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軒：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傳》撰述的嬗變

編者按：本文深入探讨了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傳》在不同版本間的撰述變化，揭示了史家個人立場與官方意志在曆史撰述中的互動影響。文章通過對萬斯同和王鴻緒兩個版本的《李自成傳》的比較分析，指出了二者在史實選擇、叙事方式及價值判斷上的差異。萬斯同的稿本展現了遺民意識，而王鴻緒稿本則是祛除這種遺民意識，不僅提升了史書的學術價值，更迎合了清代官方的意志。

摘要：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傳》的差異主要集中于萬斯同與王鴻緒的稿本間。從傳承關系看，萬斯同、毛奇齡奠定了《李自成傳》的架構，王鴻緒确立了《李自成傳》的面貌。但萬斯同稿本《李自成傳》流露出明顯的遺民意識，王鴻緒稿本《李自成傳》則完全貫徹了清代官方意志。兩部稿本中遺民意識與官方意志的此消彼長，展現了史家個人立場與現實政治對曆史撰述的影響，也反映出官方史學的最終走向。李自成起義深刻影響了明末曆史程序。為記錄這段曆史，清朝官修《明史》開創性設立了流賊列傳。“闖、獻二寇，至于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群雄之比，故别立之。”清朝官方認為李自成、張獻忠身份與一般叛亂、割據者不同，從這段曆史中能夠得到明亡教訓，是以單獨書寫。衆所周知，《明史》編纂過程中，先後形成了萬斯同、王鴻緒、武英殿三個版本，故《李自成傳》也留有三個文本，三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如何看待這種變化，其背後的根源是什麼，厘清這些問題，有助于進一步認識《明史》文本形成的複雜性，把握中國古代官方修史的特點。

一、萬斯同、毛奇齡奠定《李自成傳》的架構萬稿《李自成傳》是現存首部完整記錄李自成起義始末的清代官修史稿。本文取自《續修四庫全書》，即國家圖書館藏《明史》416卷本。《李自成傳》所在列傳稱《盜賊》，共有上下兩卷，上卷記陳永定、唐賽兒等洪武至天啟年間農民起義事迹，下卷載李自成、張獻忠事迹。萬稿《李自成傳》具體編纂過程今已失佚，但從《明史》纂修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中可求得旁證。

清代官方《明史》編纂雖始于順治二年（1645）五月，但實際修史活動的開展，要等到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重開明史館後。康熙帝任命徐元文為監修，葉方藹、張玉書為總裁官，特選朱彜尊、毛奇齡等五十名博學鴻儒參與修史。康熙十九年（1680），徐元文補充王士桢、王鴻緒等十六人為纂修官，後又吸納徐乾學、湯斌等人入館，構成了《明史》纂修的班底。徐元文任監修的同年，萬斯同受徐氏邀請入京，參修《明史》。盡管始終是布衣身份，但萬斯同對《明史》纂修的影響厥功至偉。清人全祖望寫道：“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依全氏描述，萬斯同幾乎承擔了所有史稿的審閱工作。近人黃雲眉言：“斯同固受徐氏王氏之專委者，當發起凡例時，其大部分必為斯同所主張，而館臣意見之貢獻，亦可想其泰半取決于斯同。”他指出萬斯同在《明史》體例的制定中，發揮了決定作用。黃愛平更确鑿地表示《明史》列傳傳目由萬斯同初步拟定。是以明代農民起義領袖單獨列傳，大機率也由萬斯同策劃。《李自成傳》的執筆者是毛奇齡。按照徐元文制定“分階段撰寫初稿，再合稿校閱”的方案，《李自成傳》初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至二十一年（1682）四月間。