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古代君主集權主義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一方面看，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後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削弱兵權、制約相權、限制州郡官員，大大強化了皇帝的權力；從另一方面來說，宋代諸帝在限制武将權力，行使國家權力時，加強了與文臣士大夫的互動，《宋史·曹勳傳》載：“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宋太祖亦曾親口言道：“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由此，宋代的士大夫普遍都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入世精神，“同治天下”成為士大夫們的一種普遍理想。正是因為宋代諸帝的“文治”特征，皇帝與士大夫的密切關系，使得宋代的皇帝教育也具備突出的特點，這一時期，是“經筵”制度走向定型的時期。“經筵”是古代皇帝為習讀經書而設定的禦前講席，據《後漢書·郅恽傳》所載，“後令恽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可見，自漢代即有“侍講”官員出現，為皇帝講讀《詩》、《書》等儒家經典，但“經筵”一詞出現是北宋仁宗朝的事情了。擔任經筵侍講的士大夫們通過為皇帝講習儒經，闡發了他們對于皇帝的個人修養、政治韬略、治國方針等問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皇帝的決策，成為連接配接皇帝與士大夫的重要紐帶。宋代史學家範祖禹自元豐八年（1086年）任宋哲宗侍講，至紹聖三年（1095年）遭貶，任經筵侍講官員幾近十年，他所著《帝學》，輯錄了中國古代帝王的學習經曆，尤其重視對宋代仁宗朝經筵制度的記錄，是研究宋代皇帝教育的重要範本。本文即通過對範祖禹《帝學》的研究，探索宋代皇帝教育的内容、模式和意義。文中不當之處，祈請各位學者予以指正。
範祖禹《帝學》一、範祖禹擔任侍講官員的經曆範祖禹（1041年—1098年）生于宋仁宗康定二年，其叔祖父為北宋名臣範鎮。嘉祐八年（1063年），随範鎮至京城汴梁，其後不久，範祖禹中進士甲科，時年23歲。宋神宗熙甯三年（1070年），司馬光組織修撰《資治通鑒》，範祖禹作為編修人員之一負責唐代部分的撰寫工作。元豐八年（1086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宣仁太後臨朝稱制，範祖禹将所著《唐鑒》呈進，為太後所賞識，擢任右正言。八月，遷任著作郎兼哲宗侍講，自此開始了他“帝王師”的生活。元祐三年（1088年），範祖禹上《勸學劄子》于哲宗，稱：“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系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緻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谄，以竊富貴。”提醒皇帝“正君心”的必要性，建議哲宗恢複講讀，重開經筵。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呂公著去世，範祖禹官拜右谏議大夫，再次上疏太皇太後高氏，論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乞太皇太後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于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七月，宋哲宗任右谏議大臣範祖禹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十二月，進《道德愛身疏》于哲宗，進《上太皇太後乞保護皇帝聖體疏》，谏議哲宗勤政務學，治心明德。元祐五年（1090年）正月，範祖禹又舉薦韓維、蘇頌、蘇轼入經筵講學。同年八月，範祖禹上《帝學》于哲宗，希望哲宗以前朝賢德之君為榜樣，潛心向學，治心明道，終成明君。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範祖禹繼續上言哲宗，提出“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谏”五事，希望哲宗遵循。四月，舉薦王存端、蘇轼、趙彥若、鄭雍、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等人入經筵講學。十二月，他又上《仁皇訓典》六卷于哲宗，希望他能以宋仁宗為楷模，效法祖宗，勤勉修德。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三日，宣仁太後去世，宋哲宗親領國政，決意恢複新法，範祖禹雖上書力阻，然終未如願。随着北宋黨争的進一步激化，紹聖三年（1095年），範祖禹被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元符元年（1098年）秋十月，卒于化州（原名辨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化州市），客死異鄉。