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轩：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传》撰述的嬗变

编者按：本文深入探讨了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传》在不同版本间的撰述变化，揭示了史家个人立场与官方意志在历史撰述中的交互影响。文章通过对万斯同和王鸿绪两个版本的《李自成传》的比较分析，指出了二者在史实选择、叙事方式及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万斯同的稿本体现了遗民意识，而王鸿绪稿本则是祛除这种遗民意识，不仅提升了史书的学术价值，更迎合了清代官方的意志。

摘要：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传》的差异主要集中于万斯同与王鸿绪的稿本间。从传承关系看，万斯同、毛奇龄奠定了《李自成传》的框架，王鸿绪确立了《李自成传》的面貌。但万斯同稿本《李自成传》流露出明显的遗民意识，王鸿绪稿本《李自成传》则完全贯彻了清代官方意志。两部稿本中遗民意识与官方意志的此消彼长，体现了史家个人立场与现实政治对历史撰述的影响，也反映出官方史学的最终走向。李自成起义深刻影响了明末历史进程。为记录这段历史，清朝官修《明史》开创性设立了流贼列传。“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清朝官方认为李自成、张献忠身份与一般叛乱、割据者不同，从这段历史中能够得到明亡教训，所以单独书写。众所周知，《明史》编纂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万斯同、王鸿绪、武英殿三个版本，故《李自成传》也留有三个文本，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明史》文本形成的复杂性，把握中国古代官方修史的特点。

一、万斯同、毛奇龄奠定《李自成传》的框架万稿《李自成传》是现存首部完整记录李自成起义始末的清代官修史稿。本文取自《续修四库全书》，即国家图书馆藏《明史》416卷本。《李自成传》所在列传称《盗贼》，共有上下两卷，上卷记陈永定、唐赛儿等洪武至天启年间农民起义事迹，下卷载李自成、张献忠事迹。万稿《李自成传》具体编纂过程今已失佚，但从《明史》纂修相关资料与研究成果中可求得旁证。

清代官方《明史》编纂虽始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但实际修史活动的开展，要等到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重开明史馆后。康熙帝任命徐元文为监修，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官，特选朱彝尊、毛奇龄等五十名博学鸿儒参与修史。康熙十九年（1680），徐元文补充王士桢、王鸿绪等十六人为纂修官，后又吸纳徐乾学、汤斌等人入馆，构成了《明史》纂修的班底。徐元文任监修的同年，万斯同受徐氏邀请入京，参修《明史》。尽管始终是布衣身份，但万斯同对《明史》纂修的影响厥功至伟。清人全祖望写道：“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依全氏描述，万斯同几乎承担了所有史稿的审阅工作。近人黄云眉言：“斯同固受徐氏王氏之专委者，当发起凡例时，其大部分必为斯同所主张，而馆臣意见之贡献，亦可想其泰半取决于斯同。”他指出万斯同在《明史》体例的制定中，发挥了决定作用。黄爱平更确凿地表示《明史》列传传目由万斯同初步拟定。所以明代农民起义领袖单独列传，大概率也由万斯同策划。《李自成传》的执笔者是毛奇龄。按照徐元文制定“分阶段撰写初稿，再合稿校阅”的方案，《李自成传》初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至二十一年（1682）四月间。毛氏私著《后鉴录》专记明代“盗贼”事迹，清人称“其事迹今率见正史中，无大异闻”。学界普遍认为此著是毛奇龄修史的删余之稿。王兴亚曾将其中的《李自成传》与万稿作比较，发现两稿内容近乎相同，但万稿的部分叙事要详于《后鉴录》。所以更准确地说，《后鉴录》中的《李自成传》是毛奇龄在明史馆写成的草稿。康熙二十四年（1685），毛奇龄离馆，史官又在该稿的基础上，点校形成了今见之万稿《李自成传》。