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1954年，我随新疆人民慰問團到西藏阿裡高原上通路時，結識了阿裡騎兵支隊司令部情報股長孫占文和他的妻子劉佩珍。使我驚訝的是，這對從事邊境情報偵察工作的夫妻，竟然帶着兩個小孩。他們住着簡陋的土房子，吃着炊事班做的大鍋飯，過着極為簡樸的供給制生活。但工作積極熱情，不畏艱難困苦，那種豁達樂觀的精神，曾深深感染了我。
孫占文、劉佩珍是1953年到阿裡騎兵支隊工作的。為了了解阿裡邊防情況和曆史資料，我曾通路過孫占文，也和劉佩珍談過話。沒想到他們夫妻二人是從青海的第一軍調來的，更沒想到他們是第二次來到西藏。隻不過前一次是到前藏的昌都，這一次是到後藏的阿裡。說來也巧，東西兩頭到了，不能不說這是他倆革命生涯中的亮點，為解放西藏和建設邊疆做出了一定貢獻。
劉佩珍南下玉樹藏區
劉佩珍原是西甯護士學校的學生，青海解放後她就到省公安廳參加了工作。1950年，她和一起工作的第一軍偵察參謀孫占文相識、相愛，結成美滿的夫妻。孫占文是1937年入伍的老八路，曆經8年抗日戰争的嚴峻鍛煉和3年解放戰争的艱苦鬥争，已成長為一名文武雙全，有勇有謀的戰鬥骨幹。是以，在青海省軍事管制工作基本結朿後，便調他和劉佩珍一起到蘭州，在西北軍區司令部情報部工作。1951年夏，根據中央軍委部署，由第一軍組成青海騎兵支隊南下玉樹，準備配合十八軍主力進軍西藏，進行昌都戰役時，孫占文奉調到騎兵支隊當參謀。劉佩珍也随調至騎兵支隊的女兵學生連，任第十班班長。他倆興奮極了，有了參加戰鬥，為祖國立功的機會，便很快回到西甯，積極參加準備工作。
當年7月初，青海騎兵支隊在孫鞏支隊長的率領下，在廖漢生軍政委的歡送下，從西甯誓師出發。他們乘馬行軍，走過青海湖，涉過黃河源，當強渡水天相連的長江源時，馬都漂在水上。有的女兵吓哭了，當大家都過來時，又哈哈大笑。接着爬上巴顔喀喇山，山雖不陡、但雪很大，頭疼氣喘，渾身無力。到了宿營地，還要拾牛糞做飯，吃那半生不熟的面片；剛搭起的帳篷常被風吹跑，幹脆拉回來蓋着睡覺。總之，孫占文、劉佩珍和戰士們一起吃苦耐勞，風餐露宿，走了半個月，才到達了高原藏區城鎮玉樹。在剛建立的地方黨政機關的關照下，在那裡得到了休整，并進一步做好南下囊謙，參加昌都戰役的準備。
孫占文參加昌都戰役
9月20日，青海支隊孫支隊長和田惠普副政委奉命至鄧柯接受了戰鬥任務。回來後立即動員部隊進軍。孫占文參謀忙前忙後，晝夜不停地協助各分隊做好行軍戰備工作。10月7日部隊出發，當日到達巴塘草原，與十八軍五十二師副政委陰法唐為首的前指部隊會合。接着擔任前衛任務，冒着大雪向南挺進，到囊謙後，部隊分路前進。一五四團走内線，在高山病襲擊下，紅軍老戰士周大興犧牲。青海支隊走外線，連續爬過了5000多米的永嘎拉和摩格日兩座雪山。危險之處，人馬隻能爬行。經過5天艱難行程，騎支二連在孫占文等同志帶領下先期占領知牙橋，越過昂曲河，奪取了則美。接着快速前進，于17日攻占了軍事要地類烏齊，斃俘藏軍60餘人。為了徹底切斷敵軍後路，他們又快馬加鞭搶，搶占了交通要地恩達。并于10月19日向東挺進，以迎擊後撤的藏軍。20日晨，當青海騎支尖兵連(配屬的五十二師騎兵偵察連)到達拉貢山口時，出來了兩個藏族官員說要進行談判。排長李茂興帶來見指導員明寶金，這才知道了十八軍已打下昌都，藏軍主力退守朱古寺。中午12點，我偵察連抵達朱古寺前占領陣地，由兩藏官帶明指導員去見了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當明寶金闡明我軍和平主張和寬大政策後，阿沛遂下令藏軍3個代本2700多人向我軍投誠。下午，孫鞏支隊長率部趕到朱古寺，主要任務就成了讓藏軍放下武器，處理各項善後事務了。
昌都戰役打得很順利，青海騎兵支隊配合十八軍主力，艱難奮進，勝利完成了包抄昌都後路的任務，迫使藏軍起義投誠，其中還俘虜了英籍間諜報務員福特，為打開解放西藏的大門作出了重大貢獻。冬季将至，青海騎兵支隊奉命撤回西甯。參加了昌都戰役的孫占文又回到西北軍區。因為學生連沒有進藏，一部分女同志參加了玉樹地區的軍政建設。而劉佩珍則随孫占文被調回情報部。他們又經曆了爬山涉水、高寒缺氧的千裡行軍，才回到西甯，而後轉到蘭州。
