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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史在沒有錢
前言
在1966年北京的一個甯靜小院裡，李立三與家人合影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溫馨時刻。這一年李立三遭遇了生涯中的巨大挑戰，不公的指控和孤立讓他選擇更多地陪伴家人。作為中國革命曆史上的重要人物，李立三的一生是如何在政治風暴中展現出無私奉獻和堅定信念的？下面小史就帶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899年，李立三誕生在湖南省株洲市醴陵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中。這個地方，以其秀美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而聞名。在他的童年時代，中國正經曆動蕩不安的清末年代，外國列強的侵略和國内軍閥的混戰給李立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發了他從小就立志投身于救國救民的事業。
李立三的青少年時期充滿了學習和探索。他遷至長沙接受中等教育，這期間他展現了對革命思想的濃厚興趣。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17歲的李立三通過一個征友廣告結識了23歲的毛澤東，這段奇妙的緣分開啟了兩人的長期聯系。雖然李立三未在首次會面中表露太多，毛澤東還是将他視作“半個朋友”，意味着兩人的關系雖起步較慢，卻有着廣闊的發展空間。
1919年，借助程潛及家族的支援，李立三踏上了前往法國的勤工儉學之旅。程潛不僅是他的恩師，還是他家的長輩。那個時代，許多中國青年選擇離開舒适的生活，前往歐洲深造，尋求科學和真理的光芒。在法國，李立三的身影尤為顯眼，他以他的直率和激情赢得了同侪的尊重。
李立三在法國的日子充滿了學習和抗争。他不僅在學術上勤奮進取，更積極參與反抗壓迫的學生運動。他的性格直率，遇到不公不僅大聲疾呼，還身體力行，這使他在留學生中赢得了“坦克車”的綽号，象征着他在抗争中沖鋒陷陣的勇氣和堅定。
1921年，李立三因參與占領裡昂大學的學生運動，與蔡和森、陳毅等未來的共産黨上司人一起被迫傳回國内。這次行動雖然結束了他的法國留學生涯，但也标志着他共産主義信仰的堅定和徹底。
回到上海後李立三迅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很快被派往湖南推動勞工運動。他在湖南的活動不僅限于組織勞工，還涉及文化教育和政治啟蒙，用實際行動為中國革命培養新力量。
12月李立三抵達上海後不久，便與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會面，詳述了自己在法國的留學和活動經曆。他的膽識和才幹得到了陳獨秀的認可，随即被納入中國共産黨，并受命傳回湖南，與毛澤東共同策劃開展地方的勞工運動。
在冰冷的長沙李立三匆忙趕往小吳門外清水塘22号，尋找毛澤東。那日，楊開慧聽到急促的腳步聲，出門一看，即見李立三急切地自我介紹：“我是李隆郅，曾在北京見過您，我手中有陳獨秀的信，尋找潤之兄商讨重要事宜。”毛澤東聽聞此事，迎出門外，兩人重逢，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毛澤東讀過陳獨秀的信後，表示安源勞工運動正缺人手，李立三的到來正是時候。于是，李立三在安源留下，開始了他在勞工教育群組織工作的生涯。他不僅教授文化知識，還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提高勞工的階級意識，培養他們的鬥志。他的努力不久便結出碩果，當地勞工逐漸形成了堅定的團結力量。
1924年1月，李立三調至上海，擔任勞工運動委員會的秘書長，此舉是為了更好地與廣大勞工群衆接觸。在這期間，他正式将名字從“李隆郅”改為“李立三”，象征着自己對革命事業的承諾與堅定。
在1930年李立三選擇離開中國，開始了他在蘇聯的隐秘生活，長達15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裡，他的生活發生了轉折——他遇到了自己的真愛，盡管身處異國，卻意外地收獲了溫暖的情感。
在莫斯科李立三的好友楊松，一位在共産國際任職的同志，經常與他共度時光。楊松見李立三孤獨一人在外，便想為他找到一位伴侶，以便有人能照顧他。1933年的一次晚宴上，楊松安排了一場特别的相遇。他邀請了兩位俄羅斯女士：柯拉瓦及其好友麗薩。
在當時的社交背景中，跨國的戀情并不罕見。俄羅斯女性被中國男性的溫文爾雅所吸引，而中國男性則被她們的風采和時尚迷住。當晚，麗薩的優雅與獨特魅力讓李立三一見鐘情，盡管他的俄語表達并不流暢，導緻兩人初次交流略顯尴尬。
不甘心初見的平淡印象，李立三開始頻繁地邀請麗薩和朋友們到他家中聚集。他們一同參加聚會、劃船和旅行，慢慢地，李立三與麗薩之間的關系在不經意間逐漸升溫。麗薩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述了她對李立三的感受：“我從未想過，這個改名為李明的男人，會逐漸走進我的生活，将我的世界颠覆。
1934年秋命運再次對這段關系進行考驗。李立三接到任務，需前往阿拉木圖建立一個秘密聯絡站，他不知道這将花費多少時間。當麗薩得知他即将遠行，深感失落而流下淚水。告别之後，李立三匆匆離開，留下麗薩獨自在莫斯科等待。
分别半年後麗薩意外得知“李明”便是她早年就熟知的李立三。她小時候，因母親的苦難與努力，她對這個名字有了早期的記憶。在一個畫報中，她首次看到了李立三的照片，一個站在講台上，激情演講的革命者形象讓她印象深刻。
從那時起麗薩就一直對李立三抱有一種特别的敬意和好奇。當她得知李明即李立三時，她内心的三個不同時期的李立三形象合而為一，使她對這位男士充滿了深深的敬仰與同情。這份情感的深度加深了她等待他歸來的決心，她相信，與李立三的生活将充滿未知與探索的可能性。
