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灣改編”中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這張照片拍攝于文革時期的1968年2月。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旁的是時任軍委工程兵司令員的開國上将陳士榘。
陳士榘與毛澤東
陳士榘與毛澤東的關系，可從那段人們耳熟能詳的“三灣改編”說起。時，陳随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了毛澤東發起的“秋收起義”後，來到了井岡山下的江西永新縣一個叫三灣村的小地方。時，“秋收起義”的殘部已不足千人。
秋收起義那會兒，一介書生的毛澤東從未帶過兵，也未打過仗。面對起義部隊被重創，繼續進攻長沙已毫無勝利希望的嚴峻局面，他的最大功績莫過于力排衆議，放棄原來中共政治局制定的攻占長沙的計劃，将部隊拉到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儲存了“秋收起義”留下的那點兒火種。為此，毛澤東受到了開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據悉，自加入中共以來，毛前後受到過8次處分，這次是較重的一次。
1927年9月27日，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下的九陂村。在此歇腳的兩天裡，毛澤東一直在思考這支隊伍的未來。當時部隊士氣低落，開小差者比比皆是。統領部隊的軍事主官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餘灑度，不但未能成為中央特派員毛澤東的輔佐者，反而成了與毛澤東“對着幹”的反對者。毛澤東深知欲在此站住腳，必須将這支部隊打造成為一個“聽黨話”的工農武裝。那麼将從何處入手才能實作這一目的呢？此時的毛澤東思緒紛亂，始終未能理出個頭緒來，更談不上後來”三灣改編“的那些事兒。
然，在聽取部隊情況報告時，一個連隊，一個人映入了毛澤東的眼簾。他驚奇地發現在所有連隊中，這個連竟無一人開小差，當逃兵。這個連隊就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一連，這個人就是連黨代表何挺穎。于是乎，他立即找來了何挺穎一探究竟，且得知這是連隊中為數不多的中共黨員起的作用，盡管那時中共在連隊中尚未建立支部。
永新高溪鄉九陂村
何挺穎還告訴毛澤東，警衛團中的黨員都是軍官，在士兵中幾乎沒有發展過黨員，加之中共僅在團裡建立了支部，分散在營連中的黨員無法形成控制部隊和執行黨決議的中堅力量。這就造成了部隊還是當官的說了算，而不是黨說了算。
何挺穎還認為，部隊打敗仗，軍力銳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支隊伍失去黨的上司。要保證黨對隊伍的上司權，就必須從健全軍隊黨組織入手。現在部隊中黨組織太薄弱，黨員人數也不多，這樣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隊。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把黨組織建到每一個連隊。
何挺穎的這番話令毛澤東醍醐灌頂，多少天來的冥思苦想終于有了思路。他立即找來何挺穎、宛希先、張子清、陳浩等幹部進行了反複的交流，一套在軍隊中建黨，建立一支不同于舊軍隊的舉措就這樣在毛澤東的腦海中生成了.....
9月29日，部隊到達三灣村後，毛澤東在協盛和雜貨鋪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提出了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從9月29日到10月3日的四天中，毛澤東對起義部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編，包括：
1、組織整編。将原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縮編為第一師第一團。
2、支部建在連上。軍隊各級建立黨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設黨委，全軍最高上司機關是黨的前敵委員會。
3、軍隊實行新型的民主制度。廢除舊軍隊的惡習，官兵平等，嚴禁打罵士兵。
三灣楓樹坪-毛澤東在此宣布“三灣改編”方案
這就是史稱的“三灣改編”。何挺穎負責協助毛澤東完成上述工作，且被任命為第一團三營黨代表。“三灣改編”不久，1927年10月15日晚，在湖南酃縣（今炎陵縣）南三十八裡水口鎮北側的葉家祠，毛澤東親自主持了6名新發展的士兵黨員的入黨儀式，這6名新黨員是陳士榘、歐陽健、李恒、賴毅、鄢輝、劉炎。何挺穎是陳士榘的入黨介紹人。
水口鎮葉家祠
6名新黨員入黨儀式場地
注：這6名士兵黨員中，其中3人犧牲，1人病逝。幸存的2人為開國上将陳世榘、開國中将賴毅。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這樣寫道：“紅軍是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該報告後被收編在毛選第一卷，題名《井岡山的鬥争》。“支部建在連上”這一制度，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直沿用至今。
縱觀“三灣改編”的全過程，何挺穎的貢獻功不可沒。若無何挺穎，毛澤東“支部建在連上”思想的形成或許尚需時日。若無何挺穎，毛澤東實施”三灣改編”的決心或許不會馬上下定。若無何挺穎，當時制定“三灣改編”的方案或許與今日看到的有所不同。令人感歎的是，當何挺穎這個名字在“三灣改編”這一重大史實中似乎從未被提及，以至于塵封在曆史煙雲中何挺穎幾乎無人知曉......
在秋收起義的隊伍中，何挺穎是為數不多的北方人。1905年5月，他出生在陝西南鄭縣（今漢中市南鄭區）漢山鎮何家灣。其父何根山乃清末拔貢（地方層面的進階知識階層），家境尤為殷實，且何挺穎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4年中學畢業後，何挺穎考入上海大同大學數學系，在那裡受到革命思想影響。1925年5月，“五卅”慘案發生，他決心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參加了五卅運動。他在給好友謝左明的一首詩中寫道：“對數表裡查不出救國的良方，計算尺不能驅逐橫行的虎狼。”
同年6月，何挺穎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夏，他受黨組織派遣到北伐軍部隊任團指導員，參加了北伐戰争。1927年“七一五”汪精衛叛變革命後，黨組織又派他到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幹部連任黨代表。他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湖南浏陽文家市。他目睹了毛澤東與餘灑度之間的那場激烈争論，且堅定地擁護毛作出的“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的決定。
在那場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中，時任31團黨代表的何挺穎與團長朱雲卿，指揮不足一個營的兵力憑險抵抗，愣是擊潰了湘贛國民黨軍四個團的輪番進攻，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儲存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9年1月14日，時任紅四軍28團黨代表的何挺穎随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1月24日，他在大餘戰鬥中身負重傷，在轉移途經吉潭村時再遭敵襲擊，不幸犧牲，年僅24歲。這是目前能找到的何挺穎唯一的一張照片，據悉這還是他在上海上學時留下的。
何挺穎
2006年，陝西籍著名作家，那本《白鹿原》大作的作者陳忠實，參觀井岡山後曾留下了這樣的一段文字：“讓我意料不到的是，黃洋界守衛戰的兩位最高指揮員之一的何挺穎，是我的陝西鄉黨。我早已熟知在陝西關中和陝北‘鬧紅’的劉志丹等先烈的名字，卻幾乎沒有聽說過何挺穎。在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初創時期，何挺穎和毛澤東一起戰鬥，并成為師級首長，如若不是英年早逝，該是怎樣舉足輕重的一位上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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