範祖禹任職經筵幾近十年，他的重要著作，無不與皇帝的為學之道、為政之要息息相關。他所著《帝學》一書，亦是研究宋代經筵教育的重要資料。二、《帝學》所見宋代經筵制度中國古代皇帝的學習模式，一是讀書，二是由下臣講讀經書，這後一種活動，稱為侍講。侍講古已有之，西漢陸賈為漢高祖說《詩》、《書》，唐初十八學士為唐太宗講經史，均屬此類活動。宋以前以大臣為侍講，為皇帝講解經義，但無經筵名。直至宋代，侍讀、侍講學士及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統稱為經筵官，遂有經筵之稱。《帝學》具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就在于它儲存了宋朝的一項重要制度—經筵侍講制度。舉行經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味道研經”，探究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一是“以古證今”，亦即以史為鑒，吸取封建統治經驗教訓。範祖禹自元祐元年（1086年）受司馬光舉薦為宋哲宗侍講，直至紹聖元年（1093年）受黨争之累外放，任經筵官幾近8年，對這項制度非常熟悉。《帝學》自第三卷至第八卷，叙述了北宋前六帝的經筵講讀過程，對講讀官員、内容都有詳細的記述，對今人研究宋代經筵講學制度，也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帝學》共八卷，所載帝王32位，其中宋代6位皇帝，卻占了六卷的分量，遠超前代諸帝。從《帝學》的記載可見，北宋立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直至宋真宗均有诏臣子講讀經書的活動，如《帝學》卷三載：趙孚、昭素為宋太祖講《周易》，呂文仲為宋太宗講讀經史，孫奭、李至為宋太宗講《尚書》，刑昺、孫奭為宋真宗講經義等。但所載條目較少，皇帝的學習活動依然以自己習讀經書為主，侍講未成定制，也未有“經筵”一說。宋仁宗開始，侍講活動明顯增多，《帝學》第四至六卷均為仁宗學習活動的記錄，為全書篇幅最重，其中關于侍講的記錄占絕大多數。正史中“經筵”一詞，正是在此時出現，《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紀四》載：“（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丙午，以劉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命修起居注官侍經筵。”《續資治通鑒長編》中關于“經筵”的記錄也始于宋仁宗朝，仁宗天聖二年（1026年），三月丁酉，“皇太後谕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臣因言工部郎中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這一點，與《帝學》中的記載也是大緻吻合的。《帝學》卷四《仁宗皇帝上》記載了乾興元年（1022年）十二月甲辰，仁宗“召輔臣崇政殿西庑殿觀孫奭講《論語》，既而帝琴書唐人詩以分賜”一事，并于其後說明“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禦書賜之”，可見，宋仁宗初年，經筵制度已經逐漸形成。此外，《帝學》還記錄了宋代經筵重要的講官—崇政殿說書一職的出現。這是宋代經筵的重要侍講官，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置，掌為皇帝講說書史，解釋經義，并備顧問。翰林學士之學術深厚者為侍講、侍讀，官階較低而資曆較淺者則為說書。宋以後廢。《帝學》卷四所載：“景佑元年正月丁亥，尚書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尚書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讨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并為崇政殿說書，日以二人入侍講說，崇政殿置說書自此始。”範祖禹就曾多次推薦官員至崇政殿說書一職。三、《帝學》以“治心”為核心的思想内容在封建專制條件之下，國家的穩定往往系于天子一人，他的決策有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範祖禹在他所著《唐鑒》中指出，皇帝“殺谏臣，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等錯誤的舉止最終導緻國家動亂，主要是由于“有所陷溺其心”，是以，“治心”對皇帝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而《帝學》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希望皇帝通過學習儒家經典，達到“治心”的目的。範祖禹曾引《禮記·樂記》中的一段話上呈宋哲宗：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緻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緻樂以治心者也。