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1954年，我随新疆人民慰问团到西藏阿里高原上访问时，结识了阿里骑兵支队司令部情报股长孙占文和他的妻子刘佩珍。使我惊讶的是，这对从事边境情报侦察工作的夫妻，竟然带着两个小孩。他们住着简陋的土房子，吃着炊事班做的大锅饭，过着极为简朴的供给制生活。但工作积极热情，不畏艰难困苦，那种豁达乐观的精神，曾深深感染了我。
孙占文、刘佩珍是1953年到阿里骑兵支队工作的。为了了解阿里边防情况和历史资料，我曾访问过孙占文，也和刘佩珍谈过话。没想到他们夫妻二人是从青海的第一军调来的，更没想到他们是第二次来到西藏。只不过前一次是到前藏的昌都，这一次是到后藏的阿里。说来也巧，东西两头到了，不能不说这是他俩革命生涯中的亮点，为解放西藏和建设边疆做出了一定贡献。
刘佩珍南下玉树藏区
刘佩珍原是西宁护士学校的学生，青海解放后她就到省公安厅参加了工作。1950年，她和一起工作的第一军侦察参谋孙占文相识、相爱，结成美满的夫妻。孙占文是1937年入伍的老八路，历经8年抗日战争的严峻锻炼和3年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已成长为一名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战斗骨干。因此，在青海省军事管制工作基本结朿后，便调他和刘佩珍一起到兰州，在西北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工作。1951年夏，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由第一军组成青海骑兵支队南下玉树，准备配合十八军主力进军西藏，进行昌都战役时，孙占文奉调到骑兵支队当参谋。刘佩珍也随调至骑兵支队的女兵学生连，任第十班班长。他俩兴奋极了，有了参加战斗，为祖国立功的机会，便很快回到西宁，积极参加准备工作。
当年7月初，青海骑兵支队在孙巩支队长的率领下，在廖汉生军政委的欢送下，从西宁誓师出发。他们乘马行军，走过青海湖，涉过黄河源，当强渡水天相连的长江源时，马都漂在水上。有的女兵吓哭了，当大家都过来时，又哈哈大笑。接着爬上巴颜喀喇山，山虽不陡、但雪很大，头疼气喘，浑身无力。到了宿营地，还要拾牛粪做饭，吃那半生不熟的面片；刚搭起的帐篷常被风吹跑，干脆拉回来盖着睡觉。总之，孙占文、刘佩珍和战士们一起吃苦耐劳，风餐露宿，走了半个月，才到达了高原藏区城镇玉树。在刚建立的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照下，在那里得到了休整，并进一步做好南下囊谦，参加昌都战役的准备。
孙占文参加昌都战役
9月20日，青海支队孙支队长和田惠普副政委奉命至邓柯接受了战斗任务。回来后立即动员部队进军。孙占文参谋忙前忙后，昼夜不停地协助各分队做好行军战备工作。10月7日部队出发，当日到达巴塘草原，与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为首的前指部队会合。接着担任前卫任务，冒着大雪向南挺进，到囊谦后，部队分路前进。一五四团走内线，在高山病袭击下，红军老战士周大兴牺牲。青海支队走外线，连续爬过了5000多米的永嘎拉和摩格日两座雪山。危险之处，人马只能爬行。经过5天艰难行程，骑支二连在孙占文等同志带领下先期占领知牙桥，越过昂曲河，夺取了则美。接着快速前进，于17日攻占了军事要地类乌齐，毙俘藏军60余人。为了彻底切断敌军后路，他们又快马加鞭抢，抢占了交通要地恩达。并于10月19日向东挺进，以迎击后撤的藏军。20日晨，当青海骑支尖兵连(配属的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到达拉贡山口时，出来了两个藏族官员说要进行谈判。排长李茂兴带来见指导员明宝金，这才知道了十八军已打下昌都，藏军主力退守朱古寺。中午12点，我侦察连抵达朱古寺前占领阵地，由两藏官带明指导员去见了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当明宝金阐明我军和平主张和宽大政策后，阿沛遂下令藏军3个代本2700多人向我军投诚。下午，孙巩支队长率部赶到朱古寺，主要任务就成了让藏军放下武器，处理各项善后事务了。
