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去世兩年前，給了我一個小手提箱，裡面裝滿了他的手稿和筆記本。他用平常那種玩笑調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後讀一讀，走後的意思是說他離開人世。
“你就看一看，”他說，看上去有點不好意思，“看看裡面有沒有你用得上的東西。也許等我走人的時候，你可挑選一點東西發表。”
我們是在我的書房裡，在書的包圍之中。我父親想找個地方把手提箱放下，前後走來走去，好象一個人要急于甩掉什麼痛苦不堪的包袱。最後，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個毫無遮蔽的牆角。這是一個我們都不再忘記的尴尬時刻，但這個時刻一旦過去，我們回到我們通常的角色，生活輕松自如，我們愛開玩笑的調侃的個性恢複，也就不再緊張。我們像過去那樣交談，談點日常瑣事，土耳其沒完沒了的政治麻煩，還有我父親的差不多失敗的生意，而沒有感覺過多悲哀。
我記得，父親離開之後，有好幾天我走來走去經過手提箱，都沒有碰它一下。我已很熟悉這個小巧黑色的皮質手提箱，熟悉它的鎖，它的圓滑的箱角。父親不出遠門短途旅行的時候常帶著它，有時用它裝檔案上班。我記得，我還小的時候，父親旅行歸來，我會打開這個小手提箱亂翻他的東西，品聞異邦外國給箱子帶來的香水味。這個箱子對我來說是個老熟人，一件讓我喚起清晰童年記憶的紀念品，而現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一下。為什麼？毫無疑問，這是因為裡面裝的東西有神秘莫測的重量。
現在我要說到這些重量的意義。這是一個人把自己關閉在房間裡坐在書桌前創造出的東西，是一個人退卻到一個角落裡表達自己的思想——這就是文學的意義。
童年時代，帕慕克全家合影
我幾乎不敢碰父親的手提箱或是打開它，但我知道裡面的一些筆記本寫了什麼。我看見過父親用其中一些筆記本寫什麼東西。這并非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手提箱裡裝的沈甸甸東西。父親有一個很大的書房，他年輕的時候，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在伊斯坦布爾，他希望成為一個詩人，還曾把法國詩人瓦雷裡（VALERY）翻譯成土耳其語，但是，在一個貧窮的沒有幾個讀者的國家寫詩，這樣的文學家的生活不是我父親要過的生活。父親的父親——我的祖父——是一個富有的商人；是以我父親的童年少年都是過着舒适的少爺生活，他不想為了文學為了寫作忍受艱難。他喜愛美侖美奂的生活，這我可以了解。
有種不安讓我和父親的手提箱裡裝的東西保持距離，這首先是我害怕我會不喜歡我讀到的東西。我父親早料到這一點，是以有意裝作他對箱子裡的東西毫不在意的樣子。在從事寫作二十五年之後我才看到這一點，這讓我難過。但是我并不想生父親的氣，責怪他沒有真正把文學當回事……我真正的恐懼，我不希望知道或發現的關鍵的事情，是我父親有可能成為優秀的作家。因為有這種恐懼我才不敢打開我父親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能公開承認這一點。如果真實而偉大的文學從我父親的手提箱内出現，我就不得不承認在我父親身上存在一個截然不同的人。這是令人恐懼的可能性。因為即使到了成年的年齡，我還是要父親僅僅是我的父親，而不是作家。
要做作家，對我來說意味著常年累月耐心嘗試發現自己内在的另一個秘密存在，一個使其成為其人的内在世界：當我說到寫作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說、一首詩歌，或文學的傳統，而是一個人把自己關閉在房間裡，坐在一張桌子前，獨自一人，轉向自己的内心。在内心的陰影之中，他用詞語建立起一個世界。這個男人或者女人可能用一台打字機，或者利用一台電腦的舒适友善，或用筆在紙上寫，就象我自己就這麼寫了三十年。他可以邊寫邊喝茶喝咖啡，或邊寫邊抽煙。有時候他會從桌上站起來，透過窗戶看看街上玩耍的孩子，或者他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樹林，看到風景，或者他隻是目睹一面黑牆。