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書的封面：草綠色的封皮上中央印着一騎。騎馬人抱手而坐，閑适馬上，揚蹄的駿馬，更顯得一派壯盛疏峻的唐朝景象。第一眼看見，誰不會被這清新脫俗所吸引呢？在這本《行走大唐》的腰封上，作者陳尚君寫道“今人追懷大唐盛衰，事隔百紀，感同一揆”。這位校勘《全唐詩》《全唐文》聲名在外的唐代文學專家，感歎今朝大衆對于唐朝的追懷總是欠缺些實感。
此書出版三年有餘熱度依然，6月下旬的新華·知本讀書會上，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以《行走大唐》一書的風格，宛如有人在今天的“鳥聲山色”中，按辔徐行，為你絮絮道來唐朝的“人歌人哭”，在現場的講座，他以杜甫、元結、韋應物、裴度的詩歌、事迹為線索，從四個次元勾勒出唐朝醇儒風範，讀史催人警醒。
在現場的講座中，陳尚君更以杜甫、元結、韋應物、裴度的詩歌、事迹為線索，從四個次元勾勒出唐朝醇儒風範，讀史催人警醒。
唐朝文化自信來源：儒釋道并信、法治、吏治、尚武
影視劇中，唐王朝建立1400多年，在中華曆史上國力強盛、文化昌盛，是國人值得驕傲的時代
唐王朝建立1400多年，在中華曆史上國力強盛、文化昌盛，是國人值得驕傲的時代。陳尚君認為唐王朝特别值得讨論的是：唐王朝的文化自信。正是因為唐王朝的文化自信蘊育了绮麗的大唐盛世。
陳尚君認為唐的文化底氣至少來源于四個方面。首先，唐王朝時期，儒、佛、道三道并興。雖然仍然是以儒家學說為立國根本，但開放的文化态度形成了一定的思想自由。第二，唐王朝的政通人和來源于唐時期制度和法律的建設。隋唐皆承北魏、北周的舊制，但也在不斷完善調整。唐王朝在中央行政運作方面，最大成就是三省制的建立，進而最大程度保證在皇權主導下政府行政行為的合理運轉。三省制在唐以前久已實行，但唐代使其完善妥适，高效有序。第三是吏治。陳尚君認為無論法律制度如何完備，都需要人去實施。改善吏治是唐的又一重要舉措。唐初期就将階、勳、爵、職分開，又特别重視臨民而治官員的選拔。
最後，唐王朝時期其文化所展現的壯盛疏峻的特性還來源于唐王朝尚武的特性。陳尚君稱唐王朝是一個胡風浸潤一切的時代。北周、隋、唐三代都源出北魏六鎮之一的武川鎮，其先人都是戍邊的武人，沾染胡氣，或者本身就是胡人，或者累代與胡人通婚。這就能很好地解釋唐文化對于中亞及四邊異文化兼收并取的原因。從皇帝以下，無不适應這壯盛疏峻、多元紛呈的文化氛圍。胡風不僅影響唐人的服飾與樂舞，也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态度與精神信仰，這就是開放寬容、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唐詩的成就，其實也就是南朝華美與北方俊朗相結合的結果。
何為醇儒：緻力于實作理想、不計較個人得失
陳尚君認為，唐朝培養了氣質與衆不同的儒家。陳尚君用“醇儒”來定義他們。儒家，來源于《漢書·藝文志》
在唐王朝壯盛疏峻的文化氛圍之下，作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的陳尚君認為，那個時代培養了氣質與衆不同的儒家。陳尚君用“醇儒”來定義他們。
儒家，《漢書·藝文志》的叙述最得其實質。其中寫道“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陳尚君解釋說，儒者是人君最重要的助手、協助人君治理天下，他們順應天地萬物的基本道理，傳達朝廷治理天下，将以仁、義治國擺在首位，強調君輕民重。
将唐王朝時期的儒家，以“醇”來歸納，陳尚君強調了醇儒與不通事變的腐儒和沒有實際辦事能力的迂儒之間差別。“醇”是酒至半酣，在半酣的情狀下，醇儒表現出緻力于實作理想、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精神狀态。唐王朝時期的醇儒不同于宋明理學薰習下的群儒，，秉持早期儒家教義，行身持正，勇于任事。
布衣憂國之杜甫：詩中浸透為民之憂
陳尚君認為，杜甫就是醇儒的代表之一，杜甫晚年在真理自己的是做時，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陳尚君認為，杜甫就是醇儒的代表之一。根據陳的考據，杜甫晚年在整理自己的是做時，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加注，題下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這一自注一般不被世人是以重視，但陳尚君認為這一自注非常重要，正是在唐天寶十四載發生了重要的曆史事件，當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亂爆發，十一月十五日消息傳至長安。也就是說杜甫此詩是寫于安史之亂爆發前的一周。
詩中最後一段，杜甫寫到“入門聞号咷，幼子饑已卒。”從京城回家的杜甫在進家門時，聽到了家人的嚎啕，聞訊了幼子因饑餓而死的消息。當時正值“秋禾登”的時節，理應不缺糧，但幼子偏偏餓死了。記錄了自己的不幸。詩中第二段，杜甫想象了骊山貴族奢侈生活。并最後回到全詩的核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感歎榮、枯盡在咫尺，惆怅難抑。不需要交租稅、不需要“隸征伐”的杜甫家中還有人餓死，杜甫更感到世人的不幸。是以全詩的最後兩句，“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杜甫為社會擔憂，陳尚君認為使全詩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陳尚君認為杜甫的這首詩也許成詩過程是從後往前。在第一段，杜甫叙述了寫詩的原因。沒有辦法逃離現實的杜甫，在一個“生逢堯舜君”的恢弘年代，他看到了社會中存在的巨大危機。雖然可以不說，但“沉飲”後的布衣杜甫居然就直白地寫下了。這首詩如此激烈，杜甫從自己的不幸出發引申到世人的不幸，最終表達了時代的不幸。傳遞了他始終“人民至上”的思想。
