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怡然敬父執”——悼德毅教授｜202405-38（總第2715期）

感謝王瑞來老師賜稿

原文首發于《南方周末》2024年5月8日，此為全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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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然敬父執”——悼德毅教授

文 / 王瑞來

本文作者王瑞來（圖右）與台灣大學曆史王德毅教授合影。

人間四月天，按農曆還是暮春三月，江南莺飛草長，陽光明媚。值此之際，瑞來到趙抃的家鄉衢州，參加小書《大宋名臣趙抃》的新書釋出會。其間與友人登藥王山，訪天生石梁樵夫爛柯處，發思古幽情，想先賢懿行。其樂融融，恰如這滿眼新綠的季節。不過，這一切，在一天早上蒙上了陰翳。那天早上，手機傳來黃寬重先生的微信：“剛才得知我的老師王德毅教授于二十九日晚上九時二十三分辭世。”接到微信，心情驟然變得沉重。此後的天氣也是陰晴不定，時時大哭，返程從衢州前往甯波機場，一路大雨，我心同哭，飛機亦推遲起飛。近一年來，台灣大學名譽教授王德毅教授卧病的訊息從不同管道常常傳來。但我一直相信吉人天佑，内心裡祈禱德毅教授早日康複，未曾料到，竟會這樣快地離去。

瑞來與德毅教授有着将近四十年的交往，這是持續了一生的友誼。早在海峽兩岸資訊溝通與人員往來尚不順暢的上個世紀80年代，我的《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出版後，曾拜托在杭州國際宋史研讨會相識的李弘祺先生輾轉郵寄給德毅教授一套。當時李弘祺先生執教香港，因赧然相托。之是以将書贈送給素昧平生的德毅教授，是緣于我在撰寫之際拜讀了德毅教授寫在《宋史資料萃編》第二集的《宋宰輔編年錄題端》。我的研究除了接受德毅教授的觀點之外，也稍有不同的認識，是以想向德毅教授求教。幾個月後，同樣是通過李弘祺先生轉寄，我收到了德毅教授《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李焘父子年譜》等數種大著。這次往複贈書，便成為我與德毅教授交往的開始。

在未曾實際接觸的交往中，其實還有一件令德毅教授不快的事情。同樣是在1985年杭州國際宋史研讨會相識的美國戴仁柱教授，到訪北京時，專門給我背來包括索引在内的6大學德毅教授主編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在大資料時代到來之前，這部索引可以說是宋史研究者的至寶。瑞來當時供職于中華書局，擔任負責宋史方面的編輯。那時大陸尚未加入版權協定，是以，經請示上司之後，便将這部索引翻印，在大陸出版了。盡管《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大陸版印行嘉惠了學界，但畢竟屬于盜印，沒有跟德毅教授打招呼，也沒有給報酬。後來，在見到德毅教授時，我深懷不安地表示了歉意。

神交十多年，到了寓居東瀛之後，1999年應邀參加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讨會，才在台灣大學第一次見到德毅教授。跟日本東京大學頗為相似的台大曆史學系的老式建築中，德毅教授與梁庚堯教授共用一間研究室。當時在研究室中拍攝的合影，珍藏至今。第一次赴台，在會上會下，椰林大道、傅園、鹿鳴館、易牙居都留下了與德毅教授初見交往的難忘記憶。那次會議，我送出的論文是《“平世之良相”王旦——君臣關系個案研究》。後來論文收錄于台大曆史學系主編的《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讨會論文集》之中。德毅教授親自編審了這部論文集。在審閱瑞來的論文時，對王旦父親的名字，我原來記為“祐”，德毅教授特别緻信指出應當作“祜”。德毅教授的細緻認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台大初見之後，便開啟了與德毅教授的頻繁交往。第二年的2000年8月，很快又在保定的第九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宋史學術研讨會上見到了德毅教授。除了開會一起研讨，還同遊清西陵。在河北大學至今已經幾乎成為宋史學者朝拜聖地的宋史研究所平房拱門前，與德毅教授以及黃寬重教授的合影，至今還會喚起當年的記憶。

此後的2004年又一同在河南濮陽參加“澶淵之盟”一千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不僅與德毅教授同台發言留下了珍貴的影像，我在參觀澶淵舊郡拍攝的照片中也有德毅教授的身影。在大學的東洋史授課時，每講到澶淵之盟，都會在PPT播放這張照片，心緒便随時光穿越到當年，彷佛又置身其境。

時隔一年，2005年便與德毅教授再會廈門大學的科舉廢除一百年“科舉制與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讨會”上。那次以會議送出的論文為契機，瑞來明确提出了宋元變革論的議題。這其中也包含了德毅教授的鼓勵。2006年，與德毅教授重逢于滬上，參加第十二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讨會。黃浦江夜遊，眺望東方明珠塔，照片也将那一歡樂的時刻定格。此後2009年、2015年杭州的第一屆、第三屆南宋史國際學術研讨會、2016年廣州第十七屆宋史研究會年會暨國際宋史學術研讨會以及2016年在台大召開的士人與近世社會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讨會，都頻頻與德毅教授相會。開會有時同處一個讨論會場，遇到曾經讨論過的共同話題，與德毅教授往往會遙遙相視，會心一笑。