他可以寫詩，可以寫劇本，或寫小說，就象我一樣。所有這些差別都是從桌邊坐下來耐心地轉向内心這個艱巨任務開始。要寫作就是要轉向内心凝視詞語，要研究那個退入其中而其人走過的世界，而這需要耐心、要固執也要有樂在其中。當我坐在桌前，一連數日，一連數月，一連數年，慢慢把新的詞語添加到空白的紙上，我感覺我好象在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好象我把自己帶入我内心另一人的存在，這好象一個人建造橋梁或拱頂，用一塊接一塊的石頭。而我們作家使用的石頭是詞語。我們把詞語捏在手裡，感覺它們各塊石頭互相連接配接的方式，有時要在遠處觀察，要掂量它們的重量，要改變它們的位置，年複一年，耐心而又充滿希望，我們創作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密不是靈感——因為誰也說不清靈感從哪裡來——作家的秘密是固執，是耐心。在我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當我寫到古老波斯細密畫家成年累月用不變的熱情繪制同樣的馬，每一筆劃都記憶無誤，他們甚至可以閉著眼睛也能再現那美麗的馬匹，其實我是談到寫作職業，是談到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是講述自己的故事——慢慢講述，而且好象是在講述關于其他人的故事——如果他是在感覺這個故事産生自他的内心，如果他坐到桌前耐心地投入這門藝術——這種手藝——他首先應該被賦予某種希望。靈感的天使（會定期拜訪某些人而難得光顧另一些人的天使）偏愛那些充滿希望與信心的人，而且是在作家最有孤獨感的時刻，是在作家對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夢想、自己的寫作價值最懷疑的時刻——當他以為自己的故事僅僅是自己的故事的時刻——就是在這樣的時刻，天使會選擇他，向他揭示故事、圖象、夢想，而這些可以描繪出他希望創造的世界。如果回顧那些我獻出我整個生命寫出的著作，我最吃驚的就是那些時刻，那時我感覺那些令我如癡如醉歡樂癫狂的句子、夢境、稿紙等等，都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另外的力量找到它們，然後慷慨大方地呈送給我。
我害怕打開我父親的手提箱，害怕讀他的筆記本，因為我知道他不會承受我自己已經承受的艱難，他喜愛的不是孤獨，而是高朋滿座，混迹人群，出入沙龍，玩笑調侃，有人相伴。但是後來我的想法有了不同的轉變。這些想法，這些關于棄世與耐心的夢想，都是我從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作為作家的經曆中得出的偏見。有很多傑出的作家是在人群的包圍中和溫馨的家庭生活中寫作，是在熱情交際與愉快談話中寫作的。此外，我父親在我們還年幼的時候，厭倦了單調的家庭生活，抛下我們隻身一人到巴黎去了。在那裡，他就像很多作家一樣，坐在旅店房間裡填寫他的筆記本。我也知道，有些當時的筆記本就在這個手提箱裡。因為在他把箱子交給我之前的那些年中，我父親開始向我談起那個時期的生活。他提到那些我還是孩子的那些年頭，但是他不願意提到他的脆弱，不提他想成為作家的夢想，或者讓他坐在旅店房間裡苦惱不堪的文化認同問題。他不說這些，而總是告訴我他如何在巴黎的人行道看到薩特，告訴我他讀過什麼書看過什麼電影，他總是得意洋洋态度認真，好象要讓我分享什麼重大新聞。在我成為作家之後，我再不會忘記，一定程度上我要感謝這一事實：我有這樣一個父親，他告訴我這麼多有關世界作家的事情，遠遠多于那些高貴的帕夏或偉大的宗教領袖。是以，心裡有了這種感激，還記得我曾經受惠于父親巨大的書房，我可能不得不讀讀父親的筆記本。我必須記住，當他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候，我父親就和我一樣，喜歡一人獨自讀書和冥想——而不太在乎他寫作的文學品質。
