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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繪中的中國元素

作者:中國好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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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繪中的中國元素

菊川英山《萬事吉兆圖》與同題中國版畫

來源 l 文彙學人作者 l 李豔麗分享 l 書藝公社(ID:shufaorg)

“日本美術這塊園地一直承接着源自中國的恩惠。 ”看似鎖國時代下誕生的江戶文化,其繪畫主題與素材中大量借用了中國元素,通過書籍流通、僧人文人的交流、版畫年畫技術的學習,完成了模仿—消化—本土化的實踐。

好像的和合神

和合生萬福,日進太平錢,萬事吉兆圖。 這兩幅非常相似的《萬事吉兆圖》,左邊的是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畫師菊川英山的浮世繪挂軸,右邊的是中國版畫。 菊川英山(1787—1867)是菊川派之祖,以美人繪聞名。 通過制作時期的考證,英山作品遲于中國版畫,是以很可能是模仿了中國。 無獨有偶,比英山作品時期更早,更肖似于中國版畫的還有松平定信《萬事吉兆圖》。 和合二仙身披銅錢花紋的衣服,腳踩珊瑚等珠寶,一人手持蓮花,一人手捧寶盒。 “和合神”一般被視為唐代高僧寒山與拾得,蘊含着百年好合、和氣生财等美好寓意,是中國繪畫中常用的畫題。 不僅浮世繪中頻頻出現和合神,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還收藏了元代畫家因陀羅的禅畫、日本國寶《禅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 浮世繪,是江戶時代流行的一種庶民繪畫,也是享受現世、肯定當下的一種庶民娛樂。 有美人畫、風景畫、武者畫等多種類,具有色彩豔麗、光彩陸離的特點。 “日本美術這塊園地一直承接着源自中國的恩惠。 ”(辻惟雄語)看似鎖國時代下誕生的江戶文化,其繪畫主題與素材中大量借用了中國元素,通過書籍流通、僧人文人的交流、版畫年畫技術的學習,完成了模仿—消化—本土化的實踐。

浮世繪中的中國元素

喜多川歌麿(二代目)《和合神之圖》與同題蘇州版畫

浮世繪中的中國畫題 “畫題”即畫的題目,高度概括了圖畫内容及主旨。 中國畫題的内容就是中國的曆史與文化。 齋藤隆三《畫題辭典》(博文館,1926)、金井紫雲《東洋話題綜覽》(芸艸堂,1981)、鈴木重三《畫題——說話·傳說·戲曲》(大修館,1943)等資料充分顯示了江戶時代日本繪畫中的中國畫題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在浮世繪中,常常看到(芳年的)李白、子路、王昌齡、伍子胥、子房、嫦娥奔月、玉兔孫悟空、(國芳的)水浒傳百八人、(國貞的)漢楚軍談、(周延的)二十四孝、(改崎的)紅樓夢、王昭君等中國的文化人物; 還有“見立”“風俗”“風流”等比拟的模式,比如中國傳說中的費長房是一個驅邪看病的仙人,但浮世繪可以變化出“風俗費長房仙女”等連性别都改了的和制畫題。 著名的“潇湘八景”原本指的是潇湘一帶的八處佳勝,宋代沈括《夢溪筆談·書畫》中有描述,這是中國山水畫中的傳統畫題。 而浮世繪,不僅有近江八景、金澤八景等自然風景,還有“風流化妝八景”“座敷八景”“閨中道具八景”等日常生活場景——改造得與“潇湘”毫無關聯,可謂脫胎換骨。 先行研究對日本繪畫中的中國畫題運用進行了詳盡考察(張小鋼《日本における中國畫題の研究》,勉誠出版,2015),歸納其主要有以下四種情況。 一是将中國傳說改編成日本傳說,二是将幾個中國故事拼湊起來,用日本方式進行虛構,三是利用中國的繪本、畫譜、插圖的圖像重新構圖,四是日本畫師創作的中國畫題。 第一種最典型的是白樂天與楊貴妃,比如《詩歌寫真鏡白樂天》《楊貴妃的古事》。 宋代李昉《太平廣記》第四十八卷神仙類白樂天條有記載: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 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與語曰,……此蓬萊山也。 既至,莫要看否。 遣左右引于宮内遊觀。 至一院,扃鎖甚嚴,因窺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 乃潛記之,遂别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 對此,白居易作詩《客有說》《答客說》以證虛傳。 盡管如此,日本依舊煞有其事地流傳着白居易去日的故事,誕生了“白樂天與住吉明神的邂逅”的傳說。 楊貴妃也是日本人很喜歡的對象,中國民間傳說楊貴妃在“馬嵬坡之變”中由替身受刑,本人則逃脫至日本。 在日本,京都的泉湧寺内設定了楊貴妃觀音堂,供奉着等身大的雕像; 山口縣、名古屋的神宮内都建有楊貴妃之墓,有多種在日傳說。 第二種有事例《菊慈童》《枕慈童》《燕丹乘龜》,要辨認這些畫作的“底版”比較困難。 《菊慈童》大概是兩個中國故事拼接起來的,一個是“彭祖”(《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還有一個是“菊水”(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諸如此類,連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中國故事”被畫在了浮世繪上。 第三種比如《上利劍》《李夫人》《返魂香》《三酸圖》。 “上利劍”取自八仙之一的鐘離權(王世貞《有象列仙全傳》,卷三“鐘離權”)的諧音。 日本仙人上利劍,騎着寶劍踏海。 鐘離權本是魏晉時期人物,中國民間及道教傳說中的神仙,原型為東漢大将。 二者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三酸圖》描繪了惠遠和尚、蘇東坡、黃庭堅三人品嘗桃花醋的畫面,意指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四種例如林守笃編《畫荃》(大坂,1721),中國的48人神仙中有12人由狩野派繪制。 更甚者,盡管不是浮世繪,《唐詩選畫本》(高井蘭山撰,小松原翠溪等畫,嵩山房,1788年起陸續刊行)398首詩的配圖中隻有5首是中國繪畫,393首都是由江戶畫師繪制。

