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會有人這樣寫曆史？——評金一南《苦難輝煌》

評這樣的書，實在讓人痛苦；用這種方法寫書，實在誤己誤人誤社會。

從沒有想過會讀金一南的書，因為我們的專業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任職，從發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時政評論性質的工作；我做的則是實證的曆史研究。兩項工作性質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知道金出版有《苦難輝煌》一書（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2009年版），書店裡簡單翻過，因為發現是紀實文學體，文字、史實随性發揮，觀點及資料引證又全無出處注釋說明，是以也沒有動過去讀的念頭。

是以會想到必須要讀一下金書，是因為今年紀念共産黨誕生九十周年，許多報刊雜志和電視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紀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編輯記者把他們寫好的稿本發來請我幫忙在史實上“把把關”，意外發現其中許多錯誤如出一轍，十分雷同。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們這些出錯的文字，大都是從金書中抄來的。為此我不得不上網把金書相關章節找出來看了一遍，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怎麼會有人這樣寫曆史！

我最初看到金書是在書店小說散文一類文學書裡面，想來作者出版這本書時應該也沒有想要當曆史書來出。既然是文學書，自然也就像“××演義”一樣，不應當被人們當成曆史書來讀。奇怪的是，今年網上各種轉載鋪天蓋地，幾乎所有網站在轉載和介紹時都把它當成了一部真實的曆史著作來對待。從網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來也忘了自己這本書的文學性，到處去講“黨史研究”，俨然變成一個中共黨史的研究專家了。這也難怪許多人、包括記者編輯們，大都把這本書當成了一部真實的曆史書來讀、來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來得快的寫手，已經不加分辨地把金書講的故事當成曆史真實，抄到自己的書裡面去做論據了。

以前讀過的寫中共曆史的紀實文學作品，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是權延赤、葉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訪談記錄，結合個别檔案史料，加以文學性描寫；一類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學描述，也大量利用訪談回憶史料，同時特别會就一些曆史說法做出個人的解讀。兩種方式，都是以講述曆史故事為主，但多少都還有自己的史料發掘，特别是會透過鮮為人知的當事人回憶史料呈現出一些曆史細節。金書的寫法卻與上述作品大不相同。查作者既非專業作家，也無長期從事曆史研究的經曆。作者的文章過去基本上都是談論時政和現實國際關系問題的，幾乎沒有發表過史實研究性的論文，又如何能夠一朝成就一本幾十萬字的煌煌之作呢？

讀過金書的部分篇章即可發現，作者對曆史幾乎沒有什麼研究，不過是借助于近現代史或中共黨史學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書其實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和創作意圖，把學界同人各種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燒”，再結合自己随性發揮的文學性語言，打造出來的一種速成品。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隻要你能嚴格按照學術研究的基本規範，切實了解他人的研究，準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實和觀點，把轉引的資料或引述的觀點、說法的原始出處注釋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觀點或曆史分析。即便是創作曆史紀實作品，倘能準确了解宏觀背景，基本史實不虛構，一般叙述不離譜，也算O K.

讓人十分詫異的是，作者身為學術研究人員，照理不會不懂學術研究的基本規範，然而金書從頭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發掘、引用的研究資料，包括直接借鑒利用了學界同仁的研究發現和觀點、結論，卻既不注轉引出處，也不做資料說明，更不去鑒别考證，全書連個最偷懶的“參考文獻”都不列，更不用說作者連想都沒想過還應該要寫上一兩句感謝前人研究的禮貌話了。給人印象，書中利用的大量新近發掘的史料和觀點，都是作者自己研究發現和創造出來的。其實，金書不僅“借”得不明不白，也“用”得極不準确。

今日中國，社會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徑，做學問的人也一樣急功近利，這确是事實。但是，在學術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規範，大家至少都還是在謹慎地遵守着的。金書作者自認“學者”（金一南在一篇采訪文字中明确給自己定位為“研究國家安全和戰略問題的學者”。見《中國青年報》2009年2月20日，B8版），就必須要謹守學者的行為規矩和道德良知。為了讓金書作者、也包括那些讀過金書的讀者知道該書一些史實問題所在，以下特就已讀過的金書第一章中比較典型的問題稍加正誤與批評。

不可了解的錯“抄”

自從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機構開始拿量化名額來管理學術研究以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為國人見怪不怪的現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經興起過所謂“剪刀加漿糊”的專業創作隊伍，我們今天還經常能發現許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這種人“抄”也大都還是“抄”自己專業範圍内的東西，跨行跨專業“抄”，以至錯“抄”百出的情況似乎還鮮有見到。而金書卻恰恰開了這一先例。以下僅舉幾例：

