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道主義機構稱，自沖突爆發後，加沙地帶有近450棟建築被摧毀或嚴重損壞，其中包括六家醫院和九家基層醫療保健中心。沖突導緻52000人流離失所，聯合國營運的學校收容了其中約48000人。
作為一個憤怒的民族國家的以色列再次把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般的叢林法則展示到國際社會眼前，作為抗争者的巴勒斯坦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了附屬在大國博弈與族群沖突下的絕望與悲情。而這一切的起因來自于5月7日以來，以色列在東巴勒斯坦地區強行拓展猶太人聚居區并驅逐巴勒斯坦居民。而巴以領土糾紛，我們可以訴諸于帝國解體時，抽身而去的倉皇身影，也可以追溯到1947年聯合國大會181号決議的語焉不詳，不變的是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長期以來的對立。民族沖突與地緣競争以另一種形式改頭換面提醒着我們，我們并未告别弱肉強食的政治邏輯以及族群和解的困難。
然而當我們回望曆史時，我們發現巴以雙方的和解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譚。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秘密會面後達成的和平協定，使許多人看到了和平和彌合曆史傷痛的機會。然而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卻指出《奧斯陸協定》的天然缺陷，“以色列在簽署奧斯陸協定時，是否承認巴勒斯坦人民是一個民族？奧斯陸協定是否徹底改變了猶太複國主義對“非猶太人巴勒斯坦人”的意識形态？這些協定是否保證恢複持久的全面和平？巴解組織的現任上司人是否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和民族願望？”曆史卻如同薩義德所預感的一樣，以意料之中的方式裂解。同樣在奧斯陸協定破産之後，巴以雙方都以一種相似的沖動向沖突的方向狂飙突進。我們今天在國際新聞中所見到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和平破裂後的短暫期間找到今天的對應物。
《敵人與鄰居》，作者: [英]伊恩·布萊克，譯者: 王利莘，版本: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9月
原作者｜（英）伊恩·布萊克
摘編｜英麻
和平刺客
1995 年 11 月 9 日晚，3 名巴勒斯坦貴賓驅車趕往加沙地帶北部， 登上一架以色列軍用直升機，從海邊飛往特拉維夫的斯德多夫（Sdeh Dov）機場。他們在層層安保下被護送到附近的伊紮克·拉賓的家中， 向他的遺孀莉娅表示哀悼。亞西爾·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綠色的作戰服，但沒有戴标志性的卡菲耶，腦袋在相機的燈光下顯得極其光秃寬闊。他坐在那位悲傷的女人身邊，在束束鮮花前面喝着茶。奇異得如同幻覺的事發生了，阿拉法特展示了他非常有限的希伯來語知識。在短暫的飛行途中，這位巴解組織上司人拒絕俯望以色列燈光閃爍的風景，甚至連雅法的哈桑貝克清真寺著名的尖塔也沒有看一眼，而是“ 一直低着頭，不看左右……整趟奇怪的旅程期間都是如此，盡管這是我們一生中難得的機會，能夠看看我們心愛的國家”。參與《奧斯陸協定》談判的艾哈邁德·庫賴從未問過阿拉法特，為什麼他不想看到“ 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全景，但庫賴推測，“ 也許他還記得這裡過去的樣子，不想看到如今它變成了什麼樣子”。阿拉法特因為穿戴黑色外套和帽子，沒有被拉夫阿希街（Rav Ashi Street）拉賓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外等候的人群認出來。這是他自 1967 年戰争後執行抵抗占領的秘密使命以來， 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
阿拉法特與妻子蘇哈·阿拉法特
