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转自诗学研究，特此致谢。
韩立平副教授
摘 要：徐培均先生对秦观《题浯溪中兴颂》的辨证，过于凸显党争因素，而忽略“持丧”因素，导致论述方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从而引发了学界的反对意见。实则南宋原始文献如《古今事文类聚》等对秦观作诗托名动机的解释，主要侧重于传统伦理语境中的“持丧”说，而党争背景下的“忧畏”说则是次要原因。依“持丧”说，《题浯溪中兴颂》为秦观所作，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合理性，也可免除不必要的争论。
关键词：《题浯溪中兴颂》 秦观 张耒 《古今事文类聚》
《题浯溪中兴颂》：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氛挨。元功高名谁与纪? 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龙蛇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兴废生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1]
《淮海集笺注》书影
1985年，秦观研究专家徐培均(1928—2019)先生撰成《淮海集笺注》，于”补遗”中收入《题浯溪中兴颂》一诗。1995年，徐先生著《秦少游年谱长编》，亦系此诗于秦观名下。2002年，徐先生《李清照集笺注》出版，在论及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时，再一次考证《题浯溪中兴颂》作者为秦观。此后，学界对《题浯溪中兴颂》的作者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如莫砺锋、周裕锴、王星等学者都在相关论文中持相反观点，认为此诗作者仍应为张耒。徐先生对《题浯溪中兴颂》作者的判定，强调了秦观晚年因“被责忧畏”而作诗托名的动机，着眼于党争这一背景。莫砺锋等学者的反驳，也围绕着党争这一线索展开。然而， 如果我们回到宋代相关原始文献，就会发现秦观作诗托名的根本原因，可能并非党争背景下的“忧畏”，而是传统伦理语境中的“持丧”。“持丧”说比“忧畏”说更具有可信性、合理性。以“持丧”说来解释秦观作诗托名，则《题浯溪中兴颂》作者归属问题，即可免除不必要的争论。徐培均先生的考证过程，因为忽略了南宋《古今事文类聚》等重要材料，从而导致论述方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过于凸显了党争因素，而遮蔽了“持丧”因素。职是之故， 笔者不揣谫陋草此小文，拟对徐培均先生的观点略作补充，以就正于方家。
《大唐中兴颂》拓片（局部）
一、
清道光丁酉王敬之重刻《淮海集》(现藏上海图书馆)十七卷、后集二卷、词一卷，其“补遗”收录《题浯溪中兴颂》。此诗自南宋以来，向作为张耒之诗，收录于《宛丘先生文集》《张右史集》等。清道光王敬之重刻本《淮海集》，系首次将其视作秦观诗而收录。有些学者即据此一事实而遽断诗作者为张耒，否认秦观为作者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似有武断之嫌。《题浯溪中兴颂》收录于张耒集中早而收录于秦观集中晚，确是事实，但这与判定这首诗的作者问题，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很可能从一开始，此诗收录于张耒集中就发生了错讹，几百年来未得到更正。与此相类，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作有《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二首》，也不能必然推导出此诗作者为张耒。
王敬之重刻本《淮海集》收录《题浯溪中兴颂》后，引用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题浯溪中兴颂》‘玉环妖血无人扫’诗，世以为张文潜作，实少游笔也。时被责忧畏，又持丧，乃托名文潜以名书耳。”并加按语云：“此诗载《宛丘集》。《渔隐丛话》据石刻为文潜作，《紫芝诗话》亦引文潜《中兴碑》‘潼关战骨高于山’之句，皆庶斋所谓‘世以为张文潜作’者也。国朝王士禛《浯溪考》载作张耒诗，更载秦观《漫郎》诗，虽不云为《中兴颂》而作，然‘心知’以下四句，非《中兴颂》不足以当之。厉鹗《宋诗纪事》亦引作张耒诗，未加辨正。兹据《庶斋丛谈》补录。曾敏行《独醒杂志》亦云：‘少游赋《浯溪中兴颂》，题曰张文潜作，而以其名书之。’则《庶斋》之说益为足据。”王敬之此说，又见于其《小言集·枕善居杂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淮海集》即据王敬之重刻本排印，亦收录王敬之考证文字。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二六将《题浯溪中兴颂》系于张耒名下，钱锺书《宋诗纪事补订》则判定“此秦少游诗，观《独醒杂志》及《庶斋老学丛谈》可知”[2]。
