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飽受病魔折磨的周恩來，已經是心力憔悴。即便知道自己生命有了期限，但隻要是頭腦清醒時，還是要盡最大努力處理很多的工作。一天，病床上的周恩來總理得知了一個消息，那就是中國的《辭海》正在修訂籌備出版，他似乎想起了什麼，便叫來了秘書。
秘書來到了他的床前，他鄭重地讓秘書轉告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治秋：“請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辭目時，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産黨的事寫上。”王治秋收到總理的傳話，當時很驚訝，此事非同小可。楊度是誰？那可是民國第一奇人，是袁世凱帝制的擁護者、杜月笙的朋友，怎麼又是共産黨呢？
王治秋一面轉告上海的《辭海》編輯部，一面向很多還健在的老同志打聽，結果沒有人聽說過楊度加入中國共産黨。可周總理明确表示：“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産黨，是我介紹并直接上司他的。”如果沒有既成事實，總理不會這麼不負責任的。
不是王治秋不信任總理，而是楊度的一生實在是太離譜了，他的離譜都是近代的每一次的政權更替，他都能扯上個邊，要麼怎能被稱為是第一奇人。楊度的特殊身份，也引起了上海《辭海》編輯部的高度重視，通過曾任上海市宣傳部長夏衍的回憶，才證明了楊度确實加入過共産黨。
據夏衍的回憶，當年他在上海通過潘漢年認識了一個老者，稱這位老者是自己的同志。因為工作性質比較特殊，這位老者隻是和潘漢年單線聯系。直到後來老者去世，夏衍才知道這位老者就是楊度。他從入黨到去世都是受周恩來和潘漢年的上司，外界很少有人知道。
那麼楊度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說他是民國第一奇人？他與衆多領袖人物都是什麼關系？他的入黨動機是否純粹？為什麼周恩來彌留之際也要為他證明身份？
現代人講究一個格局，如果一個人的格局很大，他思考的問題和處世的方式就與衆不同。如果你和高層官員在一起，你對政治的思考一定比别人多；如果你和财經高手在一起，你的理财能力就會高人一籌。馬雲等人曾經建立了一個會員組織，能夠加入他協會的人，那一定是企業的高手。
楊度
被稱為民國第一奇人的楊度，他的朋友圈都是政治高手，無論是在清朝、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共産黨曆史上，包括黑道老大都有他的朋友，而且都是領袖人物。其中有梁啟超、黃興、袁世凱、孫中山、蔡锷、杜月笙、李大钊、周恩來。他的格局很高，高到他常常被人認為他就是一個投機分子，就這麼一個人，最後卻被周恩來看重。
現代人對楊度知道的并不多，但他的一句話在現代很流行，那就是：“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一看這句詩就知道楊度是湖南人，沒錯楊度于1875年出生在湖南湘潭，毛澤東的老鄉。楊度10歲那年父親去世，他被寄養在伯父楊瑞生家。楊度祖父在朝廷做官，後來在與太平軍戰鬥中喪命，伯父有幸逃脫，被清朝廷任命為總兵。
楊度就是在楊瑞生當總兵的時候進入伯父家，還好，這個楊瑞生對這個侄兒不錯。加上楊度從小聰慧過人，很讨伯父的歡喜，伯父也是盡可能地為他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學習環境。楊度很争氣，在17歲的時候考取了秀才，并在第二年中了順天府鄉試的舉人。接下來的兩年，他卻屢考不中。
到了1895年，康有為和梁啟超率京師數千舉人聯名上書，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對中國讀書人而言堪稱大事的事件——公車上書。在衆多聯名的舉人中，楊度就是其中的一個。也就是通過這次活動，楊度認識了康有為、梁啟超、徐世昌等人。在與這些人接觸中，楊度的思想發生了變化。
梁啟超
21歲的楊度回到湖南，在他人生徘徊了時候，有個叫王闿運的前來拜訪。這個王闿運，可不是一般人，王闿運也算一代名儒，在經學、史學和文學方面都頗有造詣。他曾經是曾國藩的幕僚，他門下有一批頗有名聲的徒弟，包括齊白石。關鍵是這個王闿運的懂得“帝王術”。
王闿運早已知道楊度的才學，他想收楊度為學生。楊度也是對王闿也有崇敬之心，當然求之不得。就這樣，楊度成為王闿運的學生。可以說王闿運對楊度一生的影響非常大，特别是他給楊度傳授的“帝王術”，讓楊度受益匪淺。并在他以後的歲月中，起到了看人識相的作用，即便如此，他還是常有看走眼的時候。