并于其後評論說：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于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說也。此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由上文可見，範祖禹是将“治心”看作皇帝安邦立國的根本，他對道德心性的重視，遠在北宋諸臣之上。“治心”如此之重要，而想要達到這一目的，隻有通過後天的學習。範祖禹對“帝王之學”非常重視，元祐四年，範祖禹曾上《進德愛身書》，勸誡哲宗努力求學，修心明德，元祐七年二月，向哲宗進言，勸其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谏，又進《仁皇政典》，勸誡哲宗效法仁宗，“緻誠好學”。不僅如此，他還在《帝學》一書中，反複強調這一道理。《帝學》所記載的自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直至宋朝前五帝的學習過程，亦是範祖禹關于皇帝修養心性的集中論述。《帝學》卷一，在記載舜為學的經曆之後，範祖禹将他對于帝王之學的觀點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帝王之學，謂之大學。《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學者是以“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于天下”，堯舜之道是也。範祖禹引《禮記·大學》借以闡述皇帝為學之道，《大學》本為《禮記》中的一篇，自唐代韓愈、李翺等把《大學》、《中庸》看作與《孟子》、《易經》同等重要的“經書”，逐漸被士人所重視。範祖禹看重《大學》，是看重它将“正心”與“治國平天下”内外貫通的道理。範祖禹還曾進“漢昭帝選賢良”這一故事于宋哲宗，并在其後闡述了古代帝王學習的目的與方法，尤其提出了“師”的重要性：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長，則入于學，學禮……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是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是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是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是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笃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在随後的論述裡，範祖禹更加細緻入微地闡述了天子之師的不同權力和職責。國君提高個人修養，主要依靠于“端士”的言傳身教，“師”在皇帝求學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範祖禹在《帝學》中，曾詳述北宋時期的經筵侍講活動，對尊師重道的作風，予以了極高的贊賞。如第四卷“仁宗”部分，範祖禹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帝每為禦經筵，以象架庋書策外向，以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陰晦，則為徙禦座于閣外。奭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複規諷，帝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當書無逸圖之上，帝施于講讀閣。孫奭擔任宋仁宗經筵侍講時已年将70，仁宗其時還是未滿10歲的孩子，孫奭講讀不敷衍不谄谀，而仁宗學習态度積極，對老師也尊重有加，這種師生間的和諧互動，深得範祖禹欣賞。《帝學》全書八卷，而仁宗一人的事迹就有三卷，這不僅是由于仁宗對帝師的敬重，更重要的是範祖禹對仁宗“終身以學”的态度十分賞識，這也是他做宋哲宗經筵侍講期間，對哲宗勸學的重要例證。《帝學》“仁宗下”的最末，他就曾對哲宗言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友，迩英講學，遊心聖道，終身未嘗少倦。是以一言一動，仁及四海，如天運于上而萬物各遂其生于下，其本由于學故也……臣願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則可以至天德矣。元祐五年範祖禹任宋哲宗侍講時進《帝學》于哲宗，其時宋哲宗趙煦也不過才13歲，範祖禹将他對家國天下的期望，都寄托于這個少年皇帝之上，他一心勸學，也正是希望哲宗能“憲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軌儀于三代，法象于祖宗，叢集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有永觀矣”。四、《帝學》的影響雖然《帝學》具有明顯的勸學目的，但作為範祖禹的學生，宋哲宗本人對此書并無特别重視。