我父親有一個很好的書房——總共有1500冊書籍——對一個作家來說富富有餘。我22歲的時候，也許還沒有全都讀完，但我對每本書都熟悉。我知道哪些書是重要的，哪些不太重要但容易讀，哪些是經典作品，哪些是任何教育都不可缺少的部分，哪些是不必記住但又是地方曆史的有趣說明，以及哪些法國作家是我父親評價最高的。有時我從遠處看著這個書房，夢想有一天我在另一所房子裡也要建立我自己的書房，甚至更好的書房——為我自己建立一個世界。
當我從遠處看我父親的書房，對我來說好象是一個真實世界的縮影。但這是一個從我們自己的角落觀看的世界，是從伊斯坦布爾。書房就是這樣的證明。我父親是從他頻繁的國外旅行中建立起自己的書房，大多書是來自法國和美國的書，但是也有從伊斯坦布爾上世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售外文書籍的書店和書商那裡賣來的書，那些書商我也都認識。我的世界就是這樣的混合——有地方的，民族的，也有西方的。
青年帕慕克
到了七十年代，我也有點野心勃勃地開始建立自己的書房。我還沒有完全決定我是否要做作家，就象我在《伊斯坦布爾》這本書裡提到的，我已經感覺我最終不會成為畫家，但我還不能肯定我的生活要走什麼道路。一方面，在我内心總有一種控制不住躁動不安的好奇心，一種樂觀的對閱讀與學習的饑渴感，但同時我也感覺我的生活将會有“缺憾”，我不能象其他人那樣生活。這種感覺與我在凝視父親書房時的感覺一樣——與遠離世界中心的感覺多少有關，那時我們所有住在伊斯坦布爾的人都會有這種住在鄉下的感覺。還有另外一個理由讓我感覺不安和生活有“缺憾 ”，因為我太明白我是生活居住的這個國家對自己的藝術家毫無興趣，不管他們是畫家還是作家，這個國家不給他們任何鼓勵和希望。在七十年代，為了彌補生活的 “缺憾” ，我用父親給我的錢在伊斯坦布爾的舊書攤上貪婪狂購那些褪色發黃的、沾滿塵土的、折角發绉的舊書，但讓我動情的不光是這些書，也是這些舊書攤的可憐狀況——那些書販子在路邊、在清真寺的院子裡、在街邊牆腳擺開的書攤雜亂無章，而他們窮困潦倒衣衫褴褛的樣子也讓我觸目驚心。
至于我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不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中，我的基本感覺是我“不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比我們自己的生活更富裕更吸引人的生活，而我，與我的伊斯坦布爾一起，與我的土耳其一起，都在這中心之外。今天，我認為我和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在分享這種感覺。同樣，還有一個文學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中心也離我很遠。事實上，我心裡想到的是西方的，而不是世界的文學，而我們土耳其人是在這個世界之外的。我父親的書房就是明證。
在一頭，有伊斯坦布爾的書籍——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本地世界，有其所有讓我喜愛不盡的細節——而在另一頭，是來自另一世界的，西方世界的書籍，是我們自己的書籍無法匹敵的，因為我們無法匹敵是以既給我們痛苦也給我們希望。寫作，閱讀，好象是離開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他者性、陌生性和奇異性中去尋求安慰。我感覺我的父親閱讀小說是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要逃避到西方去——就和我後來做的一樣。或者，對我來說那些時候的書籍是我們用來逃避我們自己的文化，因為我們發現是我們的文化有缺憾。也不僅僅是通過閱讀我們離開了我們自己的伊斯坦布爾生活而旅行到西方——我們也通過寫作。為了寫滿這些筆記本，我父親去了巴黎，把自己關閉在旅店房間裡，然後又把他的寫作帶回了土耳其。當我凝視我父親的手提箱，對我來說這就是讓我不安的原因。在一個房間裡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後，能夠作為一個作家在土耳其幸存下來，看到我父親把自己的思想深藏在這個手提箱裡，好象寫作隻能是秘密進行的工作，要遠離社會、國家、人民的視線，這讓我感到惱火。也許這是我對父親生氣的主要理由，他沒有象我這樣認真對待文學。