昌都战役打得很顺利，青海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主力，艰难奋进，胜利完成了包抄昌都后路的任务，迫使藏军起义投诚，其中还俘虏了英籍间谍报务员福特，为打开解放西藏的大门作出了重大贡献。冬季将至，青海骑兵支队奉命撤回西宁。参加了昌都战役的孙占文又回到西北军区。因为学生连没有进藏，一部分女同志参加了玉树地区的军政建设。而刘佩珍则随孙占文被调回情报部。他们又经历了爬山涉水、高寒缺氧的千里行军，才回到西宁，而后转到兰州。
夫妻万里攀登昆仑山
1952年元月，上级决定调孙占文和刘佩珍到新疆军区工作。他俩坐大卡车，迎风冒雪，一路颠簸到达了迪化（乌鲁木齐）。接着被派到南疆的第二军司令部情报科工作，开始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就分到阿里情报站，要再去西藏工作。那时，刘佩珍怀孕了，但她经受了从兰州到迪化，又到喀什的长途汽车颠簸，在第二军情报科院内，生下了大女儿河青。
1953年5月，被任命为阿里骑兵支队情报股长的孙占文和刘佩珍带着8个月的女儿，毅然走上了昆仑山。为了祖国边疆的安全，他们什么也不怕。刘佩珍原来就会骑马，现在又能实现她进西藏上边防的理想，心中十分高兴。因此，在翻越险峻的桑株大坂时，她显得异常平静和顽强。在丈夫孙占文产生高山昏迷时，她全力照顾，扶着他爬上山顶。他们的小女儿则由藏族参谋才朗杰帮助背了上来。当刘佩珍见到哭得死去活来的女儿时，赶快抱过来给她喂奶。就这样，他们战胜了昆仑天险，走上了阿里高原，不仅把孩子带得很好，而且还帮助骆驼队工作。同行的一些干部、战士，无不敬佩他们夫妻的吃苦精神和模范作用。到了噶尔昆沙支队部后，他俩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孙占文常深入雪山边防，调查收集边境资料，而刘佩珍在照顾小女儿的同时，也抄抄写写，帮助整理材料。虽然她仍是个正班级的见习工作员，但在整理情报工作中已是个老手了。
阿里高寒缺氧，环境严酷，加之交通不便，缺少蔬菜水果，两年来实践证明，汉族同胞很难在这里怀孕生孩子;就是怀上了，也常因营养不良而小产;既便是生下了孩子，也多发育不良或因病而死亡。因之，大家都认为汉族妇女不能在阿里生孩子。而孙占文夫妻却不认这个账：“我们生一个给大家看看！”果然，刘佩珍于1954年3月生了个儿子，起名北海。把他和姐姐河青的名字拼合起来，就是“河北”“青海”，这是为纪念父母的出生地而特意起的名字。但不幸的是小北海没有逃脱高原恶劣气候的魔爪，很快被夺走了他刚半岁的生命，死在了回新疆的路上。这悲惨的一幕被我亲眼所见，至今想起仍令人心酸。
为了保护好胎儿，孙占文让妻子多吃当地羊肉和印度干果，想法为她增加营养。刘佩珍也心情乐观，适量劳动，小心保护胎儿。当刘佩珍要生产时，卫生队的医生不在，孙占文便当了接生员。小北海安全出生了，夫妻二人高兴异常。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孩子长得又白又胖，人见人爱。支队部官兵也非常高兴，小北海成了一个宝贝，谁见了都想摸摸抱抱，看看他那灿烂的笑脸。但是，为时不长，小北海病情加重，医生说：“心脏有问题，赶快送下山去救治。”这样，孙占文夫妇就带着两岁的大女儿和半岁的小儿子准备下山，恰好和我们从普兰宗返回来的新疆慰问团一起出发。
小北海惨死在半路上
1954年7月底，我们同乘一批骆驼，离开了那难忘的噶尔昆沙。记得在途中，看到孙占文骑的骆驼上驮着帐篷、行李，以及全家吃的东西，刘佩珍的骆驼上则是两个扁木箱，一个坐着大女儿河青，一个躺着小儿子北海。就这样走了4天，涉过了水深到驼肚的狮泉河，爬过了130里无水的拉梅拉大坂，在到达日松草原的时候，小北海已被摇晃得奄奄一息。慰问团的陈医生又去给小北海看病，他发现小孩心肺功能失常，频临死亡状态，于是打针抢救，也未能挽留住他幼小的生命。消息传开，大家震惊。这时，我们都去看望劝慰，见刘佩珍和她的女儿河青在大声痛哭，而孙占文一面掉泪，一面处理后事。随着太阳下山，小北海的遗体由青紫色变成了黄白色，像半透明的小蜡人一样。当大家帮助把小孩包好，埋到那路旁的山梁上时，无不为这个可爱孩子的消失而感到心痛、惋惜！
两天后我们到了日土宗，又住进二连军营中。由于下山人员多，住房有限，孙占文便在院中搭起了小帐篷。他们夫妇表示：“儿子已经死了，我俩下山干啥！不如返回支队，继续做好工作。”于是，他们又带女儿回到昆沙。到了10月间，刘佩珍考虑到自己又有身孕，这才带上女儿随最后的骆驼队下山。1955年５月，她在疏勒县南疆军区情报科院内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进疆”。我还到他家中去看望过，孩子又瘦又小。刘佩珍说：“要不是十二医院把他放在温箱中精心护理了9天，这个儿子也许就保不住了”。