毛氏私著《後鑒錄》專記明代“盜賊”事迹，清人稱“其事迹今率見正史中，無大異聞”。學界普遍認為此著是毛奇齡修史的删餘之稿。王興亞曾将其中的《李自成傳》與萬稿作比較，發現兩稿内容近乎相同，但萬稿的部分叙事要詳于《後鑒錄》。是以更準确地說，《後鑒錄》中的《李自成傳》是毛奇齡在明史館寫成的草稿。康熙二十四年（1685），毛奇齡離館，史官又在該稿的基礎上，點校形成了今見之萬稿《李自成傳》。馮甦《見聞随筆》是毛奇齡撰寫《李自成傳》的主要史料來源。“（見聞随筆）國朝馮甦撰……是編首載《李自成張獻忠傳》……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略悉取材於此。”毛奇齡親撰《見聞随筆》叙言也印證了此說法。馮甦撰《李自成傳》的目的是探究明末農民起義興衰原因，考察“朝廷用舍之是非，封疆剿撫之得失”，是以寫得十分用心。馮甦記史有兩大特點：一是時間表述清晰，記事能夠精準到日；二是史事描寫詳盡，各類要素齊全。比如“左光先擊敗之于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悉心統計了左光先的殺敵人數；又如馮甦記述開封之戰，明軍與農民軍交戰過程的詳細程度，要遠勝于大部分同類史書；再如李自成在襄陽加官進爵，馮甦不厭瑣碎地将所封官職與受封者姓名悉數載明。此外，李自成每破一城，馮甦都要詳細記錄下殉難明臣事迹，如“西關守将王某，北關守将趙某，猶苦戰，勢不敵，兩将自焚”，即使無法得知守将姓名，馮甦也要将其遺事留于青史。可以說作為史料來源，馮甦的《李自成傳》邏輯通順，因果轉承交代完整，曆史細節的豐富性也毋庸置疑。萬稿《李自成傳》全篇時間跨度自崇祯元年（1628）起，至順治六年（1649）止，從叙事架構來看，基本脫胎于馮甦《見聞随筆》，但也有出入。按照起義階段，萬稿《李自成傳》可劃分為“李自成身世”“李自成起義經過”“大順軍北京活動情況”“清軍入關與李自成敗走”四個部分，包括李自成年幼事迹、應募銀川驿、殺官投軍、缺饷嘩變、投奔高迎祥、車箱峽之困、荥陽大會、火燒皇陵、交惡張獻忠、妻妾不忠、米脂省親、繼任闖王、兵進四川、十八騎走商洛、谷城遇險、魚腹山自盡、謀士投靠、三圍開封、祖墳被掘、柿園敗敵、襄陽建制、擊潰孫傳庭、攻克西安、經略三邊、西安改元、興師東伐、甯武關之戰、北京陷落、大肆拷掠、山海關之戰、敗走北京、大順軍分崩離析、九宮山身死、李過抗清等核心故事。萬稿《李自成傳》整體上簡于《見聞随筆·李自成傳》，但繼承了馮甦以史為鑒的書寫原則，側重描寫農民軍活動情況與明臣剿撫事迹。文中保留了許多李自成農民軍組織紀律、戰略戰術等方面的細節。“賊攻城，無梯沖，但創拆城法。責一甲士拆一磚，得者即歸營解甲，卧折已穿穴。穴初容一人，漸至十百。次第傳土出，留一土柱，巨柱間，萬人負而絕之，則一呼而城崩矣。”萬稿《李自成傳》記錄了李自成農民軍所用“拆城法”的操作流程。“以硝炭寶甕填城穴，火發甕裂，名大小放迸”，描述了李自成農民軍的爆破戰術；“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而各有幟色，紅一、黑一、白一，望若雲錦。馬戰久，則步排而前。長矛三萬，刺擊若飛。達之，則馬兵再合，無孑遺”，叙述了李自成農民軍的馬步協同戰法；“水惟黃河阻辔，他悉翹足馬，皆徑渡，後者斬”，渡河落後者會被處斬，展現了李自成農民軍的組織性與紀律性。萬稿《李自成傳》記述明臣剿撫事迹，褒貶态度鮮明。如“陝撫喬應甲閹黨，貪且貿。有劫道臣吳養和者，反脅養和取千金，置盜不問。盜自是益橫，而被盜者莫敢告”，批評陝西巡撫喬應甲玩忽職守，放任盜賊之責，也指出了閹黨對國家的荼毒。提到甯武關之戰，“甯武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凡十日殺賊數萬，賊疊戰被執，不屈磔之。其妻蒙古，猶巷戰，焚死。