5 天前，拉賓被一名猶太右翼極端分子暗殺身亡，這沉重打擊了《奧斯陸協定》，也打擊了阿拉法特向莉娅、她的家人和聚集在此的以色列人所稱贊的“ 勇敢的和平”。這棟搖搖欲墜的臨時建築本就遭受着兩邊敵對者堅持不懈的猛烈抨擊，剛剛又失去了兩位有勇氣建成它的上司人之一。當納比勒·沙斯報告拉賓被謀殺的消息時，阿拉法特回答：“ 和平程序今日終結了。”
阿拉法特通過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要求參加葬禮，但臨時接任以色列總理的希蒙·佩雷斯以安全問題為由拒絕了。但庫賴代表巴解組織參加了拉賓在赫茨爾山（Mount Herzl）下葬的莊嚴典禮，在場的5 000 名悼念者中包括比爾·克林頓、侯賽因國王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庫賴事後回憶起以色列國防軍直升機機組人員的殷勤關切，他們曾将阿拉法特、法塔赫老兵馬哈茂德·阿巴斯和他自己送往特拉維夫； 而這種飛機過去通常用于追殺巴勒斯坦戰士。時代似乎真的變了。
刺殺拉賓的兇手伊加爾·阿米爾
猶太右翼極端主義者伊加爾·阿米爾（Yigal Amir）在特拉維夫以色列國王廣場（Kikar Malchei Yisrael）一個支援和平的集會上射殺了拉賓，他認為這是自己的使命。這個來自海爾茲利亞的法學生兩年來一直在籌劃謀殺，有一次他已經拔出了伯萊塔手槍，想要刺殺總理，但在最後一刻放棄了。一年前，他還參加了希伯倫大屠殺制造者巴魯克·戈爾茨坦的葬禮。以色列的政治氣氛已然危機四伏，分歧嚴重。拉賓被描繪成頭戴卡菲耶、身穿納粹黨衛軍制服的形象，耶路撒冷一 次以本雅明·内塔尼亞胡為主要發言人的反《奧斯陸協定》示威活動就是這樣描繪他的。“ 人們高呼‘ 拉賓是婊子養的’‘ 兇手’，因為 他‘ 将國家帶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大門口’‘ 與魔鬼阿拉法特達成協定’而辱罵他。”6 阿米爾是個孤僻的人，但他獲得了朋友、支援者以及更廣泛的擁護。極端主義的拉比們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即總 理的政策構成背叛，為了猶太人民的利益殺了他情有可原。11 月 4 日的槍擊事件發生後，25 歲的阿米爾立即被拘留。他的鎮定自若令調查人員驚訝，他甚至要了一杯酒—“ 一杯杜松子酒”—以慶祝“ 拉賓之死”。“ 我是獨自聽從上帝的指令行事的，我不後悔。”他告訴他們。
拉賓對恐怖主義并不“ 心慈手軟”，也沒有縱容阿拉法特。在謀殺發生前 6 個月，哈馬斯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加沙地帶殺害了 7 名以色列士兵，總理對此予以嚴厲制裁。阿拉法特理論上仍緻力于打擊伊斯蘭主義者，逮捕了數百人，并一再警告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尊重奧斯陸協定。然而，無論他是不願還是不能—也許兩者兼而有之—施以足夠力度的打擊，每次巴勒斯坦人的襲擊似乎都遵循着一種明确的戰略，為以色列強硬派提供着理由：7 月份在拉馬特甘（Ramat Gan）殺死 5 名以色列老人的公共汽車炸彈事件，似乎有意選在奧斯陸談判下一階段完成的最後期限之前，引發了協商中的以色列與巴解組織間的危機。爆炸案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2% 的以色列人認為會談應該中斷，隻有 37% 表示應該繼續。法塔赫控訴不知名的“ 躲在新聞頭條和口号背後的叛徒”陰謀阻撓以色列從西岸撤軍和釋放巴勒斯坦囚犯之事。
法塔赫組織的戰士
每次炸彈襲擊都會招緻以色列的懲罰性反制措施—大規模逮捕、宵禁，以及最重要的長時間關閉過境通道—這給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難，減弱了人們從已發生的變化中有所獲益的感覺。
但他們仍在艱難前行。1995 年 9 月，奧斯陸二号（Oslo II）協定在埃拉特附近埃以邊境的塔巴舉行的會談中最終敲定。它規定了巴以在就“ 永久地位協定”進行談判的過渡期間的雙邊關系。這份 300 多頁的協定含有大量附件，涉及除東耶路撒冷外的整個西岸，以及一項循序漸進的以色列撤軍計劃。擴充後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隊—當時已 有 3 萬名警察和 6 個獨立分支—負責“ 打擊恐怖主義，制止暴力事件，防止煽動暴行”。區域協調辦事處（District Co-ordination Offices） 也成立了。艾倫比大橋和拉法赫過境處的邊境通道由雙方各自安排， 巴勒斯坦方的正式管控是由穿制服的警察和國旗展現的，不過以色列一側的情況被擋在了單面鏡的後面。 協定中最奪人眼球的是建立“ 巴勒斯坦臨時自治政府”和巴勒斯坦議會的部分，人們得以首次展望選舉的前景。