事實上，我對父親生氣是因為他沒有過我這樣的生活，因為他從來不與自己的生活争辯，而是快樂地消磨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和自己所愛的人笑度人生。但我内心裡多少也清楚，可以說我不是“生氣”而是“嫉妒”，而後一個詞更加精确。這也使我不安。這時我會用我自己慣常的詛咒發怒的口氣問我自己：“幸福是什麼？”難道幸福就是獨自坐在一個房間裡以為自己在度過深刻的生活？或是在社會圈子裡過愉快舒适的日子，相信其他人同樣相信的事情或者假裝相信？難道幸福就是表面上看好象與周圍所有的人和諧相處，而暗地裡偷偷寫作度過一生，這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這些問題都太讓人惱火。我又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想法，可以認為衡量好生活的标準就是幸福？很多人，很多報紙，都把幸福看作衡量好生活的最重要标準。是否光這一點就值得去做些研究，看看事實是否正好相反？歸根到底，我父親從他的家庭出走這麼多次——我對他非常了解嗎？我能在什麼程度上說我了解他的煩惱不安？
就是這些想法驅動我最終打開了我父親的手提箱。父親的生活中是否有我一無所知的不幸，有沒有一個他隻有通過寫作才能傾訴出來的秘密？我一打開手提箱，我就回憶起它旅行帶回的氣味，認出幾本我見過的筆記本，是我父親很多年之前就給我看過的，但是沒有更詳細談過裡面的内容。我現在拿到手一一翻閱的大多數筆記本都是父親還年輕離開我們到巴黎去的時候寫滿的。而我，正象我讀我所崇敬的很多作家——那些我讀過他們生平傳記的作家——我希望讀到我父親在我這樣的年紀時都寫了些什麼，都想些什麼。我很快就發現，在手提箱裡我找不到那樣的東西。最讓我不安的是，在父親的筆記本裡，在有的地方我能聽到一個作家的聲音。我對自己說，這不是我父親的聲音，這是不真實的，或者至少說這聲音不屬于一個我當作父親的人的聲音。我害怕我父親在寫作的時候可能不是我的父親，而在這種恐懼之下，是一種更深刻的恐懼：在我内心深處我并非真實的恐懼。我恐懼我不會在父親的寫作裡發現任何好東西，這也增加我會發現我父親過分受到其它作家影響的恐懼，使我陷入絕望，這種絕望在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讓我痛苦不堪，把我的生活、我的真實存在、我的渴望都投入寫作中。使我的工作成了問題。在我當作家的頭十年内，我一直更深地感到這種焦慮，盡管我努力與之抗争努力擺脫，但我有時也害怕，有一天我必須承認失敗，就象我承認我的繪畫是失敗一樣，我害怕我會屈從于這種不安，也放棄小說的寫作。
我已經提到了我關上父親手提箱把它放到一邊時的兩種主要感覺：我身處外省窮鄉僻壤而無法脫身的失落感，以及我自己缺乏真實性的恐懼感。這當然不是我第一次有這些感覺。這些感覺，及其全部的複雜變化、可觸及神經末稍的意外結果、内心糾集的情結、多種多樣的色彩，我在多年來的閱讀與寫作中早已經發現過研究過，并一直在進一步深化。生活和書本給我帶來的這種困惑、這種敏感、這種痛苦當然使我的精神震動，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但是，隻有通過寫書，我才充分了解了真實性的問題（就如在《我的名字是紅》以及《黑書》中），以及生活在外省窮鄉僻壤的問題（就如在《雪》與《伊斯坦布爾》中）。對我來說，做一個作家就是承認我們内心的傷痕，這些傷痕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們自己都未必能感覺到。耐心地挖掘它們，了解它們，照亮它們，占有這些痛苦與傷痕，使其成為我們自身，使其成為我們的精神和我們的寫作的一個有意識的部分。
