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産頻道報道，
前言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最新釋出的《世界漁業和水産養殖狀況》的内容，本文主要從12個方面對2018年全球捕撈和養殖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總結和介紹，以期為我國漁業經營者、漁業管理人員、漁業科研人員和漁業相關機構團體提供有關捕撈、水産養殖、水産品加工利用、水産品貿易等方面的參考。
2016年，全球魚類産量約1.71×108 t。其中，全球捕撈漁業産量為9 090×104 t，海洋和内陸水域漁業分别占全球捕撈漁業的87.2%和12.8%，略低于此前兩年（表1）。2016年世界海洋捕撈總量為7 930×104 t，較2015年的8 120×104 t減少了近200×104 t。
水産養殖産量占總産量的47%，如扣除非食用（包括用于生産魚粉和魚油）産量，則水産養殖占總産量的53%。從産值來看，2016年，漁業和水産養殖産量初次銷售總額約為3 620億美元，其中水産養殖産量占2 320億美元。從人均消費量來看，食用魚消費量從1961年的9.0 kg增加到2015年的20.2 kg，年均增長約1.5%。初步評估顯示，2016年和2017年食用魚品消費量分别進一步增加至約20.3 kg和20.5 kg。消費量增加不僅由産量增加所驅動，還受其他因素影響，如損耗減少的影響。
2016年，世界内陸水域捕撈漁業産量為1 160×104 t，占海洋和内陸水域總漁獲量的12.8%。2016年，全球内陸水域漁獲量較上一年增加2.0%，較2005-2014年平均值增加10.5%，16個主要國家占内陸漁業漁獲量的近80%，主要分布在亞洲；亞洲内陸漁業漁獲物是許多當地社群主要食物來源。内陸漁業漁獲物也是若幹非洲國家重要食物來源，非洲占全球内陸漁業漁獲量的25%。水産養殖盡管不再延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年增速（分别為11.3%和10.0%，不含水生植物），但增速仍高于其他主要食品生産部門。2000-2016年，年均增速下降至5.8%，盡管2006-2010年個别少數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仍然實作了兩位數增長。
2016年，1.71×108 t魚類總産量中約88%（超過1.51×108 t）直接用于人類消費；該比例在最近數十年顯著增加。占總産量12%的非食品用途魚類中絕大部分（約2 000×104 t）化為魚粉和魚油。鮮活或冷藏通常是最受歡迎和價格最高的魚品形式，在直接供人類消費魚品中占最大比重（2016年占45%），其次是冷凍（31%）。盡管魚類加工和流通技術手段不斷完善，在上岸與消費之間的損失或浪費仍占上岸魚品的27%左右。
海洋捕撈産量
2015年世界海洋總漁獲量為8 120×104 t，2016年為7 930×104 t，下降了近200×104 t。中國2016年海洋總漁獲量保持穩定，産量居世界首位。中國國家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中納入逐漸減少漁獲量政策，将導緻未來幾年漁獲量大幅減少，預計到2020年漁獲量将減少超過500×104 t。與 2014 年相同，阿拉斯加鳕（Theragra chalcogramma）于2016年再次超過秘魯鳀成為漁獲量最高的物種（表2），漁獲量達到自1998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但2017年初步資料顯示秘魯鳀漁獲量顯著恢複。鲣（Katsuwonus pelami）漁獲量連續七年排名第三。
頭足綱漁獲量自2010年連續增長五年後于2015年趨于穩定但2016年下滑。2015-2016年，三大鱿魚物種，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和太平洋褶柔魚（Todarodes pacificus），漁獲量分别減少26%、86%和34%。
其他軟體動物群體捕撈産量則更早即開始下降（牡蛎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蛤20世紀80年代末、贻貝20世紀90年代初），扇貝漁獲量于2011年達到峰值此後下降了1/3。雙殼類物種群體漁獲量下降趨勢可歸因于海洋環境污染和退化以及某些物種的養殖産品受到青睐。