夫妻萬裡攀登昆侖山
1952年元月，上級決定調孫占文和劉佩珍到新疆軍區工作。他倆坐大卡車，迎風冒雪，一路颠簸到達了迪化（烏魯木齊）。接着被派到南疆的第二軍司令部情報科工作，開始參加三反五反運動，以後就分到阿裡情報站，要再去西藏工作。那時，劉佩珍懷孕了，但她經受了從蘭州到迪化，又到喀什的長途汽車颠簸，在第二軍情報科院内，生下了大女兒河青。
1953年5月，被任命為阿裡騎兵支隊情報股長的孫占文和劉佩珍帶着8個月的女兒，毅然走上了昆侖山。為了祖國邊疆的安全，他們什麼也不怕。劉佩珍原來就會騎馬，現在又能實作她進西藏上邊防的理想，心中十分高興。是以，在翻越險峻的桑株大坂時，她顯得異常平靜和頑強。在丈夫孫占文産生高山昏迷時，她全力照顧，扶着他爬上山頂。他們的小女兒則由藏族參謀才朗傑幫助背了上來。當劉佩珍見到哭得死去活來的女兒時，趕快抱過來給她喂奶。就這樣，他們戰勝了昆侖天險，走上了阿裡高原，不僅把孩子帶得很好，而且還幫助駱駝隊工作。同行的一些幹部、戰士，無不敬佩他們夫妻的吃苦精神和模範作用。到了噶爾昆沙支隊部後，他倆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孫占文常深入雪山邊防，調查收集邊境資料，而劉佩珍在照顧小女兒的同時，也抄抄寫寫，幫助整理材料。雖然她仍是個正班級的見習工作員，但在整理情報工作中已是個老手了。
阿裡高寒缺氧，環境嚴酷，加之交通不便，缺少蔬菜水果，兩年來實踐證明，漢族同胞很難在這裡懷孕生孩子;就是懷上了，也常因營養不良而小産;既便是生下了孩子，也多發育不良或因病而死亡。因之，大家都認為漢族婦女不能在阿裡生孩子。而孫占文夫妻卻不認這個賬：“我們生一個給大家看看！”果然，劉佩珍于1954年3月生了個兒子，起名北海。把他和姐姐河青的名字拼合起來，就是“河北”“青海”，這是為紀念父母的出生地而特意起的名字。但不幸的是小北海沒有逃脫高原惡劣氣候的魔爪，很快被奪走了他剛半歲的生命，死在了回新疆的路上。這悲慘的一幕被我親眼所見，至今想起仍令人心酸。
為了保護好胎兒，孫占文讓妻子多吃當地羊肉和印度幹果，想法為她增加營養。劉佩珍也心情樂觀，适量勞動，小心保護胎兒。當劉佩珍要生産時，衛生隊的醫生不在，孫占文便當了接生員。小北海安全出生了，夫妻二人高興異常。在他們的精心呵護下，孩子長得又白又胖，人見人愛。支隊部官兵也非常高興，小北海成了一個寶貝，誰見了都想摸摸抱抱，看看他那燦爛的笑臉。但是，為時不長，小北海病情加重，醫生說：“心髒有問題，趕快送下山去救治。”這樣，孫占文夫婦就帶着兩歲的大女兒和半歲的小兒子準備下山，恰好和我們從普蘭宗傳回來的新疆慰問團一起出發。
小北海慘死在半路上
1954年7月底，我們同乘一批駱駝，離開了那難忘的噶爾昆沙。記得在途中，看到孫占文騎的駱駝上馱着帳篷、行李，以及全家吃的東西，劉佩珍的駱駝上則是兩個扁木箱，一個坐着大女兒河青，一個躺着小兒子北海。就這樣走了4天，涉過了水深到駝肚的獅泉河，爬過了130裡無水的拉梅拉大坂，在到達日松草原的時候，小北海已被搖晃得奄奄一息。慰問團的陳醫生又去給小北海看病，他發現小孩心肺功能失常，頻臨死亡狀态，于是打針搶救，也未能挽留住他幼小的生命。消息傳開，大家震驚。這時，我們都去看望勸慰，見劉佩珍和她的女兒河青在大聲痛哭，而孫占文一面掉淚，一面處理後事。随着太陽下山，小北海的遺體由青紫色變成了黃白色，像半透明的小蠟人一樣。當大家幫助把小孩包好，埋到那路旁的山梁上時，無不為這個可愛孩子的消失而感到心痛、惋惜！
兩天後我們到了日土宗，又住進二連軍營中。由于下山人員多，住房有限，孫占文便在院中搭起了小帳篷。他們夫婦表示：“兒子已經死了，我倆下山幹啥！不如傳回支隊，繼續做好工作。”于是，他們又帶女兒回到昆沙。到了10月間，劉佩珍考慮到自己又有身孕，這才帶上女兒随最後的駱駝隊下山。1955年５月，她在疏勒縣南疆軍區情報科院内又生了一個兒子，起名“進疆”。我還到他家中去看望過，孩子又瘦又小。劉佩珍說：“要不是十二醫院把他放在溫箱中精心護理了9天，這個兒子也許就保不住了”。
