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性寫作所遵循的現代語言學原理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這本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之作，直到1980年才有完整的中譯本問世（商務印書館出版），但42年來，決不能說國内學界已經研究透徹了，它的重要價值，還有待我們深入挖掘。很多讀者隻是望文生義，以為它隻是單純的語言學著作，但在我看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都應該認真研究這部書，它的價值在于，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

通常，我們會說一些貌似有價值的空話，比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話倒是好說，但它隻是一種表态、一種立場、一種願望。這願望要實作，就得繼續說，要學會思想。再繼續說，“思想是一種孤獨的行為”（海德格爾語）——這句話也許是思想，但聽到這句話之後，就像聽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後，聽者仍舊不會思想，這是因為它隻停留在思想的表層、處于思想的懸空狀态，它還沒有進入實證性的細節。這個細節在于會思想=會使用語言。

也就是說，你得學會如何思想，而如何思想=如何使用語言。一個學者不能這樣說：“我很有思想，但我不屑于說出來或者寫出來。”您不說出來或者寫出來，我們如何判斷——您的思考品質呢？對于學者而言，說話尤其要落實到書寫，要學會寫作，這裡指原創性寫作，這與索緒爾提出的現代語言學原理，密切相關。

通常，我們會忘記自己思想時，是在使用語言。似乎語言隻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是過河的橋。我們很少去琢磨作為工具或者橋本身，到底是怎麼回事。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就是對于語言本身的實證性研究。這種研究是中性的、是研究語言的事實因素，是以也是科學的，它差別于政治意識形态的立場或者價值觀念之類，它沒有階級屬性。

首先需要澄清索緒爾語言學的基本術語：他差別了語言和言語。言語指使用各種母語中的日常說話。什麼是語言呢？“語言就是言語活動中減去言語。它是使一個人能夠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語言習慣。”——呵，索緒爾這句話很有厚度，容易被誤解，他所謂語言學，特指活的語言，指真實的語言的發音（能指）與所指（概念、觀念）關系的共時性考察。他并不考察文字學。他認為文字隻是有聲語言的影子。

但是，我們注意到，索緒爾對于語言能指的讨論，同樣也适用于文字。作為語音或者說話的影子本身，文字完全有可能離開口語而成為相對獨立的文言（說話與文字的差別，在西方語言中同樣存在，隻是在嚴重程度上，不如漢語，是以很難想象西方會有20世紀初期中國那樣的“白話文”運動）。不難了解，每個寫出來的字、詞、句子，也都包含索緒爾所謂的能指與所指現象。

現在我們來具體操作一下，就是說我們看看原創性寫作與索緒爾的語言學原理有哪些契合：語言，無論說話還是書寫，都要符合語言的強制性規範，這就是語言的社會性。這時，使用語言的人是不自由的。這倒不是由于缺乏言論自由的社會制度或者社會環境，而是為了使清晰交流得以可能，當我們說“貓”（mao），不可以同時指“狗”（gou）這個道理非常簡單，不必多說。

但索緒爾發現了語言内部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它也是這部書的基石，這就是當我們實際使用語言過程中，存在這樣的自相沖突現象：一方面，詞語的能指與所指關系是約定俗成的、它是強制的、不自由的。但另一方面，根據能指與所指關系的原初任意性原則（當不同語言都指稱“貓”時，語音是任意的、不同的），進而“能指對它所表示的觀念來說，看來是自由選擇的。”（112頁）進而在實際寫作過程中，我們會發現，詞語能指的這種自由選擇性，就是原創性寫作過程中，總是試圖破壞原有“意指關系”的确定性，要突破這種固定關系的邊界，實作某種嶄新的所指。雖然它不太符合索緒爾所謂“能指的任意性”的初衷，卻是真實的原創性寫作，比如第一個寫出“椅子腿”的人，就把支撐椅子的那根木頭，稱為“腿”，這就破壞了詞語能指與所指的原有固定關系。再比如，世代人們固然無數次說到“人”和“狗”，但一定有人第一次創造了“狗腿子”一詞，它不是指“狗的腿”，而是指某一種道德品質的人。“狗腿子”就這樣成為活的隐喻，但一旦這個詞被普遍接受了并且流行起來，就變成了日常語言的一部分，它的含義就約定俗成了，以至于我們再也看不出它來自活生生的語言創新。在這個意義上，原創性寫作也是創造活的隐喻之過程，它使得符号與所指觀念的關系，發生偏移。