例一，金書第6頁引述北京政府駐俄公使劉鏡人兩則電報，原文可見于台灣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關系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卷，大陸人教版高中曆史教材第九冊的一篇課文中即錄有這兩則電報。

相信作者應該是從網上或其他管道讀到的那篇被收為課文的文章并抄來這兩則電報的，拿來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這段曆史，卻偏要畫蛇添足地去調侃劉鏡人的翻譯能力。

書中寫道：“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着頭腦。”其實，和20世紀初以來諸如“社會主義”、“共産黨”之類的衆多名詞一樣，“廣義派”三個字也是從日文漢字用法中借用過來的。早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國辦的《順天時報》上就有“廣義派”的用法了，在劉鏡人發出金書所引的這兩封電報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國内京津報刊也都在使用這一名詞了。故劉鏡人不是“俄譯漢”創造出這一名詞，而是借用國内的這一譯法以求容易明了罷了。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現作者以為的那種“讓人看了有些摸不着頭腦”的情況。

關于這一概念當年的使用情況，台灣學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學界最早研究這段時間中蘇關系史的著作———《中蘇外交的序幕》一書時，就專門做過解釋。他寫道：“當時北京政府稱布爾塞維克為廣義派、多數黨、過激派或激黨。”（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控史研究所專刊[10]，1978年，第44頁）

例二，第7頁，金書談及1923年1月26日發表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中的一段話，總共90多個字，和台灣、大陸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樣。

孫越宣言最早發表在上海英文《大陸報》上，當時即有《東方雜志》、《時報》、《民信日刊》等多家報刊刊出譯文。譯文内容差别不大，最準确的譯文屬《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訊社的譯文，1933年《外交月報》校訂再刊，以後先後被台灣出版的《國父全集》和大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用為宣言的中譯文定本，故以後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譯文為準。

該譯文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産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産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轉見《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51-52頁。）

金書轉抄的文字是：“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産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裡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産主義或蘇菲（埃）制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并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作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金書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漢譯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1920年代的漢譯文字，金書引文則是1949年以後大陸國語流行後的漢譯文字。奇怪的是，金書引文中竟然還有一個1920年代有時還會出現的譯名“蘇菲埃”。作者特地在“菲”字後面加上一個括号，裡面注明應是“維”字，給人印象這是1920年代當時的檔案。殊不知，當時人的行文習慣，是不會使用“實際上”、“并且”、“進一步”等這一類詞彙的。而且，像“孫中山博士”這樣的用法也很少能見到。（僅見《東方雜志》第20卷第2号[1923年1月]的譯文用了“中山”兩個字，這是以孫的化名“中山”來替代英文中“孫博士”一詞的。中文譯名後面有名銜者，通常不能直呼其名，如孫文，或其化名，如孫中山，多用其字或号。“逸仙”就是孫的号。）

是以，金書引文由何而來就讓人倍感疑惑了。

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譯了英文了呢？當然不是。作者刻意保留那個“菲”字并做訂正，就說明作者是想保持抄來的文字的曆史舊貌的。隻是通常情況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實系英文漢譯，他理應注意的是譯文是否準确，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漢譯發表時的樣子。坦率地說，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應直接引用原文，同時自行翻譯并與其他譯文互校。

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可見于韋慕庭編輯的《ADocumentaryHistoryof Chinese Communism》一書。原文如下：

D r. Sunis of the opinionthat，becauseof thenon-existenceof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their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China，it is not poss-ible tocarryout either Com m unismor eventhe Soviet system inChina.M . Joffeagrees

entirelyw iththisview；he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C hina‘s m ost im portant andm ostpressing problem s are

the com pletion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attain-m ent of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

此段文字今天直譯應為：

孫博士指出，共産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不可能實行于中國，因為在中國不存在适合他們成功的條件。越飛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是完成國家統一和獲得充分的民族獨立。

比較通行的舊譯文和金書引文，不難看出金書引文既不合當年的行文習慣，又不能準确地反映原文的意思，無論就準确性，還是就中文的行文，都十分蹩腳。既然如此，金書作者為什麼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舊譯文，而非要别出心裁地去輾轉抄來如此蹩腳的一段引文呢？是金書作者不知道在大陸有《孫中山全集》之類的資料書，還是這段引文是作者自己生造出來的？