所有價值最高且産量大的物種群體（龍蝦、腹足綱、螃蟹和蝦，各群體平均價值估計為3 800——8 800美元/t）2016年漁獲量創新高。産量趨勢出現幾次年度起伏，但上升軌迹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圖1）。但很難說上述積極趨勢是由生态或/和經濟（如捕撈業更加關注高價值物種）原因引起以及上述增長是否長期可持續。在蝦類中，阿根廷紅蝦（Pleoticus muelleri）2016年表現仍然突出。在《2012年世界漁業和水産養殖狀況》（糧農組織，2012d，第21-22頁）中，該物種豐度波動明顯漁獲量于2005年大幅下降後，恢複并超過此前峰值，這部分得益于國家主管部門實施的管理措施。2012年，阿根廷紅蝦漁獲量小幅下降後，一直以年均22%的速度增加，并于2016年達到2011年漁獲量的兩倍。
價格更低的中上層小型魚類（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對于保障糧食安全至關重要，但在其他國家則主要加工成魚粉和魚油）漁獲量較為穩定，表2所列13種中上層小型魚類年均總漁獲量約為1 500×104 t。根據科學文獻中廣泛采用的分類，此前歸類為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的大西洋區域漁獲量目前歸類為大西洋科利鲭（Scomber colias）。
鮪魚和類鮪魚漁獲量2014年達到峰值後基本穩定在750×104 t左右。少數物種，鲣、黃鳍鮪魚（Thunnus albacares）和大眼鮪魚（Thunnus obesus）以及鲅（Scomberomorus spp.），約占該群體漁獲量的75%。
▲表2.海洋捕撈産量：主要種屬
▲圖1.高價值物種群體捕撈趨勢
主要捕撈海域
熱帶區域漁獲量呈持續上升趨勢(見圖2)。與主要由發達國家從事捕撈的溫帶水域情況不同，在多數處于熱帶地區的捕撈區域，大型（主要為鮪魚）和小型遠洋物種漁獲量持續增加。西印度洋（區域51）和東印度洋（區域57）捕撈産量于2016年達到峰值。兩區域漁獲量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穩步增加，僅在21世紀初期和中期受到抑制。相比之下，區域71中西太平洋持續增産主要得益于鮪魚和類鮪魚物種，僅鲣的漁獲量自2012年起就穩定在160×104 t以上。該區域近年來小型遠洋魚産量呈下降趨勢。
遠洋捕撈國曆史上在非洲西海岸兩個湧升區開展捕撈（區域34中東大西洋和區域47東南大西洋），但其占總漁獲量的比例持續下降（區域34從1977年的57.5%下降至2016年的16.9%；區域47從1978年的65.3%下降至2016年的6.4%），這意味着沿海國和當地人口魚類占有量更多。兩區域漁獲量總體趨勢相反：區域34漁獲量達到480×104 t峰值，區域47漁獲量從1978年峰值逐漸減少，盡管過去三年有所回升。
盡管存在年度差異，自2000年起，區域77中東太平洋總漁獲量穩定在160×104 ——200×104 t之間。相比之下，區域87總漁獲量（盡管分析未涵蓋秘魯鳀）自1991年峰值後急劇下滑。下滑主要由智利竹莢魚（Trachurus murphyi）漁獲量下降引起；2016年，智利竹莢魚漁獲量為40×104 t，僅為1995年上岸量的8%。下滑部分由自21世紀起大幅增加的高價值美洲大赤鱿漁獲量所補償。
南極磷蝦（Euphausia superba）是目前南極地區捕撈量最大的物種，漁獲量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持續增加。自2005年起，小鱗犬牙南極魚（Dissostichus eleginoides）漁獲量穩定在1.05×104 ——1.24×104 t。該高價值物種此前是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IUU）漁船的主要捕撈對象，其估計漁獲量受到抑制，1997年漁獲量超過3×104 t，而2014年僅不足1 500×104 t。
▲圖2.三大類捕撈區域趨勢
内陸水域捕撈産量
2016年，全球内陸水域總漁獲量為1 160×104 t，占全球捕撈漁業總産量的12.8%。2016年全球漁獲量較上一年增加2.0%，較2005-2014年平均值增加10.5%。