《宋诗纪事补订》书影
徐培均先生在王敬之考证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则材料。一则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该书卷五六“荆湖南路””碑记”中收录《题浯溪中兴颂》一诗，题作《秦少游中兴颂碑》，记作：“秦少游诗云：玉环妖血无人扫……”
另一则，是黄庭坚《中兴颂诗引并行记》：“崇宁三年三月己卯，风雨中来泊浯溪。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兴颂》崖下。明日，居士蒋大年、石君豫，太医成权及其侄逸，僧守能、志观、德清、义明、崇广俱来。又明日，萧褒及其弟褎来。三日徘徊崖次，请予赋诗。老矣，岂复能文，强作数语。惜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修水黄某字鲁直，诸子从行相、棁、㭒、楛，舂陵尼悟超。”徐先生《淮海集笺注》引黄庭坚此行记，并加按语云：“最足证明者”为黄庭坚此文，“黄为秦同门，所云当可信”[3]。在《李清照集笺注》校记中，徐先生再次论证道：
徽宗崇宁三年(1104)三月乙卯，黄庭坚南迁宜州，风雨中泊浯溪，自谓：“又明日……惜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说明此诗尚未刻石，然已确认为其同门友少游所作……至清代，王敬之重刻《淮海集》，广为考索……数百年之谜，至此而廓清。诗乃少游作可无疑矣。
今考张文潜生平，未尝一至浯溪……少游于绍熙元年春三月罹党籍，贬监处州酒税……迨元符元年夏四月，少游自郴州移永州，既以《漫郎》诗咏《中兴颂》诗之作者元结，复于当地一士人家作此诗。二诗皆为七古，风格一致。因身在党籍，诚如盛如梓所云“时被责忧畏”，此诗“乃托名文潜”。时文潜犹在黄州贬所，相距遥远，未尝通问， 遑论以此诗寄少游，少游又何从得此诗而书之以贻后人刻石? 总之此诗作者应为少游。清照当时不知真相，故作“和张文潜”。[4]
对于黄庭坚《中兴颂诗引并行记》这则材料，徐先生认为“已确认为其同门友少游所作”，这一解读似存有漏洞。“惜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这句话并不能证明黄庭坚已确认《题浯溪中兴颂》为秦观所作，事实上还有其他多种可能：或者黄庭坚读到了张耒署名、秦观书写的诗；或者仅因秦观为同门好友，擅书法，辞世不久，故黄庭坚思忆及之。因此，黄庭坚《中兴颂诗引并行记》这则材料，对于判定《题浯溪中兴颂》的作者问题，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大唐中兴颂》拓片（局部）
徐先生论述秦观作诗托名张耒的原因，再次强调了元盛如梓的“被责忧畏”之说。针对此一问题，莫砺锋先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莫砺锋认为张耒与秦观同属苏门，同在党争中被贬，处境与心境相似，“如果说秦观因‘被责忧畏’而作诗不敢自署其名，那么又怎能署上同处灾难中的同门好友张耒之名?”[5]莫砺锋的合理质疑，显示徐培均先生所赞同的“忧畏”说存在逻辑漏洞。秦观何以作诗托名张耒?动机何在?除了党争背景下的“忧畏”说， 是否还有其他诠释路径?其实，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原本就提供了两种原因：“忧畏”与“持丧”。其原文如下：
《题浯溪中兴颂》“玉环妖血无人扫”诗，世以为张文潜作。实少游笔也。时被责忧畏，又持丧，乃托名文潜以名书耳。[6]
《庶斋老学丛谈》书影
盛如梓，生卒年不详，元大德间曾为嘉定州儒学教授。“忧畏”说与“持丧”说，并非盛如梓首先提出。《庶斋老学丛谈》这段文字，其实来源于更早的南宋文献。这一文献的原始出处，虽已无法考知，但在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中有转载。徐培均先生可能忽略了《古今事文类聚》，从而导致其论证过程中“忧畏”说对“持丧”说的遮蔽。
二、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二“丧事”部“居丧作诗”条：
