鮮的種植食物和無味的人工餐之間的差別，1996年上映的法國喜劇電影《美麗的綠》（The Green Beautiful）中，植物性飲食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導演兼編劇柯林·塞羅（Coline Serrea）在片中扮演一位來自烏托邦社群的外星人米拉，來到90年代的巴黎後，她對這個被污染的城市、吃肉的行為，孤獨擁擠的環境感到了深深的恐懼。
舊金山加州研究學院教授，烏托邦研究學會的會員詹妮弗·威爾斯（Jennifer Wells）認為塞羅飾演的角色米拉對建構一個擁有好的生活方式、零碳排放和平等的烏托邦星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過影片最後米拉逃離巴黎的行為，我們獲得了一種新的觀點——在那些既定的觀念中我們 所接受的某些事物其實是需要轉變的』。
這樣的觀點與很多人居家隔離時的經驗相似，更多的人開始自己種植蔬菜，建立了小型的生物圈，并有了足夠的時間觀察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目前的隔離經驗讓人們意識到健康的生物圈對于人們生活的重要性。
正如《地球宇宙飛船》導演認為的那樣，「在與Covid-19對抗的這段期間，我們所有人都在一個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世界中生活，但重要的事情時，我們如何在這樣的改變中作出相應的變化，如何重新建構我們的時間。」
你想象中的烏托邦世界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