幾年下來，楊度感到從王闿運那裡學不到多少東西，就一意孤行，于1902年，自費留學日本，入了東京弘文書院師範速成班。也就是在這次留學時，他多了個同學，名叫黃興。他們在一起也是常常探讨中國的未來。經過半年的留學，讓楊度眼界開闊了許多，當他再次回到故鄉的時候，從政的“野心”開始躁動起來。
在老師王闿運的推薦下，他認識了當時重量級人物張之洞。當時張之洞是湖廣總督，他很賞識楊度的才學，便又推薦他去報考當時清廷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楊度不負衆望，一舉考了個第二。眼看自己的從政願望即将成真，可天有不測風雲。考上第一名的梁士诒是廣東人，慈禧很是反感，再因其名字為“梁頭康尾”，心存芥蒂，就剝去了他的頭名。
黃興
按理說，第一名被取締，第二名自然就成為第一，可結果令楊度大失所望。因為他來自湖南，有人暗地舉報他在日本有攻擊朝廷的言論，很可能是之前造反的“自立軍”唐才常的同黨。于是，楊度的第二名也被除名了，他還被通緝了。楊度無奈地長歎一聲。隻好再度留學日本，躲避通緝。
不過，人不能總是在走背運，通過這次聯考，加上朝廷的通緝，着實讓楊度名氣直線上升。楊度的第二次留學日本，更讓楊度挖到了成名的“第一桶金”。到日本不久，楊度竟然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兩人談起國事，唏噓不已，頗有惺惺惜惺惺的感覺。随後，楊度在讀了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有感之後，作了一首《湖南少年歌》，經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全文發表，轟動一時。
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楊度的那個經典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成為傳世佳句。他的才學遠沒有停止于此，緊接着他的另一首詩歌《黃河》，由沈心工譜曲，也是當時清末各學堂必唱的一首歌曲：黃河，黃河，出自昆侖山，遠從蒙古地，流入長城關。古來聖賢，生此河幹，獨立堤上，心思曠然。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無人煙。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铙吹，觀我凱旋。
梁啟超曾一度與楊度為“國士”，兩人的關系也更加的緊密。1904年，楊度轉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又多了兩個同學一個叫汪精衛，一個叫胡漢民。這都不算什麼，之後，楊度又結識了蔡锷、孫中山。認識了這些人後，楊度的人脈圈也越來越寬，為他今後的路子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
在東京，楊度和孫中山曾就中國革命的問題，進行過多次的讨論和争辯。楊度并不贊成孫中山“暴力革命”的觀點，而孫中山也不贊成楊度的“君主立憲”，為此二者争執不休，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楊度還是很尊重孫中山的，他把自己在東京弘文書院師範速成班的同學黃興引薦給了孫中山。
楊度與孫中山争執無果後，就向孫中山承諾：“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稱，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楊度滿腹才氣，熱心國事。1905年，楊度曾作為留日學生代表，為了維護粵漢鐵路，回國拜見張之洞，提出“官紳籌款自辦”的主張，助力清政府收回粵漢鐵路自辦。通過這件事，楊度在留學生中有了威望，也為他之後的從政鋪平了道路。
1906年，清政府派出去歐、美、日考察“憲政”的五位大臣回國，需要向朝廷遞交考察報告，可五位大臣居然寫不出來。為了應付朝廷，就派人找到楊度和梁啟超幫忙，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找“槍手”。就憑楊度和梁啟超的才華，寫這樣的報告自然不在話下。但報告内容最終卻成為朝廷的基本方針：預備立憲。
張之洞
楊度也是以成為留學生中，主張“君主立憲”的代表。不久湖南就成立了憲政工會，楊度擔任會長。到了1908年，楊度迎來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時刻。那就是進京任憲政編查提調，相當是候補的四品官員。從此，他可以進出頤和園，給皇室人員講解“君主立憲”制度。