16個國家占内陸漁業漁獲量的近80%，主要在亞洲；亞洲内陸漁業漁獲物是許多當地社群關鍵的食物來源。整個亞洲始終占全球内陸漁業産量的2/3。内陸漁獲物對于保障非洲若幹國家糧食安全同樣至關重要，非洲占全球漁獲量的25%。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占9%。近年來多數主産國漁獲量增加，埃及、菲律賓、泰國和烏幹達例外。作為南美洲主産國的巴西，自2014年起未向糧農組織報告官方漁獲量資料，是以其統計資料為估計值。針對内陸水域主要物種群體，“羅非魚和其他慈鲷科魚”組漁獲量持續增加，2016年達到160×104t噸，是2005年漁獲量的兩倍。“鯉魚、鲃屬魚和其他鯉科魚”組2005年漁獲量超過了“羅非魚和其他慈鲷科魚”，每年穩定在70×104 ——80×104 t。淡水甲殼類和淡水軟體動物漁獲量分别于21世紀初和20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峰值，但随後下滑，2010年相對穩定在45×104 t和36×104 t。
水産養殖産量
2016年，全球水産養殖産量（包括水生植物）總計1.102×108 t，估測初次銷售額為2 435億美元。總産量中包括8 000×104 t的食用魚類（價值2 316億美元），3 010×104 t水生植物（價值117億美元），以及37 900 t非食用産品（價值2.146億美元）。養殖食用魚類産量包括5 410×104 t魚類（價值1 385億美元），1 710×104 t軟體動物（價值292億美元），790×104 t甲殼類動物（價值571億美元），以及938 500 t其他水生動物（價值68億美元），如龜鼈、海參、海膽、蛙類和可食用海蜇。養殖水生植物包括大部分海藻和産量低出很多的微藻。非食用産品僅包括裝飾貝殼和珍珠。
自2000年起，全球水産養殖已不再保持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高速增長（年均增速分别為10.8%和9.5%）。盡管如此，水産養殖的增速仍然快于其他主要的食品生産部門。2001至2016年，年均增速下滑至5.8%，但少數國家仍保持兩位數增長，2006至2010年非洲表現尤為搶眼。水産養殖對全球捕撈和養殖總産量的貢獻逐漸提升，從2000年的25.7%增至2016年的46.8%。若不包括中國，水産養殖占比則由2000年的12.7%上升至2016年的29.6%。
在區域層面上，水産養殖占魚類總産的比重在非洲、美洲和歐洲為17——18%不等，大洋洲為12.8%。在亞洲（不包括中國），水産養殖在魚類總産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19.3%上升至2016年的40.6%。糧農組織對未送出産量報告的國家所作的預算産量合計占全球總産量的15.1%（1 210×104 t）。
内陸水産養殖
2016年，内陸水産養殖提供了5 140×104 t食用魚類，對全球養殖魚類食品總産量的貢獻率為64.2%，2000年貢獻率為57.9%。魚類養殖仍為内陸水産養殖的主要内容，占到内陸水産養殖總産量的92.5%（4 750×104 t），從2000年97.2%的水準略有下滑；此種變化反映出其他養殖品種的強勁增長，特别是亞洲内陸水産養殖中的甲殼類，包括對蝦、鳌蝦和螃蟹。内陸水産養殖産量中包括了适應後可在淡水或内陸鹽堿水中養殖的部分海洋蝦類，如白腳蝦。
海洋及近海養殖
糧農組織資料表明，2016年海洋和沿岸養殖食用魚類産量合計為2 870×104 t（價值674億美元）。與内陸養殖中有鳍魚的主導地位相對，帶殼軟體動物産量（1 690×104 t）在海洋和沿岸養殖合計産量中占比為58.8%。魚類（660×104 t）和甲殼類（480×104 t）合計産量占總産量的39.9%。
▲表3 世界水産養殖業生産的主要品種（前10種）
魚品利用和加工
2016年，1.71×108 t魚類總産量中約88%或超過1.51×108 t直接用于人類消費。該比例在最近數十年大幅增加，20世紀60年代時為67%。2016年，占總産量12%的非食品用途魚類中的絕大部分（約2 000×104 t）轉化為魚粉和魚油（74%或1 500×104 t），其餘部分（500×104 t）主要用作水産養殖、畜牧和毛皮動物飼料的直接投飼餌料、水産養殖（如魚種或大規格魚種）釣餌、制藥材料或觀賞品。活體、新鮮或冷藏通常是最受歡迎和價格最高的魚品形式，在直接供人類消費魚品中占最大比重，2016年占45%，其次是冷凍（31%）、制作和防腐（12%）以及加工處理（幹制、腌制、鹵制和發酵熏制）（12%）。冷藏是供人類消費魚品的主要加工方法；冷藏占供人類消費加工魚品總量的56%，占2016年魚類産品總量的27%。過去數十年，加工、冷藏、制冰和運輸取得的重大進展，為增加更多樣化産品形式的魚品銷售和流通創造了條件。世界漁業産量的一大部分（但比重逐漸減小）加工成魚粉和魚油。如這些原料用作水産養殖和畜牧業飼料，則這部分魚品也間接地為人類食品生産和消費作出了貢獻。