例三，第9頁，作者寫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出現大号标題：‘美克齊美（M axim 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占據都城’，這是中國最早報道十月革命的報紙。”（從引述文字的相似度看，作者似乎是從馬紅霞等著《共産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一書第二章抄來的）因系轉抄，作者連同“美克齊美”四字後面原作所加的括号中文字也一并抄了下來。

查，整個這段話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論文（向青：《中國共産黨建立時期的共産國際和中國革命》，《共産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頁）。按照金書大量出錯的資料來源情況分析，作者應該不會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從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書中輾轉抄來的。但無論如何，金書所抄的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無差，這也說明作者一般情況下不會自己抄錯，凡錯者多為來源中即錯了。

向青文章中的這段文字如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最早報導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國日報》大号标題是：‘美克齊美（M axim 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占據都城’。”

對比兩段文字，可知兩者相同度極高。重要的是，作者抄錄時完全沒有注意這則資料的說法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向青在括弧中做的這個注解并不十分恰當。“M axim alist”的原形是“M axim al”，是極大、極多的意思，加上字尾ism，意為“極多”或“多數主義”。故所謂“M axim alist”，也就是“多數派”或“布爾什維克派”。金書作者既然任職于戰略教研部，專門研究國際戰略問題，英文理當不差，應該很容易發現轉引的這個注解有問題。作者批評劉鏡人譯文水準不高，把“多數派”譯成了“廣義派”，自己卻不加辨析，照抄了事以訛傳訛。

不僅如此，隻要查一下當時的報紙，就會知道向青當年的說法并不确切，因為上海《民國日報》并不是最早報道十月革命消息的。1917年11月10日當天發表俄國革命消息的就有多家中國報紙，包括《申報》、《時報》、《中華新報》等，不能說《民國日報》報得最早。

更為荒唐的是，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報道這一消息的“大号标題”也不是什麼“美克齊美占據都城”，而是“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在此标題下分别轉報了俄京電、倫敦電幾則消息。是以小标題分别是：“臨時政府已推翻”，“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議”等，“美克齊美黨（注意：向青原文漏抄了一個‘黨’字，金書自然也就沒有了這個‘黨’字）占據都城”一句，不過是該版三個子标題中的一個而已。

這裡還特别需要說明一點，上述報道及其内容，其實都可見于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世界曆史九年級教材。那裡面對“美克齊美黨”直接解釋為“布爾什維克黨”，由此亦可知作者這段文字肯定不是從中學教材裡抄來的。連中學曆史課文的内容，作者都會抄錯至如此地步，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例四，還是第9頁，緊接着上面的說法，作者寫道：“孫中山看完報後，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甯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鬥争。”還說：“列甯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甯回信：‘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産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鬥争中團結起來。’”

查，這段多處失實的文字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抄自何新若幹年前所著《毛澤東生平重大事件編年紀事》。

何著原文如下：“1917年11月10日，孫中山給列甯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鬥争。”

“列甯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甯回信：‘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産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鬥争中團結起來。’”（何新：《毛澤東生平重大事件編年紀事》[二]，敏思部落格）

但何新的這段文字注明是為其寫《毛澤東大傳》做資料準備的，并非正式發表之物，故何新可以不負出錯的責任。金書作者原文照錄，并且公開發表出來，就難辭其咎了。

這裡主要失實之處有二：一是所謂孫中山看完報後立即給列甯一信雲雲。有關這件事，1994年就有學者在《曆史研究》上專門做過考察。作者的結論很清楚：“孫中山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俄的認識經曆了一個逐漸發展變化的過程……他從開始靜觀十月革命的發展到首次電賀蘇俄革命成功，再到意欲師法蘇俄，前後經過了三四年的觀察、了解。”換言之，金書所說的那封孫中山看完1917年11月10日《民國日報》後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甯的信，其實并不存在，或者說作者完全搞錯了時間。

