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轉自詩學研究，特此緻謝。
韓立平副教授
摘 要：徐培均先生對秦觀《題浯溪中興頌》的辨證，過于凸顯黨争因素，而忽略“持喪”因素，導緻論述方向産生一定程度的偏離，進而引發了學界的反對意見。實則南宋原始文獻如《古今事文類聚》等對秦觀作詩托名動機的解釋，主要側重于傳統倫理語境中的“持喪”說，而黨争背景下的“憂畏”說則是次要原因。依“持喪”說，《題浯溪中興頌》為秦觀所作，具有較大的可信性、合理性，也可免除不必要的争論。
關鍵詞：《題浯溪中興頌》 秦觀 張耒 《古今事文類聚》
《題浯溪中興頌》：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于山，萬裡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雨，灑掃九廟無氛挨。元功高名誰與紀? 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鬥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将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生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1]
《淮海集箋注》書影
1985年，秦觀研究專家徐培均(1928—2019)先生撰成《淮海集箋注》，于”補遺”中收入《題浯溪中興頌》一詩。1995年，徐先生著《秦少遊年譜長編》，亦系此詩于秦觀名下。2002年，徐先生《李清照集箋注》出版，在論及李清照《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時，再一次考證《題浯溪中興頌》作者為秦觀。此後，學界對《題浯溪中興頌》的作者問題表達了不同意見，如莫砺鋒、周裕锴、王星等學者都在相關論文中持相反觀點，認為此詩作者仍應為張耒。徐先生對《題浯溪中興頌》作者的判定，強調了秦觀晚年因“被責憂畏”而作詩托名的動機，着眼于黨争這一背景。莫砺鋒等學者的反駁，也圍繞着黨争這一線索展開。然而， 如果我們回到宋代相關原始文獻，就會發現秦觀作詩托名的根本原因，可能并非黨争背景下的“憂畏”，而是傳統倫理語境中的“持喪”。“持喪”說比“憂畏”說更具有可信性、合理性。以“持喪”說來解釋秦觀作詩托名，則《題浯溪中興頌》作者歸屬問題，即可免除不必要的争論。徐培均先生的考證過程，因為忽略了南宋《古今事文類聚》等重要材料，進而導緻論述方向産生一定程度的偏離，過于凸顯了黨争因素，而遮蔽了“持喪”因素。職是之故， 筆者不揣谫陋草此小文，拟對徐培均先生的觀點略作補充，以就正于方家。
《大唐中興頌》拓片（局部）
一、
清道光丁酉王敬之重刻《淮海集》(現藏上海圖書館)十七卷、後集二卷、詞一卷，其“補遺”收錄《題浯溪中興頌》。此詩自南宋以來，向作為張耒之詩，收錄于《宛丘先生文集》《張右史集》等。清道光王敬之重刻本《淮海集》，系首次将其視作秦觀詩而收錄。有些學者即據此一事實而遽斷詩作者為張耒，否認秦觀為作者的可能性，在筆者看來似有武斷之嫌。《題浯溪中興頌》收錄于張耒集中早而收錄于秦觀集中晚，确是事實，但這與判定這首詩的作者問題，并不存在必然聯系。很可能從一開始，此詩收錄于張耒集中就發生了錯訛，幾百年來未得到更正。與此相類，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作有《和張文潛浯溪中興頌二首》，也不能必然推導出此詩作者為張耒。
王敬之重刻本《淮海集》收錄《題浯溪中興頌》後，引用元代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為張文潛作，實少遊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托名文潛以名書耳。”并加按語雲：“此詩載《宛丘集》。《漁隐叢話》據石刻為文潛作，《紫芝詩話》亦引文潛《中興碑》‘潼關戰骨高于山’之句，皆庶齋所謂‘世以為張文潛作’者也。國朝王士禛《浯溪考》載作張耒詩，更載秦觀《漫郎》詩，雖不雲為《中興頌》而作，然‘心知’以下四句，非《中興頌》不足以當之。厲鹗《宋詩紀事》亦引作張耒詩，未加辨正。茲據《庶齋叢談》補錄。曾敏行《獨醒雜志》亦雲：‘少遊賦《浯溪中興頌》，題曰張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則《庶齋》之說益為足據。”王敬之此說，又見于其《小言集·枕善居雜說》。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淮海集》即據王敬之重刻本排印，亦收錄王敬之考證文字。清厲鹗《宋詩紀事》卷二六将《題浯溪中興頌》系于張耒名下，錢锺書《宋詩紀事補訂》則判定“此秦少遊詩，觀《獨醒雜志》及《庶齋老學叢談》可知”[2]。