▲圖3. 1962-2016年世界漁業産量利用情況
魚品貿易及消費
2016年，魚和魚産品出口總量為6 000×104 t（按鮮重當量計算），照比1976年增長245%；其中，供人類消費魚類出口量增長超過514%。同期，魚和魚産品的全球貿易額也增勢迅猛，出口額由1976年的80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1 430億美元，名義年均增速為8%，實際年均增速為4%。中國是魚類的主要生産國，自2002年起便一直是魚和魚産品的最大出口國，但魚和魚産品出口額僅占中國商品貿易總額的1%。繼上世紀90年代和二十一世紀之初的驚人增長後，中國魚和魚産品出口額年均增速由2000-2008年的14%下降至2009-2017年的9.1%。2017年，中國魚和魚産品出口額達到205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2%，比2015年增長4%。自2011年起，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三大魚和魚産品進口國；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大量進口魚品用于加工和再出口，另外，收入水準提高、消費習慣變化也為非本地生産品種創造了很大的市場空間。中國的魚和魚産品進口在2011年之前一直保持穩定增長，2011年開始增速放緩，2015年進口量略有下降。然而，随着經濟上行，2016年魚類進口增長4%，2017年強勢反彈，比2016年增加21%。總的來說，2017年國際魚品價格保持高位。
2016年和2017年初步測算結果表明，人均消費進一步提高，分别達到20.3kg和20.5kg左右。消費擴大不但因産量增加驅動，也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減少浪費，改進利用，完善分銷管道，以及人口增長、收入水準提高和城鎮化程序共同拉動的需求擴大。
漁船
2016年世界漁船總數估計為460×104艘，自2014年以來沒有變化。亞洲漁船數量最多，共計350×104艘，占全球漁船總數的75%。非洲和北美洲漁船估計數量較2014年分别減少3×104艘和近5 000艘。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大洋洲漁船均呈現增長趨勢，主要由于改進了估算程式。
漁業資源狀況
捕撈水準的可持續性。糧農組織對所評估種群開展的監測顯示，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的魚類種群比例呈下降趨勢，從1974年的90.0%下降至2015年的66.9%（下圖4）。相比之下，在生物不可持續水準上捕撈的魚類種群比例從1974年的10%增加到2015年的33.1%，20世紀70年代末和20世紀80年代增幅最大。
2015年，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的魚類種群占總評估種群的59.9%，未充分捕撈種群占總評估種群的7.0%（圖4中以白線分割）。未充分捕撈的魚類種群從1974年到2015年持續下降，而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的種群數量從1974年到1989年下降，然後在2015年回升到59.9%。2015年，在16個主要統計區域中，地中海和黑海（區域37）不可持續種群比例最高（62.2%），緊随其後的是東南太平洋的61.5%（區域87）和西南大西洋的58.8%（區域41）（圖15）。相比之下，中東太平洋（區域77）、東北太平洋（區域67）、西北太平洋（區域61），中西太平洋（區域71）和西南太平洋（區域81）在生物不可持續水準上捕撈的魚類種群比例最低（13——17%）。2015年，其他區域該比例介于21%至43%之間。
▲圖4. 1974-2015年世界海洋魚類種群狀況全球趨勢
▲圖5. 2015年糧農組織各統計區域在生物可持續和不可持續水準上捕撈的種群百分比
主要物種狀況和趨勢