孫占文闖出黑阿路線
就在1955年秋天，已任阿裡支隊參謀長的孫占文，被選為黨代表，和政委孫德富一起騎馬行軍40天，沿雅魯藏布江走到了西藏首府拉薩，參加了西藏軍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會後，孫政委乘汽車經剛修通的青藏公路到蘭州，而後轉回新疆喀什，第二年再爬昆侖山上阿裡。而孫占文參謀長則被留在拉薩，張國華司令員找他談話，要交給他一個汽車隊，向阿裡闖出一條能走汽車的通道來。為此，還派了阿裡貿辦經理牛青山，和他共同負責組織上司。他們拉了必需的給養和物資，從黑阿出發，向藏北羌塘高原發起沖擊。這是一批經過精心挑選的硬漢子，幾個駕駛員還是從北韓戰場上回來的。他們開着7部大卡車和一台中吉普，在羌塘草原上向西奮進，逢山爬山，遇水過河，哪裡平坦走哪裡，哪裡能通過就開哪裡。草甸、荒漠、雪原、冰坡都好說，唯獨碰上高山和大湖就很難辦。此路不通，隻好再找出路；湖邊陷車，有時連絞盤車都陷進去了，隻好喝口燒酒下冰水中去挖車、去推車。總之，他們走到哪兒，就在哪兒搭帳篷、做飯、宿營、休息。就這樣，他們戰勝種種險阻，克服了重重困難，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在亙古無人的藏北高原上闖出了一條汽車便道，一條給阿裡人民帶來希望的光明之路，創造了一個先有汽車，後有公路的光輝曆史。
以孫占文、牛青山為首的這批鋼鐵勇士，把一串龐然大物開上了阿裡高原。藏族同胞沸騰了，說是“鐵牦牛”從天而降，給他們帶來吉祥和幸福。阿裡地方幹部和邊防戰士興奮無比，立即出動在噶爾河中鋪石塊，在紅柳林中修道路，傾城而出唱歌跳舞，把汽車隊安全迎接到噶爾昆沙。車上的物資、影片改善了大家生活，茶葉、日用品向群衆發售。從此，阿裡物價大降，以前一塊磚茶換兩隻羊，現在一隻羊換兩塊茶。過去日用百貨都由印度商人供應，現在我們也有了貿易公司(當時稱貿辦)，衣服鞋帽，鍋碗瓢盆等大量供應。随着新藏公路于1957年通車，阿裡地區開始進入現代化時代，藏族同胞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全家休息在石家莊
1958年，孫占文被調到新疆軍區情報部當了科長，劉佩珍也在烏魯木齊又生了一個女兒。以後，孫占文上北疆邊防工作，在阿勒泰軍分區副司令員的崗位上幹了很長時間，離休時便回到河北老家，在石家莊新疆軍區幹休所中休息。當我在2000年去拜訪他時，他雖已癱瘓在床，但頭腦非常清醒。說起當年他奉張國華司令員之命，率一個汽車隊闖向阿裡時，精神振奮;說起他走遍阿裡高原，查清了邊界曆史狀況時，滔滔不絕;當談到他那小兒子死在半路上時，他沉默了一會說：“這件傷心事，幾十年來我不敢提，一提老伴就要哭！”這時，劉佩珍進來了，她爽朗地說：“我不哭了，小北海就算是我們留在阿裡高原上的永久紀念。現在我們兒孫繞膝，生活很幸福！”孫占文也激動地說：“是的，我們忘不了過去艱苦奮鬥的曆史，常教育孩子們要繼承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
2005年春節，我打電話到石家莊問候孫副司令員的病情。沒想到接電話的劉佩珍同志說：“你不知道嗎？他已去世了！”以後，我因寫稿子，又打電話詢問情況，索要照片。沒想到劉佩珍急忙來接電話時，摔了一跤。她給我回了一句話，說她腿摔痛了，以後再說吧！我很不好意思地向她道歉，大概她也沒聽到。但事隔不久，她竟給我寄來了幾張照片，還寫了一大篇她兩次上高原時的艱苦行軍情況。我看了後，對他們夫婦粛然起敬，不僅把他們兩次進藏的艱苦事迹寫進了《阿裡探秘》一書，而且想把孫占文藏北探路，劉佩珍犧牲小兒的動人經曆要寫進這本書中，以表示我對孫占文同志的悼念和對劉佩珍同志的安慰。
他日有便，我當再去石家莊看望一次劉佩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