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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不生,曷不可言?盱江先生李觏的經濟哲學

李觏(音構),何許人也?

李觏,字泰伯,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縣)人。南城在盱江邊,世人稱“盱江先生”。

李觏出身貧苦,聰穎好學,5歲知聲律,10歲通詩文,20歲文章才華遠近聞名,但科舉仕途不順,後來退居家中,潛心學問。1043年在家鄉創辦盱江書院。慕名求學的學生很多,其中就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

非利不生,曷不可言?盱江先生李觏的經濟哲學

李觏在生活上清貧,在政治上失意,一生基本生活在底層,遠離官場。是以他對民生疾苦就有更深的了解,李觏又是個有抱負的人,他是範仲淹“慶曆變法”理論上的支援者,同時也對“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思想先驅的作用,寫出了《平土書》和《富國策》兩部論述經濟問題的專著。這在古代思想家中是罕見的。

非利不生,曷不可言

“義利之辯”從孔孟開啟的儒家學派開始,後有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宋代以後,義利之辯演變成了理欲之争。宋明的理學家甚至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對于這些,李觏針對當時社會積弊,一反儒家的“重義輕利”、“貴義賤利“的傳統思想,主張公利,注重民利,提出了義利雙行的義利觀,作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價值導向。

孟子說:何必曰利?在李觏看來,利欲是自然合理的,非利不生,曷不可言。欲利是人生之情,合乎人性的,為什麼不可以說呢?關鍵在于要“節以制度”,要符合“禮”的規定,他反對的是唯利主義、損公利私的極端功利主義。

是以,李觏最終提出了"義利雙行,以利統義“的價值觀,這是看到當時那些”不耕不蠶,其利自至“的貪官污吏,那些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巧取豪奪,損害公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而言的。

勞動創造價值和财富

脫離實際誇誇其談肯定是不行的,李觏與同時代的迂腐儒生不同,他的研究集中于現實問題,在這個基礎上談興盛之道。他對發展生産相當重視,“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有若斯之急者也”。《李觏集*寄上範參政書》,他堅持農本思想,認為“王法必于農,嗟乎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也”,“生民之道食為大,......夫農人國之本也。“

李觏對财富的來源及勞動與生産資料之間的互相關系有深刻見解。社會物質财富是怎樣生産出來的?“不知耕之勞,則以為田自生谷;不知蠶之苦,則以為桑自生絲。”說得深刻點,就是勞動對象必須要同人的勞動相結合,不經過勞動,土地等勞動對象是不會自己創造财富的。這不就是“勞動創造财富”“勞動創造價值”的樸素表達嗎?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李觏不僅對勞動者的重要性作出闡述,他還對生産工具及勞動協作的重要性也深入研究。勞動者在進行生産勞動時,如果有了适當的生産工具,就會耗費更少的勞動,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财富。

非利不生,曷不可言?盱江先生李觏的經濟哲學

犁杖

農業社會離不開土地,北宋時期,土地兼并盛行,大量土地集中在大地主和豪族手中,社會階級沖突尖銳化,窮人無立錐之地,無地可耕,富人享受生活,又不可能自己去耕作,這必然導緻”田廣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地力不可得而盡也“《李觏集*富國策》的結局。李觏提出“平土”之策,就是抑制工商業,使棄農者回歸土地,“限人占田”,抑制土地兼并,鼓勵開荒,增加耕種面積。

強本節用的消費觀

強本,加強農業生産自不必說,但在“節用"的了解上,李觏認為,過去的思想家都沒有把握這個“節用”的真義。怎麼才能做到“節用”呢?李觏認為,“節用”應遵循三個原則:

1、“節用”必須近乎“人情”。人情就是當時的社會現狀,又指不同階層人的身份屬性。應該享用什麼,節省到什麼程度,應與當時生産條件一緻,也要與人的身份地位相符。

2、“節用”必須符合“損上益下”之道。一個人的吃穿用度應達到什麼水準,也不能一概而論,應根據具體境遇而定。“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禮;遇之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李觏集*富國策第一》,李觏并不是一味主張節儉,他主張的“損上益下”之道,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要求他們在生活上要“深自菲薄”,不能不顧勞動人民的生活疾苦而行奢侈享樂之風,進而減輕百姓負擔。

3、一個國家“節用”要“國用量入以為出”。也就是說要以财政收入的多少來決定财政的支出。

“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财阜非偶然也。《李觏集*禮論第一》既然國之收入,隻能按規定取得一定的限量,國家的支出就應按收入的多少來加以決定,這樣就可使國家财政收支平衡足用。

李觏在讨論财政收支問題時,對不在“四民之列”的冗者,像什麼和尚、道士、巫醫、蔔相和倡優,嚴加指責,并列舉僧道的危害。因為北宋中期,僧道和寺觀不斷大量發展,不僅消耗大量社會資财,而且由于很多的無地和破産的勞動者,因生活無着和逃避沉重的賦稅,跑去投附于寺觀的人就有幾百萬。成了當時一個嚴重的社會大問題,是以,我們可以看出,李觏讓這些冗者還俗務農也是切中時弊。

李觏與那些空談性理的一些儒家不同,他真是緻力于經世緻用之學,重視社會經濟問題,并提出了很多獨到的思想和主張,值得後世進一步發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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