尤其是自元祐八年之後，宣仁太後去世，宋哲宗開始親政，範祖禹作為反變法派的重要成員，逐漸被排擠出了政權核心，他的著述與其政治思想一起被宋哲宗所摒棄。同時，相比于範祖禹的另一本史著《唐鑒》，《帝學》在北宋的影響要小得多，這可能與其未及刊印，流傳範圍較小有關，按《帝學》書前序所言，則《帝學》的首次刊刻當在南宋甯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比《唐鑒》晚了近130載，“䜥棄禦府有年”阻礙了它的流傳。然而，從長遠看，《帝學》的影響似較《唐鑒》為大。如上文所講，南宋之後的學者對《唐鑒》的關注，多集中于“中宗在房陵”之類記載，重視《唐鑒》所蘊含的褒貶之義超過了它的史學價值。《帝學》則不同，從讀書分類來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以及《四庫全書》中，都将其歸于“子部·儒家類”之下，但《帝學》在《宋史·藝文志》的“史部·史鈔類”亦可見，這也展現了《帝學》内容的複雜性：《帝學》所載上至伏羲、下迄宋神宗，但所記内容單一，均是關于帝王“求學”以“治心”的過程，并且多記宋朝仁、神兩帝的向學經曆，是以，不僅儒生學者對它頗為重視，居廟堂之高的天子也對它賞識有加，還出現了不少模拟它的著作。《帝學》因其直面皇帝“心性”的培養，成為後人所看重的皇帝“教科書”。較早對《帝學》提起重視的人應屬南宋人呂中，在其所著《宋大事記講義》中，呂中提出：“惟本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範祖禹《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承平百三十年，異于漢高祖，由祖宗無不好學也。”這條議論充滿了宋人的特色，并且把握住了《帝學》的思想核心。如第二章所述，範祖禹對“祖宗家法”極端重視，這不僅展現于《唐鑒》之中，《帝學》的若幹篇目也包含了這一内容。《帝學》列舉前代諸帝為學之故事，宋以前僅占三分之一，重心都在于“本朝家學”。呂中所生活的年代是南宋晚期的宋理宗朝，“君子、小人”之辯流行朝堂，皇帝的心性修養重新成為朝臣所關注的焦點，呂中于此時重提範祖禹《帝學》一書，正是借此勸谏皇帝，以“正心誠意”為本，行“君子”之道以治國。對其時已經處于滅亡前夜的南宋而言，呂中的這一論點似乎過于迂腐僵化，不合于時，但對追求“長治久安”的封建中國而言，《帝學》通過向人主“勸學”以“治心”，将家學、家法與國朝政事相聯系，進而達到“治道”的目的，無論是對臣僚還是天子，都非常具有吸引力，是以，明清兩朝，對《帝學》的重視都有增無減。在現存明代官員羅倫于成化二年（1466年）的殿試對策中，羅倫在回答“帝王之國之綱”的策問時，就以《帝學》為例，“以為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學也”，由此得出“居天下之大位，必緻天下之大治；緻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學；正天下之大學，必務天下之大學”的道理。羅倫的這番議論，正是“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另一種說法，與範祖禹在《帝學》中所極力稱頌的“帝王之學”如出一轍。不僅臣子大力提倡《帝學》，後世皇帝們對其也很是重視。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五年（1454年）頒《君鑒》五十卷于群臣，其中七卷專記明朝成化以前諸帝的言行，與《帝學》極為類似。其後，明朝重臣張居正等又編《帝鑒圖說》，“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名之”，作為進呈萬曆皇帝的啟蒙之書。該書選取堯舜以來可資效法的良法、善政八十一事，以及可作鑒戒的劣政敗績三十六事圖繪解說，以供年幼的皇帝學習。這些著作，都可看作《帝學》影響的餘韻了。入清之後，清人大興漢化，推崇儒學，而作為正統儒家思想的皇帝教科書，《帝學》受到了更多的重視。清朝前期的兩部重要書目—《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它都贊譽頗高。《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稱它“自宓羲迄宋，凡帝王務學，求師之要燦然眉列，實為千秋金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對範祖禹稱贊有加：“言簡義明，敷陳剀切，實不愧史臣所言。雖哲宗惑于黨論，不能盡用祖禹之說，終緻更張初政，國是混淆。而祖禹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為念，觀于是書，千載猶将見之矣。”《帝學》因為它所蘊含的“修身明德”之理，也深為皇帝所重。乾隆本人對它就頗為喜愛，不僅在書前加蓋“稽古右文之章”和“乾隆宸翰”兩印，還親筆題寫禦詩，贊其“元祐成書心力殚，逮乎嘉定又重刋，欣茲祖禹芸編在，不異九齡金鑒看。務學求師着儀軌，修身莅政示倪端，知之行矣吾猶恧，绨幾甯惟玩古觀”。作者簡介：申慧青，曆史學博士，河北大學曆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王瑞蕾，保定學院曆史系講師，曆史系博士。文//來自于《保定學院學報》201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