孫中山在得知俄國革命消息後有沒有去電表示祝賀的事情呢？有，但那是對幾個月之前發生的1917年俄國的二月革命，并非是對十月革命。俄曆2月29日（即公曆3月12日）沙皇被推翻後，孫“立即召集在滬民黨議員讨論此次俄變，并緻電聖彼得堡臨時政府議會議長，以中國同仁身份表示祝賀。”（轉見崔書琴：《孫中山與共産主義》，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年，第18頁。也是以，幾個月後俄國竟又爆發新的政變，一舉推翻了孫中山等人看好的二月革命後成立起來的俄國共和政府，孫中山自然也就沒有可能馬上再給新政府去電祝賀了。這既是常理，也是常情。孫中山一派人開始改變對列甯新政府的看法，已經是1918年5月以後的事情了。孫中山去函（至于是函是電，因為在俄國檔案館裡找不到原件，故至今尚不清楚）表示祝賀，更是到了1918年夏天了（李玉剛：《孫中山對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反應》，《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二是金書引述的齊契林信的中文譯文明顯不準确。何新的中文引文來自于前述向青早年的那篇文章，向青是自己摘譯自于珍妮·道格拉斯編輯的《蘇聯外交政策檔案1917-1924》一書的（向青前引文，同向青前引書，第55頁）。此書中的檔案全部由俄文譯成英文，向青當年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扭曲的情況。實際上，齊契林的這封信早就有譯者直接從俄文翻譯過來了。該段文字的譯文明顯不同于金書轉抄的譯文。這段譯自俄文，且被大多數研究者一直在使用着的譯文是：“在這個艱辛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就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号召他們共同進行鬥争。因為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如果我們遭受毀滅你們也要遭受毀滅。”（孫劍晨譯：《與孫中山交換外交信件》，《史學譯叢》1958年第3期）

比較兩個譯文，可以看出，除了句式颠倒以外，金書所引譯文有兩處誤譯。一是把齊契林信中特别強調的俄國革命極端困苦，急需得到中國兄弟支援的語意完全改變了。因為删去了前面的譯文，又把“這個艱辛的時刻”，誤譯成了頗帶樂觀鼓動色彩的“偉大的鬥争”，導緻意思發生了改變；二是把原文中特别強調的和“中國兄弟”對等的概念，即“俄國勞動階級”，誤譯成了“無産階級”。給人印象，列甯等人完全弄不清孫中山及其革命黨的狀況，相信可以号召孫中山“為了無産階級的共同利益”和布爾什維克團結鬥争。這自然也扭曲了原文的意思。顯然，作者對此除了“拿來”以外，一樣毫無辨識的能力。

例五，仍是第9頁，金書宣稱：“維經斯基1920年3月來華，後來有人認為他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産黨的，但維經斯基向共産國際報告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首先要考慮的是蘇俄在遠東的安全，在這個基礎上才考慮如何聯合中國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國革命。”

金書之胡抄亂寫、粗制濫造，在這裡又一次達到驚人的程度。

第一，維經斯基1920年到底什麼時候來華？本頁講的是3月，29頁寫的是4月，可知作者抄這則資料是見是3月，就寫3月；抄下資料見是4月，便原封不動照抄4月。至于兩者時間上有什麼沖突或出入，就不去管了。事實上，有關維經斯基來華時間有許多檔案、信件、回憶史料，也有學者專門撰文做過考證，是4月而非3月。

第二，所謂有人認為維經斯基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産黨的，實際上維經斯基在給共産國際的報告裡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雲雲，完全是張冠李戴，搞錯了人名。那個向共産國際報告說明此項任務的人，不叫維經斯基，中文譯為“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

第三，這個維連斯基和維經斯基不同，他同時負有“外交使命”，是以，也不能簡單地把他的工作任務和維經斯基的工作任務混為一談。維經斯基的主要工作，在他給上級上司機關的信裡寫得很清楚，就是“主要從事……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在上海和中國各地建立革命局，召開代表會議，同時建立一個總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維經斯基給某人的信》，1920年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1920）

第四，維連斯基雖然負有外交使命，但在他的報告裡也沒有講過努力加劇日美中三國利益沖突是他的“首要任務”的話。他講的是：這是“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在這一總政策之下，他又分列了實作這一總政策的三方面工作，一是喚起中、蒙、朝三國人民反抗外國資本家壓迫的行動；二是努力支援東亞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三是積極幫助北韓人和中國人建立遊擊隊組織。他特别說明：鑒于我們一方面要避免蘇俄直接與日本發生沖突，一方面始終要組織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争，是以，他應利用自己的“使者地位”，“在完成其他任務的同時，堅持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開展共産主義宣傳的工作。”（《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就國外東亞人民工作給共産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第38-42頁）

不可接受的誤“讀”

