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諾貝爾文學獎”誕生于1901年，是世界文壇最重要的獎項，如同文學界的皇冠，一位作家在有生之年一旦加冕它，注定會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諾獎的評選機制很複雜，也很苛刻，候選人在國際上必須具備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其作品必須有一種以上世界主要語種（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阿拉伯語、俄語）的翻譯，被一些讀者所熟知。
然而，候選人即使很有實力，也不能毛遂自薦，必須經過有資格的人來提名，并被諾獎委員會認可後，方可進入角逐環節。具備提名人資格的人，隻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之一即可。
其一，瑞典文學院院士，或者其他國家跟文學院院士級别對等的人士。
其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其三，各國高校有影響力的文學教授或者語言學教授。
其四，各國的作協主席。
一百多年的諾獎曆史上，中國作家魯迅、沈從文、老舍、林語堂等人，都獲得多次提名，有的甚至被确定為該年的獲獎者，隻不過因為一些原因遺憾地錯過。之後，我們盼星星盼月亮，總算在2012年看到了結果。
2012年10月，莫言先生首次為中國作家奪得諾獎，諾獎委員會給出的獲獎理由是：莫言用幻覺現實主義将民間故事、曆史和現代融為一體。
莫言能獲得諾獎的青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他非常具備探索意識，傳承了魯迅先生的文學精神，勇于說真話，作品以“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為基礎，又融合了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傷痕文學等多種寫作手法，小說語言虛實相生，活潑幽默，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獨具匠心的藝術張力。
當然，莫言能摘取諾獎，當然也離不開一位日本作家，以及日本文學界和學術界的大力推薦與支援。
這個人就是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代表作有《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人生的親戚》、《空翻》、《别了，我的書》等數十部長篇，以及中短篇小說集。
強烈的自傳色彩和象征手法，是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最大特色。
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1968年川端康成之後，第二位獲得該獎的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出生于1935年，莫言是1955年出生的人，兩人都出生在農村，本不屬同一時代的人，也分屬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卻因為出生背景相同，文學觀念基本一緻，讓他們的生命中産生了許多交集。
比莫言大20歲的大江健三郎，表現出對這個後輩格外的關注和支援，甚至還有一絲崇拜，這讓人意想不到。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站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台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題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講。
演講詞洋洋灑灑近萬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南韓的金芝河、中國的莫言等結合在了一起。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着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我所說的亞洲，并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着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系之中。為争取一位南韓優秀詩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參加過一次絕食鬥争。現在，我則對中國那些非常優秀的小說家們的命運表示關注。
此時的莫言隻有39歲，已經發表了代表作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以及《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酒國》等長篇。
大江健三郎在此時還沒有見過這位小輩作家，卻已經讀過莫言的多部作品，并被深深吸引，開始關注莫言。借此領獎和演講的機會，他向全世界隆重介紹了莫言。
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大江健三郎甚至說：讓我選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就選莫言。
可見，在大江健三郎心裡，莫言是一位很有分量的作家。
事實上，此時的莫言，在國際上已經有了一定知名度，他的名聲來自一部電影。
在1988年2月，莫言的長篇處女作《紅高粱》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并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因為“金熊獎”是國際A類電影節的最高榮譽，又加上《紅高粱》是第一部獲得該獎的中國電影，是以，莫言從此後在世界文學藝術界被一些人特意關注起來。
也許是對莫言惺惺相惜，有意栽培這位潛力股作家，大江健三郎自從獲得諾獎後，利于自己諾獎獲獎者具備提名權的身份，不遺餘力地多次向瑞典文學院院士韋斯特伯格先生推薦莫言，大力稱贊莫言以及他的作品。
2002年大年三十（2月11日），大江健三郎受日本一家電視台欄目《二十一世紀開拓者》的邀請，來到山東高密采訪莫言。為了搞清是什麼樣的地域環境和人文觀念，促成莫言寫出了許多驚世駭俗的小說，大江健三郎特意跟莫言一起吃餃子過除夕，晚上還睡在莫言老屋的土炕上，跟莫言徹夜長談，這讓莫言十分感動。經過互相了解，兩人從此成為朋友。
2006年9月8日——15日，大江健三郎通路中國，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專門組織召開了“大江文學專題研讨會”。莫言在講話中由衷地表達了對大江健三郎勤奮創作的欽佩，認為大江健三郎持續創作的力量，來源于知識分子難以泯滅的良知，以及“唯一逃出來報信人”的責任與勇氣。
大江健三郎作為此次的主角，以《從絕望開始的希望》為主題進行了演講，莫言邀請了許多文學界的朋友來到演講現場捧場。
至此，兩人的關系更進一步，俨然成為親密朋友，交往越來越頻繁。
在後來的一次演講會上，大江健三郎信誓旦旦地說：如果下一位亞洲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定是莫言。他甚至還在許多公開場合将莫言跟魯迅相提并論。
2009年12月，莫言的長篇《蛙》出版，2011年5月，《蛙》由日本著名學者吉田富夫翻譯，并由日本中央公論新社出版，封面上印着大江健三郎的推薦語——亞洲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的推薦下，日本文學界即刻掀起了一陣“莫言熱”，讓莫言成為日本讀者最喜愛的中國當代作家。
果不其然，2012年10月11日，莫言憑借長篇《蛙》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看似偶然實際上是必然。
實際上，莫言本人對日本文學也非常喜愛，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大膽地借鑒和學習了日本文學中的技巧，像夏目漱石、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等日本文學家的作品，都對我的創作發生過積極的，甚至是啟蒙般的影響。
莫言前後對日本進行了十多次通路，每次演講時台下觀衆座無虛席，人氣非常高。
不可否認，是日本文學界、學術界，以及讀者對莫言長期的認可和支援，增強了莫言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些對他獲獎有一定幫助。
莫言作品在西方國家的推廣者，是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和瑞典翻譯家陳安娜，他們才是莫言獲得諾獎的最大推手。
至于日本讀者為什麼喜歡莫言的作品，日本著名作家茅野裕城子的一句話，或許能給我們解開疑問。他評價莫言的《豐乳肥臀》時說道：在故事中，由于天災人禍接連發生，日軍的形象看起來并不惡。作為一個日本人，讀日本軍隊的文學作品，第一次有舒服、放松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