自成歎曰：使守将盡如周将軍，吾安能至此哉”，不僅詳細描寫了周遇吉的戰鬥經過，還特别借李自成之口，表達對周遇吉甯死不降的贊頌，從中能夠看出史官寓論于史，以“個别事例褒貶法戒”之用意。這樣的書寫方式垂鑒意味雖濃郁，卻也帶來了叙事冗繁的缺陷，如“點燈子犯沁水時，千裡内無守堡者。獨張忠烈铨其妻霍氏守，不去。人稱之曰夫人堡”，講述了殉明遼東巡按張铨的妻子霍氏同農民軍領袖點燈子趙勝英勇戰鬥的故事，内容上與李自成毫無瓜葛。這類情節占據過多篇幅，影響了李自成起義主線叙事的展開。除此以外，萬稿《李自成傳》也有體例方面的硬傷，比如時間資訊模糊，除開頭有“崇祯元年”“是年”等标注外，通篇不見時間資訊。行文口語化、通俗化也是頻發問題，尤其展現在官職稱謂上，“西撫耿如杞”“科臣劉懋”“邊将曹文诏”等皆系簡稱，更甚者出現了“大司馬李精白”這種坊間對兵部尚書的俗稱。萬稿《李自成傳》還有醜化李自成之嫌，文中稱其“生而獰惡”，認為兇惡是李自成的天性。再者，侮辱當事人私生活，是古代史官攻讦人物的慣用手法，如萬稿《李自成傳》言“其妻韓氏，故娼也，與縣皂淫”，後文又說“自成妻邢氏多智，掌軍資……與傑通”。這兩句話雖亦取自《見聞随筆》，但娶妻不賢，暗與人私通，這種事信僞難以判斷，記錄與否也不關乎起義大局，隻是為李自成增添污名。另外，萬稿《李自成傳》巧用筆法，拉低了李自成的曆史形象，稱大順軍在北京“發權将軍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熨體、炙項、夾胫、箍腦，無甯日……凡數萬餅括騾車千、馳千，謀載歸陝。嘗曰：陝父母國形勝，朕将建都。馬富貴歸故鄉，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營造了一種大順政權毫無治國安民打算，隻為搜刮金銀的話語氛圍。同樣以清朝立場叙事的《平寇志》卻這樣表述：“及平西師至，自成幡然改圖曰：陝，我父母國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豈易一西安乎？”促使李自成做出歸陝決定的，不是北京錢财已搜刮殆盡，而是針對吳三桂擁兵入關做出的軍事決策。這般塑造，萬稿中李自成的曆史形象顯然低于《平寇志》。總之，萬斯同、毛奇齡從馮甦《見聞随筆》取材，奠定了《李自成傳》的叙事架構。書寫時兼顧農民軍活動情況與明臣剿撫事迹，呈現了農民起義從坐大到失控的完整過程，史鑒意味濃厚。但體例不完善、部分情節拖沓、叙事缺乏條理等缺陷也比較突出。從文本品質上講，萬稿《李自成傳》不能算是合格的官修前代正史的傳記，未能通過稽核也是情理之中。之後，史官王鴻緒取萬稿《明史》，輔以其他明史著述繼續修訂。二、王鴻緒确立《李自成傳》的面貌王鴻緒《明史稿》成文于明史館式微之時。康熙三十三年（1694），王鴻緒升任總裁官，尚有萬斯同予以協助。萬斯同去世後，至雍正元年（1723），王鴻緒之子王圖炜将《明史稿》呈進給雍正帝，王鴻緒幾乎獨自完成了這部史稿的修繕。這期間，王鴻緒的仕途受到政治風波影響，但也未辍修史工作。王鴻緒的編纂思路與毛奇齡有所不同。毛奇齡将李自成、張獻忠與陳永定、唐賽兒等人一同列入盜賊列傳，實際上忽視了李自成、張獻忠起義的特殊性質。王鴻緒看出此問題，把篇名由“盜賊”改為“流賊”，并将陳永定、唐賽兒等人事迹，歸入剿賊諸臣傳，讓李自成、張獻忠的傳記單獨成篇，稱“獨志其亡天下者”，突出了李自成和張獻忠起義對明亡的重大影響，以史為鑒的意識更為強烈。随後，王鴻緒重新撰寫了六百餘字的緒論，發表了對明末農民起義與明亡的認識。王鴻緒從以下方面，對《李自成傳》進行了修改。其一，規範行文書寫。王鴻緒仔細校訂萬稿，豐富了《李自成傳》的時間資訊；“西撫耿如杞”“科臣劉懋”“邊将曹文诏”等所用簡稱，也調整為“山西巡撫耿如杞”“給事中劉懋”“孤山副将曹文诏”等正式稱謂。其二，删繁就簡、潤色語句，以期精悍文本。此改動見于全文多處，王鴻緒對“車箱峽之困”的精簡就非常典型。萬稿對“車箱峽之困”的描述如下：自成則奉闖王，奔入興平之車箱峽。