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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三八幹部”來源主要是知識分子，或者說非無産階級成分時，毛澤東之是以自信能夠“化得掉”，首先當然是由于民族戰争的任務，讓中共和這批知識分子有了目标交集。
其次，當時中共的組織、訓練能力及意識形态魅力，都讓中共有這樣的自信，或者說，抗戰時期的發展需求，也使得中共必須擁有這樣的自信。
1、中共學習、訓練的獨到之處
學習、訓練是養成幹部的必要途徑，這樣的方法一般政治力量培養幹部時均會采用。
比如，抗戰時期國民黨方面也注意幹部訓練：
“頑固分子現在已經注意到鄉教問題，視察，集訓，強迫加入國民黨。”
不過，國民黨方面的訓練常常隻是走走形式，中共河南黨組織發現：
去年夏天，各縣都集訓國小教員。在新安的小教訓練班裡聘縣中教務主任高延柳為國際問題教員，聘職業校長郭次九講教學法，他們兩個的材料都是我們給他找的。給高延柳一本七十四期的《解放》，是聯共十八次大會斯大林同志的報告；給郭次九找了一些軍政雜志和《中國青年》等；他兩個就這樣講了一個月，成績滿好，學生不但不頑固，反而進步。
戰時僞政權的訓練效果，和國民黨也差相彷佛：
僞青年訓練班畢業時，教練問自衛團是幹什麼的，一青年答曰：“打土匪打漢奸的”。
這樣的訓練，等于在給自己制造掘墓人。
相比之下，中共以信念為核心，不斷教育、教育訓練幹部，提升幹部水準，融合幹部情感，重構評價機制、權力關系及思維系統。
重視訓練、學習，源自中共這樣一個意識形态色彩濃厚的政黨的内在需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蘇聯及共産國際對學習、訓練也很重視。
1938年6月，共産國際主席團緻電中共中央強調：
“刻不容緩的任務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學說，來加強對黨的幹部和黨員的教育工作，重新教育老的幹部和培養從群衆革命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的積極分子和上司人”。
共産國際這一要求迅速得到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在全黨開展學習運動，毛澤東号召：
“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産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都要研究目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
1938年9月，斯大林主持編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開始在《真理報》連載，10月正式出版并立即譯成中文。随後共産國際專門寄給中共1萬冊中文版。
7月，身在共産國際的任弼時電詢中共中央：“為學習該書你們采取了哪些措施？”
8月，中共中央回電：
“我們黨中級幹部學習小組，一般縣委以上幹部都已經開始學習《聯共（布）黨史》，它成為教學的必修科目。該書是延安所有學校的教科書。”
1939年2月，中共中央設立幹部教育部，專門負責組織幹部教育教育訓練，次年與中央宣傳部合并，要求黨員幹部“每天平均實行2小時的學習制度，每一周按學習小組讨論問題，必須保持經常性與持久性”。
194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拟定初級黨校、中級黨校、進階黨校的一般标準課程：
甲，初級課程：中國近代革命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遊擊戰争、社會科學常識。
乙，中級課程：聯共黨史，馬列主義。
丙，進階課程：政治經濟學、曆史唯物論與辮證唯物論、近代世界革命史。
丁，時事政治課程分為中國、日本、國際三個方面經常研究。
戊，軍隊中應有軍事學習課。
為保證幹部教育能夠得到有力貫徹，規定：“各級黨委和政治部的宣傳部下應設立幹部教育科，負責管理幹部教育的工作。”
2、如何學習？
相比檔案文獻資料的靜态描述，當年中共幹部留下的日記或可更加動态顯示學習、訓練的實況。
以作家高魯為例，1939年9月，他和魯藝學員一起，從延安出發前往晉察冀，途中先後讀了《中國啟蒙運動史》、《民族問題》、《社會科學概論》、《列甯主義概論》等理論著作，野外聽何幹之、沙可夫課各兩次。月初還參加一次軍政測驗，題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軍隊中的作用等。
時事學習是行軍途中的重點，大緻分為聽報告和讨論兩種形式，讨論内容包括歐戰前途及其影響、與中國抗戰的關系等。
中共的學習總是和鬥争聯系在一起，所謂有破有立，一個月當中，高魯經曆了兩次鬥争會，一次是反對自由主義傾向的讨論會，另一次是針對不服從組織配置設定的批判大會。
緊張的行軍途中，思想的訓練和鬥争如此密集，無怪乎高魯感歎：
“這确實是在戰鬥中學習，停下了就上課，這是中國共産黨能成為民族解放戰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有人認為高魯所在的魯藝群體知識文化水準較高，這樣的表現隻是環境所緻，但他離開學校到部隊後，仍記下不少親身體驗的學習場景：
每天出發時，教育幹事便釋出兩個講過的題目，行軍中再讨論複習。行軍時把戰士分為若幹學習小組，每組二三人，學習讨論十分友善，形式也很靈活。部隊多在清晨出發，天氣涼爽?戰士們精力旺盛，讨論得很激烈，邊走邊談。學文化主要是識字。每班登一個字條，上面窩着2個生字，互相傳看，或利用休息時間練字。每到宿營地，教育幹事就到各班檢查，過樣在行軍中，教育工作就展開了。
學習不僅僅是追求個體的進步，還是組織權力落實的一種方式；參與各種各樣的學習，既可能意味組織的信任，也可能意味組織的懲戒，學習不僅僅是思想和教育問題，還群組織的信任緊密相關。