以上僅舉五例，讨論金書錯“抄”問題僅在正文8頁、實述四五頁的範圍（金書第1頁為第一章标題頁，無内容。前面8頁正文中近半數文字都是作者的文學遐想，與史實真僞問題無關），就已費去數千字，無論時間或篇幅都不允許我再舉證和訂正下去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此8頁當中，我沒有提到的其他錯誤還有很多。下面的錯誤，雖然也多與囫囵吞棗、生吞活剝、不求甚解的錯“抄”有關，但誤讀錯讀的性質略多。故将就把它們歸為誤“讀”一類吧。

例一，第2頁，開篇寫讀蔣介石1942年重慶初版西安事變日記時的感受，“想見‘蔣’當年寫到這裡，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雲雲。 這裡，作者所說之日記，實為蔣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記》。但第一，作者因為看到他所去的那家圖書館裡的這本書版權頁上寫的是“初版”字樣，就誤以為該書最早出版于1942年重慶，實則錯矣。因該書早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不久，即1937年上半年就由正中書局出版過了，以後還幾度再版（蔣中正、蔣宋美齡：《西安半月記·西安事變回憶錄》，正中書局1937年）。1942年重慶版多半隻是換了家出版社，另外再出而已。

第二，作者完全不知道蔣的這本貌似日記的所謂“半月記”，其實并非真的日記，而是由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參考蔣日記按照蔣授意的政治意圖改寫而成的文字，是為宣傳用的。且即使陳布雷所參考的蔣事變期間的所謂日記，也并非如金書所說是當場或當天所記，幾乎都是事後補記的。

例二，第3頁，寫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隻容他将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幹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此次事變，為大陸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雲雲。作者這裡所引的這段蔣“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時”留在“日記”上的話，根本就不是蔣的日記文字，不過是蔣介石事後為《西安事變半月記》寫的引言裡面的一段話。前面作者說他曾在圖書館讀到這本小冊子，但從這處錯誤看，作者可能并未直接讀到《西安半月記》這本小冊子，否則怎麼會把這段引言中的話當成蔣的日記文字，還繪聲繪色地加以想象呢。

例三，第5-6頁，寫國民黨一大會議上李立三、毛澤東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産黨員如何“能言善辯、詞鋒激烈”。說“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說連“汪精衛也發出由衷感歎：‘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說孫中山因為贊賞李、毛“兩個新銳”，“親自準許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其實，這段文字大部分的原始出處應該是張國焘的《我的回憶》一書。隻是，作者不僅關于汪精衛那段引文内容再次發生錯抄問題，而且作者說什麼李大段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率直批評國民黨；毛以孫先生的說法為據論證自己觀點雲雲，也和張國焘的說法不符。是以，可以大膽推測，作者還并不是直接從張國焘幾十年後并不準确的回憶中抄來的，又是輾轉抄來的。也是以，金書的這段說法，同樣錯得離譜。

國民黨一大有會議記錄留存下來，早已公開出版。就連李立三的兒子寫其父親這段輝煌經曆時，雖然也要用張國焘日記來證明其父當時表現如何突出，但也不能不謹照當年的檔案記錄來做史實叙述，以免太過誇張（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頁）。金書作者自然不會去看會議記錄，但信口開河說什麼李、毛在國民黨一大上如何“能言善辯、詞鋒激烈”，還批評國民黨雲雲，就涉嫌杜撰了。

查國民黨一大開會17次（半天），會上報告、主席及代表提議發言460餘人次，中共代表總共報告發言計20人次，遠談不上活躍。其中李立三僅發言一次，還是為中共代表譚平山的報告内容叫好，毫無批評國民黨的意思。毛澤東發言6次，在中共代表中最突出。但毛發言前四次都是一句話，“請……付表決”。後兩次發言是在會議結束的前一天上午，即第14次會議上，内容稍長，一是針對成立研究會事，一是針對比例選舉方法，都與孫中山的說法無關。毛澤東入選章程審查委員，發生在第5次會議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1924年1月20-30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頁）此前毛僅在第3次會議上發過一次言，隻講過一句話，作者如何就能憑空想象出因毛澤東“以孫中山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故備受孫中山的“贊賞”，被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這樣的“史實”來呢？

例四，第11頁，作者寫道：“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他召集核心幹部征詢意見。”“聯俄大家都無問題……争論的焦點在聯共。”“汪精衛同意聯俄，反對聯共；廖仲恺則贊成聯俄聯共，認為既聯俄，就必須聯共；胡漢民介于汪、廖之間。……他的論點十分奇特：‘無政府主義者離我們比較共産黨員要更遠些，對待無政府主義者尚且如此，容納共産黨員入黨有什麼可怕的呢？’”“他向孫中山建議，先對共産黨人有條件地收容。條件是‘真正信仰本黨的主義，共同努力于國民革命’；收容以後再有依據地淘汰。依據是‘發現了他們有足以危害本黨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動’。”“胡漢民的觀點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後來孫中山采納有條件聯共的主張，不同意實行黨外合作，堅持讓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漢民。”