峽四山立，中亘四十裡無去路。而土兵用壘石滾木圍堵，而瞰若眢井。春夏連月雨，衣糧絕，弓矢脫爛，人馬死過半，賊不得已賂奇瑜左右詭降。而奇瑜妄人好自用，籍醜黨上軍門稽名，得三萬六千人。指顧解散，以為神。且檄諸路軍按兵，所過府縣為具糗傳送。而賊甫度棧大噪，殺護監官十五員，破所過縣七。王鴻緒删略了對陳奇瑜性格的介紹，也省去了對明軍作戰情況的描寫，隻保留了李自成的脫困過程：自成等俱陷于興安之車箱峽。會大雨兩月，馬乏刍多死，弓矢皆脫，自成用君恩計，賄奇瑜左右，詐降。奇瑜意輕賊，許之，檄諸将按兵毋殺，所過州縣為具糗傳送。賊甫渡棧，即大噪，盡屠所過七州縣。如此改動，叙事中心轉向李自成，車箱峽之困的事态發展更加清晰。又如“獻忠掠小黃門十二人，名‘響手’，酒半奏伎。自成請得之，獻忠不與”。萬稿《李自成傳》交代李自成與張獻忠産生沖突的原因，卻插入了對小黃門的描述，缺少條理性。王鴻緒潤色語句之後，文本變得簡明扼要：“自成從獻忠求皇陵監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此外，王鴻緒還删去了萬稿的論贊部分，認為正文已經暗含對史事的評價，無須再寫。其三，通過增補史事，豐滿叙事。比如提到荥陽大會，萬稿《李自成傳》的記述略簡：“自成乃号召諸賊合七十二營。”王鴻緒增補：“議拒敵，未決。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顯示出李自成在大會中發揮的作用。而增補最多的是關于甲申之變的情節。該情節後文還将論及，此處不贅。一些考辨性内容也被加入《李自成傳》。提及農民軍領袖，萬稿《李自成傳》多呼诨号，少言真實姓名。王鴻緒留心于此，将繁多複雜诨号與真實姓名對應，有“汝才即曹操”“馬守應、賀一龍、賀錦、劉希堯、蔺養成等皆附自成。即賊魁所稱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及争世王、亂世王者”等多處注明。李公子救民是明末廣為人知的傳說，從計六奇《明季北略》獲知：“予幼時聞賊信急，鹹雲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詳志之。”當時人們不清楚李公子的身份。萬稿比較絕對地講李公子是李岩：“信乘間歸，囚于官。紅娘子來救，破囚。饑民從德之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王鴻緒則謹慎記為：“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财務赈饑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注意到群眾對李自成、李岩的混淆。再有關于李自成之死，王鴻緒在保留萬稿“陷泥沼中鋤而死”說法的同時，增加了清将阿濟格奏報“李自成自缢死”的說法。其四，王鴻緒糾正了一些史誤。“賊詭詞乞撫，撫臣常道立信之，因監軍太監盧九德以請，會天寒河冰合，賊且降且走，驟從渑池縣策馬徑渡。”萬稿《李自成傳》認為導緻農民軍竄入河南的禍首是巡撫常道立與宦官盧九德。王鴻緒駁正為：“監軍太監楊進朝信之，為入奏。會天寒河冰合，賊突從毛家寨策馬徑渡入河南。”萬稿《李自成傳》責備督軍楊嗣昌戰法死闆僵硬：“賊稍稍自保，旋複為官軍所圍。督軍楊嗣昌令圍師必缺，缺則自成遁。”王鴻緒幫楊嗣昌洗脫了責任，更正為：“陝西總督鄭崇儉發兵圍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乘間走，突武關，往依獻忠。”王鴻緒對《李自成傳》文本品質的提升有目共睹。修改之後，《李自成傳》的行文更加規範，原文體例缺陷基本消除，李自成事迹得以突出，文本的流暢性、可讀性大有改善。考辨性内容加入後，也使《李自成傳》的史料價值進一步提升。張廷玉等史官以王鴻緒稿本為底本，修訂殿本《明史》時，隻對《李自成傳》作了較少改動。