後來中共話語中，“學習”常被視為名詞，意味着“學習”這一活動由于意義疊加已成為抽象概念。
當然，僅僅依靠學習并不足以保證成為中共要求的合格黨員，整風中有人談到自己去黨校學習，目的在于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好黨員，這樣“就會做好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名”，這樣的想法當然不會隻是個别。
不過同樣是這個人，接下來又談到：
“對馬列主義應付的時間長了，也給了我一些啟發。是以在1940年有勇氣把自己在曆史上的一些想法、錯誤、家庭成分、出身向黨說出來。”
持續的灌輸、耐心的引導、情感的激發、無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圍、集體主義的環境，可以形成強勁的風氣，給人以潛移默化的影響。
3、量身打造的學習計劃
盡管每個個體變化未必盡如期望，但由這些變化着的個體組合成的群體，卻有可能發生變化的疊加效應，群體釀成的疊加效應又會反作用于個體，形成變化的加速度循環，教育要因時因人而變，不同時段、不同對象，教育開展各有側重。
河南1938年報告，主要開設“黨員基本知識，什麼是馬列主義及統一戰線三門功課”，這是抗戰初期黨員教育訓練的代表性内容。随着時間推移，黨員基本知識和馬列主義教育繼續居于中心，統一戰線則漸漸退居次要地位。
1941年，魯西區黨委制定的教育計劃中，規定了各級機關的課程：
“分區委級是：着重中國革命基礎知識及支部工作的教育。課程有：《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階級與階級鬥争》、《支部工作》，縣級是：《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地委級是：《聯共黨史》兩個政策部分。”
此外，特别重視階級鬥争的實際教育：
“各地編印了《民主民生讀本》，教育民主民生的鬥争；從黨報黨刊上鼓動階級鬥争，從事階級鬥争教育。”
河北贊皇教育訓練普通農民時，開設的課程包括：農民的痛苦，大革命時代的中國農民，農民與抗日問題，未來的農民。
這樣的課程設計不是随意為之，其中包含着循序漸進教育農民的思路：
“從很多實際問題而談到抗日問題、世界問題，容易使他們接受，使他們了解，農民的眼光是非常狹小的，我們要一點一點的放大他們的眼光。”
“放大眼光”四個字，毛澤東用過，這裡又再一次用到，這個新興政黨真有一種開闊自己的内在沖動。
相對農民，知識分子教育更加重視的是立場問題，學習、實踐、檢討，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三部曲，高魯寫道：
“我們都是缺點滿身的人。我想診治的方法：一多講馬列主義，二在工作中築造自己，三在讨論會中檢讨我們的生活、行為等。”
高魯說到的讨論會，是中共特别重視的一個學習環節，中共一直強調學習不是單純的灌輸，而要聯系實際展開讨論，甚至針鋒相對的争論：
“有一個小組共七個人，争論抗戰、團結、進步，哪個重要？…争論得無法解決，按多數表決表決的結果，除主席外，六個人三個意見，兩個人共同一個意見。主席無論參加哪一方面都可得到多數，但主席又不同意以上的三個意見。”
整風期間，這樣的争論雖由于内容顯得瑣碎而被批評為教條，但通過碰撞激起思想火花的讨論方式一直為中共沿用，1944年中共幹部的日記中仍然有“讨論中國資産階級革命性問題有與無，争論得一塌糊塗”的記載。
4、如何靠訓練班輪訓幹部？
日常教育之外，輪訓制度可進一步強化學習效能。蘇維埃時期，中共即開辦訓練班輪訓幹部。
抗戰時期，毛澤東要求前方“辦各級軍事政治短期訓練班，輪流訓練幹部”，輪訓制度進一步健全。區以上的各級組織都要建立訓練班，所有黨員、幹部均需輪流接受教育訓練，時間一般在半個月到一個月左右。
冀中報告：
1938、1939兩年間，有數字可統計的，共訓練國小教師6354人；其中女的占10%；縣級行政幹部444人，其中女的23人，稅務人員135人；合作社幹部1094人，其中女的6人；送河北抗戰學院學習的3000人，送抗戰幹部學校學習者472人，送邊區華北聯大或抗大或抗戰建國學院學習的800人。總計20894人。
這是相當龐大的一個數字。
具體訓練内容為：
“一般的是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各種基本政策，社會科學常識，遊擊戰術及部分的專業課。在生活上則着重于集體生活與軍事化的鍛煉。”
129師是執行輪訓制度的模範，到1940年，“連以上幹部都經過輪流的訓練”，排以上幹部達到94.11%。
該師司令部機要科幹部楊國宇曾到師輪訓隊訓練，“是從參加軍隊以來的第一次開葷”。
楊國宇在輪訓班的學習主要可分四部分：
一是聽報告，劉伯承數次到訓練班做報告，講政治、軍事、黨政、紀律等問題，給學員高屋建瓴的指導。
二是聽講馬克思主義哲學，陸定一講《辯證法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又聽講生産關系的五種基本形式，建立對馬克思主義分析事物、社會的基本思路的了解。
三是聽講戰鬥技術，包括敵我優缺點的檢讨、遊擊戰術、特種戰鬥、後勤保障、戰鬥指揮等。27天授課，涉及戰鬥的課程為12天占到将近一半。
四是聽講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從太平天國講起經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中國共産黨成立、大革命直到蘇維埃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戰鬥課程相當，同為12天。
除此外，還有中間和期末兩次測驗。
