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實習生 周心怡
曆史如風，衆生如苔,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語。長篇小說《苔》再現了動蕩時代裡如苔般附土求存的生命故事。在90後樂山作家周恺的筆下，茶館、酒肆、青樓，袍哥、水手、買辦等共同繪成了一幅生動的晚清市井江湖圖。
去年，這篇長篇小說在青年作家作品中脫穎而出，甚至成為了文學圈繞不開的話題之一。它“斬獲”了第五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作品獎、《揚子江文學評論》2019年度文學排行榜、騰訊華文好書2019年度十大好書、第三屆做書獎年度文學圖書等等獎項。8月23日，周恺做客大方live線上主題分享會，從《苔》說到樂山的江湖意氣和文學書寫，再說到“南方新浪潮”。
在他看來，最近兩年，無論文學還是電影圈都有兩條比較火熱的叙事路子，一個關于東北，一個關于南方。
“大家寫作也好，拍電影也好，太讨巧了，太寄望于讨每一個人的喜歡。其實不管是南方還是東北，這兩個詞語本身就意味着一種局限——它不是普遍的，不是全方位的。”周恺說，“對于所謂的‘南方新浪潮’，如果說有什麼期待的話，我希望無論是我還是我周圍的創作者，可以在自己的局限内去表現一些自己想表現的東西。正是因為有不同側面的局限的存在，這個世界才更加豐富，更加有趣。”
周恺
再現曆史煙雲下被淹沒的衆生相
《苔》的開篇從一個同治12年的拔貢生李普福如何辭官回鄉開辦福記絲号講起，以晚清時期的嘉定（即現在的四川樂山）作為故事發生地，再現這座西南小城的地方風情和民間野趣。
從19世紀80年代到1911年，小說寫到了清政府瓦解過程中跌宕起伏的30年。周恺說：“1900年是一個重要節點。它帶來最為切實的變化是，洋人可以更直接地參與長江腹地的貿易文化的交流。從庚子年開始，越來越多普通百姓的生活跟 ‘洋’字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庚子年之後，樂山的船隻主要分兩類，一類是船幫的船，即本土的船，另一類便是挂着“洋”旗的船。兩者最大的差別在于船幫的船需要繳稅，但旗船不需要。洋人船舶的進出是當時樂山碼頭的主要收益，同時也是清廷不斷衰敗的一個象征。在這種急速衰落下，社會各層沖突和糾紛疊起，民間力量由此崛起，小說中的“袍哥”就是其中之一。周恺形容那些處于真空狀态之下的民間力量就好像零散在地面的汽油，隻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燃燒。
而革命就是這根火柴。周恺說：“晚清的革命黨有個共同點，基本上都是有錢的公子哥。因為革命其實是反思的結果。并不是日子過不下去了，大家就去革命。真正的窮人在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都會再忍忍。革命是在思考日子為什麼難以為繼，以及好日子、壞日子是什麼樣的。會這樣思考的人，往往都是受過教育的富家子弟。他們大部分人進入新式學堂或去東洋留學，學成歸來後就成了一根根火柴。”《苔》所描寫的，就是在樂山，那些汽油是如何零散在地面，而一根根火柴又如何點燃它們。
盡管《苔》所寫的是發生在百年前的故事，但對于土生土長的樂山人周恺來說，書中的市井生活與他的成長環境大同小異。他感慨道：“讀者比較感興趣的一些小說元素，比如妓院、袍哥、水手，其實都存在于我的成長環境。有人分析過袍哥和今天的黑社會的差別，其實是法外之徒和違法者的差別。如今整個江湖已經消退，現在沒有民間力量存在的空間，至少當下是不存在的。今天所謂的義氣和兄弟情誼，幾乎都建立在利益之上。”
樂山嘉定府西門 1899年 伊莎貝拉·伯德
樂山遙看三江彙合 1909年 恩斯特·柏石曼
作家熟悉的，隻是與自己經曆相關的側面
從小說處女作《陰陽人甲乙卷》到去年出版的《苔》，周恺的作品要麼和水、河流有關，要麼和小鎮生活經曆有關。對他來說，這不是刻意為之的結果，而是自然發生的過程。
“我熟悉的其實隻是跟自己經曆相關的這個側面。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寫作、畫畫，或者拍電影，觀察都有視限。”他說，“蘇童筆下的香椿樹街是陰暗、潮濕、性感的。那香椿街真是這樣的嗎？其實隻能說蘇童筆下的香椿樹街是這樣的。”
如果說蘇童筆下的香椿樹街“陰暗”“潮濕”和“性感”，那麼，“迂回”“不敞亮”則是周恺眼中四川的風情特色，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他的寫作特點，“四川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地方，而移民是一個秩序和另一個秩序的碰撞。是以四川人的狠，往往就是藏起來的那種狠，不會那麼張揚。四川人要做什麼不會太表現出情緒，悄悄地就幹了。這樣一種性格，主要還是因為生存。是以這個地方的特點就是比較迂回，不夠敞亮，說話也是兩套話。我的寫作也是這樣。當然這是一個缺點，也可能是一個特點。”
他說：“像我這樣生活在西部南方三四線城市的寫作者有一個共同點。我們的作品，包括小說、繪畫和電影，是略帶畸形的。我們呈現出來的世界由許多隐喻構成，不斷去思考某個人的某句話意味着什麼，或者某一個行為意味着什麼。這種創作的局限和早期的美國小說很相似，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等。他的那種指向性也是我這樣的創作者的一個特點。”
江邊停泊的小船
抵達叙府的客船
不必過分追求“西南元素”和“地方性”
近年來西南地區的文藝創作不斷推陳出新。作為過去的三線建設地，西南地域存在着很多戲劇沖突，是以“西南元素”也成為電影和文學的火熱叙事路徑之一。
然而在周恺看來，這種 “西南元素”往往缺乏一定的真實性：“電影裡表現的并不像我們的真實生活。那種血肉橫飛的鏡頭和畫面在我的成長經曆裡少之又少。雖然樂山也有挺多兇殺案，但都是悄悄的。”
他還強調“西南元素”在很多影視作品裡隻是一個“元素”，比如通過方言去表現幽默，卻并未完整地展現出地區特性。“甯浩的電影起了個壞頭，把《三個火槍手》的故事套在四川地區上，讓大家都以為這就是四川。後來的很多電影也都是以這種黑色幽默的形式。”
“其實整個南方地區的差别很大。沿海是一部分，沿江是一部分，山區如雲南、貴州又是一部分。”周恺說，在文學上，他認為比較有四川特點的作家是張萬新，“他寫的《馬口魚的誘惑》是寫性最好的小說之一。讀他的小說的過程，就能體會到四川的生活，體會到四川的那種迂回和不夠敞亮。”
“電影方面我推薦應亮，他把自貢故事拍得特别好。他的代表作《背鴨子的男孩》講述了一個鄉下孩子背着兩隻鴨子去找城裡父親要錢的故事。這部電影的拍攝手法非常有四川的味道。有很多閑筆，關于普通人，關于風景，關于四川的河流。四川就是這樣，它是一種閑散的不安定，一種閑散的蠻荒。”
不過，周恺對于“地方性”顯然也有自己的了解與堅持：“當我們過分強調地方性，從一個他者的視野或者是視角出發，這往往會讓‘地方性’變得很畸形。很多對地方文化的研究也是這樣，把地方文化放置到他者的位置，但文學應該是表現人性的共通性。”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