一切有思想才華的寫作過程，就像以上第一個寫出“椅子腿”或者“狗腿子”的人那樣，破壞了原來約定的能指與所指關系，去自由選擇——把某某不再當成某某，而當成了别的東西。換句話說，A不再等于A，而等于B、C、D的過程。詞語本身沒有改變，但詞語的所指改變了。這裡不再有必須服從的所指，進而實作了上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學會思想的過程。語言創新抵抗來自語言集體的惰性。就哲學寫作而言，就是發明和創造概念的過程。

以上，原創性寫作過程破壞了詞語所指關系的舊規範，它沒有遵從語言使用的舊原則，它是當下發生的靈機一動、甚至是一種随意性。換句話說，在原創性寫作過程中，一切詞語的現成性、從前繼承而來的習慣用法、語言的起源問題，都不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重要了。從現代語言學角度，語言的曆史演變不再重要，而詞語之間、句子之間正在發生的關系，變得重要起來，這叫做“共時性”。

也許有人會固執地以為，原創性寫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其實未必。書寫語言是思想流動的直接實作，但思想的流動未必一定是冥思苦想有意選擇的結果——對于這一點，如果從哲學作品中不甚清楚的話，那麼可以用現代文學作品作為例子。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之間，有一個重大改變:古典文學，甚至直到19世紀的西方文學，巴爾紮克類型的作品，主要來自寫作之前的有意構思與主動選擇，但這種情形并不能完全解釋自由寫作的全部含義，若是追究細節的話，它也不完全符合真實的寫作過程。

真實的寫作過程，就像我們真實的自言自語、真實的獨白過程、真實的夢幻過程——這樣的過程談不上辛苦費盡，因為它就像自動分泌出來的。現代文字稱它為“意識流”，它訴諸于不由自主地發現乃至發明詞語之間、句子之間、情景之間的相似性，而這些相似性連接配接看似沒有關系的關系，破壞了時空的原有秩序，并不遵從真實的曆史事件順序和因果關系。這就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寫作方法。

在語言學内部，某詞語原來有某個固定發音或者含義，但說話的人感到厭倦了，在鮮活的生活世界中，人們讓舊詞變形，或者變化它的發音，或者發明一個異樣的發音，或者隻有語音而所指不定，但說得人多了，聽者約定俗成，聽者心領神會。比如把“吹牛”說成“忽悠”，把“自由意願”或者向往自由說成“愛咋咋地”。雖然意思相近，但這種置換并不完全是等值的或者等價的，它也展現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則。關于這一點，我以下還會說到。

以上，無論是普魯斯特還是喬伊斯的小說語言，或者純粹來自民間普通人在語音上的自發創造發明，就像索緒爾總結的：“語言根本無力抵抗那些随時促使所指和能指關系發生轉移的因素。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後果之一……語言在選擇自己的手段方面不受任何的限制，因為我們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會妨礙我們把任何一個觀念和任何一連串聲音聯結起來。”（118頁）

詞語符号的這種任意性，正是原創性寫作所遵循的現代語言學原理。“一方面，語言處在大衆之中，同時又處在時間之中，誰也不能對它有任何的改變；另一方面，語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論上又使人們在聲音材料和觀念之間有建立任何關系的自由。結果是，結合在符号中的這兩個因素以絕無僅有的程度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而語言也就在一切可能達到它的聲音或意義的原動的影響下發展變化着。”（119頁）

以上也說明了，為什麼人造語言很難成功，例如1887年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發明了世界語，轟動一時，但是現在人們對于世界語的熱情已經大大減弱了，因為它雖然具有容易掌握和清晰準确的優點，并且克服了自然語言的缺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語言的缺點反而成為豐富和發展語言的優點。正是由于語言的雜亂甚至一詞多義現象，反而有利于創造新的思想。假如人造的世界語獲得成功，人類都忘記自己的母語而改用世界語實作所謂無障礙地交流，這可能導緻民族的消亡和人性的死亡，它就像智能機器人戰勝人類一樣，具有可怕的災難性後果——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固定不變的人造語言都無法戰勝自然語言，就像一個有缺點的人才是一個真實可愛的人。一個永不犯錯的機器人是不可愛的，索緒爾是說法是：“想要制成一種不變的語言，讓後代照原樣接受過去的人，就好像孵鴨蛋的母雞一樣：他所創制的語言，不管他願不願意，終将被那席卷一切語言的潮流沖走。”（119-120頁）