然而，更為重要的部分是其定下的領土安排。被占領土劃分為三個區域：A 區由巴勒斯坦城鎮和市區組成，占領土面積的 2.8%，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全權負責此處的法律和秩序；B 區包括村莊和人口稀少的地區，占西岸的 22.9%，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在此維持公共秩序，而以色列人保留了對安全的全面控制；最大的部分是 C 區，占領土面積的 74.3%，含有重要的農業區和水源，以色列人對這些地區的安全和公共秩序保有全面責任。這意味着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負責管理所有巴勒斯坦居民，但僅能完全掌控 2.8% 的土地。西岸和加沙地帶被視為一個區域機關，但是有個至關重要的總體性保留條件—“‘ 永久地位’協商中将要讨論的問題除外”。巴勒斯坦人對和平程序的支援率正是在此時攀上了最高峰：71%。即使是在學生這個通常是巴勒斯坦人中最強硬的群體内，對談判的支援率也從 1994 年 1 月的 44% 增加到了1995 年 8 月至 9 月的 62%，同期反對率從 47% 下降到 24%。 1995 年10 月，奧斯陸二号協定獲得了 72% 的支援率，這是和平程序有史以來的最高點。然而在以色列，議會對奧斯陸二号協定的投票反映了逐漸 強硬的情緒：它在10 月初僅以61 票對59 票的微弱優勢通過。“ 利庫德” 集團宣稱拉賓政府已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簽署協定，右翼對此怨聲載道。“ 利庫德”資深議員埃利亞胡·本—埃利薩爾（Eliyahu Ben-Elissar）稱之為“ 以色列史上的黑暗一日”。不久之後，内塔尼亞胡參加了一個重申“ 忠于‘ 以色列地’”的儀式，并拜訪了希伯倫的定居者，他同 情哪一方自然也就清楚了。整整一個月後，拉賓去世。
定居恩怨
從 1967 年起，尤其是自 1977 年“ 利庫德”集團上台以來，定居一直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而在《奧斯陸協定》簽署後，由于以色列渴望在最終和平方案到來前确立更多既定事實，定居的重要性更是大大增加。1995 年 1 月，拉賓、阿拉法特和希蒙·佩雷斯獲諾貝爾和平獎一周後，拉賓承諾以色列不再建設新的定居點，且不會再沒收土地，除了用于在西岸開通旁道，以分流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并減少摩擦的土地之外。 然而沒過幾天—在拜特利德發生爆炸并造成 19 名士兵死亡後—内閣就準許在西岸建造 2 200 餘套住房。東耶路撒冷的建設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着，總是被以色列人用特許或是變更排除在規定之外。這些公告似乎是故意挑這樣的時間釋出的。在耶路撒冷以南的賈巴阿布吉内姆（Jebel Abu Ghneim）地區—希伯來語中稱為哈爾霍馬（Har Homa）—建造 6 500 個住宅單元的計劃也被公布出來。
西蒙佩雷斯 阿拉法特與拉賓獲得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
這片森林覆寫區位于該市 1967 年後單方面擴充（未獲得國際公認）的邊界内，是伯利恒及周邊村莊巴勒斯坦家庭的熱門野餐去處。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批評者認為，它在與伯利恒相鄰的拜特薩霍内形成了一塊天然腹地，是以這一在以色列國防軍按計劃撤出該城市前幾周采取的舉動具有挑釁性。“ 現在就和平”運動抗議道：“ 隻有完全脫離現實的人才會相信，有可能建設這樣一個巨型項目而不會對和平程序造成緻命傷害。”整個 1995 年夏天，随着《奧斯陸協定》第二階段臨近， 定居者們開始更有底氣地直言不諱，警告稱他們會向巴勒斯坦臨時政府的安全部隊開火，與一切将以色列人趕出家園的企圖做鬥争。活躍分子占領了新的山頂制高點，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周邊搭建臨時營地，将“ 綠線”内部的支援者整車整車地運送進去。7 月，一群右翼拉比，包括一位前首席拉比，宣布了一條哈拉卡古訓，援引了 12 世紀學者邁蒙尼德的話語，即國王的指令若違背《托拉》，便可無視： 以當時的情況來講，這意味着部隊應該違抗所有撤離定居點的指令。這道律令遭到宗教界和世俗左右兩翼共同的譴責，但備受定居者領袖歡迎。伊戈爾·阿米爾就注意到了它。奧斯陸二号協定沒有對定居點問題做出明确承諾，僅是規定“ 在永久地位談判得出結果前，任何一方都不得采取主動行動或任何措施改變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地位”。 但上述舉動無疑違背了協定的精神。