冯甦《见闻随笔》是毛奇龄撰写《李自成传》的主要史料来源。“（见闻随笔）国朝冯甦撰……是编首载《李自成张献忠传》……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於此。”毛奇龄亲撰《见闻随笔》叙言也印证了此说法。冯甦撰《李自成传》的目的是探究明末农民起义兴衰原因，考察“朝廷用舍之是非，封疆剿抚之得失”，因此写得十分用心。冯甦记史有两大特点：一是时间表述清晰，记事能够精准到日；二是史事描写详尽，各类要素齐全。比如“左光先击败之于高陵、富平间，斩四百四十有奇”，悉心统计了左光先的杀敌人数；又如冯甦记述开封之战，明军与农民军交战过程的详细程度，要远胜于大部分同类史书；再如李自成在襄阳加官进爵，冯甦不厌琐碎地将所封官职与受封者姓名悉数载明。此外，李自成每破一城，冯甦都要详细记录下殉难明臣事迹，如“西关守将王某，北关守将赵某，犹苦战，势不敌，两将自焚”，即使无法得知守将姓名，冯甦也要将其遗事留于青史。可以说作为史料来源，冯甦的《李自成传》逻辑通顺，因果转承交代完整，历史细节的丰富性也毋庸置疑。万稿《李自成传》全篇时间跨度自崇祯元年（1628）起，至顺治六年（1649）止，从叙事框架来看，基本脱胎于冯甦《见闻随笔》，但也有出入。按照起义阶段，万稿《李自成传》可划分为“李自成身世”“李自成起义经过”“大顺军北京活动情况”“清军入关与李自成败走”四个部分，包括李自成年幼事迹、应募银川驿、杀官投军、缺饷哗变、投奔高迎祥、车箱峡之困、荥阳大会、火烧皇陵、交恶张献忠、妻妾不忠、米脂省亲、继任闯王、兵进四川、十八骑走商洛、谷城遇险、鱼腹山自尽、谋士投靠、三围开封、祖坟被掘、柿园败敌、襄阳建制、击溃孙传庭、攻克西安、经略三边、西安改元、兴师东伐、宁武关之战、北京陷落、大肆拷掠、山海关之战、败走北京、大顺军分崩离析、九宫山身死、李过抗清等核心故事。万稿《李自成传》整体上简于《见闻随笔·李自成传》，但继承了冯甦以史为鉴的书写原则，侧重描写农民军活动情况与明臣剿抚事迹。文中保留了许多李自成农民军组织纪律、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细节。“贼攻城，无梯冲，但创拆城法。责一甲士拆一砖，得者即归营解甲，卧折已穿穴。穴初容一人，渐至十百。次第传土出，留一土柱，巨柱间，万人负而绝之，则一呼而城崩矣。”万稿《李自成传》记录了李自成农民军所用“拆城法”的操作流程。“以硝炭宝瓮填城穴，火发瓮裂，名大小放迸”，描述了李自成农民军的爆破战术；“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而各有帜色，红一、黑一、白一，望若云锦。马战久，则步排而前。长矛三万，刺击若飞。达之，则马兵再合，无孑遗”，叙述了李自成农民军的马步协同战法；“水惟黄河阻辔，他悉翘足马，皆径渡，后者斩”，渡河落后者会被处斩，体现了李自成农民军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万稿《李自成传》记述明臣剿抚事迹，褒贬态度鲜明。如“陕抚乔应甲阉党，贪且贸。有劫道臣吴养和者，反胁养和取千金，置盗不问。盗自是益横，而被盗者莫敢告”，批评陕西巡抚乔应甲玩忽职守，放任盗贼之责，也指出了阉党对国家的荼毒。提到宁武关之战，“宁武总兵周遇吉殊死战，凡十日杀贼数万，贼迭战被执，不屈磔之。其妻蒙古，犹巷战，焚死。自成叹曰：使守将尽如周将军，吾安能至此哉”，不仅详细描写了周遇吉的战斗经过，还特别借李自成之口，表达对周遇吉宁死不降的赞颂，从中能够看出史官寓论于史，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之用意。这样的书写方式垂鉴意味虽浓郁，却也带来了叙事冗繁的缺陷，如“点灯子犯沁水时，千里内无守堡者。独张忠烈铨其妻霍氏守，不去。人称之曰夫人堡”，讲述了殉明辽东巡按张铨的妻子霍氏同农民军领袖点灯子赵胜英勇战斗的故事，内容上与李自成毫无瓜葛。这类情节占据过多篇幅，影响了李自成起义主线叙事的展开。除此以外，万稿《李自成传》也有体例方面的硬伤，比如时间信息模糊，除开头有“崇祯元年”“是年”等标注外，通篇不见时间信息。行文口语化、通俗化也是频发问题，尤其体现在官职称谓上，“西抚耿如杞”“科臣刘懋”“边将曹文诏”等皆系简称，更甚者出现了“大司马李精白”这种坊间对兵部尚书的俗称。万稿《李自成传》还有丑化李自成之嫌，文中称其“生而狞恶”，认为凶恶是李自成的天性。再者，侮辱当事人私生活，是古代史官攻讦人物的惯用手法，如万稿《李自成传》言“其妻韩氏，故娼也，与县皂淫”，后文又说“自成妻邢氏多智，掌军资……与杰通”。