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主义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看，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削弱兵权、制约相权、限制州郡官员，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宋代诸帝在限制武将权力，行使国家权力时，加强了与文臣士大夫的互动，《宋史·曹勋传》载：“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太祖亦曾亲口言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由此，宋代的士大夫普遍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同治天下”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普遍理想。正是因为宋代诸帝的“文治”特征，皇帝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使得宋代的皇帝教育也具备突出的特点，这一时期，是“经筵”制度走向定型的时期。“经筵”是古代皇帝为习读经书而设置的御前讲席，据《后汉书·郅恽传》所载，“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可见，自汉代即有“侍讲”官员出现，为皇帝讲读《诗》、《书》等儒家经典，但“经筵”一词出现是北宋仁宗朝的事情了。担任经筵侍讲的士大夫们通过为皇帝讲习儒经，阐发了他们对于皇帝的个人修养、政治韬略、治国方针等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皇帝的决策，成为连接皇帝与士大夫的重要纽带。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自元丰八年（1086年）任宋哲宗侍讲，至绍圣三年（1095年）遭贬，任经筵侍讲官员几近十年，他所著《帝学》，辑录了中国古代帝王的学习经历，尤其重视对宋代仁宗朝经筵制度的记录，是研究宋代皇帝教育的重要范本。本文即通过对范祖禹《帝学》的研究，探索宋代皇帝教育的内容、模式和意义。文中不当之处，祈请各位学者予以指正。
范祖禹《帝学》一、范祖禹担任侍讲官员的经历范祖禹（1041年—1098年）生于宋仁宗康定二年，其叔祖父为北宋名臣范镇。嘉祐八年（1063年），随范镇至京城汴梁，其后不久，范祖禹中进士甲科，时年23岁。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组织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作为编修人员之一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元丰八年（1086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宣仁太后临朝称制，范祖禹将所著《唐鉴》呈进，为太后所赏识，擢任右正言。八月，迁任著作郎兼哲宗侍讲，自此开始了他“帝王师”的生活。元祐三年（1088年），范祖禹上《劝学札子》于哲宗，称：“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提醒皇帝“正君心”的必要性，建议哲宗恢复讲读，重开经筵。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吕公著去世，范祖禹官拜右谏议大夫，再次上疏太皇太后高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开导上心，晓然存之于中，使异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七月，宋哲宗任右谏议大臣范祖禹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十二月，进《道德爱身疏》于哲宗，进《上太皇太后乞保护皇帝圣体疏》，谏议哲宗勤政务学，治心明德。元祐五年（1090年）正月，范祖禹又举荐韩维、苏颂、苏轼入经筵讲学。同年八月，范祖禹上《帝学》于哲宗，希望哲宗以前朝贤德之君为榜样，潜心向学，治心明道，终成明君。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继续上言哲宗，提出“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五事，希望哲宗遵循。四月，举荐王存端、苏轼、赵彦若、郑雍、孔武仲、吕希哲、吕大临等人入经筵讲学。十二月，他又上《仁皇训典》六卷于哲宗，希望他能以宋仁宗为楷模，效法祖宗，勤勉修德。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三日，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领国政，决意恢复新法，范祖禹虽上书力阻，然终未如愿。随着北宋党争的进一步激化，绍圣三年（1095年），范祖禹被贬武安军节度副使，元符元年（1098年）秋十月，卒于化州（原名辨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州市），客死异乡。范祖禹任职经筵几近十年，他的重要著作，无不与皇帝的为学之道、为政之要息息相关。他所著《帝学》一书，亦是研究宋代经筵教育的重要资料。二、《帝学》所见宋代经筵制度中国古代皇帝的学习模式，一是读书，二是由下臣讲读经书，这后一种活动，称为侍讲。侍讲古已有之，西汉陆贾为汉高祖说《诗》、《书》，唐初十八学士为唐太宗讲经史，均属此类活动。宋以前以大臣为侍讲，为皇帝讲解经义，但无经筵名。直至宋代，侍读、侍讲学士及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统称为经筵官，遂有经筵之称。《帝学》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就在于它保存了宋朝的一项重要制度—经筵侍讲制度。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范祖禹自元祐元年（1086年）受司马光举荐为宋哲宗侍讲，直至绍圣元年（1093年）受党争之累外放，任经筵官几近8年，对这项制度非常熟悉。《帝学》自第三卷至第八卷，叙述了北宋前六帝的经筵讲读过程，对讲读官员、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述，对今人研究宋代经筵讲学制度，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帝学》共八卷，所载帝王32位，其中宋代6位皇帝，却占了六卷的分量，远超前代诸帝。