拉賓與阿拉法特的世紀性握手
10 月下旬，薩爾費特（Salfit）作為 A 區的一部分，成為第一個移交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城區。該地位于納布盧斯以西，在那裡能夠看見撒馬利亞最大的猶太定居點之一阿裡埃勒的紅色屋頂。薩爾費特的以軍指揮部被拆除，起重機移走了防禦汽車炸彈的混凝土屏障、崗亭和鋼鐵大門，水泥地基也被連根挖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民政部總幹事艾哈邁德·法裡斯（Ahmed Faris）從軍政府二号人物大衛·巴雷爾（David Barel）上校那裡接手了這幢建築。 傑甯、蓋勒吉利耶和圖勒凱爾姆緊随其後。12 月，以色列人在聖誕節前三天離開了納布盧斯和伯利恒，最後離開了拉姆安拉，這個正在成為新興巴勒斯坦實體（無論其性質如何）臨時首都的城市。以色列的撤離給人們的感覺是，《奧斯陸協定》盡管存在缺陷，但重大變化正在發生。通路拉姆安拉的新民政部的穆裡德·巴爾古提（Mourid Barghouti）表示，如今巴勒斯坦人在多年來屢遭以色列人羞辱的地方會得到熱情接待。納比勒·卡西斯（Nabil Qassis）是在高校工作的科學家，也是華盛頓會談小組的成員，他說當時人們走來走去，看着穆卡塔區（Muqataa）以色列人曾關押和折磨被拘留者的空蕩蕩的牢房，感到“ 難以置信”。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以色列人的權力
按照《奧斯陸協定》，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作用僅限于民政事務和内部安全。随着其整體逐漸成形，權力從因提法達活躍分子轉移到了自突尼西亞傳回的巴解組織官員手中，這些人通常是法塔赫中央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自治政府的部長們往往是局外人，他們的副手則是曾在努塞貝的技術委員會工作的西岸或加沙人。法塔赫建立了“ 一個基于專制的阿拉法特上司的官僚階層和地方精英之間盟約的類國家機構”，正如一名專家所指出的，“ 這些精英享受到了他們無法從以色列那裡取得的東西—政府的獎勵與政治庇護，以此作為他們支援當局的回報”。 以色列人對突尼西亞傳回者與西岸及加沙當地人民之間的緊張關系了然于胸。
阿拉法特任命的地區管理者和市長裡有親約旦的人物，他們是廣大起義者的死對頭。在加沙，一位當地“ 名人”被委任上司法塔赫時，人們群情激憤。“ 上司層已經把那些為這項事業奮鬥、為之犧牲的人推到了一邊，”一位活動家憤憤不平，“ 我們拒絕讓那些在我們的人民挨餓時住在五星級酒店、吃着魚肉和巧克力的人成為上司人。真正的上司者是那些陣地上的人而不是酒店裡的人，是那些在監獄接受教育的人。”工會和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被法塔赫的忠實支援者所取代，這些人“ 以事情可能會對阿拉法特的政治地位産生什麼影響來判斷一切”。
這位巴解組織上司人複制了他在科威特、貝魯特和突尼西亞時的執政方式，像部落裡的謝赫那樣接見請願者和央求者。一名觀察家評論道：“ 每個人都是受歡迎的—每個人，換句話說，就是除了有思想、有組織和有體系的人。”阿拉法特傾聽了兩百名權貴對加沙公路系統崩潰、排水及電力和電話問題表達的不滿，但在會議結束時，這些人全都排成一列，挨個與主席握手合影，他“ 就跟好萊塢明星似的”。 他的控制習慣在财務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其他人通通不能簽署支票。 一名顧問回憶道：“ 阿拉法特從一開始就明白，安全、資訊和金錢是上司力的基石。”阿拉法特的手段被巴解組織内部人士戲稱為“ 法哈尼規則”，這是他在 1971 年到 1982 年在貝魯特郊區的法哈尼總部磨煉出來的。