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中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张照片拍摄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2月。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旁的是时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的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士榘与毛泽东
陈士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从那段人们耳熟能详的“三湾改编”说起。时，陈随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秋收起义”后，来到了井冈山下的江西永新县一个叫三湾村的小地方。时，“秋收起义”的残部已不足千人。
秋收起义那会儿，一介书生的毛泽东从未带过兵，也未打过仗。面对起义部队被重创，继续进攻长沙已毫无胜利希望的严峻局面，他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力排众议，放弃原来中共政治局制定的攻占长沙的计划，将部队拉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保存了“秋收起义”留下的那点儿火种。为此，毛泽东受到了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据悉，自加入中共以来，毛前后受到过8次处分，这次是较重的一次。
1927年9月27日，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下的九陂村。在此歇脚的两天里，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支队伍的未来。当时部队士气低落，开小差者比比皆是。统领部队的军事主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不但未能成为中央特派员毛泽东的辅佐者，反而成了与毛泽东“对着干”的反对者。毛泽东深知欲在此站住脚，必须将这支部队打造成为一个“听党话”的工农武装。那么将从何处入手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此时的毛泽东思绪纷乱，始终未能理出个头绪来，更谈不上后来”三湾改编“的那些事儿。
然，在听取部队情况报告时，一个连队，一个人映入了毛泽东的眼帘。他惊奇地发现在所有连队中，这个连竟无一人开小差，当逃兵。这个连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连，这个人就是连党代表何挺颖。于是乎，他立即找来了何挺颖一探究竟，且得知这是连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起的作用，尽管那时中共在连队中尚未建立支部。
永新高溪乡九陂村
何挺颖还告诉毛泽东，警卫团中的党员都是军官，在士兵中几乎没有发展过党员，加之中共仅在团里建立了支部，分散在营连中的党员无法形成控制部队和执行党决议的中坚力量。这就造成了部队还是当官的说了算，而不是党说了算。
何挺颖还认为，部队打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要保证党对队伍的领导权，就必须从健全军队党组织入手。现在部队中党组织太薄弱，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
何挺颖的这番话令毛泽东醍醐灌顶，多少天来的冥思苦想终于有了思路。他立即找来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干部进行了反复的交流，一套在军队中建党，建立一支不同于旧军队的举措就这样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生成了.....
9月29日，部队到达三湾村后，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了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从9月29日到10月3日的四天中，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包括：
1、组织整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第一师第一团。
2、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各级建立党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设党委，全军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
3、军队实行新型的民主制度。废除旧军队的恶习，官兵平等，严禁打骂士兵。
三湾枫树坪-毛泽东在此宣布“三湾改编”方案
这就是史称的“三湾改编”。何挺颖负责协助毛泽东完成上述工作，且被任命为第一团三营党代表。“三湾改编”不久，1927年10月15日晚，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南三十八里水口镇北侧的叶家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6名新发展的士兵党员的入党仪式，这6名新党员是陈士榘、欧阳健、李恒、赖毅、鄢辉、刘炎。何挺颖是陈士榘的入党介绍人。
水口镇叶家祠
6名新党员入党仪式场地
注：这6名士兵党员中，其中3人牺牲，1人病逝。幸存的2人为开国上将陈世榘、开国中将赖毅。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该报告后被收编在毛选第一卷，题名《井冈山的斗争》。“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沿用至今。
纵观“三湾改编”的全过程，何挺颖的贡献功不可没。若无何挺颖，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形成或许尚需时日。若无何挺颖，毛泽东实施”三湾改编”的决心或许不会马上下定。若无何挺颖，当时制定“三湾改编”的方案或许与今日看到的有所不同。令人感叹的是，当何挺颖这个名字在“三湾改编”这一重大史实中似乎从未被提及，以至于尘封在历史烟云中何挺颖几乎无人知晓......
在秋收起义的队伍中，何挺颖是为数不多的北方人。1905年5月，他出生在陕西南郑县（今汉中市南郑区）汉山镇何家湾。其父何根山乃清末拔贡（地方层面的高级知识阶层），家境尤为殷实，且何挺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4年中学毕业后，何挺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在那里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他决心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参加了五卅运动。他在给好友谢左明的一首诗中写道：“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的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
同年6月，何挺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夏，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北伐军部队任团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党组织又派他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任党代表。他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他目睹了毛泽东与余洒度之间的那场激烈争论，且坚定地拥护毛作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定。
在那场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时任31团党代表的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抵抗，愣是击溃了湘赣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存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14日，时任红四军28团党代表的何挺颖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1月24日，他在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在转移途经吉潭村时再遭敌袭击，不幸牺牲，年仅24岁。这是目前能找到的何挺颖唯一的一张照片，据悉这还是他在上海上学时留下的。
何挺颖
2006年，陕西籍著名作家，那本《白鹿原》大作的作者陈忠实，参观井冈山后曾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让我意料不到的是，黄洋界守卫战的两位最高指挥员之一的何挺颖，是我的陕西乡党。我早已熟知在陕西关中和陕北‘闹红’的刘志丹等先烈的名字，却几乎没有听说过何挺颖。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何挺颖和毛泽东一起战斗，并成为师级首长，如若不是英年早逝，该是怎样举足轻重的一位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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