這段資料理當是來自胡漢民1929年初的一篇講演。是以說是“理當”，是因為金書作者一定沒有讀過這段史料，其引述注定又是從二手或三手材料中抄來的。因為是輾轉抄來，結果又變得真假參半。比如書中所引胡漢民的兩段帶引号的話，後面一段話一看即知是從胡這篇講演中來的。但前面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離我們比較共産黨員要更遠些……”一句，不僅一望而知不是那個年代的人講的話，尤其和胡漢民講話的風格差距很大，且在胡漢民的講演文字中也确實看不到這樣的話。

胡漢民在講演中回憶當年他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兄弟以為當時正值歐戰以後，中國的社會問題驟然風起雲湧。本黨從來提倡民生主義，而以前許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是誠心與我們合作的，便容他們加入本黨，也未嘗不可。猶如某某先生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在本黨裡面便始終忠于三民主義，為本黨努力。”（胡漢民：《革命與反革命最顯著的一幕》，1929年1月12日，存萃學社編：《胡漢民事迹資料彙輯》[四]，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80年，第1307頁）

但是，相對于這種錯抄的問題來說，金書有關這段史實的錯讀更是讓人哭笑不得。作者無論是細心一點，或是稍微多一點國共黨内合作曆史的知識，就應該能夠發現，胡漢民所講的發生在1923年1月底孫越宣言發表後孫中山召集的那個會議，對黨内合作這一形式的選擇，已不發生任何作用。因為在此次會議好幾個月之前，國共黨内合作的形式就已經形成了，共産黨上司大都已經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了。作者所謂這次會上“胡漢民的觀點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後來孫中山采納有條件聯共的主張，不同意實行黨外合作，堅持讓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漢民”雲雲，連邏輯都不通。

更讓人莫名其妙的是，讀金書33-34頁的内容，可以發現，作者也是知道孫中山在開這個會之前就已經确定了黨内合作辦法了。作者自己寫道：1922年春，馬林已經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作國共合作的建議，并且受到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的強烈反對。但當年8月中共中央就被說服，接受了黨内合作的形式。事實上，陳獨秀、李大钊等幾乎馬上就加入了國民黨，9月初陳獨秀還應邀參加了國民黨改組座談，并被孫中山任命為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委員。作者竟不知道這前後的叙述互相沖突？

對于作者如此自相沖突的曆史解讀，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就是，作者并不清楚他所利用或借鑒的前人的各種說法之間有什麼不同，隻是按其觀點邏輯叙述的友善，這裡用這條，那裡用那條，顧頭不顧尾，至于這條和那條拿來的資料或說法之間有什麼沖突，或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識。

不可容忍的剽竊

因為篇幅的關系，我們暫且把舉證金書錯誤的工作放在一旁，再來看看金書那些創新和發現。金書之是以會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該書講了一些實話，敢于面對曆史中間過去不大講的一些情況或問題。但是，從上面正誤的情況不難看出，以作者曆史研究功底之薄弱和基本知識之缺乏，他是絕無可能一舉而成為有創見的曆史學者或中共黨史專家的。顯而易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書中大量硬傷和錯誤，相當多恐怕都是抄來的；金書中許多看似有創見、有新意處，其實多半也是從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抄來的。

例一，第12-13頁，作者頗為自得地寫道：孫中山主張黨内合作，批評國民黨内的質疑者，“但孫中山還有另外一些批語，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了。”他并詳盡列出孫中山對1923年11月鄧澤如等人《檢舉共産黨文》的批語，說這是“在今天……我們基本不引用的批語”。說國民黨‘一大’共産黨人表面獲得的成功之中，國民黨‘一大’新設立的一個組織卻被共産黨人忽略了……這就是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無一名共産黨人。一向組織松散的國民黨還在黨章中專門設了第十一章”紀律“，”這一章專對準共産黨人而來。“

在這裡，“我們”應該是指大陸官方學術機構，包括中共黨史學界和相關曆史學者，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迄今為止在大陸基本上沒有人重視孫中山批評共産黨的言論文字，隻有作者注意到了被人們忽略了孫中山的另一面。