他尤為關注“ 巴勒斯坦發展與重建經濟委員會”（Palestinian Economic Council for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簡寫為 PECDAR），該機構是《奧斯陸協定》簽訂後由世界銀行設立的，用于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供援助。當阿拉法特任命自己為主席時， 擔任委員會理事的傑出經濟學家優素福·賽義格辭職了。薩利·努塞貝表示：“ 如果有流錢沒有流入他的金庫，他就會失去收買潛在挑戰者的能力。”
巴勒斯坦解放軍部隊—其人員姓名曾受以色列人審查 —掌握着安全，吸收了“ 法塔赫雄鷹”（Fatah Hawks）、“ 黑豹”這類團體，為因提法達的忠實步兵們創造了就業機會，賦予了他們地位，盡管薪水微薄。許多被迫離開黎巴嫩并前往突尼西亞和其他地方的人（及其家人）是以回到了巴勒斯坦。曾因 1967 年年底在西耶路撒冷一間電影院放置炸彈而入獄 10 年的法蒂瑪·巴納維（Fatima Barnawi）來到加沙指揮巴勒斯坦警察的婦女部隊。在德哈伊什難民營，數十名曾經的囚犯被安全部隊招募，另一些人則進入各個部委和機構擔任文員、經理和董事，其中許多人過去是無業遊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像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一樣運作，通過為一群感恩戴德的人提供鐵飯碗來收買人心。“ 這對巴勒斯坦社會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從頭到尾反對《奧斯陸協定》的穆斯塔法·巴爾古提悲歎道，“ 人們開始為了工作和金錢互相争奪，因誰會成為董事、副董事、副經理，還有自己能賺多少而擔心—因為這關系到大筆金錢，其中一部分來自外界資助，一部分來 自财政稅收。” 建立的機關部委責任重疊且彼此沖突，是以阿拉法特能夠親自幹預并施加控制。“ 我們有上司人，”一位部長表示，“ 但我們沒有上司層。”
1996 年 1 月舉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 88 位成員和總統職位的選舉，是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合法性和受歡迎程度有限而無序的初次考驗。“ 這片土地上從未舉行過競選，其事實上的統治者又是一個長期因不願下放權力而臭名昭著的人，是以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并不出人意料，”一名記者報道時稱，“ 但随着競選活動的進行，在大選中還發生了更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司層選擇将全國分為 16 個選區，并以得票最多者當選的方式選出代表，而沒有采用可以按比例産生代表并 鼓勵選民站在國家角度思考的單一選區名單選舉制。反對者徒勞地 指出，這在一個家庭仍舊重于觀念的社會中會助長宗族的壟斷，阻礙 多元化和聯合執政。政治學家哈利勒·什卡奇（Khalil Shikaki）評論道： “ 多數當選制可能适合穩定的民主國家，但它或許不适合存在深刻政治分歧且關于國族身份和領土邊界的基本問題仍未解決的社會。”
挑戰阿拉法特的唯一候選人是薩米娅·哈利勒（Samiha Khalil）， 而這僅僅是擺出個姿态而已，她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女權運動家，直言不諱地批評過《奧斯陸協定》。議會競選偏向法塔赫。包括哈馬斯在内的反對派發起運動抵制投票。獨立候選人包含數十名心懷不滿的法塔赫成員，他們不是沒能在黨内獲得一席之地，就是被阿拉法特開除了。 納比勒·沙斯、艾哈邁德·庫賴和阿布·吉哈德的遺孀因媞薩爾·瓦齊爾（Intissar al-Wazir）等來自突尼西亞的巴解組織高官在許多選區獲得的選票都比當地人要多。 外國觀察員大軍由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和來自歐盟、日本、挪威、加拿大的團隊等組成。國際社會的關注大大增強了巴解組織上司層的合法感，這對于他們而言至關緊要。哈楠·阿什拉維這樣高調的人物就是在其幫助下當選的。“ 阿拉法特告訴我，委員會中将會有大約 15 名女性，并補充說‘ 哈楠一個頂十個’，”卡特記錄道，“ 大家都笑了。” 最終，投票結果的作用更多是鞏固權力，加強承認，使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和平共處合法化，而非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大選某一日的民調顯示，奧斯陸原則的支援率為 50%，隻有 16% 的人反對。法塔赫獲得了 57% 的支援率。