以古君子立身的元結：甯辭官而不斂财害民
元結是盛唐後期的詩人，陳尚君認為元結早年作品，以《補樂歌》與《系樂府》為代表。《補樂歌》十首十九章，設拟上古賢君之為政之方而歌頌之。《系樂府》十二首，在感慨風教與君子修養之同時，對民間疾苦有很強烈之控訴。如《貧婦詞》之寫貧苦夫妻之絕望，《去鄉悲》寫離鄉者之去留無奈，《農臣怨》訴草木之患，昆蟲之苦，尚祈官府體察，《賤士吟》則表明在“谄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的惡劣環境中，他以古君子立身的堅定選擇。“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即便行正道不為世容，至少還有歸隐江湖可以選擇。
在現場講座中，陳尚君講述了元結的獲授道州刺史時的轶事。元結幼時曾随做道州縣令的父親到過道州，受封刺史後，再次來到道州的元結卻看到“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十分荒涼。剛剛遭受過西原賊屠陷的當州，“十不存一，資産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但是當州準敕及租庸等使，卻要元結征稅共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元結到任才五十日，卻已經接到二百餘封使者催繳賦稅的符牒，告之元結“失其限者，罪至貶削”。元結即作《舂陵行》表明自己不以自身之禍福為根據，選擇照顧孱弱百姓，“正直當不虧”。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示官吏：“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甯可辭去官職也不對百姓作非法的聚斂。
儒家生活的理想狀态之韋應物：文化昌盛而愉悅
後人常将韋應物與陶淵明比較，但陳尚君卻認為兩者是不同，陶淵明（圖右）雖采菊東籬下，但心中仍然有許多不平之初。而韋應物（圖左）内心平和，無欲無求
後來人常将韋應物與陶淵明比較。但陳尚君卻認為兩者有很大不同，陶淵明雖采菊東籬下，但心中仍然有許多不平之處。而韋應物内心平和，無欲無求。他所達到的境界，是儒家生活的一種理想狀态，是治國平天下後的悠然生活。
韋應物出身世家，年少時就是個纨绔子弟。他在《逢楊開府》中也曾寫道自己年少時的荒唐事。“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但後來，韋應物卻成長為心态平和、守道醇正的官員。
在《寄李儋元錫》中，韋應物寫道“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詩本身較為平淡，但卻表達韋應物雖想回歸家鄉，但想到自己治下還有流亡百姓，沒有讓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就有虧對俸祿之愧疚。
陳尚君認為，韋應物的詩往往可以一窺其作為官員儒者潇灑、自如、輕快的生活。在《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中，韋應物寫道“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作為官員自己身居高位，但是百姓還沒能過上小康的生活。将自己得失置身事外的平和。這首詩在唐時期受到廣泛應合，陳尚君認為這是因為這首詩裡沒有任何怨氣、阿谀，卻讓人感到人生愉悅。感受到經濟發達、文化昌盛，刺史與民同樂，達到人生很高的境界。白居易晚年任蘇州刺史，寫記刻石，寫到當時不敢拜見韋應物，“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
平定叛亂後的儒家學者裴度：适應社會但保持責任感
裴度平定淮西之亂，寫道“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裡，今日又春風。”
斐度平定淮西之亂，輔佐憲宗實作唐朝元和中興之偉業。但他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日常語是：“雞豬魚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在《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一詩中，裴度寫道：“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裡，今日又春風。”一個儒生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而裴度所代表的儒家，正是平天下以後的儒生生活，既要适應社會，又要始終保持責任感。
杜甫、元結、韋應物和裴度表征了儒生的四種面向，是四種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始終所表達的都是儒家以仁義關懷天下、為國家分擔安危，為生民争取利益，表現各異，精誠一貫，如是而已。
作者：童毅影
編輯：錢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