从《帝学》的记载可见，北宋立国初期，宋太祖、宋太宗直至宋真宗均有诏臣子讲读经书的活动，如《帝学》卷三载：赵孚、昭素为宋太祖讲《周易》，吕文仲为宋太宗讲读经史，孙奭、李至为宋太宗讲《尚书》，刑昺、孙奭为宋真宗讲经义等。但所载条目较少，皇帝的学习活动依然以自己习读经书为主，侍讲未成定制，也未有“经筵”一说。宋仁宗开始，侍讲活动明显增多，《帝学》第四至六卷均为仁宗学习活动的记录，为全书篇幅最重，其中关于侍讲的记录占绝大多数。正史中“经筵”一词，正是在此时出现，《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四》载：“（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丙午，以刘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命修起居注官侍经筵。”《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经筵”的记录也始于宋仁宗朝，仁宗天圣二年（1026年），三月丁酉，“皇太后谕宰臣曰：‘比择儒臣侍上讲读，深有开益。’宰臣因言工部郎中马宗元通经有行义，可使入奉经筵”。这一点，与《帝学》中的记载也是大致吻合的。《帝学》卷四《仁宗皇帝上》记载了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甲辰，仁宗“召辅臣崇政殿西庑殿观孙奭讲《论语》，既而帝琴书唐人诗以分赐”一事，并于其后说明“自是，每召辅臣至经筵，多以御书赐之”，可见，宋仁宗初年，经筵制度已经逐渐形成。此外，《帝学》还记录了宋代经筵重要的讲官—崇政殿说书一职的出现。这是宋代经筵的重要侍讲官，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置，掌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翰林学士之学术深厚者为侍讲、侍读，官阶较低而资历较浅者则为说书。宋以后废。《帝学》卷四所载：“景佑元年正月丁亥，尚书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尚书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崇政殿置说书自此始。”范祖禹就曾多次推荐官员至崇政殿说书一职。三、《帝学》以“治心”为核心的思想内容在封建专制条件之下，国家的稳定往往系于天子一人，他的决策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范祖禹在他所著《唐鉴》中指出，皇帝“杀谏臣，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禨祥”等错误的举止最终导致国家动乱，主要是由于“有所陷溺其心”，因此，“治心”对皇帝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而《帝学》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希望皇帝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达到“治心”的目的。范祖禹曾引《礼记·乐记》中的一段话上呈宋哲宗：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并于其后评论说：古之君子传先王之法言，论礼乐之本而造于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门人祖述而传之，亦犹大学诚意正心齐家治国之说也。此学者所当尽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献之。由上文可见，范祖禹是将“治心”看作皇帝安邦立国的根本，他对道德心性的重视，远在北宋诸臣之上。“治心”如此之重要，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范祖禹对“帝王之学”非常重视，元祐四年，范祖禹曾上《进德爱身书》，劝诫哲宗努力求学，修心明德，元祐七年二月，向哲宗进言，劝其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又进《仁皇政典》，劝诫哲宗效法仁宗，“致诚好学”。不仅如此，他还在《帝学》一书中，反复强调这一道理。《帝学》所记载的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至宋朝前五帝的学习过程，亦是范祖禹关于皇帝修养心性的集中论述。《帝学》卷一，在记载舜为学的经历之后，范祖禹将他对于帝王之学的观点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礼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学者所以“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尧舜之道是也。范祖禹引《礼记·大学》借以阐述皇帝为学之道，《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大学》、《中庸》看作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逐渐被士人所重视。范祖禹看重《大学》，是看重它将“正心”与“治国平天下”内外贯通的道理。范祖禹还曾进“汉昭帝选贤良”这一故事于宋哲宗，并在其后阐述了古代帝王学习的目的与方法，尤其提出了“师”的重要性：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长，则入于学，学礼……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齐，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问则应，而不穷者谓之道。在随后的论述里，范祖禹更加细致入微地阐述了天子之师的不同权力和职责。国君提高个人修养，主要依靠于“端士”的言传身教，“师”在皇帝求学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范祖禹在《帝学》中，曾详述北宋时期的经筵侍讲活动，对尊师重道的作风，予以了极高的赞赏。如第四卷“仁宗”部分，范祖禹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帝每为御经筵，以象架庋书策外向，以使侍臣讲读。天圣末，孙奭年高视昏，或阴晦，则为徙御座于阁外。奭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复规讽，帝意或不在书，奭则拱默以俟，帝为竦然改听。