这两句话虽亦取自《见闻随笔》，但娶妻不贤，暗与人私通，这种事信伪难以判断，记录与否也不关乎起义大局，只是为李自成增添污名。另外，万稿《李自成传》巧用笔法，拉低了李自成的历史形象，称大顺军在北京“发权将军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国公、陈演、魏藻德下皆熨体、炙项、夹胫、箍脑，无宁日……凡数万饼括骡车千、驰千，谋载归陕。尝曰：陕父母国形胜，朕将建都。马富贵归故乡，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营造了一种大顺政权毫无治国安民打算，只为搜刮金银的话语氛围。同样以清朝立场叙事的《平寇志》却这样表述：“及平西师至，自成幡然改图曰：陕，我父母国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促使李自成做出归陕决定的，不是北京钱财已搜刮殆尽，而是针对吴三桂拥兵入关做出的军事决策。这般塑造，万稿中李自成的历史形象显然低于《平寇志》。总之，万斯同、毛奇龄从冯甦《见闻随笔》取材，奠定了《李自成传》的叙事框架。书写时兼顾农民军活动情况与明臣剿抚事迹，呈现了农民起义从坐大到失控的完整过程，史鉴意味浓厚。但体例不完善、部分情节拖沓、叙事缺乏条理等缺陷也比较突出。从文本质量上讲，万稿《李自成传》不能算是合格的官修前代正史的传记，未能通过审核也是情理之中。之后，史官王鸿绪取万稿《明史》，辅以其他明史著述继续修订。二、王鸿绪确立《李自成传》的面貌王鸿绪《明史稿》成文于明史馆式微之时。康熙三十三年（1694），王鸿绪升任总裁官，尚有万斯同予以协助。万斯同去世后，至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之子王图炜将《明史稿》呈进给雍正帝，王鸿绪几乎独自完成了这部史稿的修缮。这期间，王鸿绪的仕途受到政治风波影响，但也未辍修史工作。王鸿绪的编纂思路与毛奇龄有所不同。毛奇龄将李自成、张献忠与陈永定、唐赛儿等人一同列入盗贼列传，实际上忽视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特殊性质。王鸿绪看出此问题，把篇名由“盗贼”改为“流贼”，并将陈永定、唐赛儿等人事迹，归入剿贼诸臣传，让李自成、张献忠的传记单独成篇，称“独志其亡天下者”，突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对明亡的重大影响，以史为鉴的意识更为强烈。随后，王鸿绪重新撰写了六百余字的绪论，发表了对明末农民起义与明亡的认识。王鸿绪从以下方面，对《李自成传》进行了修改。其一，规范行文书写。王鸿绪仔细校订万稿，丰富了《李自成传》的时间信息；“西抚耿如杞”“科臣刘懋”“边将曹文诏”等所用简称，也调整为“山西巡抚耿如杞”“给事中刘懋”“孤山副将曹文诏”等正式称谓。其二，删繁就简、润色语句，以期精悍文本。此改动见于全文多处，王鸿绪对“车箱峡之困”的精简就非常典型。万稿对“车箱峡之困”的描述如下：自成则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峡四山立，中亘四十里无去路。而土兵用垒石滚木围堵，而瞰若眢井。春夏连月雨，衣粮绝，弓矢脱烂，人马死过半，贼不得已赂奇瑜左右诡降。而奇瑜妄人好自用，籍丑党上军门稽名，得三万六千人。指顾解散，以为神。且檄诸路军按兵，所过府县为具糗传送。而贼甫度栈大噪，杀护监官十五员，破所过县七。王鸿绪删略了对陈奇瑜性格的介绍，也省去了对明军作战情况的描写，只保留了李自成的脱困过程：自成等俱陷于兴安之车箱峡。会大雨两月，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瑜意轻贼，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如此改动，叙事中心转向李自成，车箱峡之困的事态发展更加清晰。又如“献忠掠小黄门十二人，名‘响手’，酒半奏伎。自成请得之，献忠不与”。万稿《李自成传》交代李自成与张献忠产生矛盾的原因，却插入了对小黄门的描述，缺少条理性。王鸿绪润色语句之后，文本变得简明扼要：“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此外，王鸿绪还删去了万稿的论赞部分，认为正文已经暗含对史事的评价，无须再写。其三，通过增补史事，丰满叙事。比如提到荥阳大会，万稿《李自成传》的记述略简：“自成乃号召诸贼合七十二营。”王鸿绪增补：“议拒敌，未决。