事情當然并非如此。不錯，中共建國後許多年确實存在着這種情況，但是，這樣的情況改革開放後早已被曆史學方面中外研究者打破了。作者所引“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的三條孫中山批評指責共産黨的話，除一條源于陳獨秀1929年的《告全黨同志書》外，其他兩條都是大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裡編錄的史料，而該書1985-1986年就已經在大陸出版了，何以說“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

至于相關研究，也已有相當曆史了。除了1966年就研究并詳述這方面情況的台灣學者李雲漢以外（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華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1980年代中期以後，大陸學人也已陸續介紹了一些美國研究孫中山生平事迹的著作到大陸來，像韋慕庭的《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就在1986年被譯成了中文，其中就比較具體地介紹了孫中山的這段批語和他對共産黨的防範心理（韋慕庭著，楊慎之譯：《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94-196頁）。在此之後，提到這條史料的相關論文也并不少見。

金書作者是不是因為讀的東西太少，自己意外發現了這則資料，因而産生了重新解讀這段曆史的問題意識呢？恐怕不是。隻要看看書中用引号引述的孫中山的批語又發生了怎樣的錯誤，就不難看出，作者自謂隻有他注意到的這段引語，不僅不是他自己讀史料過程中發現的，而且又是輾轉經過他人不嚴謹的文字抄來的。在這段支離破碎、字數不多的引文中，又接連出現了幾處錯誤。

一是将“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一句中“黨政”兩字錯抄成了“學問”；

二是将原文“不為此等少年所遇（遏）”一句中的“遇”，抄成了“愚”，且沒有對删去原始資料中“（遏）”的标注做任何說明；

三是将原文中“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緻動作”一句，和相隔了60餘字之後的“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一句這個互不相關的兩句話，莫名其妙地錯抄成了一句，變成了：“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緻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

事實上，無論是孫中山的這段批語，還是國民黨一大成立沒有共産黨人的監察委員會，以及在黨章中特别設定“紀律”一章，包括透過這些情況可以清楚看出孫中山力圖使共産黨人為其所用，又小心防範共産黨擾亂其組織的複雜心理，還在2001年我就有《孫中山與共産黨——基于俄國因素的曆史考察》一文，花數萬言詳加研究、介紹和讨論過，2008年我出版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也有專章分析說明（楊奎松：《孫中山與共産黨-基于俄國因素的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在此前後，也陸續有其他學者撰文介紹和進一步讨論過這方面的情況（如馮進：《孫中山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黨史文苑》2008年第8期等）。如此可知，金書作者讨論這一史料的靈感、觀點以及基本資料和史實，也都是抄來的。

例二，第29-32，35頁，金書具體談到了蘇俄及共産國際對中國共産黨的援助情況及其意義問題。因為這一部分涉嫌剽竊抄襲的情況比較典型，故下面一一列出對照，以便于讀者能一目了然：

1、金書：

1920年4月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不管是南陳還是北李，經濟來源皆隻有教書、編輯的薪水及寫文章的稿費。錢稍有富裕，也僅夠用于操辦一兩份刊物。對其他社會活動如開展學運、工運、兵運等，即使意義重大，也無力支援。維經斯基等來華後，中國共産黨進入籌建階段，社會工作急劇增加，不但黨員多數漸漸不能兼職教書、編輯、寫文章以擷取薪金，而且，僅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勞工夜校，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所需費用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支付能力。是以，上海黨組織最先接受了維經斯基的經費援助。當時這種最初的援助帶有很大的臨時性質。1921年1月維經斯基一離開，立即經費無着，各種宣傳工作，特别是用于對勞工進行啟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連區區15（金書這裡把10錯抄了15！）餘元路費都拿不出來，隻有從私人手裡借錢才算了事。

楊文（楊奎松：《有關中國早期共産主義組織的一些情況》，《黨史研究資料》1990年第4期；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一章，下同）：

1920年4月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之前，陳獨秀等人多半隻能從教書、編輯以及寫文章所獲薪水和稿費中支取部分金錢，用于支援一兩份同仁刊物。對于其他社會活動，即使視為有極大意義，如當時的工讀互助團等，顯然也無力給予更多的資助。而維經斯基等來後，随着共産黨組織的誕生，宣傳、組織等項社會工作急劇增加，不僅黨員多數漸漸不能兼職教書、編輯、寫文章以擷取薪金，而且僅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勞工夜校，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其所需費用也遠遠超了人們的支付能力。是以，上海的中國共産黨一成立，就接受了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援助。而1921年1月維經斯基一離開，則立即“經費無着”，不僅各項宣傳工作，特别是用于對勞工進行啟蒙和宣傳的工作“不得不停止”，就連用于南下彙報工作的區區10餘元路費竟也拿不出來了。