梅圣俞至宁陵，寄诗云：“独获慈母丧，泪与河水流。河水终有竭，泪泉常在眸。” 彦猷、持国讥作诗早，余应之以《蓼莪》及傅咸《赠王何二侍中》诗亦如此。按晋孙绰诗序：“自丁荼毒，载罹寒暑，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讥，以伸罔极之痛。”故洪玉父以鲁直丁母忧，绝不作诗。夫鲁直不作者，以非思亲之诗也。孙绰作者，以思亲之诗也。圣俞之早，何伤乎? 秦少游初过浯溪，题诗云：“玉环妖血无人扫”，以被责忧畏，又方持丧，手书此诗，借文潜之名，后人遂以为文潜，非也。(《江邻几杂录》)。[7]
此则材料，又见于南宋谢维新《事类备要》前集卷六四“丧纪”部“丧居作诗”条，文字相同，皆注明采自《江邻几杂录》。实则此段材料，还掺入了吴曾《能改斋漫录》及其他来源的文字。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类“梅圣俞孙绰哀诗”条：
《江邻几杂志(录)》云：“梅圣俞至宁陵寄诗云：‘独获慈母丧，泪与河水流。河水终有竭，泪泉常在眸。’彦猷、持国讥作诗早，余应之以《蓼莪》及傅咸《赠王何赠二侍中诗》。”以上皆江说。余谓不特此，晋孙绰《表哀作》诗，其序云：“自丁荼毒，载离寒暑， 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讥，以申罔极之痛。”故洪玉父以鲁直丁母忧，绝不作诗。夫鲁直不作者，以非思亲之诗也;孙绰作者，以思亲之诗也。由是知圣俞作诗之早，庸何伤乎? 其曰“敢冒谅暗之讥”，则虽人臣，亦可以言谅暗也。[8]
《能改斋漫录》书影
吴曾的叙述较为清晰，可知梅尧臣居丧作诗的材料，出自《江邻几杂录》;吴曾又举出孙绰、黄庭坚的例子，进一步申说江邻几的观点，即“谅暗”期间仍无妨作思亲之诗。江休复(1005—1060)，字邻几，生活在宋真宗、仁宗时代，自无可能记述秦观之事。吴曾《能改斋漫录》编成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1154—1157)，刊行不久，即因人告讦而遭禁毁，绍熙元年(1190)重刊于成都，已为删存之本。秦观居丧作诗托名张耒的材料， 是否可能来源于《能改斋漫录》中被删去的部分？我们不排除这一可能。如来源于《能改斋漫录》，则“被责忧畏，又方持丧”之说，最早于宋高宗年间已出现;如非是，则据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四集的成书时间，可知此说至迟在理宗淳祐六年腊月(1247)[9]前已出现。谢维新《事类备要》，据其自序，成书于宝祐五年(1257)，略晚于《古今事文类聚》。清人周广业《循陔纂闻》卷二论“服中作诗”，将《事文类聚》所载事例全部抄录，又增加了欧阳棐、苏轼事例。
《庶斋老学丛谈》的记载，或是直接出自《古今事文类聚》，或是与后者同出一源。从《古今事文类聚》的文献分类、标题(“丧事”部“居丧作诗”)来看，极为明显，秦观作诗托名的两个原因“忧畏”与“持丧”，“持丧”才是关键，是根本。但是到了《庶斋老学丛谈》中，“时被责忧畏，又持丧”，读者容易将“忧畏”视作主要原因。相同材料在不同语境中，容易产生不同的解读方向。徐培均先生的考辨之所以只凸显党争因素，而遮蔽了“居丧”，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三、
南宋亲赴浯溪摩崖实地考察的，有《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载韩驹主张“疑秦少游作”，胡仔遂亲游浯溪，观摩崖碑刻，看到署名为“张耒文潜”，后有“秦观少游书”，胡仔最终主张“当以刻石为正”，定为张耒诗。清陆增祥《金石补正》亦赞同胡仔以石刻为正。当代学者也有持相似观点或相近思维方式，即以张耒文集中收录此诗，遂定为张耒诗。诚然，石刻、文集这些物质存在，固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我们不能排除石刻、文集从一开始就有错讹的可能性。秦观作诗托名张耒，最原始的材料，出自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
秦少游所赋《浯溪中兴诗》，过崖下时，盖未曾题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纵步入市中，见一士人家，门户稍修洁，遂直造焉。谓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纸笔借我， 当写诗以赠。”主人仓卒未能具，时廊庑间有一木机莹然，少游即笔书于其上。题曰“张耒文潜作”，而以其名书之。宣和间，其木机尚存，今此诗亦勒崖下矣。[10]