自成进曰：‘匹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显示出李自成在大会中发挥的作用。而增补最多的是关于甲申之变的情节。该情节后文还将论及，此处不赘。一些考辨性内容也被加入《李自成传》。提及农民军领袖，万稿《李自成传》多呼诨号，少言真实姓名。王鸿绪留心于此，将繁多复杂诨号与真实姓名对应，有“汝才即曹操”“马守应、贺一龙、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皆附自成。即贼魁所称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及争世王、乱世王者”等多处注明。李公子救民是明末广为人知的传说，从计六奇《明季北略》获知：“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当时人们不清楚李公子的身份。万稿比较绝对地讲李公子是李岩：“信乘间归，囚于官。红娘子来救，破囚。饥民从德之者，同时起曰：李公子活我。”王鸿绪则谨慎记为：“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务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注意到民众对李自成、李岩的混淆。再有关于李自成之死，王鸿绪在保留万稿“陷泥沼中锄而死”说法的同时，增加了清将阿济格奏报“李自成自缢死”的说法。其四，王鸿绪纠正了一些史误。“贼诡词乞抚，抚臣常道立信之，因监军太监卢九德以请，会天寒河冰合，贼且降且走，骤从渑池县策马径渡。”万稿《李自成传》认为导致农民军窜入河南的祸首是巡抚常道立与宦官卢九德。王鸿绪驳正为：“监军太监杨进朝信之，为入奏。会天寒河冰合，贼突从毛家寨策马径渡入河南。”万稿《李自成传》责备督军杨嗣昌战法死板僵硬：“贼稍稍自保，旋复为官军所围。督军杨嗣昌令围师必缺，缺则自成遁。”王鸿绪帮杨嗣昌洗脱了责任，更正为：“陕西总督郑崇俭发兵围之，令曰围师必缺。自成乃乘间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王鸿绪对《李自成传》文本质量的提升有目共睹。修改之后，《李自成传》的行文更加规范，原文体例缺陷基本消除，李自成事迹得以突出，文本的流畅性、可读性大有改善。考辨性内容加入后，也使《李自成传》的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升。张廷玉等史官以王鸿绪稿本为底本，修订殿本《明史》时，只对《李自成传》作了较少改动。一些删改非常细微，如将“贼遂自邢台摩天岭西下，抵武安”改为“贼自邢台摩天岭西下，抵武安”，删除了虚词；将“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党三表劝进，自成从之”，改为“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众三表劝进，乃从之”，承前省略了主语。部分语句进一步凝练，如将“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张鼐、李过、李双喜、谷可成、张世杰、李弥昌、任继荣、任继光、王虎、刘文魁等十八骑溃围，走窜伏商、洛山”改为“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删减了部分姓名；将“时帝忧自成甚，特以故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使专办自成”改为“帝以故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使专办自成”，删除了对崇祯帝的描述；只有少量影响不大之事，“诏以诸太监分监诸将军督战”“郧阳抚治蒋允仪部，兵仅七百五十人，力不敌别贼”等被彻底剔除。简言之，殿本《李自成传》对王稿虽有修改，但基本维持了其原貌，未见王鸿绪对万稿那样大幅度改动，可见清代官方对王鸿绪稿本的认可。至此清修《明史·李自成传》书写嬗变过程已很清晰。《李自成传》的叙事框架由万斯同、毛奇龄奠定。王鸿绪对万稿的修改，获得了官方认可，确立了《李自成传》的文本面貌。殿本仅在王稿上做了简单删补。那么王稿《李自成传》被认可，是得益于其更高的文本质量吗？笔者认为不排除此原因，但问题的根源在于能贯彻统治者意志。三、清代官方意志对《李自成传》历史撰述的影响王鸿绪通过删繁就简、增补史事等手段，提升了万稿《李自成传》文本质量。这些改动看似停留在史学层面，实则有更深的政治根源。