孙占文闯出黑阿路线
就在1955年秋天，已任阿里支队参谋长的孙占文，被选为党代表，和政委孙德富一起骑马行军40天，沿雅鲁藏布江走到了西藏首府拉萨，参加了西藏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孙政委乘汽车经刚修通的青藏公路到兰州，而后转回新疆喀什，第二年再爬昆仑山上阿里。而孙占文参谋长则被留在拉萨，张国华司令员找他谈话，要交给他一个汽车队，向阿里闯出一条能走汽车的通道来。为此，还派了阿里贸办经理牛青山，和他共同负责组织领导。他们拉了必需的给养和物资，从黑阿出发，向藏北羌塘高原发起冲击。这是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硬汉子，几个驾驶员还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他们开着7部大卡车和一台中吉普，在羌塘草原上向西奋进，逢山爬山，遇水过河，哪里平坦走哪里，哪里能通过就开哪里。草甸、荒漠、雪原、冰坡都好说，唯独碰上高山和大湖就很难办。此路不通，只好再找出路；湖边陷车，有时连绞盘车都陷进去了，只好喝口烧酒下冰水中去挖车、去推车。总之，他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搭帐篷、做饭、宿营、休息。就这样，他们战胜种种险阻，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亙古无人的藏北高原上闯出了一条汽车便道，一条给阿里人民带来希望的光明之路，创造了一个先有汽车，后有公路的光辉历史。
以孙占文、牛青山为首的这批钢铁勇士，把一串庞然大物开上了阿里高原。藏族同胞沸腾了，说是“铁牦牛”从天而降，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阿里地方干部和边防战士兴奋无比，立即出动在噶尔河中铺石块，在红柳林中修道路，倾城而出唱歌跳舞，把汽车队安全迎接到噶尔昆沙。车上的物资、影片改善了大家生活，茶叶、日用品向群众发售。从此，阿里物价大降，以前一块砖茶换两只羊，现在一只羊换两块茶。过去日用百货都由印度商人供应，现在我们也有了贸易公司(当时称贸办)，衣服鞋帽，锅碗瓢盆等大量供应。随着新藏公路于1957年通车，阿里地区开始进入现代化时代，藏族同胞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全家休息在石家庄
1958年，孙占文被调到新疆军区情报部当了科长，刘佩珍也在乌鲁木齐又生了一个女儿。以后，孙占文上北疆边防工作，在阿勒泰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干了很长时间，离休时便回到河北老家，在石家庄新疆军区干休所中休息。当我在2000年去拜访他时，他虽已瘫瘓在床，但头脑非常清醒。说起当年他奉张国华司令员之命，率一个汽车队闯向阿里时，精神振奋;说起他走遍阿里高原，查清了边界历史状况时，滔滔不绝;当谈到他那小儿子死在半路上时，他沉默了一会说：“这件伤心事，几十年来我不敢提，一提老伴就要哭！”这时，刘佩珍进来了，她爽朗地说：“我不哭了，小北海就算是我们留在阿里高原上的永久纪念。现在我们儿孙绕膝，生活很幸福！”孙占文也激动地说：“是的，我们忘不了过去艰苦奋斗的历史，常教育孩子们要继承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2005年春节，我打电话到石家庄问候孙副司令员的病情。没想到接电话的刘佩珍同志说：“你不知道吗？他已去世了！”以后，我因写稿子，又打电话询问情况，索要照片。没想到刘佩珍急忙来接电话时，摔了一跤。她给我回了一句话，说她腿摔痛了，以后再说吧！我很不好意思地向她道歉，大概她也没听到。但事隔不久，她竟给我寄来了几张照片，还写了一大篇她两次上高原时的艰苦行军情况。我看了后，对他们夫妇粛然起敬，不仅把他们两次进藏的艰苦事迹写进了《阿里探秘》一书，而且想把孙占文藏北探路，刘佩珍牺牲小儿的动人经历要写进这本书中，以表示我对孙占文同志的悼念和对刘佩珍同志的安慰。
他日有便，我当再去石家庄看望一次刘佩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