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起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得先從1998年說起。那一年，烏克蘭出于資金困絕的原因，決定把一艘瘋狂”燒錢”的航母大賣特賣。這消息在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這艘被命名為”瓦良格号”的航母，其實就是著名的”航空母艦之母”庫茲涅佐夫号航母的改型版。
一旦落入他國之手，她就将成為可能威脅中國的重要軍事力量。作為主管軍工的國務委員，當時的賀鵬飛由衷希望，瓦良格号能夠重歸祖國的懷抱。可惜，憑國家财力難以一口氣拿下那2億美元的天價，賀鵬飛隻好去找香港的富豪徐增平，托他先擲錢把航母買下，之後國家再從他手裡收購。
一開始，徐增平還猶豫再三。畢竟2億美元可不是小數目，而且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但賀鵬飛竭力遊說，再加上徐增平對祖國的那份赤子之心，他終于被說服，創辦了澳門創律旅遊公司，拿出2000萬美元先行付款。
沒曾想，就在雙方準備簽署合同前夕，香港經濟雪上加霜，徐增平公司資金鍊岌岌可危，僅憑他顯然已難以籌足全款。眼看香江鴛鴦锺情困境，祖國航母夢就要黃粱一場，賀鵬飛急于尋求突破口。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一位身居北京的金融老手情願挺身而出，硬是以個人的力量，為祖國扛起了這一曆史重任。他，就是當年的華夏證券董事長邵淳。
盡管錢财方面是小case，但對于一家證券公司來說，幾個億的天價絕非小數目。更何況，邵淳不過是聽說航母有意出售的風聲，就鬼使神差地拿出了要買下它的決心。可就是這份愛國熱忱，讓邵淳下定了要不惜代價購買瓦良格号的決心。
為了掩人耳目，邵淳不惜暗渡陳倉，通過一家默默無聞的科技公司，拿出2000萬美元先付了定金，接着又在随後連續兩筆付款中，追加了約5000萬美元的購船費用。就這樣，在美國的極力阻撓下，瓦良格号被中國人傍晚把柄，終于穩穩托住了中華民族的航母夢。
彼時，輿論嘩然！舍近求遠、孤注一擲，邵淳的這一做法，簡直就是對企業家審慎理性作風的徹底背離。然而，對于邵淳來說，祖國的尊嚴，遠比金錢和企業家的虛名更為重要！唯一令他痛心的是，從烏克蘭起程回國的瓦良格号，曾在土耳其被扣了一年，隻因邵淳在支付最後一筆尾款時，遭人惡意舉報而被國内有關部門臨時叫停。
好在6年後，當2002年3月3日，被改名為”先鋒艦”的瓦良格号重返祖國海域時，中國人民才終于從喜憂參半的漫長煎熬中解脫。自那以後，它注定将化身為中國海軍的航母力量雛形，并最終孕育出今天的遼甯艦。
不過，就在中國人歡欣雀躍之際，邵淳卻遭遇了無妄之災。為了覓籍那筆巨額購船費用，他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自挪用了華夏證券手頭近3億元的公款。監管部門據此以違規罪名，暫時将他撤離了職位，展開長達5年的反複調查。
直到2018年，當年華夏證券資金挪用案才終于塵埃落定。最終的結果是，邵淳被無罪釋放，國家不僅恢複了他的工作職務，還為其補發了自2003年停職至2018年的所有應得工資、獎金和補貼，前後長達19年之久。
此番結果，當然與邵淳出資購船的功績分不開關系。畢竟，如果沒有他的”孤注一擲”付出，恐怕中國的航母事業就會耽誤數十載。但從司法公平的角度看，邵淳挪用公款的做法，其實也确有Can情況。
那麼，是應當從嚴懲處以儆效尤，還是網開一面因為他的貢獻而被”豁免”？對此，社會上可謂有不少争議和讨論。
有認為，法律就是法律，其存在就是為了限制人們的言行，不能因人而異，否則就會走向有權就可為所欲為的悖論。更何況，邵淳明知挪用公款的嚴重性，卻仍铤而走險，罪不可恕。
也有認為，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邵淳的做法雖然非法，但其目的是明确的，投資也取得了極大的戰略回報，是以對個人的失誤應該可以網開一面。
我個人認為，這種情況最終能否被定為罪，還得追本溯源從法律出發。按照現行的公司法，公司負責人确實不得擅自挪用經營資金，這已經是明文法規。但如果是出于不可抗力而暫時使用公款，且公司利益沒有受損，且最終全數歸還，法律上也是存在一些容錯空間的。
從這個角度講，邵淳的行為雖然有審慎失察之過，可貸款目的和意義都非常高尚，用途也符合國家利益。再加上最終沒有造成任何資金損失，應當不會被法律範疇。或許，國家補發他工資的初衷，也許就是出于這種考慮。
不過，縱觀這起事件的始末，我們似乎還能得出一個更深層的啟示：國家利益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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