《宋詩紀事補訂》書影
徐培均先生在王敬之考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兩則材料。一則是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該書卷五六“荊湖南路””碑記”中收錄《題浯溪中興頌》一詩，題作《秦少遊中興頌碑》，記作：“秦少遊詩雲：玉環妖血無人掃……”
另一則，是黃庭堅《中興頌詩引并行記》：“崇甯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侄逸，僧守能、志觀、德清、義明、崇廣俱來。又明日，蕭褒及其弟褎來。三日徘徊崖次，請予賦詩。老矣，豈複能文，強作數語。惜少遊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修水黃某字魯直，諸子從行相、棁、㭒、楛，舂陵尼悟超。”徐先生《淮海集箋注》引黃庭堅此行記，并加按語雲：“最足證明者”為黃庭堅此文，“黃為秦同門，所雲當可信”[3]。在《李清照集箋注》校記中，徐先生再次論證道：
徽宗崇甯三年(1104)三月乙卯，黃庭堅南遷宜州，風雨中泊浯溪，自謂：“又明日……惜少遊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說明此詩尚未刻石，然已确認為其同門友少遊所作……至清代，王敬之重刻《淮海集》，廣為考索……數百年之謎，至此而廓清。詩乃少遊作可無疑矣。
今考張文潛生平，未嘗一至浯溪……少遊于紹熙元年春三月罹黨籍，貶監處州酒稅……迨元符元年夏四月，少遊自郴州移永州，既以《漫郎》詩詠《中興頌》詩之作者元結，複于當地一士人家作此詩。二詩皆為七古，風格一緻。因身在黨籍，誠如盛如梓所雲“時被責憂畏”，此詩“乃托名文潛”。時文潛猶在黃州貶所，相距遙遠，未嘗通問， 遑論以此詩寄少遊，少遊又何從得此詩而書之以贻後人刻石? 總之此詩作者應為少遊。清照當時不知真相，故作“和張文潛”。[4]
對于黃庭堅《中興頌詩引并行記》這則材料，徐先生認為“已确認為其同門友少遊所作”，這一解讀似存有漏洞。“惜少遊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這句話并不能證明黃庭堅已确認《題浯溪中興頌》為秦觀所作，事實上還有其他多種可能：或者黃庭堅讀到了張耒署名、秦觀書寫的詩；或者僅因秦觀為同門好友，擅書法，辭世不久，故黃庭堅思憶及之。是以，黃庭堅《中興頌詩引并行記》這則材料，對于判定《題浯溪中興頌》的作者問題，并不能作為直接證據。
《大唐中興頌》拓片（局部）
徐先生論述秦觀作詩托名張耒的原因，再次強調了元盛如梓的“被責憂畏”之說。針對此一問題，莫砺鋒先生提出了反對意見。莫砺鋒認為張耒與秦觀同屬蘇門，同在黨争中被貶，處境與心境相似，“如果說秦觀因‘被責憂畏’而作詩不敢自署其名，那麼又怎能署上同處災難中的同門好友張耒之名?”[5]莫砺鋒的合理質疑，顯示徐培均先生所贊同的“憂畏”說存在邏輯漏洞。秦觀何以作詩托名張耒?動機何在?除了黨争背景下的“憂畏”說， 是否還有其他诠釋路徑?其實，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原本就提供了兩種原因：“憂畏”與“持喪”。其原文如下：
《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為張文潛作。實少遊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托名文潛以名書耳。[6]
《庶齋老學叢談》書影
盛如梓，生卒年不詳，元大德間曾為嘉定州儒學教授。“憂畏”說與“持喪”說，并非盛如梓首先提出。《庶齋老學叢談》這段文字，其實來源于更早的南宋文獻。這一文獻的原始出處，雖已無法考知，但在南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中有轉載。徐培均先生可能忽略了《古今事文類聚》，進而導緻其論證過程中“憂畏”說對“持喪”說的遮蔽。
二、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二“喪事”部“居喪作詩”條：
