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饱受病魔折磨的周恩来，已经是心力憔悴。即便知道自己生命有了期限，但只要是头脑清醒时，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处理很多的工作。一天，病床上的周恩来总理得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中国的《辞海》正在修订筹备出版，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叫来了秘书。
秘书来到了他的床前，他郑重地让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治秋：“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王治秋收到总理的传话，当时很惊讶，此事非同小可。杨度是谁？那可是民国第一奇人，是袁世凯帝制的拥护者、杜月笙的朋友，怎么又是共产党呢？
王治秋一面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面向很多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周总理明确表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如果没有既成事实，总理不会这么不负责任的。
不是王治秋不信任总理，而是杨度的一生实在是太离谱了，他的离谱都是近代的每一次的政权更替，他都能扯上个边，要么怎能被称为是第一奇人。杨度的特殊身份，也引起了上海《辞海》编辑部的高度重视，通过曾任上海市宣传部长夏衍的回忆，才证实了杨度确实加入过共产党。
据夏衍的回忆，当年他在上海通过潘汉年认识了一个老者，称这位老者是自己的同志。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特殊，这位老者只是和潘汉年单线联系。直到后来老者去世，夏衍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杨度。他从入党到去世都是受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领导，外界很少有人知道。
那么杨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说他是民国第一奇人？他与众多领袖人物都是什么关系？他的入党动机是否纯粹？为什么周恩来弥留之际也要为他证明身份？
现代人讲究一个格局，如果一个人的格局很大，他思考的问题和处世的方式就与众不同。如果你和高层官员在一起，你对政治的思考一定比别人多；如果你和财经高手在一起，你的理财能力就会高人一筹。马云等人曾经建立了一个会员组织，能够加入他协会的人，那一定是企业的高手。
杨度
被称为民国第一奇人的杨度，他的朋友圈都是政治高手，无论是在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共产党历史上，包括黑道老大都有他的朋友，而且都是领袖人物。其中有梁启超、黄兴、袁世凯、孙中山、蔡锷、杜月笙、李大钊、周恩来。他的格局很高，高到他常常被人认为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却被周恩来看重。
现代人对杨度知道的并不多，但他的一句话在现代很流行，那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看这句诗就知道杨度是湖南人，没错杨度于1875年出生在湖南湘潭，毛泽东的老乡。杨度10岁那年父亲去世，他被寄养在伯父杨瑞生家。杨度祖父在朝廷做官，后来在与太平军战斗中丧命，伯父有幸逃脱，被清朝廷任命为总兵。
杨度就是在杨瑞生当总兵的时候进入伯父家，还好，这个杨瑞生对这个侄儿不错。加上杨度从小聪慧过人，很讨伯父的欢喜，伯父也是尽可能地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杨度很争气，在17岁的时候考取了秀才，并在第二年中了顺天府乡试的举人。接下来的两年，他却屡考不中。
到了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率京师数千举人联名上书，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对中国读书人而言堪称大事的事件——公车上书。在众多联名的举人中，杨度就是其中的一个。也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杨度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徐世昌等人。在与这些人接触中，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梁启超
21岁的杨度回到湖南，在他人生徘徊了时候，有个叫王闿运的前来拜访。这个王闿运，可不是一般人，王闿运也算一代名儒，在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颇有造诣。他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他门下有一批颇有名声的徒弟，包括齐白石。关键是这个王闿运的懂得“帝王术”。
王闿运早已知道杨度的才学，他想收杨度为学生。杨度也是对王闿也有崇敬之心，当然求之不得。就这样，杨度成为王闿运的学生。可以说王闿运对杨度一生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他给杨度传授的“帝王术”，让杨度受益匪浅。并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起到了看人识相的作用，即便如此，他还是常有看走眼的时候。
几年下来，杨度感到从王闿运那里学不到多少东西，就一意孤行，于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也就是在这次留学时，他多了个同学，名叫黄兴。他们在一起也是常常探讨中国的未来。经过半年的留学，让杨度眼界开阔了许多，当他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从政的“野心”开始躁动起来。
在老师王闿运的推荐下，他认识了当时重量级人物张之洞。当时张之洞是湖广总督，他很赏识杨度的才学，便又推荐他去报考当时清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不负众望，一举考了个第二。眼看自己的从政愿望即将成真，可天有不测风云。考上第一名的梁士诒是广东人，慈禧很是反感，再因其名字为“梁头康尾”，心存芥蒂，就剥去了他的头名。
黄兴
按理说，第一名被取缔，第二名自然就成为第一，可结果令杨度大失所望。因为他来自湖南，有人暗地举报他在日本有攻击朝廷的言论，很可能是之前造反的“自立军”唐才常的同党。于是，杨度的第二名也被除名了，他还被通缉了。杨度无奈地长叹一声。只好再度留学日本，躲避通缉。