一個作家談論的事情其實衆人皆知但又不知其知。注意到這種知識，開發這種知識，看到這種知識的增長，就能給讀者提供驚喜，令其陶醉，就象讓他在一個既熟悉而又新奇的世界中漫遊。而在用寫作完全逼真再現這種知識的藝術中我們當然也能體驗到同樣的驚喜，同樣陶醉。一個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關閉在一個房間裡，就是磨練這種藝術，為自己再造一個世界，而以自己的秘密傷痕作為自己的出發點。不論他是有意無意，他都表現出對人類的深刻巨大的信心。我始終相信所有人都互相近似，相信其他人也有我一樣的内心傷痕，是以他們可以了解，我由此而來獲得信心。所有真實的文學都來自這種兒童般的、充滿希望的信念，即人都相近。當一個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關閉在一個房間裡，他用這樣的姿态表示一個單一的人性，表示一個沒有中心的世界。
但是，就如從我父親的手提箱可以看到的，可以從我們在伊斯坦布爾的生活的蒼白色彩可以看到的，世界确實有一個中心，而且這個中心離我們很遠。在我的書中，我已經用一些細節描述過這一基本事實如何勾起一種契呵夫式的外省人鄉巴佬的心态，以及通過另一途徑，它又導緻我對自己的真實性的疑問。我從我的經驗知道，這個地球上的大多數人是在這種同樣感覺中生活，而且還有很多人忍受一種比我更深的不足感的折磨，缺少安全感，有堕落感。是的，人類面對的最大困境依然是無土可依，無家可歸，無食果腹……但是，今天，我們的電視和報紙能迅速簡單地告訴我們這些困境，是文學從來做不到的更迅速更簡單的方式。今天，文學最需要講述最需要調查的是人類的基本恐懼：恐懼自己被遺留在外，恐懼自己被瞧不起，以及與這種恐懼一起到來的覺得自己一錢不值的感覺；社會群體遭受的羞辱，脆弱的受傷害的榮譽感，各種各樣的激憤，傷感，想象的被人侮辱，而接着而來的則是民族主義的自吹自擂自我膨脹……無論什麼時候當我面對這種情緒，面對表達這種情緒的非理性的誇大其詞的語言，我知道他們也觸及我内心的一種黑暗。我們經常見證西方世界之外的民族、社會與國家（而我自己也能很容易與他們認同）屈從于這樣的恐懼，有時這種恐懼還導緻他們去做出蠢事，而全都因為他們恐懼受辱，他們的脆弱情感。我也知道在西方（我自己也能很容易與之認同的世界）的國家與民族對自己的富足有過分的驕傲，因為他們給我們帶來文藝複興、啟蒙運動以及現代主義而自豪，他們也不時屈從于一樣愚蠢的自我滿足中。
這表示我父親并非唯一的重視一個有中心的世界的人，我們所有人都過分重視一個這樣的世界。迫使我們把自己關閉在屋子裡長年寫作的這種力量，最終是對反面事物的一種信仰；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的寫作會被人閱讀，被人了解，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相象相近。但是我從我自己和我父親的寫作中也知道，這是一種麻煩的樂觀主義，會被排擠到邊緣被抛棄在外的憤怒感傷害。陀斯妥也夫斯基一生中對西方感覺到的愛與恨，我在許多場合也都感覺到了。但是如果我已經掌握住了一個基本事實的話，如果我有樂觀的原因，那麼這是因為我已經跟随這位偉大作家旅行，經曆過了他與西方的這種愛恨交織的關系，進入了他在另一邊建築起來的另一個世界。
我現在感覺到的，與我孩提時代和年輕時代感覺到的正好相反：對我來說，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坦布爾。這不僅是因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裡，而是因為，在過去 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的街道、她的橋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噴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鋪、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點、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們都成為我的一部分，使我擁有這一切。當我親手建造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隻存在于我的頭腦裡，我就來到一個原點，它比我實際生活的城市更真實。這是所有這些居民和街道、物體和建築都似乎開始自己說話的時候，他們以我沒有想到的方式互動，好象他們不是生活在我的想象我的書裡，而是自成一體。我象一個用針挖井一樣創造了這個世界，這時比所有其它世界都更真實。