浮世繪中的中國元素

日本一直流傳着白居易去日的故事,誕生了“白樂天與住吉明神的邂逅”的傳說。 圖為鈴木春信《見立白樂天》 (1769—1770)

中國畫題如何來到浮世繪中 江戶鎖國并不意味着封閉孤立,長崎就是一個重要的對外視窗。 日本學者大庭脩影印刊行的宮内廳書陵部所藏《舶載書目》(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為江戶時代日本商船從中國運至長崎的書籍目錄,自1694年至1754年約61年記錄,共40冊,58卷; 漢籍共2490種,其中小說200種。 (一)繪畫相關書籍 中國畫譜等美術書籍對日本給予了很大刺激,如《八種畫譜》(《集雅齋畫譜》)《圖繪宗彜》《芥子園畫傳》《十竹齋書畫譜》《曆代名公畫譜》等。 特别是《芥子園畫傳》對《畫本通寶志》《畫本莺宿梅》《明朝紫硯》等日本繪圖書産生了重要影響。 除此之外,還有《三才圖會》《程氏墨苑》《梅花喜神譜》《海内奇觀》《名山圖》《山海經圖》等類書與畫譜也極為流行。 《畫荃》有漢人物147張,中國仙人36張。 其“凡例”列舉了明代王世貞《有象列仙全傳》為參考書; 研究者小林宏光辨明了該書與明代洪應明《仙佛奇蹤》,以及與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之間的關聯(小林宏光《『畫荃』巻四漢人物図像考》,實踐女子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2号,1989)。 再如《蝦蟇仙人》,來源有二,一個是侯先生,另一個是劉海蟾。 前者的來源是王世貞《有象列仙全傳》(卷七《侯先生》),後者的來源除了書籍以外,還有中國年畫。 早在宋代就有《劉海戲蟾》的年畫,但是因為年畫屬于一年一棄之物,是以沒有實物留存佐證。 (二)僧人文人交流 《蝦蟇仙人圖》的作者宋紫石(1715—1786),本名楠本幸八郎,生于江戶,往長崎,從熊代熊斐學習。 後又向清代畫家宋紫岩學畫,是以取畫名宋紫石。 正是他将沈南蘋畫風傳入江戶,并帶動了流行。 在日本近世寫生花鳥畫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清代畫家沈南蘋(1731—1733年在日)及其弟子宋紫岩(1758年到長崎)産生了重要影響。 沈南蘋應日本皇室邀請而去日本,畫名很高。 田能村竹田《山中人饒舌》(1835)下卷記: “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蘋後始盛。 南蘋,名铨、字衡齋,吳興人,享保中,應征到長崎鎮,進畫數幅,賞赉甚夥。 铨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豔。 時升平日久,人漸厭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時悉稱南蘋,翕然争趨矣。 铨傳法崎人熊斐,斐傳諸江戶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業矣。 ” 日本“八景”的來源則與中國的心越禅師有關。 傳說1694年心越來到金澤,從能見堂眺望,贊歎風景美如故鄉的潇湘八景。 于是便将此處風景取名為“金澤八景”,車站也命名為“金澤八景站”。 後來歌川廣重将它搬到了畫紙上,即《金澤八景》。 心越是明代高僧,他東渡扶桑,傳播書畫篆刻藝術,興琴道,弘揚佛法,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潇湘八景特别受日本禅僧的喜愛,究其原因,那是一種文化人的風雅,是一種對四季人生感悟,亦或是對隐居生活的理想追求。 當代日本美術史研究者辻惟雄說: 我不贊成日本美術叙述中的國粹主義的觀點。 歐内斯特·芬諾洛薩說過: “所有國家和民族的美術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現象。 ”(辻惟雄《圖說日本美術史》,蔡敦達、邬利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然而,日本美術鮮明的風格及其内涵又讓人無法将其歸類于中國的任何一種形式之中。 “在外來美術的影響下千變萬化卻又永守不變的本質,這正是日本美術的常态。 ”(辻惟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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