安全仍是所有問題中最觸動人們神經的部分，同時也像以往一樣，是以色列的重中之重。選舉前幾日，以色列人終于成功捕獲了葉海亞·阿亞什，以哈馬斯炸彈襲擊出名的“ 工程師”。這名巴勒斯坦境内最大的通緝犯死于加沙地帶的拜特拉希耶（Beit Lahiya），死因是一個為以色列人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給了他一部手機，手機裡放置了爆炸裝置。用監督了這場暗殺的“ 辛貝特”頭子卡爾米·吉龍（Carmi Gillon）的話來說，阿亞什已經成了一個傳奇，他有“ 匪夷所思的生存能力……部分原因是他從未在一個地方待過一小時以上”。拉賓曾親口告訴阿拉法特，阿亞什已經身在加沙，但巴解組織的負責人堅稱此人實際是在蘇丹。總理警告他：“ 我知道他在這裡，如果你沒有找到他并将他交給我們，我就會撕掉整份協定，包圍加沙。”38 數十萬人參加了阿亞什在加沙的葬禮，高喊着：“ 我們要公共汽車，我們要汽車。”獵殺行動在拉賓任上就已展開，但下手的許可是由希蒙·佩雷斯準許的。它遵循了以色列的傳統：消滅最危險的敵人，不計後果。前一年的夏天，伊斯蘭聖戰組織上司人法特希·什卡奇在從利比亞傳回大馬士革基地的途中通路馬耳他，也被槍殺，殺手為據傳是“ 摩薩德”特工的不知名槍手。
西蒙佩雷斯葬禮上的内塔尼亞胡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
哈馬斯卷土重來
1996 年 2 月 25 日，哈馬斯展開複仇行動。在耶路撒冷，一枚裝滿釘子和滾珠軸承的強力炸彈在雅法路中央車站旁一輛擠滿了人的 18 路公共汽車上轟然爆裂，緻使 24 人遇害。另一名平民在阿什凱隆附近的一個公共汽車站遇襲身亡。伊斯蘭組織稱這是對殺害阿亞什的報複。不知是不是巧合，當時正好是巴魯克·戈爾茨坦在易蔔拉欣清真寺殺害 29 名巴勒斯坦人的希伯倫大屠殺事件兩周年，這是對《奧斯陸協定》承受能力的一次早期考驗。恐慌接連而至：一周後，又有一名哈馬斯炸彈襲擊者在耶路撒冷錫安廣場附近登上一輛 18 路公共汽車，引爆了炸彈背心，造成 16 名平民和 3 名士兵死亡。翌日，一名炸彈襲擊者在特拉維夫殺死了 12 人：在以色列最繁華的城市中最熱鬧的地段，也就是迪岑哥夫大街和喬治王大街（King George Streets）的交界處，遍地都是屍體。化為廢墟的店鋪的碎片紛紛落在汽車殘骸上，茫然而恐懼的購物者張皇失措地沖出現場。幾分鐘内，這個交叉路口就擠滿了警察和泣鳴的救護車。秩序還沒恢複，以色列電視台就在跟進現場直播了。錄影機拍下了這些屍體的細節，其中有些衣服已被炸飛， 所有屍體都是燒焦的。還有一些令人揪心的孩童哭泣的場景，有些孩子還穿着為普珥節準備的漂亮衣裳。
這場前所未有的街頭屠殺—8 天内有 60 人死亡—給以色列的政治和《奧斯陸協定》的未來打上了巨大的問号。佩雷斯渴望走出拉賓的陰影，憑自己的努力赢取權力。2 月初，他公開呼籲提前舉行大選， 讓以色列人第一次直接投票選出總理以及他們選擇的政黨。總理選舉的獲勝者将成為組建執政聯盟的支柱。2 月中旬，佩雷斯鼓吹其政府取得的成就，将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和平描述為“ 欣欣向榮，不同于愛爾蘭和波斯尼亞”。兩周後，哈馬斯的炸彈襲擊者們也參與了競選， 于是這種說法就顯得難以服衆了。“ 新中東”的說法—引發了對“ 好高骛遠的”佩雷斯的譏诮嘲笑—從未顯得如此空洞無物。這位民調支援率隻有 20% 的工黨領袖已經出局了。
以色列軍隊封鎖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用宵禁和檢查關卡施加旅行及貿易屏障，切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轄的領土之間的道路，對哈馬斯嫌犯發動搜捕。數以百計的村莊城鎮因戰略性布置的溝渠、沙土或石頭路障而陷入癱瘓。自 1967 年以來，坦克首次沿整條“ 綠線”部署。在哈馬斯獲得過支援的地區，數十人被捕，巴勒斯坦安全部隊同樣進行了無差别掃蕩，而且有人指控他們對扣押的人施加暴行。40 已知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房屋被封禁，随即被拆除。