梅聖俞至甯陵，寄詩雲：“獨獲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 彥猷、持國譏作詩早，餘應之以《蓼莪》及傅鹹《贈王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号，作詩一首，敢冒諒暗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玉父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何傷乎? 秦少遊初過浯溪，題詩雲：“玉環妖血無人掃”，以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名，後人遂以為文潛，非也。(《江鄰幾雜錄》)。[7]
此則材料，又見于南宋謝維新《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四“喪紀”部“喪居作詩”條，文字相同，皆注明采自《江鄰幾雜錄》。實則此段材料，還摻入了吳曾《能改齋漫錄》及其他來源的文字。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議論”類“梅聖俞孫綽哀詩”條：
《江鄰幾雜志(錄)》雲：“梅聖俞至甯陵寄詩雲：‘獨獲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餘應之以《蓼莪》及傅鹹《贈王何贈二侍中詩》。”以上皆江說。餘謂不特此，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雲：“自丁荼毒，載離寒暑， 不勝哀号，作詩一首，敢冒諒暗之譏，以申罔極之痛。”故洪玉父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 其曰“敢冒諒暗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言諒暗也。[8]
《能改齋漫錄》書影
吳曾的叙述較為清晰，可知梅堯臣居喪作詩的材料，出自《江鄰幾雜錄》;吳曾又舉出孫綽、黃庭堅的例子，進一步申說江鄰幾的觀點，即“諒暗”期間仍無妨作思親之詩。江休複(1005—1060)，字鄰幾，生活在宋真宗、仁宗時代，自無可能記述秦觀之事。吳曾《能改齋漫錄》編成于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間(1154—1157)，刊行不久，即因人告讦而遭禁毀，紹熙元年(1190)重刊于成都，已為删存之本。秦觀居喪作詩托名張耒的材料， 是否可能來源于《能改齋漫錄》中被删去的部分？我們不排除這一可能。如來源于《能改齋漫錄》，則“被責憂畏，又方持喪”之說，最早于宋高宗年間已出現;如非是，則據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四集的成書時間，可知此說至遲在理宗淳祐六年臘月(1247)[9]前已出現。謝維新《事類備要》，據其自序，成書于寶祐五年(1257)，略晚于《古今事文類聚》。清人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二論“服中作詩”，将《事文類聚》所載事例全部抄錄，又增加了歐陽棐、蘇轼事例。
《庶齋老學叢談》的記載，或是直接出自《古今事文類聚》，或是與後者同出一源。從《古今事文類聚》的文獻分類、标題(“喪事”部“居喪作詩”)來看，極為明顯，秦觀作詩托名的兩個原因“憂畏”與“持喪”，“持喪”才是關鍵，是根本。但是到了《庶齋老學叢談》中，“時被責憂畏，又持喪”，讀者容易将“憂畏”視作主要原因。相同材料在不同語境中，容易産生不同的解讀方向。徐培均先生的考辨之是以隻凸顯黨争因素，而遮蔽了“居喪”，或許就是這個緣故。
三、
南宋親赴浯溪摩崖實地考察的，有《苕溪漁隐叢話》的作者胡仔。《苕溪漁隐叢話》後集卷三一載韓駒主張“疑秦少遊作”，胡仔遂親遊浯溪，觀摩崖碑刻，看到署名為“張耒文潛”，後有“秦觀少遊書”，胡仔最終主張“當以刻石為正”，定為張耒詩。清陸增祥《金石補正》亦贊同胡仔以石刻為正。當代學者也有持相似觀點或相近思維方式，即以張耒文集中收錄此詩，遂定為張耒詩。誠然，石刻、文集這些物質存在，固然具有一定說服力，但我們不能排除石刻、文集從一開始就有錯訛的可能性。秦觀作詩托名張耒，最原始的材料，出自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