由曾敏行的叙述可知，所谓“张耒作、秦观书”这样一个诗歌书写文本，最早呈现在一张“木机”上。浯溪磨崖上的石刻是第二个文本形态，出现在“木机”之后，且很大可能是据“木机”上的书法墨迹而上石。至于编入张耒《宛丘先生文集》《张右史集》中的《题浯溪中兴颂》，则应是第三个文本形态，乃是据摩崖石刻而产生，这最终的文本形态已剥离了“秦观书”，而只保留“张耒作”这一信息。因此，后人“以刻石为正”的观念未必是完全准确的。坚硬的“刻石”抵御了岁月的风雨侵蚀而保留至后世，“刻石”之前的文本形态如“木机”则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独醒杂志》书影
曾敏行《独醒杂志》对秦观作诗托名张耒的过程，叙述得极为具体。可能他并不知晓秦观何以如此行事，故叙述中丝毫未提及动因，而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事实描述。假设秦观作诗托名张耒之事是南北宋之际文人笔记中的虚构，这一虚构究竟有怎样的动机?目的何在?着实令人费解。在笔者看来，曾敏行此处的叙事不存在故意虚构的动机，其所记秦观“廊庑木机”作诗托名的细节真实性，应是较为可信的。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被责忧畏，又方持丧”之说，虽距秦观托名张耒事件的发生相隔一段时间，但不失为一种具有合理性的解释，与曾敏行《独醒杂志》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记录，能够较好地融为一体。徐培均先生的考证，仅采用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中的简短材料，而忽略了更早的、也更完整的祝穆《古今事文类聚》“丧事”部“居丧作诗”的材料。因此过于强调了党争背景下的“忧畏”说，遮蔽了传统伦理语境中的“持丧”说，从而也引发了学界反对意见的提出。
综上所论，南宋原始文献对秦观作诗托名动机的解释，主要侧重于传统伦理语境中的 “持丧”说。“持丧”是作诗托名的主因，“忧畏”则是次因。依“持丧”说，《题浯溪中兴颂》为秦观所作，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合理性。
注释
[1]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5页
[2]钱锺书《宋诗纪事补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79页。
[3]《淮海集笺注》,第1576页。
[4]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9页。
[5]莫砺锋《论北宋末年的五首题〈中兴颂〉诗》,《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6]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之下,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9页。
[7]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二,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
[8]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6页。
[9]沈乃文《〈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文献》2004年第3期。
[10]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课题“北宋士人文艺世界研究”(20FZWB07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诗馀’视域下苏门文学与书画关系研究”(2020BWY014)阶段成果。本文原刊《中国诗学研究》第二十四辑，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韩立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有专著《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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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能意
校对：钱诗仪
审核：任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