不过，人不能总是在走背运，通过这次高考，加上朝廷的通缉，着实让杨度名气直线上升。杨度的第二次留学日本，更让杨度挖到了成名的“第一桶金”。到日本不久，杨度竟然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两人谈起国事，唏嘘不已，颇有惺惺惜惺惺的感觉。随后，杨度在读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感之后，作了一首《湖南少年歌》，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全文发表，轰动一时。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杨度的那个经典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成为传世佳句。他的才学远没有停止于此，紧接着他的另一首诗歌《黄河》，由沈心工谱曲，也是当时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歌曲：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梁启超曾一度与杨度为“国士”，两人的关系也更加的紧密。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又多了两个同学一个叫汪精卫，一个叫胡汉民。这都不算什么，之后，杨度又结识了蔡锷、孙中山。认识了这些人后，杨度的人脉圈也越来越宽，为他今后的路子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
在东京，杨度和孙中山曾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和争辩。杨度并不赞成孙中山“暴力革命”的观点，而孙中山也不赞成杨度的“君主立宪”，为此二者争执不休，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杨度还是很尊重孙中山的，他把自己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的同学黄兴引荐给了孙中山。
杨度与孙中山争执无果后，就向孙中山承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称，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杨度满腹才气，热心国事。1905年，杨度曾作为留日学生代表，为了维护粤汉铁路，回国拜见张之洞，提出“官绅筹款自办”的主张，助力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自办。通过这件事，杨度在留学生中有了威望，也为他之后的从政铺平了道路。
1906年，清政府派出去欧、美、日考察“宪政”的五位大臣回国，需要向朝廷递交考察报告，可五位大臣居然写不出来。为了应付朝廷，就派人找到杨度和梁启超帮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找“枪手”。就凭杨度和梁启超的才华，写这样的报告自然不在话下。但报告内容最终却成为朝廷的基本方针：预备立宪。
张之洞
杨度也因此成为留学生中，主张“君主立宪”的代表。不久湖南就成立了宪政工会，杨度担任会长。到了1908年，杨度迎来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时刻。那就是进京任宪政编查提调，相当是候补的四品官员。从此，他可以进出颐和园，给皇室人员讲解“君主立宪”制度。
到了1911年5月间，清朝廷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现代意义的“内阁”，36岁的杨度成为内阁属的统计局局长，成为朝廷的核心人员。看似很体面的职务，实际朝廷就是做个样子，杨度等6人组建的“内阁”，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摆设。
杨度成为朝廷命官，位置还没坐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虽然杨度主张“君主立宪”，但他从朝廷的体制中，也感受到了他的主张在清朝廷根本就行不通。至于清朝的摇摇欲坠，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却显得很坦然。再说，他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帝王术”，对乳臭未干的宣统皇帝就不看好。
在杨度眼里哪谁才是有“帝王相”哪？他在众多的臣子中，他看中了一位，那就是袁世凯。杨度和袁世凯同为朝廷官员，自然也是很熟悉。杨度能进颐和园给皇亲贵族授课，也是袁世凯给推荐的，杨度很感谢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光绪和慈禧相继归西，袁世凯在朝廷上也是吃不开，受排挤，最后还被赶回老家养病。
袁世凯
袁世凯不得志，灰溜溜地离开了北京，赶到车站为他送行的只有杨度一人。不仅如此，杨度还到袁世凯家里看望。杨度这是将赌注压到了袁世凯身上，不久他辞官，给袁世凯做了幕僚。为了镇压武昌起义，朝廷又重新启用了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有了自己幕僚，又有和朝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是打打停停，和朝廷要筹码。
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的时候，因杨度和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都是朋友，所以他成了袁世凯当时派出的代表之一，进行“南北调停”。而“南北调停”的最终结果，就是孙中山让步，袁世凯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此时的杨度可谓是功成名就了，他的“帝王术”没有白学。之后，他又抛出了《君宪救国论》，极力主张恢复帝制，并组织了与他有共识的人，打出了“筹安六君子”的名号，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做准备。袁世凯自然乐不思蜀，还为杨度亲笔题匾：“旷代逸才”。
此时杨度的好友孙中山、黄兴等人，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在杨度等人的纵容下，袁世凯终于坐不住了，他想当皇帝的梦想也越来越强烈。经不住诱惑的袁世凯，终于走上了皇帝的宝座。
蔡锷
杨度的好朋友蔡锷，举起了“护国军”的旗号，开始倒袁。昔日的好友，却反目成仇。但蔡锷还是对杨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临终还为杨度开脱：“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杨度的所为引起了更多人的不满，昔日的好友梁启超公开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在人们的一片的骂声中，袁世凯一命呜呼了。倒霉的杨度，他的一片苦心，却换来袁世凯临终前的遗言：“杨度误我！”。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意思是杨度什么好处也没捞着，白白被全国人民骂了一顿。最重要的是，杨度旧时的朋友，也各个离他而去。