当书无逸图之上，帝施于讲读阁。孙奭担任宋仁宗经筵侍讲时已年将70，仁宗其时还是未满10岁的孩子，孙奭讲读不敷衍不谄谀，而仁宗学习态度积极，对老师也尊重有加，这种师生间的和谐互动，深得范祖禹欣赏。《帝学》全书八卷，而仁宗一人的事迹就有三卷，这不仅是由于仁宗对帝师的敬重，更重要的是范祖禹对仁宗“终身以学”的态度十分赏识，这也是他做宋哲宗经筵侍讲期间，对哲宗劝学的重要例证。《帝学》“仁宗下”的最末，他就曾对哲宗言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迩英讲学，游心圣道，终身未尝少倦。是以一言一动，仁及四海，如天运于上而万物各遂其生于下，其本由于学故也……臣愿陛下欲法尧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则可以至天德矣。元祐五年范祖禹任宋哲宗侍讲时进《帝学》于哲宗，其时宋哲宗赵煦也不过才13岁，范祖禹将他对家国天下的期望，都寄托于这个少年皇帝之上，他一心劝学，也正是希望哲宗能“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四、《帝学》的影响虽然《帝学》具有明显的劝学目的，但作为范祖禹的学生，宋哲宗本人对此书并无特别重视。尤其是自元祐八年之后，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范祖禹作为反变法派的重要成员，逐渐被排挤出了政权核心，他的著述与其政治思想一起被宋哲宗所摒弃。同时，相比于范祖禹的另一本史著《唐鉴》，《帝学》在北宋的影响要小得多，这可能与其未及刊印，流传范围较小有关，按《帝学》书前序所言，则《帝学》的首次刊刻当在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比《唐鉴》晚了近130载，“䜥弃御府有年”阻碍了它的流传。然而，从长远看，《帝学》的影响似较《唐鉴》为大。如上文所讲，南宋之后的学者对《唐鉴》的关注，多集中于“中宗在房陵”之类记载，重视《唐鉴》所蕴含的褒贬之义超过了它的史学价值。《帝学》则不同，从读书分类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中，都将其归于“子部·儒家类”之下，但《帝学》在《宋史·艺文志》的“史部·史钞类”亦可见，这也体现了《帝学》内容的复杂性：《帝学》所载上至伏羲、下迄宋神宗，但所记内容单一，均是关于帝王“求学”以“治心”的过程，并且多记宋朝仁、神两帝的向学经历，因此，不仅儒生学者对它颇为重视，居庙堂之高的天子也对它赏识有加，还出现了不少模拟它的著作。《帝学》因其直面皇帝“心性”的培养，成为后人所看重的皇帝“教科书”。较早对《帝学》提起重视的人应属南宋人吕中，在其所著《宋大事记讲义》中，吕中提出：“惟本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我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高祖，由祖宗无不好学也。”这条议论充满了宋人的特色，并且把握住了《帝学》的思想核心。如第二章所述，范祖禹对“祖宗家法”极端重视，这不仅体现于《唐鉴》之中，《帝学》的若干篇目也包含了这一内容。《帝学》列举前代诸帝为学之故事，宋以前仅占三分之一，重心都在于“本朝家学”。吕中所生活的年代是南宋晚期的宋理宗朝，“君子、小人”之辩流行朝堂，皇帝的心性修养重新成为朝臣所关注的焦点，吕中于此时重提范祖禹《帝学》一书，正是借此劝谏皇帝，以“正心诚意”为本，行“君子”之道以治国。对其时已经处于灭亡前夜的南宋而言，吕中的这一论点似乎过于迂腐僵化，不合于时，但对追求“长治久安”的封建中国而言，《帝学》通过向人主“劝学”以“治心”，将家学、家法与国朝政事相联系，进而达到“治道”的目的，无论是对臣僚还是天子，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因此，明清两朝，对《帝学》的重视都有增无减。在现存明代官员罗伦于成化二年（1466年）的殿试对策中，罗伦在回答“帝王之国之纲”的策问时，就以《帝学》为例，“以为自古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学也”，由此得出“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务天下之大学”的道理。罗伦的这番议论，正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与范祖禹在《帝学》中所极力称颂的“帝王之学”如出一辙。不仅臣子大力提倡《帝学》，后世皇帝们对其也很是重视。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五年（1454年）颁《君鉴》五十卷于群臣，其中七卷专记明朝成化以前诸帝的言行，与《帝学》极为类似。其后，明朝重臣张居正等又编《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名之”，作为进呈万历皇帝的启蒙之书。该书选取尧舜以来可资效法的良法、善政八十一事，以及可作鉴戒的劣政败绩三十六事图绘解说，以供年幼的皇帝学习。这些著作，都可看作《帝学》影响的余韵了。入清之后，清人大兴汉化，推崇儒学，而作为正统儒家思想的皇帝教科书，《帝学》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朝前期的两部重要书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它都赞誉颇高。《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称它“自宓羲迄宋，凡帝王务学，求师之要灿然眉列，实为千秋金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范祖禹称赞有加：“言简义明，敷陈剀切，实不愧史臣所言。虽哲宗惑于党论，不能尽用祖禹之说，终致更张初政，国是混淆。而祖禹忠爱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渐为念，观于是书，千载犹将见之矣。”《帝学》因为它所蕴含的“修身明德”之理，也深为皇帝所重。乾隆本人对它就颇为喜爱，不仅在书前加盖“稽古右文之章”和“乾隆宸翰”两印，还亲笔题写御诗，赞其“元祐成书心力殚，逮乎嘉定又重刋，欣兹祖禹芸编在，不异九龄金鉴看。务学求师着仪轨，修身莅政示倪端，知之行矣吾犹恧，绨几宁惟玩古观”。作者简介：申慧青，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王瑞蕾，保定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系博士。文//来自于《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