到了1911年5月間，清朝廷推出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有現代意義的“内閣”，36歲的楊度成為内閣屬的統計局局長，成為朝廷的核心人員。看似很體面的職務，實際朝廷就是做個樣子，楊度等6人組建的“内閣”，更多的時候就是一個擺設。
楊度成為朝廷命官，位置還沒坐熱，辛亥革命就爆發了。雖然楊度主張“君主立憲”，但他從朝廷的體制中，也感受到了他的主張在清朝廷根本就行不通。至于清朝的搖搖欲墜，他并沒有放在心上，卻顯得很坦然。再說，他從老師那裡學到了“帝王術”，對乳臭未幹的宣統皇帝就不看好。
在楊度眼裡哪誰才是有“帝王相”哪？他在衆多的臣子中，他看中了一位，那就是袁世凱。楊度和袁世凱同為朝廷官員，自然也是很熟悉。楊度能進頤和園給皇親貴族授課，也是袁世凱給推薦的，楊度很感謝袁世凱的知遇之恩。光緒和慈禧相繼歸西，袁世凱在朝廷上也是吃不開，受排擠，最後還被趕回老家養病。
袁世凱
袁世凱不得志，灰溜溜地離開了北京，趕到車站為他送行的隻有楊度一人。不僅如此，楊度還到袁世凱家裡看望。楊度這是将賭注壓到了袁世凱身上，不久他辭官，給袁世凱做了幕僚。為了鎮壓武昌起義，朝廷又重新啟用了袁世凱。此時的袁世凱有了自己幕僚，又有和朝廷讨價還價的資本，是以袁世凱的北洋軍隊是打打停停，和朝廷要籌碼。
到了孫中山的革命軍和袁世凱的北洋軍南北對峙的時候，因楊度和孫中山、黃興、汪精衛都是朋友，是以他成了袁世凱當時派出的代表之一，進行“南北調停”。而“南北調停”的最終結果，就是孫中山讓步，袁世凱最終如願以償成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此時的楊度可謂是功成名就了，他的“帝王術”沒有白學。之後，他又抛出了《君憲救國論》，極力主張恢複帝制，并組織了與他有共識的人，打出了“籌安六君子”的名号，為袁世凱複辟帝制做準備。袁世凱自然樂不思蜀，還為楊度親筆題匾：“曠代逸才”。
此時楊度的好友孫中山、黃興等人，因“二次革命”失敗，被迫流亡海外。在楊度等人的縱容下，袁世凱終于坐不住了，他想當皇帝的夢想也越來越強烈。經不住誘惑的袁世凱，終于走上了皇帝的寶座。
蔡锷
楊度的好朋友蔡锷，舉起了“護國軍”的旗号，開始倒袁。昔日的好友，卻反目成仇。但蔡锷還是對楊度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臨終還為楊度開脫：“望政府為國惜才，俾邀寬典。”楊度的所為引起了更多人的不滿，昔日的好友梁啟超公開楊度是“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
在人們的一片的罵聲中，袁世凱一命嗚呼了。倒黴的楊度，他的一片苦心，卻換來袁世凱臨終前的遺言：“楊度誤我！”。楊度的老師王闿運也說：“弟子楊度，書癡自謂不癡，徒挨一頓罵耳。”意思是楊度什麼好處也沒撈着，白白被全國人民罵了一頓。最重要的是，楊度舊時的朋友，也各個離他而去。
身敗名裂的楊度，遭到新上任的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通緝，楊度無奈避居青島。這時候的楊度似乎看穿了一切，開始鑽研佛法，并給自己取号“虎禅師”，他開始重新思考人生和反思過去。1917年，張勳率帶着辮子軍在北京搞複辟。張勳和康有為親自前往，邀請楊度出山，卻被楊度婉言謝絕。經過幾年的苦思冥想，他還是無法安靜地遁入空門。他的思想由立憲轉為共和，他要兌現自己的承諾。
當初他與孫中山的争執後的承諾，自己失敗要幫助孫中山。憑借自己的才華和人脈關系，明裡暗裡地幫助孫中山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當陳炯明與孫中山反目後，他不顧危險，承擔了孫中山的特使，遊走在曹锟、吳佩孚、張宗昌等軍閥之間，憑他三寸不爛之舌，為孫中山挽回不利局面。
陳炯明
孫中山十分感慨，曾說過：“楊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諾言。”這個“諾言”，就是指當初楊度在東京對他立下的誓言：如果我失敗了，就來幫你。1922年，楊度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為此，孫中山稱楊度“此次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見疑”。隻是還沒等楊度發揮才幹的時候，孫中山逝世了。