一些删改非常細微，如将“賊遂自邢台摩天嶺西下，抵武安”改為“賊自邢台摩天嶺西下，抵武安”，删除了虛詞；将“自成謂真得天命，金星率賊黨三表勸進，自成從之”，改為“自成謂真得天命，金星率賊衆三表勸進，乃從之”，承前省略了主語。部分語句進一步凝練，如将“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張鼐、李過、李雙喜、谷可成、張世傑、李彌昌、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文魁等十八騎潰圍，走竄伏商、洛山”改為“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竄伏商、洛山中”，删減了部分姓名；将“時帝憂自成甚，特以故尚書傅宗龍為陝西總督，使專辦自成”改為“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為陝西總督，使專辦自成”，删除了對崇祯帝的描述；隻有少量影響不大之事，“诏以諸太監分監諸将軍督戰”“鄖陽撫治蔣允儀部，兵僅七百五十人，力不敵别賊”等被徹底剔除。簡言之，殿本《李自成傳》對王稿雖有修改，但基本維持了其原貌，未見王鴻緒對萬稿那樣大幅度改動，可見清代官方對王鴻緒稿本的認可。至此清修《明史·李自成傳》書寫嬗變過程已很清晰。《李自成傳》的叙事架構由萬斯同、毛奇齡奠定。王鴻緒對萬稿的修改，獲得了官方認可，确立了《李自成傳》的文本面貌。殿本僅在王稿上做了簡單删補。那麼王稿《李自成傳》被認可，是得益于其更高的文本品質嗎？筆者認為不排除此原因，但問題的根源在于能貫徹統治者意志。三、清代官方意志對《李自成傳》曆史撰述的影響王鴻緒通過删繁就簡、增補史事等手段，提升了萬稿《李自成傳》文本品質。這些改動看似停留在史學層面，實則有更深的政治根源。恰如孫衛國所說：“王鴻緒是清朝重臣，盡可能消除萬稿中的遺民意識，更趨向于貫徹清朝官方意志。”王稿《李自成傳》徹底落實統治者意志，才是其得到官方認可的關鍵。清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合法性一直受到“夷夏之防”等傳統觀念的挑戰。在一些遺民眼裡，清朝是“夷狄竊奪天位”，拒絕與清朝合作。為了論證政權入主中原的正義性和合法性，清帝屢就明清易代的曆史發表意見。康、雍二帝的表述具有代表性。先看康熙帝。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鹹奏雲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大陸，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來迎，乃剪滅闖寇，入承大統……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耳。康熙帝将曆史上溯至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表明清朝從無觊觎天下之心，承認明朝是中國之主。清軍入關是受中國臣民之邀，鏟除李自成之亂的順天應人之舉，将清朝取得天下的道德優越性擺上最高位置。雍正帝更進一步表示：本朝之得天下，較之成湯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為名正而言順。況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國，明祚已終。李自成僭僞号于北京，中原塗炭，鹹思得真主為民除殘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萬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興師，以定禍亂。幹戈所指，流賊望風而遁。李自成為追兵所殺，餘黨解散。