我的父親可能也發現了作家在長年寫作的歲月裡獲得的這種愉快。我對自己說，當我翻看他的手提箱時，我不應該帶有成見。歸根到底，我對父親非常感激：他從來不是一個要求過分、戒律嚴格、以勢壓服、動辄懲罰的一般的父親，而是一個始終顧及到我的自由，始終對我顯示最大尊重的父親。我經常這樣想，如果我曾經能夠從我的想象中獲得什麼，不論是在自由中還是孩子氣的方式，這是因為我和許多我孩提時代年輕時代的朋友不同，我從來不用害怕我的父親。我有時深信，我能夠成為作家，就是因為我父親在他自己年輕的時候也希望成為一個作家。我必須心甘情願地閱讀他的東西，努力去了解他在那些旅館房間裡寫下的東西。
帶着這些充滿希望的想法，我走到他的手提箱那邊。它依然在我父親幾天前留下的地方。我用的全部意志閱讀了一些手稿和筆記本。我父親寫了些什麼呢？現在我還能記得的是一些從巴黎旅店的房間裡望出去的風景、一些詩歌、一些悖論、一些分析 ……我寫到這些感覺自己象是一個人剛經曆一次交通事故，在努力回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同時又不害怕回憶太多。我小的時候，父母在争吵之後會陷入一種尴尬死寂的沉默中，這時父親就會去打開收音機聽聽音樂，以此改變氣氛，幫助我們更快地忘掉。
在父親到我辦公室來留下了手提箱之後一個星期他又來看我。和平常一樣，他給我帶來一塊巧克力（他都忘記我已經48歲了）。象平常一樣，我們随便閑聊，笑談生活、政治和家庭瑣事。最後，那個時刻到來了，我父親的眼光移到了他留下手提箱的那個牆角，看到我動過了他的手提箱。我們互相注視着。随後是令人壓抑的沉默。我沒有告訴他，我已經打開過手提箱，已經嘗試閱讀裡面的内容。相反，我轉開了我的目光。但是他了解。正象我了解到他已了解。正象他了解到我已了解到他已了解。但是所有了解都隻深入了幾秒鐘。因為我的父親是個樂天派，是個容易相處的人，他對自己有信心：他用一慣的方式對我微笑。當他離開我的房子的時候，他重複唠叨着所有那些可愛的讓人振奮的事情，還是個父親的樣子。
但是我的故事有一種對稱性，讓我了解想到那天的另外的事情，給我帶來更深的負疚感。在我父親留給我他的手提箱的二十三年前，在我從22歲開始決心成為一個小說家而放棄其它一切，把我關閉在房間裡寫作之後的第四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就是《傑瓦德先生及其兒子們》（Cevdet Bey and Sons），我用顫抖的手把我用打字機打出的尚未出版的小說稿給我的父親看，這樣他就可以先讀，可以告訴我他的想法。我不僅是因為我對他的文學品味對他的智力懷有信心，他的意見對我很重要，也因為他和母親不同，他從來不反對我成為作家。那個時候，我父親和我們不在一起，出門遠行去了。我焦急地盼望他歸來，幾乎失去耐心。兩個星期之後他回來了。我跑去給他開門。我父親什麼都沒有說，但是他立刻伸開雙臂擁抱我，用那種方式，他讓我明白他非常喜歡我的小說。然後，我們一度進入令人尴尬的沉默中，那種經常伴随重大情緒起落的沉默。然後，當我們平靜下來，開始說話，我父親開始用高度充滿感情的誇張的語言來表達他對我和我的小說的信心：他說，總有一天我會赢得我今天在這裡帶着如此巨大喜悅接受的獎項。
他說這些話，并不是為了試圖要我相信他對我的好評，或是為了把這個獎當作我的目标：他說這些話，就象一個典型的土耳其父親，為了給兒子支援的力量，鼓勵兒子，說着“總有一天你要成為一個帕夏！”多少年來，不論什麼時候他看到我，他都用同樣的話來鼓勵我。
我父親死于2002年十二月。
今天，當我站在瑞典文學院，站在授予我這一偉大獎項偉大榮譽的尊敬的院士們面前，站在尊敬的客人們面前，我确實衷心希望我的父親能和我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