恰如孙卫国所说：“王鸿绪是清朝重臣，尽可能消除万稿中的遗民意识，更趋向于贯彻清朝官方意志。”王稿《李自成传》彻底落实统治者意志，才是其得到官方认可的关键。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合法性一直受到“夷夏之防”等传统观念的挑战。在一些遗民眼里，清朝是“夷狄窃夺天位”，拒绝与清朝合作。为了论证政权入主中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清帝屡就明清易代的历史发表意见。康、雍二帝的表述具有代表性。先看康熙帝。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大陆，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康熙帝将历史上溯至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表明清朝从无觊觎天下之心，承认明朝是中国之主。清军入关是受中国臣民之邀，铲除李自成之乱的顺天应人之举，将清朝取得天下的道德优越性摆上最高位置。雍正帝更进一步表示：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在康熙帝的基础上，雍正帝指出“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明确了甲申之变是明朝灭亡的标志，否定了南明政权的合法性。他更详细论述了清军驱除流寇、安辑百姓、礼葬崇祯帝的功德，以说明政权转移比汤武革命还要合理合法，驳斥社会上满清非正统的论调。清帝的表述将明清易代史的关键直指甲申之变。实际上，清帝很早就开始关注甲申史事，顺治帝曾要求礼部详细记录甲申之变中的殉明事迹。“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当时文武诸臣中岂无一二殉君死难者？幽忠难泯，大节可风。尔部会同各部院堂官，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勿遗勿滥。”顺治帝希望借助宣扬明朝忠臣事迹，号召臣民忠于清朝。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对张玉书等人说：“明末去今，为时尚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命令史臣务必将李自成攻陷北京的详细过程，载入史书。作为官修前代正史，《李自成传》有责任对明清易代、天命转移的必然性作出诠释，对皇帝关心的甲申史事进行详细描写。冯甦《李自成传》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整理的甲申殉难官员名单非常翔实。更直接的是，冯甦明确表示明之亡“非自成献忠之能亡之。乃天命有归，特产二寇为之驱除祸难耳”，为清朝承接天命留足了书写余地。而以此为史料的万稿《李自成传》，却带有鲜明的个人立场。万斯同、毛奇龄均是明遗民。姜胜利指出明遗民治明季史，主要围绕“崇祯帝与明亡的关系”“明季大臣的亡国之责”“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等问题展开。万稿《李自成传》的书写亦见这种倾向，如文中尖锐批评陈奇瑜、杨嗣昌、常道立等明季大臣玩忽职守、贻误战机，问责之意非常明显。明遗民通过嘉尚忠义，表达对明朝政治的认同，如万稿《李自成传》除了褒奖霍氏、周遇吉等人的牺牲，对降明农民军领袖的殉节也尤为称道，当言及降将飞虎、射塌天因抵御农民军而死时，万稿《李自成传》特意注明了其真实姓名：“降将刘国能、李万庆，即十五家贼所称飞虎、射塌天者。”万斯同、毛奇龄不厌其烦地讨论这类问题，也间接导致了万稿《李自成传》叙事冗繁的不足。更直接的证据体现在对李自成的有意贬斥上。明遗民普遍憎恨李自成亡其故国，所以万斯同、毛奇龄在叙事上相对情绪化，有意抹黑李自成的历史形象。经过深刻反思，万斯同、毛奇龄将明朝灭亡归咎于三百年来过于轻武，却在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论述上，出力甚少。记述北京城陷之事，二人只用一句“京师陷事具烈皇帝纪”潦草带过。描写李自成农民军在京活动情况，万斯同、毛奇龄几乎将全部笔力用在凸显其贪婪残暴上，未对清军入关等事进行辩护。这种书写自然不能令统治者满意。王鸿绪生活的时代不同于万斯同、毛奇龄，王鸿绪生于顺治二年（1645），他与父亲王广心均经清朝科举入仕。