世祖章皇帝駕入京師，安輯畿輔。億萬蒼生鹹獲再生之幸，而崇祯帝始得以禮殡葬。此本朝之為明報怨雪恥，大有造于明者也。在康熙帝的基礎上，雍正帝指出“崇祯殉國，明祚已終”，明确了甲申之變是明朝滅亡的标志，否定了南明政權的合法性。他更詳細論述了清軍驅除流寇、安輯百姓、禮葬崇祯帝的功德，以說明政權轉移比湯武革命還要合理合法，駁斥社會上滿清非正統的論調。清帝的表述将明清易代史的關鍵直指甲申之變。實際上，清帝很早就開始關注甲申史事，順治帝曾要求禮部詳細記錄甲申之變中的殉明事迹。“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爾部會同各部院堂官，詳訪确察死節職名，并實迹具奏，勿遺勿濫。”順治帝希望借助宣揚明朝忠臣事迹，号召臣民忠于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對張玉書等人說：“明末去今，為時尚不甚遠。傳聞李自成兵到，京師之人，即以城獻。又聞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國在西便門援城而上，由此觀之，仍是攻取，可雲獻乎？此等載入史書，甚有關系，必得其實。”指令史臣務必将李自成攻陷北京的詳細過程，載入史書。作為官修前代正史，《李自成傳》有責任對明清易代、天命轉移的必然性作出诠釋，對皇帝關心的甲申史事進行詳細描寫。馮甦《李自成傳》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他整理的甲申殉難官員名單非常翔實。更直接的是，馮甦明确表示明之亡“非自成獻忠之能亡之。乃天命有歸，特産二寇為之驅除禍難耳”，為清朝承接天命留足了書寫餘地。而以此為史料的萬稿《李自成傳》，卻帶有鮮明的個人立場。萬斯同、毛奇齡均是明遺民。姜勝利指出明遺民治明季史，主要圍繞“崇祯帝與明亡的關系”“明季大臣的亡國之責”“明亡原因的深層反思”等問題展開。萬稿《李自成傳》的書寫亦見這種傾向，如文中尖銳批評陳奇瑜、楊嗣昌、常道立等明季大臣玩忽職守、贻誤戰機，問責之意非常明顯。明遺民通過嘉尚忠義，表達對明朝政治的認同，如萬稿《李自成傳》除了褒獎霍氏、周遇吉等人的犧牲，對降明農民軍領袖的殉節也尤為稱道，當言及降将飛虎、射塌天因抵禦農民軍而死時，萬稿《李自成傳》特意注明了其真實姓名：“降将劉國能、李萬慶，即十五家賊所稱飛虎、射塌天者。”萬斯同、毛奇齡不厭其煩地讨論這類問題，也間接導緻了萬稿《李自成傳》叙事冗繁的不足。更直接的證據展現在對李自成的有意貶斥上。明遺民普遍憎恨李自成亡其故國，是以萬斯同、毛奇齡在叙事上相對情緒化，有意抹黑李自成的曆史形象。經過深刻反思，萬斯同、毛奇齡将明朝滅亡歸咎于三百年來過于輕武，卻在清朝統治合法性的論述上，出力甚少。記述北京城陷之事，二人隻用一句“京師陷事具烈皇帝紀”潦草帶過。描寫李自成農民軍在京活動情況，萬斯同、毛奇齡幾乎将全部筆力用在凸顯其貪婪殘暴上，未對清軍入關等事進行辯護。這種書寫自然不能令統治者滿意。王鴻緒生活的時代不同于萬斯同、毛奇齡，王鴻緒生于順治二年（1645），他與父親王廣心均經清朝科舉入仕。王鴻緒備受康熙帝賞識與提攜。他對明朝沒有感情，對統治者修史意圖的了解也更為透徹。為了宣揚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王鴻緒增加了對清軍活動的叙述。如“五月二日，大清兵入京師，下令安輯百姓，為帝後發喪，議谥号，而遣将偕三桂追自成”。這一方面突出了清軍保境安民的功績，另一方面突出了清廷對明政權的尊重，确認明政權亡于李自成之手，清軍入關是為了替明複仇，道義上無可指責。王鴻緒還補充了許多李自成與大順政權不得天命的描寫。“自成升禦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座下龍爪鬛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玺及永昌錢，又不就。”