在1938年2月基于無端的“日特嫌疑”指控，蘇聯内務部将他逮捕。這場誤解讓他在獄中度過了漫長的一年，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直到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終于被宣告無罪釋放。
盡管清白共産國際依然決定暫停他的黨籍，這讓他深感冤枉和無助。釋放後，他在莫斯科的外國文學出版社中文部找到了校對工作。在那裡李立三投入了大量精力于翻譯和校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盡管這份工作與他過去的政治活動相比，顯得較為平靜，但他依然以高度的責任心對待每一份稿件。
期間李立三曾多次向蘇聯内務部送出申請，希望能傳回祖國參與抗日戰争，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絕。這種反複的挫敗感加深了他對目前政治環境的無力感，感到自己對國家的熱忱和奉獻被冷漠地忽視了。
在1946年李立三結束了長達十五年的海外生活，決定獨自傳回中國，繼續他的革命事業。在此期間李莎雖面對親友們的勸阻，強調中國戰後的艱難生活條件，她卻堅定地選擇跟随丈夫的步伐，認為與李立三一同在中國奮鬥是她的責任，也是她心之所向。
李莎是第一位決定前往中國的俄羅斯籍革命家夫人。1946年秋天她帶着三歲的女兒英男，毅然告别在俄羅斯年邁的母親，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程，邁向她的第二故鄉。
到達哈爾濱後，李莎沒有片刻休息，立刻加入了當地的戰地救護教育訓練班。她學習急救技能和護理知識，憑借出色的适應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赢得了同僚們的廣泛贊譽。之後她和李立三共同參與了東北局的一個重要項目——建立了俄文編譯組，該小組負責翻譯并出版了中國第一版的《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為中蘇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随着時間的推移，李莎的工作重心也逐漸轉移。一年之後她在哈爾濱的一個俄語專科學校開始教授俄語。當李立三被調至北京時，李莎随之遷移，加入了新成立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在那裡，她不僅教授大學基礎課程，還負責越南留學生班和青年教師的教育訓練，同時擔任外文出版社的顧問。她的工作表現卓越，盡管外部環境複雜多變。
随着中蘇關系的逐漸緊張，許多蘇聯專家和與中國人結婚的蘇聯公民開始撤離中國。面對這種情形，李莎卻選擇留下，堅守她的教育與文化傳播職責。在那個時期，她往往需要遵循“沉默是金”的原則，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政治氣候。
1957年當李立三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沖突的問題》的講述中被列為與王明等人相似的“知識分子壞人”典型，他深感打擊。這種公開的指責讓他極為難受，認為自己的一生忠誠與犧牲被誤解。
面對這樣的誤解，李立三沒有選擇沉默，而是直接向毛澤東寫了一封深情的信件。在信中，他承認自己過去的政治錯誤，但強調錯誤不應定義一個人的一生，質疑是否應永遠将他視為一個錯誤的象征。他寫道：“我過去的路線錯誤已經成為了教訓，但這是否意味着我這個人也不可救藥呢？
毛澤東在閱讀李立三的來信後，深受觸動，認可了李立三的觀點，決定在公開發言中撤回對他的直接批評。這一決定稍微緩解了李立三的心理負擔，但他的政治生涯已經受到了不可逆轉的影響。
到了1966年政治風波再起，李立三的處境變得更加困難。1967年，面對不斷的政治壓力和孤立，李立三越發感到絕望。6月20日，他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表達了自己的心聲和困境。兩天後即6月22日，他服用大量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一封揭露背後真相的遺書。
在遺書中李立三詳述了自己被誣陷的經曆。他指出這些指控并非群衆的真實意見，而是由華北局内部的少數陰謀家和野心家策劃的，目的是通過煽動群衆對他進行打擊。這些深刻的揭露顯露了他生前承受的巨大壓力和孤獨。
直到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才舉行了一場追悼會，正式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複了他的名譽。這場平反不僅是對他個人的平反，也是對曆史的一種糾正，使公衆重新評價了這位一生都在為理想而奮鬥的革命家。
李立三一生緻力于為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盡管他在革命路上曾走過彎路，犯下嚴重的戰略錯誤，但他并未是以放棄或自責，而是以更加堅定的決心，努力證明自己的忠誠與價值。
李立三的政治生涯充滿了波折。他提出的“會師武漢”政策雖初衷良好，卻因評估失誤導緻嚴重後果，對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面對這樣的挫敗，他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在黨内深刻自我批評，勇于承擔責任。他的這種自我檢討和勇于改正的态度，在黨内外赢得了尊重。
在私人生活中李立三同樣面臨重重考驗。他的多次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波折，并未影響他對革命事業的投入。即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面對莫須有的罪名和政治迫害，李立三展現了極大的堅韌和毅力。他的遺書中流露出對未來仍抱有希望的情感，這不僅映射了他個人的悲劇，也反映了那一時代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