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诺贝尔文学奖”诞生于1901年，是世界文坛最重要的奖项，如同文学界的皇冠，一位作家在有生之年一旦加冕它，注定会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诺奖的评选机制很复杂，也很苛刻，候选人在国际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作品必须有一种以上世界主要语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俄语）的翻译，被一些读者所熟知。
然而，候选人即使很有实力，也不能毛遂自荐，必须经过有资格的人来提名，并被诺奖委员会认可后，方可进入角逐环节。具备提名人资格的人，只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之一即可。
其一，瑞典文学院院士，或者其他国家跟文学院院士级别对等的人士。
其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其三，各国高校有影响力的文学教授或者语言学教授。
其四，各国的作协主席。
一百多年的诺奖历史上，中国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等人，都获得多次提名，有的甚至被确定为该年的获奖者，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遗憾地错过。之后，我们盼星星盼月亮，总算在2012年看到了结果。
2012年10月，莫言先生首次为中国作家夺得诺奖，诺奖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用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莫言能获得诺奖的青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他非常具备探索意识，传承了鲁迅先生的文学精神，勇于说真话，作品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基础，又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伤痕文学等多种写作手法，小说语言虚实相生，活泼幽默，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独具匠心的艺术张力。
当然，莫言能摘取诺奖，当然也离不开一位日本作家，以及日本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大力推荐与支持。
这个人就是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代表作有《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人生的亲戚》、《空翻》、《别了，我的书》等数十部长篇，以及中短篇小说集。
强烈的自传色彩和象征手法，是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最大特色。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1968年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的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出生于1935年，莫言是1955年出生的人，两人都出生在农村，本不属同一时代的人，也分属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却因为出生背景相同，文学观念基本一致，让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了许多交集。
比莫言大20岁的大江健三郎，表现出对这个后辈格外的关注和支持，甚至还有一丝崇拜，这让人意想不到。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
演讲词洋洋洒洒近万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
此时的莫言只有39岁，已经发表了代表作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酒国》等长篇。
大江健三郎在此时还没有见过这位小辈作家，却已经读过莫言的多部作品，并被深深吸引，开始关注莫言。借此领奖和演讲的机会，他向全世界隆重介绍了莫言。
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大江健三郎甚至说：让我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选莫言。
可见，在大江健三郎心里，莫言是一位很有分量的作家。
事实上，此时的莫言，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他的名声来自一部电影。
在1988年2月，莫言的长篇处女作《红高粱》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因为“金熊奖”是国际A类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又加上《红高粱》是第一部获得该奖的中国电影，所以，莫言从此后在世界文学艺术界被一些人特意关注起来。
也许是对莫言惺惺相惜，有意栽培这位潜力股作家，大江健三郎自从获得诺奖后，利于自己诺奖获奖者具备提名权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多次向瑞典文学院院士韦斯特伯格先生推荐莫言，大力称赞莫言以及他的作品。
2002年大年三十（2月11日），大江健三郎受日本一家电视台栏目《二十一世纪开拓者》的邀请，来到山东高密采访莫言。为了搞清是什么样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观念，促成莫言写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小说，大江健三郎特意跟莫言一起吃饺子过除夕，晚上还睡在莫言老屋的土炕上，跟莫言彻夜长谈，这让莫言十分感动。经过相互了解，两人从此成为朋友。
2006年9月8日——15日，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专门组织召开了“大江文学专题研讨会”。莫言在讲话中由衷地表达了对大江健三郎勤奋创作的钦佩，认为大江健三郎持续创作的力量，来源于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以及“唯一逃出来报信人”的责任与勇气。
大江健三郎作为此次的主角，以《从绝望开始的希望》为主题进行了演讲，莫言邀请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来到演讲现场捧场。
至此，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俨然成为亲密朋友，交往越来越频繁。
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会上，大江健三郎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下一位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定是莫言。他甚至还在许多公开场合将莫言跟鲁迅相提并论。
2009年12月，莫言的长篇《蛙》出版，2011年5月，《蛙》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富夫翻译，并由日本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封面上印着大江健三郎的推荐语——亚洲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的推荐下，日本文学界即刻掀起了一阵“莫言热”，让莫言成为日本读者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
果不其然，2012年10月11日，莫言凭借长篇《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看似偶然实际上是必然。
实际上，莫言本人对日本文学也非常喜爱，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大胆地借鉴和学习了日本文学中的技巧，像夏目漱石、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日本文学家的作品，都对我的创作发生过积极的，甚至是启蒙般的影响。
莫言前后对日本进行了十多次访问，每次演讲时台下观众座无虚席，人气非常高。
不可否认，是日本文学界、学术界，以及读者对莫言长期的认可和支持，增强了莫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些对他获奖有一定帮助。
莫言作品在西方国家的推广者，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和瑞典翻译家陈安娜，他们才是莫言获得诺奖的最大推手。
至于日本读者为什么喜欢莫言的作品，日本著名作家茅野裕城子的一句话，或许能给我们解开疑问。他评价莫言的《丰乳肥臀》时说道：在故事中，由于天灾人祸接连发生，日军的形象看起来并不恶。作为一个日本人，读日本军队的文学作品，第一次有舒服、放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