“八月建祖祢廟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禮。”登禦座，鑄金玺、錢币，祭祀祖祢廟等都是象征皇權的行為，在重視受命于天的古代社會，李自成這些活動的失敗，徹底否定了大順政權的合法性。既然李自成并非真龍天子，那麼清軍受明将吳三桂的乞求，揮師入關，趕走竊位的李自成就是非常正義的。更應注意的是，此處所稱“忽見白衣人長數丈”，白色恰好是滿族所崇尚的顔色。王鴻緒對甲申之變的描寫更加詳細，增補了“大順軍偵查北京”“降賊太監杜勳缒入見崇祯”等情節，收錄了範景文、劉文炳等四十餘名文臣、勳戚，魏氏等二百餘宮人的殉明事迹，甚至記錄了宮内豢養的大象在明亡後哀吼流淚的情意：“文臣自範景文、勳戚自劉文炳以下，殉節者四十餘人。宮女魏氏投禦河，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淚。”而下面這一段描述了來向李自成求官的貳臣朱純臣、魏藻德等人被嘲弄的情景，展現了對貳臣的抨擊：“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賊争戲侮，為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太監王德化叱諸臣曰：‘國亡君喪，若曹不思殡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内侍數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滿朝文武竟不如一位宦官懂得何為忠君，褒貶态度明了，進一步提升了《李自成傳》的教化意義。王鴻緒竭力清除《李自成傳》中的遺民意識。這從他對萬稿“會天寒河冰合，賊且降且走，驟從渑池縣策馬徑渡。而于是中原賊禍從此始”的修改就能看出。王鴻緒将這段話重新陳述為：“會天寒河冰合，賊突從毛家寨策馬徑渡入河南，諸軍無扼河者。”語氣更加平緩地描述了農民軍進入河南的過程，沒有了萬稿“中原賊禍從此始”的悲憤感。在王鴻緒筆下，李自成的曆史形象也有所改觀，出現了“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粝，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纨绮，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等正面叙述，但篇幅非常有限，仍以“賊”“寇”等污名相稱，畢竟農民起義在古代一直是封建王朝的心腹大患。總而言之，萬斯同、毛奇齡并沒有充分了解統治者修史的政治要求，而王鴻緒對官方的修史立場了解十分透徹，在《李自成傳》中對明清易代問題進行了合理的解釋和書寫，因而得到了官方的認可。他對《李自成傳》文本技術性的提升則是錦上添花。透過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傳》書寫的嬗變，我們看到了史家個人立場與官方意志的此起彼落。這不僅反映了個人、政治等因素對曆史書寫的影響，也呈現了清朝官方尋求掌握曆史書寫話語權的過程。客觀地說，雖然古代史家标榜記史求真與秉筆直書，但曆史書寫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因素制約，尤其是官方史學，必然會走向維護本朝統治，服務現實政治的道路。作者簡介：張宇軒，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文章來源：《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3年第2期，第143-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