不同物種的生産力和種群狀況也存在巨大差異。在1950-2015年上岸量最大的10個物種：鳳尾（Engraulis ringens）、阿拉斯加鳕（Theragra chalcogramma）、大西洋鲱（Clupea harengus）、大西洋鳕魚（Gadus morhua）、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智利竹筴魚（Trachurus murphy）、日本斑點莎瑙魚（Sardinops melanostictus）、鲣（Katsuwonus pelamis）、遠東拟沙丁魚（Sardinops sagax）、毛鱗魚（Mallotus villosus）中，2015年77.4%的種群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優于其他所有種群的平均值，這可能展現出大型漁業在政策制定和管理實施方面獲得更大關注。在上述10個物種中，智利竹筴魚、大西洋鳕魚和毛鱗魚過度捕撈種群平均比例更高。
2015年，七大主要鮪魚物種中，43%的種群估計在生物不可持續水準上捕撈，57%的種群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的或未充分捕撈）。
捕撈區域狀況和趨勢
糧農組織捕撈區域中，西北太平洋産量最高，目前西北太平洋約74%的已評估物種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該區域遠洋和底栖物種資源最為豐富。從曆史上看，日本斑點莎瑙魚和阿拉斯加鳕是最高産的物種，但其漁獲量在過去25年大幅下降。自1990年起，鱿魚、墨魚、章魚和蝦的上岸量大幅增加。
2002-2015年，中東太平洋漁獲量在150×104 t-200×104 t波動，57%的已評估種群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該區域漁獲物包括加州沙丁魚（Sardinops caeruleus）、鳳尾魚（Engraulis mordax）、太平洋竹莢魚（Trachurus symmetricus）、鱿魚和對蝦重要種群。過度捕撈目前影響部分高價值沿海資源，如石斑魚和蝦。中東大西洋漁獲量總體呈上升趨勢，但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波動，2015年達到430×104 t。沙丁魚（Sardina pilchardus）是單一最重要物種，2004-2015每年報告漁獲量接近100×104 t。近期評估顯示，沙丁魚種群處于未充分捕撈狀态。
在西南大西洋，總漁獲量在180×104 ——260×104 t波動（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一段時期呈上升趨勢），2015年達到240×104 t。從上岸量看，最重要物種是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2015年産量約為100×104 t，達到曆史最高水準；該物種處于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水準。赫氏無須鳕（Merluccius hubbsi）也是重要物種，2015年産量約為33.6×104 t；該物種處于過度捕撈狀态，但存在恢複迹象。阿根廷紅蝦（Pleoticus muelleri）漁獲量也達到創紀錄水準，2015年為14.4×104 t；該物種處于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狀态。該區域42%的已評估種群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
東北大西洋總漁獲量于1976年達到1300×104 t峰值。總漁獲量下挫後，于1990-2000年恢複，2012年下降到800×104 t，2015年小幅恢複至910×104 t。鳕魚、梭鳕和黑線鳕種群捕撈死亡率下降，已針對相關物種多數種群實施恢複計劃；其總漁獲量從2011年的200×104 t恢複到2015年的350×104 t。大西洋竹莢魚（Trachurus trachurus）和毛鱗魚仍處于過度捕撈狀态。紅魚和深水物種資料有限，但值得關切的是，其面對過度捕撈可能存在脆弱性。北極蝦（Pandalus borealis）和挪威龍蝦（Nephrops norvegicus）種群狀況普遍良好。2015年，該區域73%的已評估種群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
