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也談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概念現在正在全國上下推廣。我們中國是一個充滿文化優越感的國家，是以當英國想向滿族政府敞開大門時，中國的答案是：我們不需要和你們做生意，我們什麼都有，不需要和你們做生意。

後來，陳說，中國文化正面臨着千年的變化，曾經遇到過西方強大的艦炮，遇到過這種強大的機械化軍事力量，物質力量，商業力量，沒有自信。

香港回到中國後，謝晉先生執導了一部電影《鴉片戰争》，在影片的最後，陶光皇帝帶着一大群剛爬起來的孩子，在他祖先的身位前哭泣，對不起他的祖先，這就是我稱之為文化焦慮的全部。我們已經成為文化的主體，從文化優越性到文化焦慮、挫折、失敗、焦慮、救贖。當然，這個時候也有老人說，我們的文化很好，我們的文化很精緻，漢字很美。我們說孝心、孝順、恬辱，西方國家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孝道。但這樣的語氣被認為是淡淡的，被認為是頹廢的，直到很久以後，如果一個人仍然熱衷于古籍，如果仍然搖頭回頭，那隻是每個人的選擇。

強烈的文化焦慮勢必導緻文化激進主義的選擇。文化行動主義是把現有的文化成就看成毒藥，新文化運動是表現力。胡石等人提出了"打倒洞店"的口号，吳志軒甚至提出要把線冊扔進小屋裡。胡石說，與美國相比，可以知道，我們不如中國，任何東西都不如人。記者問魯迅他向年輕人推薦了什麼書，他說年輕人不應該讀中文書。還有更極端的像錢宣通，他說要廢除中國人。

文化激進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整體西化，胡石是整體美化的代表，他不遺餘力地非常真誠地介紹美國有多好，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甚至他一直在幻想試圖說服蔣介石，希望蔣介石接受美國的這套思想， 政治。

魯迅說得有道理，他說中國人的惰性太深了，你告訴他沒什麼用的。毛主席說，中國必須被過度糾正而不是"過度糾正"，他鼓吹激進主義，這并非偶然。誠然，中國這種文化太優越了，年複一年的辛苦，太難改變它了，這是真的，不是假的。魯迅用了一個詞，但後來李偉用得最多，說中國文化是"醬罐文化"，不管豆子是什麼，什麼面粉，隻要一根棍子到這個醬罐上，不要放在腦袋裡也開始發酵。

中國社會積累了很多沖突，新文化運動，可以說它給中國傳統文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但我更願意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拯救了中國文化，拯救了中華文明。如果你不接受新事物的洗禮，不接受新文化的影響，中國總是處于晚清那種巢穴的局面，那種境況來談什麼來弘揚中國傳統？正是因為五四文化運動，我們吸收了這麼多新名詞。讓我們來試一試，我們迄今為止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十八大提出的許多名詞，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民主、平等、自由、中國傳統文化，有嗎？"雖然五四運動稍微激烈了一點，雖然一些具體的言論和實踐不能按照它來做，但它賦予了中國文化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國文化的那些積極部分，促進了中國文化的重生。

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先進文化有可能，并非不可能。不要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一種僵化、封閉的文化，從不拒絕吸收外來因素。以北京為例，北京方言吸收滿語、蒙古語、阿拉伯語等，喇叭都是滿語，北京人喜歡吃一角錢的薩基瑪，蒙古語是狗奶的意思。

中國文化很大，很寬，不雅不看，不尊重不說，不問，這是中國文化，但"馬沒有夜草不胖，沒有外來财富不富有"，這也是中國文化啊，流氓文化，貧民文化，旅遊文化也有。中國文化本身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儒家的教誨說"紳士朝臣父子"、"君臣必死"，但《三國志》卻無休止地說"好鳥兒選木栖，好臣民選主事事"，是以我們的文化包容性很強。最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具有積極進取的精神，中國古代的《易書》強調"天人要自強不息"，"尚書"說"苟新新天"，中國也說"差變，變常"，這是提倡改革啊。

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适應能力、自我更新、适應和融合能力，能夠吸收和消化外來影響。進入中國的一切都必須改變，現在稱為本地化。

現在我們對傳統文化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國家有了巨大的發展，因為我們的國家相比能夠承受得起我們的頭顱，能夠挺起胸膛，因為我們對我們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是以就有了文化自信。如果你對你國家的未來沒有信心，你會談論什麼文化？對老中國文化的否定，孫中山說特别令人興奮，孫中山一再表示，中國人一直面臨着國家滅絕的危險，這太強大了，國家死了，物種就消失了。但現在我們沒有這種感覺，是以我們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包括傳統文化的積極方面，優秀的自信方面，包括我們自身發展模式的自信，也包括我們吸收文化的能力、選擇、消化、調整、本土化以及自信的認可和分析。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不是脆弱的文化，不是一拳打孔、岌岌可危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是一種可以與世界對話、能與世界打交道、能保持自身特色而不排斥任何外界有益影響的文化。

文章來源：齊魯晚報，摘自王萌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