2、金書：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緻共産國際的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着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經費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據陳獨秀估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産國際，黨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勞工運動。顯然，中國共産黨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勞工運動中發揮重要上司作用，同共産國際提供經費的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将其絕大多數用于勞工運動分不開。

楊文：

關于共産國際援助的經費究竟有何意義，我們隻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産國際報告中幾個簡單數字就足夠了。報告稱：“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由此已可看出，黨的經費約94%都是來自共産國際，僅各地勞工運動一項就占去了大約60%.……很顯然，自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共産黨人是以能夠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勞工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勞工運動的重要上司力量，這是同共産國際為中國共産黨人大力提供經費幫助，而共産黨人又将其絕大多數用于勞工運動分不開的。

3、金書：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盡管“二大”明确規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的實際生活水準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産國際領來的。”

楊文：

随着黨的組織逐漸發展，職業革命家日漸增多，黨的各種開銷日漸加大，而經費來源卻相應減少了。盡管中共“二大”明确規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實際自籌款數卻越來越少。據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産國際領來的。”

4、金書：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交納的黨費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将這一年共産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别費等總算起來，有近一百萬元之多。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不足千分之三。

楊文：

到1927年，其黨費收入仍不足3000元。而這一年來自共産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别費等等，就有近100萬元之多。其自籌款項實際不足3%.（1927年1-7月黨費開支18萬元見附表）

5、金書：

（1921-1925年）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年）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了1927年的4元。

楊文：

來自共産國際是……不可能與黨員人數地增加同比例無限制地增長，這裡，我們可以作一張簡表來顯示它們的關系……（表内說明1921-1925年人均40至50元，1927年減至年人均4元）。由上表可知，随着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加，共産國際所提供的黨費已遠遠跟不上黨員增長的速度了。

6、金書：

共産國際的援助給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産黨人提供了巨大幫助。但又正是通過有限的援助形成了對共産國際的依賴關系，給中國共産黨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并不在其上司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産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産國際的依存關系，不僅有賴于政治上、軍事上鬥争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于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後一條更為關鍵。

楊文：

上面的情況表明，中國共産主義組織初期對聯共（布）黨和共産國際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是政治上、理論上群組織上的，而且還十分突出地表現在經濟上。正是這諸多的需要迫使早期共産黨人對共産國際形成了一種近乎依賴式的關系。真正改變這種關系，不僅需要政治上、理論上以及鬥争經驗上的日漸成熟，而且還必須在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換言之，如果共産黨人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政權，并創造出鞏固的根據地，這種依存關系就很難根本改變。

由上述對比中，我們不難看出金書的抄襲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像上述圍繞着蘇俄和共産國際對中共早期提供财政援助的基本問題意識、史料引證、史實叙述，甚至論說觀點，都是直接從我1990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中幾乎原封不動地抄而來的。像作者這樣寫書，類似這種成段抄襲剽竊的情況，在其他章節中也一定是存在的。“

簡單的結語

由于時間和文章篇幅的關系，我實在無法進一步擴充我正誤和批評的範圍了。實際上，正如我前面說過的，即使在我比較仔細讀過的這第一章裡面，也還有很多具體資料上、史實上，乃至解讀上的錯誤。小的問題不說，像作者講蔣介石訪蘇的部分、講立三路線時的情況以及說什麼共産國際停發了中共的經費等等，都有明顯的錯抄誤讀，甚至是虛造的情況。可以肯定，以金書作者第一章這樣的水準，以其速成巨制的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金書其他十五章中的硬傷、錯誤和抄襲的問題也少不到哪裡去。

當然，我最後要說明的是，作者寫此書的立意或許真是可圈可點，隻可惜，如此不講規矩，不顧深淺，拿激情議論來代替客觀紮實的學術研究，把立論建立在種種錯抄誤讀的曆史資料和曆史真實的基礎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築建在沙堆上一樣，既經不起推敲、驗證，也難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

評這樣的書，實在讓人痛苦；用這種方法寫書，實在誤己誤人誤社會。

（編注：本文見報時受篇幅所限，删去大分部注釋和一部分正誤的例子）

文/楊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