身败名裂的杨度，遭到新上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通缉，杨度无奈避居青岛。这时候的杨度似乎看穿了一切，开始钻研佛法，并给自己取号“虎禅师”，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和反思过去。1917年，张勋率带着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张勋和康有为亲自前往，邀请杨度出山，却被杨度婉言谢绝。经过几年的苦思冥想，他还是无法安静地遁入空门。他的思想由立宪转为共和，他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当初他与孙中山的争执后的承诺，自己失败要帮助孙中山。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人脉关系，明里暗里地帮助孙中山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当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他不顾危险，承担了孙中山的特使，游走在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之间，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为孙中山挽回不利局面。
陈炯明
孙中山十分感慨，曾说过：“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这个“诺言”，就是指当初杨度在东京对他立下的誓言：如果我失败了，就来帮你。1922年，杨度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此，孙中山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只是还没等杨度发挥才干的时候，孙中山逝世了。
孙中山逝世后，杨度却感到了迷茫。他是投奔孙中山加入的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内斗让他感觉厌烦。就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他又结识了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杨度就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深刻印象，李大钊对这个前清才子也很尊敬。
1928年53岁的杨度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经过一番谈话，杨度被李大钊的思想所感化。他深深记住了李大钊的一句话：“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之后，杨度和李大钊来往频繁，杨度对共产党的信仰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光的方向。
受李大钊的影响，他开始为共产党人做事。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也为了党组织的需要，他到了杜月笙家去做了门客。他凭借自己的影响，结识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物，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各种有效的情报。一天他得到消息，张作霖要抓李大钊，杨度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李大钊。可李大钊却不信张作霖真的敢冲进俄国使馆抓人，最终没有转移。
李大钊
悲剧发生了，李大钊被捕了。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老宅子卖了，用于营救李大钊，甚至他还想到了劫狱。一介书生的他托关系找熟人，为释放李大钊到处游说。但他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李大钊还是被张作霖给杀害了。
李大钊的牺牲，对杨度是个打击，在他悲伤之余，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卖掉青岛的宅子，接济李大钊的家人及其他被害人员家属，自己却靠卖字为生。在他人生中，结识了很多高层人物，也让他扬名于世。到了老年，从他认识了李大钊后，他人生轨迹再次转道。
1929年，正是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时期，上海密布着恐怖的气息。杨度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继承孙中山、蔡锷、李大钊等为完成的事业。他知道自己工作性质的危险，他将母亲送到长沙乡下，妻子送到苏州，坦言自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杜月笙
杨度曾对和他接头的共产党人说过：“别人说我一生投机，我这次是投杀头的机，投灭族的机。”所以，他也是发自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接触并投到杜月笙的麾下，很多人都不理解，有的认为他是投机，有的认为他是生活所迫。可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是一个做地下工作的人。杨度以杜月笙门客的身份，为地下党提供情报；利用杜月笙的权利地位，掩护和营救狱中的共产党人等。
杜月笙是一个极其爱惜人才的人，他对杨度十分的尊敬，并与杨度以兄弟相称。杜月笙不惜用重金在上海为杨度置办了一套宅子，而且杨度的日常花销也都是杜月笙给的。那时的杜月笙正是如日中天，成为上海滩的霸主，他想建“杜家祠堂”，而这项工作的重担就压在了杨度的身上。祠堂是建好了，杨度还专门为其编写了《杜氏家祠落成颂》。
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十分的圆满，但本来身体欠佳的杨度，却一病不起，两个月后就病故在了上海租界。在他生前曾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潘汉年
解放后，一直与杨度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后遭难去世，杨度的身份就成了一个谜。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将杨度身份谜底揭晓，这段历史将被遗忘，后人都会认为杨度不过就是一个会“帝王术”的投机者。
杨度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他的朋友圈里从不缺乏领袖人物，但他却走了一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道路。当他以君子之态回到孙中山身边时，却又走进了国民党的怪圈。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到了晚年他才找到引路的灯塔。就在他再次准备扬帆起航的时候，却油灯耗尽，难以回天。
好在共和国总理没有忘记他，国家也没有忘记他。王冶秋、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生前的嘱托，将他的身世公布与众，后人也会记住，这个民国第一奇人，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