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中國缺少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中國不是沒這個傳統，而是缺少平台（arena）。
“專業人士”不算知識分子
中國百年來的大轉型中，有兩個重大時期，知識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續兩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絕路的時候，當時知識分子數量雖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另一個時期，今天通常用“五四”這個牌子把他們圈起來，但實際上，這些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遠非這個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後，中國的轉型之路遇到了戰争的極大沖擊。這種沖擊一直延續到上世紀40年代末，然後進入一個相對的和平期。
1949年以後，也有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兩個時期，但由于大環境使然，知識分子已難以發揮前兩次那樣獨立的作用。一是1957年反右運動前的一段，但這段很短。二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都認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時間，但回顧當時的言論，無論是尖銳度、深度，還是身邊的政治現實、社會現實、經濟現實和文化氛圍，都比前兩次差了一大截。此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深層變化。所謂看不見，不是說你感覺不到，而是在媒體上沒辦法讨論的事。而看得見的東西，就是過去30多年來商業化越來越重了，這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商業化時代，人們變得世俗、功利，知識分子發揮的作用再也難以像以前一樣驚天動地。與此密切相連的，是社會分工越來越趨專業化，這也使得知識分子發生了嚴重分化。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越來越趨專業化後，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成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比如會計、醫生、教師等。這批專業人士的數量，過去30多年增長最快，這也是中國社會從低度發達進入中度發達的一個标志。但嚴格地說，專業人士不算知識分子。是以進入高度分化的時代以後，人們通常在“知識分子”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即指超過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公共領域發表言論的，才能稱為知識分子。原來把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稱為知識分子，其實是不對的。
如果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那股改革的勁頭能夠延續下來，今天的中國可能很不一樣。後來，受過高等教育，願意當、敢于當知識分子的人大大減少了。
“精神重建”至關重要
直至今天，我們依然面臨“精神重建”問題。在英文語境中，精神重建是與道德而不是知識相關的。知識是指比較深的東西，能夠轉換成科學技術，甚至轉換成具體的謀生手段的，而精神主要是一種道德素質、道德關懷和道德共識。在發達國家，随着社會進入全面商業化和專業化，在精神方面主要靠兩大塊推動，一個是宗教，另一個就是世俗知識分子。在宗教領域從事活動的重要人士，從素質看，可算作知識分子，文盲很難進行那種工作，他們是非世俗的。而世俗領域的知識分子主要通過非宗教的方式實作價值傳承、價值重生、價值重構和價值創新，他們可能是教師，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傳媒界資深人士，甚至包括近一二十年新出現的關心公共事務的小團體，比如與環境、生态問題相關的組織，共同關注某種疾病的醫生團體，在傳統社會中受到主流排斥的團體，等等。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社會都有這兩塊，而且是持續互動的。但中國這兩塊又小又弱，而且不能持續，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供它們活動，難以強盛起來。這也造成了我們常說的“當今的知識分子沒起到應有的作用”。
缺少這兩塊，最終會對社會造成傷害。今天的社會，人們總抱怨有那麼多的問題：社會缺乏信用，一些行業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家庭破碎破裂、有代溝，一些很微小的事也會激化成為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人與人之間冷漠，缺乏關懷，見死不救，缺乏溫暖的東西；屬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民族是複數的意思）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價值被忽視甚至被破壞，人跟自然的關系受到嚴重的損害……這些很多要靠法律解決，還有一些要靠物質條件改善解決，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要靠精神價值來緩解。如果說經濟發展是一個支柱，法制是一個支柱，那麼還有一個支柱就是文化、精神的活動。要創造一種使人活得更有尊嚴、更和諧的生活氛圍，僅僅靠道德、精神和文化價值是不夠的，但少了這一塊，同樣是不行的。現今很多社會問題都與缺乏精神價值的繁榮、傳承和創新有關。
商場和官場：兩個巨大的磁場
很多人說“中國缺少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中國不是沒這個傳統，而是缺少平台（arena，即古代羅馬競技場，相當于一個衆人打擂台的地方）。沒有平台，再偉大的人，除了你身邊極少數的幾個家人或朋友，人家都不知道你，聽不到你的聲音，不能從你那裡受到啟發或鼓勵，不能從你那個地方尋求方向。公共知識分子有言論和結社這兩個平台，才能被人知道，才能變得越來越有影響，才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發揮作用。這兩項是最基本的，但我們都知道，現實中想去注冊成立一個團體或組織，是很難的。你成立一個團體，專門救援弱勢群體，比如艾滋病人，包括他們的權益問題，這就進入了公共知識分子領域，但這都很可能被限制。
另外，社會商業化後，有了更多的誘惑，有些人覺得說話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還不如給房地産公司寫東西去。人都是這樣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成，那怎麼辦呢，總得找點事情做做。隻有極少數的人能真的堅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國幾千年來很推崇這種道德，但這種人還是太少了。如果你發表了幾篇尖銳點的文章，有人把你叫去，說再這麼幹，工作沒了，飯碗沒了，你考慮兩個禮拜吧。兩個禮拜後，就說我們現在哪個局或哪個廳，有一筆經費，我們覺得你素質是最好的，你就做這個事情吧，别的事情不要再幹了。大部分人恐怕就抵抗不住了。我抵抗住了，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還是窮得房子買不起車也買不起的原因。一個是官場，一個是商場，這兩個巨大的磁場吸引力太大了，能夠抵抗住的人太少了。
國外的“知識分子思想光譜”
可以看看其他國家知識分子的存在狀态，但限于篇幅，這裡隻作有限意義上的介紹。比如美國是一個非常商業化的社會，有各種各樣的誘惑，在這個意義上，應該很難産生大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難以發揮重要作用。但我在美國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國的知識分子挺多，在主流媒體上寫文章、開專欄，在公共講堂、論壇上做演講，在最重要的教會、宗教團體裡布教，可說是人才輩出。美國在這方面顯示出廣泛和多元。這些知識分子在你能夠想象得到的、公共關心的問題上，雖然達不到完全的言論自由，但隻有極少數問題，比如危害到種族關系的不能亂講。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從數量，從言論的深度，還是建構新的價值觀、價值體系的創造力，都有問題。
歐洲有些國家比美國小多了，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大得不得了，尤其是英國和法國。在法國，有什麼問題知識分子都會出來講一講，比如宗教問題、堕胎問題、同志婚姻問題、單身媽媽問題、移民問題、環境問題，更不用說政治問題、經濟政策問題、社會福利問題了。所有重要問題，都有知識分子在鼓吹和提倡，同時也有知識分子在反對和批判，形成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光譜（spectrum），思想觀念像七色彩虹一樣豐富燦爛。這就是觀念的多元化，而且多元之間要不斷地對話競争——和平的競争——才能出現大師一樣的人物。一個社會，如果人們過了很多年以後回憶，哎呀，20年、30年，甚至50年以前，他當時已經告誡我們，如果不做哪些事，我們後代就面臨什麼樣的困難，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他那個告誡太有遠見了。這就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存在——出觀念，出價值，出刺激性的學術（非專業性的），這是最重要的。
文/丁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