詞語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比如我發出“樹”的聲音，内心浮現出一棵樹的形态或者觀念。但這種停下來的靜态思考，并不是索緒爾所謂“共時性”語言原則在實際使用語言過程之中的真實情形。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将詞語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比作貨币與商品的關系。按理說，在這兩種情形下，都應該是某種等價交換。但由于語言使用過程中的實際情形，或者貨币與商品市場時時刻刻處于波動狀态，絕對等價交換的情形，隻存在于理論上的理想狀态，而在語言或者貨币-商品交換的過程中，都不可能存在。真正存在的，是語言系統内部的詞與詞之間，或者貨币與商品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在這兩種置換過程中，就語言而論，就像翻譯的過程一樣，會增加或減少某些含義，增加與減少是同時發生的，也就是說，翻譯的效果，會豐富語言自身。而貨币一旦變成資本，就像馬克思說的，在于商品交換過程中，産生利潤或剩餘價值，它不斷在需求與滿足之間循環，并且推動社會發展。

索緒爾用一個橫切面的樹，表示語言的共時性狀态，它擺脫了曆史，把橫切面不同詞語位置同時展現出來，展示它們彼此之間的連接配接。這就像“同時代的不同時代性”的并置，它能更為真實地展示當下語言或者社會生活的全貌，而不僅隻是孤立地以偏概全，或者不能說我們目前處于一個有着單純透明說法的時代。這個橫切面的樹，有現代語言“橫切面”的書與之對應，這就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它是一部巨著，但其全部内容隻講述書中人物在幾十個小時之中所經曆的事情，就好像是一部當代人沒有曆史的社會百科全書，它細微描寫生活中瑣碎小事和心理碎片，然後将它們連接配接起來。

相比之下，索緒爾用一棵樹的縱向生長，表示以往追溯語言的起源、曆史發展變化的語言學态度。它是時間性的，與古典小說以時間線索構造人與事件之間情節發展的因果性，是一緻的。這種宏大叙事也主宰了所謂曆史學叙事方法，它是按照某一個叙述主線讨論和觀察曆史的，其主觀意願極強，但這種語言學或者曆史學的研究方法，是不真實的，因為兩者都會遺漏大量的語言或人物事件的瑣碎細節，更不會觀察“同時代的不同時代性”（建立沒有關系的關系，這裡有一種橫向的邏輯、一種互文性的邏輯，甚至它也是當代藝術創作的某種時髦方法）——總之，這種線性的語言觀或者曆史觀，沒有現場感，沒有空間感。它把，偶然的、不由自主的元素，都用宏大叙事的篩子篩掉了，但趣味乃至真正的幸福與生活意義，卻往往就在語言和生活中的小事件之中。

以下，我們抄錄索緒爾幾段精彩論述：

“在我們所能設想的一切比拟中，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于把語言的運作比之于下棋。兩者都使我們面臨價值的系統，親自看到它們的變化。語言以自然的形式呈現于我們眼前的情況，下棋仿佛用人工把它展現出來。

首先，下棋的狀态與語言的狀态相當。棋子的各自價值是由它們在棋盤上的位置決定的。同樣，在語言裡，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項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

其次，系統永遠隻是暫時的，會從一種狀态變為另一種狀态。誠然，價值還首先決定于不變的規約，即下棋的規則。這種規則在下棋之前已經存在，而且在下一招棋之後還繼續存在。語言也有這種一經承認就永遠存在的規則，那就是符号學永恒的原則。

最後，要從一個平衡過渡到另一個平衡，或者用我們的術語說，從一個共時态過渡到另一個共時态，隻消把一個棋子移動一下就夠了，不會發生什麼傾箱的大搬動。在這裡，曆時事實及其全部細節，都可以得到對應。”（1133-134頁）

索緒爾認為，隻在一點上，下棋和使用語言是不能做類比的：下棋的人在走棋時，總是深思熟慮的，每次移動一個棋子的時候，都是自主的選擇，或者說是有意的。但是，“語言卻不會有什麼預謀，它的棋子（指構成語言的要素）是自發地和偶然地移動的（索緒爾這裡用語音的自發改變作為例子）……要使下棋和語言的運作完全相同，必須設想有一個毫不自覺的或傻頭傻腦的棋手。”（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