秦少遊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遊也，子以紙筆借我， 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庑間有一木機瑩然，少遊即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機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10]
由曾敏行的叙述可知，所謂“張耒作、秦觀書”這樣一個詩歌書寫文本，最早呈現在一張“木機”上。浯溪磨崖上的石刻是第二個文本形态，出現在“木機”之後，且很大可能是據“木機”上的書法墨迹而上石。至于編入張耒《宛丘先生文集》《張右史集》中的《題浯溪中興頌》，則應是第三個文本形态，乃是據摩崖石刻而産生，這最終的文本形态已剝離了“秦觀書”，而隻保留“張耒作”這一資訊。是以，後人“以刻石為正”的觀念未必是完全準确的。堅硬的“刻石”抵禦了歲月的風雨侵蝕而保留至後世，“刻石”之前的文本形态如“木機”則淹沒在曆史長河中了。
《獨醒雜志》書影
曾敏行《獨醒雜志》對秦觀作詩托名張耒的過程，叙述得極為具體。可能他并不知曉秦觀何以如此行事，故叙述中絲毫未提及動因，而呈現出一種客觀化的事實描述。假設秦觀作詩托名張耒之事是南北宋之際文人筆記中的虛構，這一虛構究竟有怎樣的動機?目的何在?着實令人費解。在筆者看來，曾敏行此處的叙事不存在故意虛構的動機，其所記秦觀“廊庑木機”作詩托名的細節真實性，應是較為可信的。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被責憂畏，又方持喪”之說，雖距秦觀托名張耒事件的發生相隔一段時間，但不失為一種具有合理性的解釋，與曾敏行《獨醒雜志》對事件本身的客觀記錄，能夠較好地融為一體。徐培均先生的考證，僅采用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中的簡短材料，而忽略了更早的、也更完整的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喪事”部“居喪作詩”的材料。是以過于強調了黨争背景下的“憂畏”說，遮蔽了傳統倫理語境中的“持喪”說，進而也引發了學界反對意見的提出。
綜上所論，南宋原始文獻對秦觀作詩托名動機的解釋，主要側重于傳統倫理語境中的 “持喪”說。“持喪”是作詩托名的主因，“憂畏”則是次因。依“持喪”說，《題浯溪中興頌》為秦觀所作，具有較大的可信性、合理性。
注釋
[1]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5頁
[2]錢锺書《宋詩紀事補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679頁。
[3]《淮海集箋注》,第1576頁。
[4]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9頁。
[5]莫砺鋒《論北宋末年的五首題〈中興頌〉詩》,《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5期。
[6]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清《知不足齋叢書》本,第9頁。
[7]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二,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刻本。
[8]吳曾《能改齋漫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96頁。
[9]沈乃文《〈事文類聚〉的成書與版本》,《文獻》2004年第3期。
[10]曾敏行《獨醒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頁。
本文系國家社科後期資助課題“北宋士人文藝世界研究”(20FZWB078)、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詩馀’視域下蘇門文學與書畫關系研究”(2020BWY014)階段成果。本文原刊《中國詩學研究》第二十四輯，引用請以原刊為準。
韓立平,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出版有專著《南宋中興詩風演進研究》等。部分圖檔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請告知删除。
下載下傳連結
編輯：朱能意
校對：錢詩儀
稽核：任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