王鸿绪备受康熙帝赏识与提携。他对明朝没有感情，对统治者修史意图的理解也更为透彻。为了宣扬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王鸿绪增加了对清军活动的叙述。如“五月二日，大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而遣将偕三桂追自成”。这一方面突出了清军保境安民的功绩，另一方面突出了清廷对明政权的尊重，确认明政权亡于李自成之手，清军入关是为了替明复仇，道义上无可指责。王鸿绪还补充了许多李自成与大顺政权不得天命的描写。“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鬛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又不就。”“八月建祖祢庙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礼。”登御座，铸金玺、钱币，祭祀祖祢庙等都是象征皇权的行为，在重视受命于天的古代社会，李自成这些活动的失败，彻底否定了大顺政权的合法性。既然李自成并非真龙天子，那么清军受明将吴三桂的乞求，挥师入关，赶走窃位的李自成就是非常正义的。更应注意的是，此处所称“忽见白衣人长数丈”，白色恰好是满族所崇尚的颜色。王鸿绪对甲申之变的描写更加详细，增补了“大顺军侦查北京”“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崇祯”等情节，收录了范景文、刘文炳等四十余名文臣、勋戚，魏氏等二百余宫人的殉明事迹，甚至记录了宫内豢养的大象在明亡后哀吼流泪的情意：“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宫女魏氏投御河，从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而下面这一段描述了来向李自成求官的贰臣朱纯臣、魏藻德等人被嘲弄的情景，体现了对贰臣的抨击：“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太监王德化叱诸臣曰：‘国亡君丧，若曹不思殡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内侍数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满朝文武竟不如一位宦官懂得何为忠君，褒贬态度明了，进一步提升了《李自成传》的教化意义。王鸿绪竭力清除《李自成传》中的遗民意识。这从他对万稿“会天寒河冰合，贼且降且走，骤从渑池县策马径渡。而于是中原贼祸从此始”的修改就能看出。王鸿绪将这段话重新陈述为：“会天寒河冰合，贼突从毛家寨策马径渡入河南，诸军无扼河者。”语气更加平缓地描述了农民军进入河南的过程，没有了万稿“中原贼祸从此始”的悲愤感。在王鸿绪笔下，李自成的历史形象也有所改观，出现了“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等正面叙述，但篇幅非常有限，仍以“贼”“寇”等污名相称，毕竟农民起义在古代一直是封建王朝的心腹大患。总而言之，万斯同、毛奇龄并没有充分理解统治者修史的政治要求，而王鸿绪对官方的修史立场了解十分透彻，在《李自成传》中对明清易代问题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和书写，因而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对《李自成传》文本技术性的提升则是锦上添花。透过清代官修《明史·李自成传》书写的嬗变，我们看到了史家个人立场与官方意志的此起彼落。这不仅反映了个人、政治等因素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也呈现了清朝官方寻求掌握历史书写话语权的过程。客观地说，虽然古代史家标榜记史求真与秉笔直书，但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尤其是官方史学，必然会走向维护本朝统治，服务现实政治的道路。作者简介：张宇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第2期，第143-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