在2012年的三月，承黃寬重教授的邀請，瑞來曾到台灣訪學一周，在漢學研究中心、台大、清華、淡江等大學分别做了演講，宣講我倡導的宋元變革論。在梁庚堯教授主持的演講會上，台大曆史學系的會議室師友濟濟一堂，德毅教授坐在前列的樣子依然曆曆在目。那次一周小住，德毅教授專門請我吃飯。在日本，學者們開完研究會後，往往習慣到常去的居酒屋聚飲，幾十年如一日。台灣的學者大概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台大附近羅斯福路的易牙居，據說就是台大教授們的定點聚飲之處。德毅教授也是帶我到的這裡，同席的還有張維玲。由于德毅教授的介紹，當時還是博士生的維玲過後還把她的博士論文列印稿送給了我。維玲現已在香港理工大學執教，這本題為《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前兩年在大陸出版，頗得好評。維玲的成就自然與德毅教授指導分不開。回憶起來，那次德毅教授請吃的蘿蔔糕仿佛依然餘香在口。

德毅教授以傳統的方式治學，抄錄有幾十萬張卡片，紮紮實實，十分勤奮，撰寫了大量的著述。他在許多領域開辟草萊，都給後來的學者以極大的啟示與助益。對于這一點，我從自己的學史經曆中便深有體會。十多年前，我曾在《曆史研究》發表有《範呂解仇公案再探讨》一文。題目中的“再”字，就表明我有所承繼。這一承繼就是德毅教授的《呂夷簡與範仲淹》。正是這篇文章，啟發了我的問題意識。

作為老一輩學人，德毅教授的辭世，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許有人會認為，德毅教授的治學方式已經過時。在我看來，在大資料時代到來之前，德毅教授，還包括日本的佐伯富、梅原郁等先生編制的大量索引，都為數字化建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盡管現在擁有各種比較完備的資料庫，但德毅教授等學者編制的索引工具書依然沒有失去其使用價值。這些索引工具書不僅可以直接改造編入資料庫使用，即使是紙本的狀态，在研究時也往往不可或缺。還是訴說我自身的體驗。比如說《宋會要輯稿》，盡管已經有了數位典藏可供自由檢索，但德毅教授編纂的《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和梅原郁先生所編《宋會要輯稿編年索引》，依然是我的案頭必備。

在鄧廣銘、漆俠等老一輩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去世之後，德毅教授成為海峽兩岸宋史學界的主心骨般的重要存在。每次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學術會議上都能聽到德毅教授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讓後生學子受益匪淺。此外，德毅教授還是聯系國際宋史學界橋梁般的存在，跟美日等各國的學者保持有廣泛的學術聯系與友誼。每次見到德毅教授，都讓我代為問候他所熟識的日本學者，還多次請我把他的新著轉贈給斯波義信等先生。

德毅教授為人淳樸忠厚，古道熱腸。從第一次相見，瑞來便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我每每見到德毅教授，如沐春風，有着親情般的感覺。杜甫有句詩，叫“怡然敬父執”，正可以表達我對德毅教授的感情。瑞來的父親年長德毅教授幾歲，早在80年代便已去世。是以，有一次，我對德毅教授脫口以“父執”相稱。德毅教授聽了，笑吟吟地說：“父執好，父執好！”從此，便以父執相稱。在感情上，不止于父執，翻檢在保定遊覽清西陵時的合影，我與德毅教授兩手緊扣，形同父子。正因為這樣，無論于學術，還是于私情，德毅教授的與世長辭，都讓我悲恸難抑，心無所依。我的這種感受并不是個人的。在驚悉德毅教授去世後，我在大陸的大宋史學術交流微信群悼念時說了上述這番話之後，河南大學的苗書梅教授就回應說：“誠如王瑞來先生所言‘熱情忠厚，親切如父執’！”可見，這是多數學者的共同感受。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其實，學者無憂。實體的生命雖有竟時，但學術的生命與世長存，學術成就擁有着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我們以有限的人生，在人類文化的建設上，從前輩那裡接棒，跑一段接力，再把棒傳給下一代，有限的個體便在文化傳承中獲得了萬壽無疆，這就是我們從事學術活動的意義和使命。德毅教授的道德文章和學術業績為我們樹立了典範。高山仰止，學如積薪，在德毅教授等先輩學者留給我們的學術積累之上，我們需要加倍努力，才能不負所望。

饋贈高山茶猶在，先生已然入仙林。德毅先生研究過範仲淹，移範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的結尾悼念德毅先生：“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瑞來匆匆寫就于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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