孫中山逝世後，楊度卻感到了迷茫。他是投奔孫中山加入的國民黨，但國民黨内部各派系的内鬥讓他感覺厭煩。就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時，他又結識了共産黨的發起人之一的李大钊。早在五四運動時期，楊度就對李大钊的文章有深刻印象，李大钊對這個前清才子也很尊敬。
1928年53歲的楊度在上海，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钊。經過一番談話，楊度被李大钊的思想所感化。他深深記住了李大钊的一句話：“海上的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之後，楊度和李大钊來往頻繁，楊度對共産黨的信仰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自己終于找到了光的方向。
受李大钊的影響，他開始為共産黨人做事。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也為了黨組織的需要，他到了杜月笙家去做了門客。他憑借自己的影響，結識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物，為共産黨的地下組織提供各種有效的情報。一天他得到消息，張作霖要抓李大钊，楊度将這一消息告訴了李大钊。可李大钊卻不信張作霖真的敢沖進俄國使館抓人，最終沒有轉移。
李大钊
悲劇發生了，李大钊被捕了。為了營救李大钊，楊度将自己在北京的老宅子賣了，用于營救李大钊，甚至他還想到了劫獄。一介書生的他托關系找熟人，為釋放李大钊到處遊說。但他的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李大钊還是被張作霖給殺害了。
李大钊的犧牲，對楊度是個打擊，在他悲傷之餘，他又做出了一個決定：賣掉青島的宅子，接濟李大钊的家人及其他被害人員家屬，自己卻靠賣字為生。在他人生中，結識了很多高層人物，也讓他揚名于世。到了老年，從他認識了李大钊後，他人生軌迹再次轉道。
1929年，正是中國革命進入低潮時期，上海密布着恐怖的氣息。楊度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他在繼承孫中山、蔡锷、李大钊等為完成的事業。他知道自己工作性質的危險，他将母親送到長沙鄉下，妻子送到蘇州，坦言自己已經做好犧牲的準備。
杜月笙
楊度曾對和他接頭的共産黨人說過：“别人說我一生投機，我這次是投殺頭的機，投滅族的機。”是以，他也是發自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接觸并投到杜月笙的麾下，很多人都不了解，有的認為他是投機，有的認為他是生活所迫。可他自己心裡明白，他是一個做地下工作的人。楊度以杜月笙門客的身份，為地下黨提供情報；利用杜月笙的權利地位，掩護和營救獄中的共産黨人等。
杜月笙是一個極其愛惜人才的人，他對楊度十分的尊敬，并與楊度以兄弟相稱。杜月笙不惜用重金在上海為楊度置辦了一套宅子，而且楊度的日常花銷也都是杜月笙給的。那時的杜月笙正是如日中天，成為上海灘的霸主，他想建“杜家祠堂”，而這項工作的重擔就壓在了楊度的身上。祠堂是建好了，楊度還專門為其編寫了《杜氏家祠落成頌》。
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禮十分的圓滿，但本來身體欠佳的楊度，卻一病不起，兩個月後就病故在了上海租界。在他生前曾為自己寫了一副挽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潘漢年
解放後，一直與楊度單線聯系的潘漢年後遭難去世，楊度的身份就成了一個謎。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将楊度身份謎底揭曉，這段曆史将被遺忘，後人都會認為楊度不過就是一個會“帝王術”的投機者。
楊度的一生可謂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他的朋友圈裡從不缺乏領袖人物，但他卻走了一條不撞南牆不回頭的道路。當他以君子之态回到孫中山身邊時，卻又走進了國民黨的怪圈。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到了晚年他才找到引路的燈塔。就在他再次準備揚帆起航的時候，卻油燈耗盡，難以回天。
好在共和國總理沒有忘記他，國家也沒有忘記他。王冶秋、夏衍、李一氓等遵從周恩來生前的囑托，将他的身世公布與衆，後人也會記住，這個民國第一奇人，也曾是一名共産黨員，為革命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