輪訓班的課程安排，清晰展現中共理論和實際結合的特點，軍事理論和實戰的講授是部隊幹部的必修課，占到近一半比重容易了解，革命史的講述和前者等量齊觀，則突出顯示中共強烈意識形态政黨的特質，即以曆史記憶的建構，強化民族和國家記憶中的革命元素，勾勒中共在時間長河中的曆史際遇、任務和作用，以此提升幹部的曆史使命感、團體認同和現實關懷。
從太平天國講起，重心放在中共建黨以來的曆史軌迹，既點出了中共産生的時代背景，即中共話語中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又突出了中共革命黨的特質。
對中國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強調，是抗戰時期中共一個十分鮮明的特征，這和1938年底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的“必須熟習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但必須嚴格的估計到中國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習慣的各種特點"一脈相承。
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講授，看起來不免深奧，但方法、觀點的灌輸，對中共黨人的思想水準和境界的提升不無潛移默化的作用。
1939年，年少失學的八路軍幹部秦基偉剛剛記日記時，錯字連篇，表達不順，但幾年堅持下來，他的日記已經“由原來的單純記錄，發展到寫對事物的思考、見解，後來又發展到總結經驗教訓，…我比較注意對細節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征。”
5、訓練班學什麼？
中共通過馬克思主義把近代世界的思維方式和理論視野灌輸進革命陣營，造就并提升了黨員幹部的素質和能力。
其中，辯證法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抗戰前的山西武鄉，中共黨組織就已經在講授辯證法：
“1933年夏，開了一個暑期講習班，講者是一些國小教員，講教育問題及辯證法問題。結束後，并組織現代思潮研究會，以傳達進步思想。”
抗戰初期，毛澤東專門到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稿在雜志連載并制成單行本出版發行。
毛澤東督促全黨都要認真學習辯證法，強調：
唯物辯證法本身就是一種科學（一種哲理的科學），它是一切科學的出發點，又是方法論。我們的革命本身也是一種科學，叫作社會科學或政治科學，如果不懂得辯證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是違反辯證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生出強大的效果。一切做對了的事，研究起來，都是合辯證法的，是以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幹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
當時就受到廣泛稱贊的《固臨調查》，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到中共輪訓幹部的嚴格性。
該調查由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部長的李卓然主持，呈現當年固臨縣（現已撤銷，今延安市延長縣、寶塔區的一分)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幹部學習。
調查列舉了縣級幹部學習小組的檢查記錄，從中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态度和反應：
王志臣：今年下鄉3次，共40天。聽中國問題課3次，參加讨論會1次。聽時事報告1次。8月份讨論施政綱領13次，每天1次，每次1條，當時能背15條，現在完全不記了（問他關于财政政策一條，答不出)。快4個月不看報，完全沒工夫。大清早部隊就追着要糧來了（問他有幾天是這樣，也答不出來）。
是以沒有學習，2小時學習不可能保證。
黑翰章：下鄉100天。帶了一冊《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去，一頁都未看。聽課4次，沒有讨論過，也沒有筆記。講課太深，記不下。施政綱領學過18條，一條也記不起，報紙兩月不看了，目前國内外發生了什麼事，完全不明白。
馮：今年才下鄉半月，中國問題課9次全聽了，讨論會每次都參加，每次都作了筆記。今年縣上的學習比往年進步得多，能夠經常進行。時事報告聽過5次。施政綱領幾月以前差不多21條全部背下，現在忘了一些。每天2小時學習是做了的，《群衆報》、《婦女通訊》、《組織通訊》、《黨的工作》、《中國婦女》、《共産黨人》每期都可以看完，今年還學會了新文字。
黎：今年把新文字學會了。又學會了150個漢字生字，都是施政綱領上剪下來的，施政綱領可以認完。中國問題課聽不懂。
調查中提到的這些幹部，均為縣裡的科長、科員、幹事、秘書，屬中低層幹部，他們的狀态應能代表縣裡幹部的多數。
從調查中可以看出，努力學習與被動應付的幹部大約各占一半，有效和效果不彰也同此數。
考慮到人性的好逸惡勞，一半的努力學習者已經展現着中共陣營灌輸、督促群組織的明顯效果，而另外一半的存在，既展現促人進步的難度，也凸顯了曆史書寫中通常會被忽略的那些有意無意的靜默者。
即便革命來了，改變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也不是簡單的線性推進的過程，這才更接近曆史的常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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