受到以色列“憤怒的葡萄”炮火襲擊的巴勒斯坦居民
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再次被迫中斷在以色列的工作，自治區的經濟損失慘重（據估計大緻相當于國際資助者為支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而給予或承諾給予的數額）。哈馬斯各機構被關閉。以色列空降兵突襲比爾澤特大學及周邊村落，沖進宿舍和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圍捕學生，并将他們一齊趕到足球場上進行審問，之後自治政府的警察在這所大學裡遭人群投擲石塊。數百人被捕。“ 我們不知道誰更針對我們，是我們的政府，還是以色列人。”從這次包圍中脫身的 20 歲加沙學子“ 易蔔拉欣” 抱怨道。之後不久，阿拉法特在通路拉姆安拉時遭到了更多的辱罵。 學生會選舉中，“ 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聯合參選，赢得了 52 個席位中的 23 席，而法塔赫隻有 17 席。在拉姆安拉監獄，一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安全官員告訴一名被拘留者：“ 你之是以在這裡，是因為你被分進了這三類人裡頭：第一類是以色列人想抓的人，第二類是政府想抓的人，第三類是為了安撫以色列而逮捕的人，你們大多數屬于這種類型。”策劃不久前的公共汽車爆炸案的“ 卡薩姆旅”二把手哈桑·薩拉邁在希伯倫意外落網，以色列人方才滿意。這對佩雷斯來說是趁手的助力。佩雷斯還指責伊朗是一個遙遠但冥頑不化的敵人，在投票日之前慫恿“ 伊斯蘭聖戰組織和其他颠覆組織”襲擊以色列。而在幕後，推進安全合作的力度已在增大，盡管在最佳時期也得處理一種棘手的關系—以色列人在面對巴勒斯坦任人唯親、腐敗無能的自治政府時那屈尊俯就、居高臨下的姿态。巴勒斯坦人将哈馬斯的壯大歸咎于以色列的鎮壓，但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仍在開會讨論現狀。佩雷斯明白合作是有限的。他解釋道：
（阿拉法特）不能作為一個代理人存在。你不能指令他。你還不得不給他獎勵。很多人問我阿拉法特是否值得信賴……他沒有成為猶太複國主義者，也不會成為猶太複國主義者……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領袖，也将一直如此。我們可以作為夥伴進行和平會談， 但我們不能把他當成實作我們政策的工具。
工黨上司人很快就卷入了一場新的危機，這次是在黎巴嫩南部， 以色列在長達 5 個星期的跨境交火中持續炮轟真主黨據點，打擊向北遠至貝魯特的目标。但在為期 18 天的“ 憤怒的葡萄行動”（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中，以色列的炮彈襲擊了加納（Qana）一個聯合國基地，殺死了 108 名在一個集裝箱中驚慌避難的平民，這一正常軍事回應引發了深遠後果。聯合國的報告駁回了以色列聲稱這次屠殺是技術性錯誤導緻的後果這一說法，于是黎巴嫩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暴怒回應變得合乎情理了。巴勒斯坦人自然與黎巴嫩受害者感同身受。然而以色列的批評家指出，以色列國防軍給出了解釋：它是在襲擊南部的什葉派村莊，導緻平民向北湧入貝魯特，促使叙利亞和黎巴嫩政府遏制真主黨。 5 月，民調結果顯示佩雷斯領先 4% 到 6%，但在 5 月 29 日大選前兩日僅領先 2%。以色列的阿拉伯裔選民—占選民總數的14%—響應社群上司人進行抵制的呼籲，他們譴責這位工黨領袖是“ 兒童殺手”“ 戰犯”。人們後來發現，72％的阿拉伯裔選民投下了空白票或廢票。即便如此，右翼人士仍強調阿拉伯人對佩雷斯的支援， 将之作為反對他的一大理由。佩雷斯以僅僅 2.9 萬票的差距敗選。他口齒伶俐的“ 利庫德”集團對手以口号“ 内塔尼亞胡，造福猶太人”進行活動，赢得了組建新政府的權力。
本文摘編自來源《敵人與鄰居》。
譯者｜王利莘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危卓
來源：新京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