西北大西洋2015年産量為180×104 t，與2013年大緻相同，但仍低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420×104 t。大西洋鳕魚、雙線無須鳕（Merluccius bilinearis）、白長鳍鳕（Urophycis tenuis）和黑線鳕（Melanogrammus aeglefinus）種群恢複狀況不佳，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上岸量維持在10×104 t（僅為該組種群220×104 t曆史峰值的5%）。恢複狀況不佳可能主要由于捕撈壓力以外的其他原因（如環境）導緻，但仍需采取進一步管理行動。相比之下，美洲螯龍蝦（Homarus americanus）上岸量迅速增加，2015年達到16×104 t噸。2015年，該區域72%的已評估種群在生物可持續水準上捕撈。
中西大西洋總漁獲量1984年達到250×104 t峰值，然後逐漸下降至2014年的120×104 t，2015年小幅反彈至140×104 t。據估計，大鱗油鲱（Brevoortia patronus）、圓小沙丁魚、鲣、黃鳍鮪魚等重要種群處于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狀态。過去十年，得益于小規模漁業使用集魚裝置，加勒比海某些島嶼國家熱帶鮪魚和其他遠洋魚類上岸量增加。眼斑龍蝦（Panulirus argus）和女王鳳凰螺（Strombus gigas）等珍貴無脊椎物種資源多數處于可持續捕撈狀态，墨西哥灣蝦類資源也是如此。但盡管近年來捕撈努力減少，但加勒比和蓋亞那大陸架某些對蝦資源并未顯示出恢複迹象。
東南大西洋上岸量呈下降趨勢，總産量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330×104 t下降到2015年的160×104 t（較2013年的130×104 t略有回升）。該區域最重要物種為竹莢魚和梭鳕，分别占總上岸量的25%和19%。由于自2006年以來休養生息狀況良好且實施了嚴格管理措施，南非和那密比亞沿岸深水和淺水梭鳕種群已恢複至生物可持續水準。但南部非洲沙丁魚（Sardinops ocellatus）種群狀況明顯退化，需要那密比亞和南部非洲漁業管理部門采取特殊養護措施。安哥拉和那密比亞部分地區沿岸非常重要的沙丁魚（Sardinella aurita和 Sardinella maderensis）種群仍處于生物可持續限度内。2015 年，懷氏脂眼鲱（Eturmeuswhiteheadi）未充分捕撈，而短線竹莢魚（Trachurus trecae）仍為過度捕撈。非法捕撈活動重點關注的南非鮑螺（Haliotis midae）種群狀況持續惡化，仍處于過度捕撈狀态。
中西太平洋總産量持續增加，2015年達到1260×104 t新高。2015年，該區域83%的已評估種群在生物可持續水準捕撈。主要物種為鮪魚和類鮪魚物種，占總上岸量的25%左右。沙丁魚和鳳尾魚也是本區域主要物種。該區域占全球海洋産量的15%左右。少數種群未充分捕撈，尤其是在南海西部區域。較高的報告漁獲量可能通過将捕撈擴大到新區域維持。該區域熱帶和亞熱帶特征以及可獲得的有限資料增加了種群評估複雜性并帶來極大不确定性。
東印度洋漁獲量繼續呈上升趨勢，2015年達到640×104 t。由于資料限制，孟加拉灣和安達曼海區域種群狀況和趨勢監測較不确定。但漁獲量趨勢分析顯示，多數西鲱（如鲈魚、鲻魚、鲶魚和帶魚）種群可能在最大可持續産量或以下水準捕撈。長頭小沙丁魚（Sardinella longiceps）、鳳尾魚和鱿魚等小型遠洋資源可能介于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和未充分捕撈狀态之間。西澳洲沿岸對蝦資源在最大産量上可持續捕撈。2015年，73.5%的已評估種群在生物可持續限度内捕撈。
西印度洋總上岸量繼續增加，2015年達到470×104 t。西南印度洋主要對蝦資源（主要出口創彙産品）呈現明顯過度開發迹象，促使相關國家漁業主管部門實施更嚴格管理措施。該區域現有資料和種群評估能力均有限。西南印度洋漁業委員會繼續更新主要商業種群狀況評估。總體而言，估計2015年67%的已評估魚類種群在生物可持續水準。
（編譯：熊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