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小雅》的《鶴鳴》有這樣一句詩：“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從這句詩，又有了“他山攻錯”的成語。比喻借助外部長處的他山，我一直了解為是一種泛指。不過，當我看到水銀先生的大著時，方知除了泛指，還真的實有其名。在浙江甯波慈溪，便有嶺名作“它山”。“它”與“他”相通。源自《詩經》的典故便常常被寫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地方文史學者水銀先生便巧妙地借用了這一成語，用作書名，就是這部《它山攻錯》。
如果就實指而言，這裡的“它山”是指它山堰，是唐代始建的禦鹹蓄淡引水灌溉樞紐，與鄭國渠、靈渠、都江堰合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被指定為全國重點文物機關。不過，《它山攻錯》的書名，我了解是一種虛實相間的比喻性題名。這部書還有一個副标題，叫作“南宋魏岘《水利備覽》之校釋考”，标示着實際内容。據此可知，這是一部關于南宋魏岘《水利備覽》的研究著作。
《水利備覽》的全名叫作《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是南宋晚年緻仕鄉居的魏岘，在考索史實的基礎上，根據親身主持水利建設的實踐撰寫的著作，凡二卷，彙集有它山堰從唐代始建到兩宋改建過程中的許多官私史料。并且以它山堰為中心，從建設規劃到決算報告，對水利系統工程的宏觀規劃以及具體的維護、管理、營運、完善等一 系列設計理念與施設制度，都有彌足珍貴的記錄，被譽為大陸現存最早的水利工程志。
本書稱為“南宋魏岘《水利備覽》之校釋考”，其實并不是純粹的古籍校勘箋證，而是一部綜合性的研究著作。水銀先生驅使大量存世文獻、石刻史料，并加之以實地考察，對撰者魏岘家世、生平做了翔實的考證，對《水利備覽》的成書時間也有精當的辨正。對《水利備覽》流傳版本的調查，縷述17種版本，也遠超僅著錄明刻、明抄和《四庫全書》本的《現存宋人著述總錄》。由此可見，這是建立于充分調查基礎之上的紮實研究。
水銀先生在前言中寫道：“去冬今春，久旱少雨，緻回沙閘遺迹出露。同好師友到現場考察，對回沙閘當年初建究為丁字壩式還是一字壩式，讨論熱烈。随後沉浸網絡、翻檢文獻，這才感到以前對《備覽》的研究，多注重于書中與它山堰有關的言說，對魏岘當年規劃、上策，親與淘沙、建閘之事，反而關注不多。進一步的‘功課’還顯示，其實之前對《備覽》本身的研究也嫌不夠。”迄今為止的研究欠缺，喚起了問題意識。這樣的著作撰寫緣起，便規定了本書具有包括古籍校勘又有極大超越的研究特色。
前言之後的兩章為撰者魏岘考證和《水利備覽》的版本源流縷述，接下來第一篇五章為《水利備覽》的校注、輯佚和增補。第二篇的六章則是圍繞它山堰進行的文獻考辨和史迹考察。第三篇附錄所載它山史事年表和地圖，又從時間和空間上做了清晰地展現。這是本書的主要構成。
圖文并茂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書中不僅援引有方志文獻中的相關曆史地圖，還在校注之中插入很多相關的實地調查照片。這便使本書的研究不僅僅是停留于從文獻到文獻的“紙上談兵”，而是以地證史，翔實可信。
地上的史料與地下的史料相結合，這是當年王國維先生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本書又有類似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實證。這樣的研究方式，尤其對地方史研究具有啟示意義。此外，從讀者的角度看，圖檔形象的視覺刺激鮮明生動，無疑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書的校勘方式也頗具特色。每一部分的校注，先列出所校部分的底本圖版，示以文獻的原始面貌，然後分别為校勘和注釋。在這兩部分，視校注需要，插入有相關圖檔。最後才列出經過校注後的文本。這樣的校注方式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水銀先生在前言中謙遜地說，是“壯着膽子闖入此前完全陌生的古籍校勘、整理領域”的。我倒是覺得，“功夫在詩外”，相對的領域隔閡，往往不會讓人縮手縮腳，拘泥于固有的條條框框，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自由發揮。
就這部《它山攻錯——南宋魏岘〈水利備覽〉之校釋考》來看，突破了傳統的古籍整理校注的一般規範。然而，正因為其别具一格，相信反而會收到很好的研究表述效果和廣泛的閱聽人效應。服從研究目的，具體文獻具體施策，古籍整理在遵守基本規範的前提下，也不妨“不拘一格下雌黃”。
1870年前後的它山廟和它山堰（左下角）
1970年代的它山廟和它山堰
關于魏岘的《水利備覽》，迄今已有幾種整理本。不過，基本都是傳統的“紙上”點校作業，并未如水銀先生這樣既有版本校勘，又有展現實地調查的箋證。即使在校勘證誤方面，較之既有的整理，這部《它山攻錯——南宋魏岘〈水利備覽〉之校釋考》也有新的突破。在此聊舉數例。
《水利備覽》校勘用力較深的徐時棟《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記》，在卷三十有這樣一條考證：“《備覽·淘沙》條雲：嘉定乙亥旱勢如焚，田苗将槁。岘随宜為浚沙障水之策。乙亥者，八年也，正與本紀書兩浙旱蝗之語合。”對此，水銀先生先是檢視了至正志抄本，發現其中的“嘉定乙亥”，記作“嘉定己亥”。不過，核以年代，南宋甯宗嘉定年号行十七年，其間無“己亥”年。于是，水銀先生結合魏岘的生平，最後考定“嘉定己亥”當為宋理宗“嘉熙己亥”（1239）之訛，不僅糾正了徐時棟的考證錯誤，更是準确斷定了魏岘“為浚沙障水之策”的時間。
對于《積年沙淤處》條之“丈”字，水銀先生擺脫一般了解距離長度的定勢思維，釋為積沙的面積量度。在此基礎上，通過計算，将淳祐元年淘沙用工由“一千九百三十二工”訂正為“二千九百三十二工”。我曾在《古籍校勘方法論》一書的《二三之異》中寫道：“一二三者，差別僅在筆畫之多少。一畫之差，數字迥異。校勘之際，對此異同，于關涉事實之處，大多亦難以徑改。須根據具體内容，調動不同領域的知識，進行判斷，然後方可一下雌黃。”對于“一”“二”這種古籍中常見的訛誤，水銀先生正是調動了專業知識，進而做出了正确判斷。
此外，《水利備覽》中多處宋代南方常用以表示石砌水閘的“碶”，皆為明人改為表示堤堰的“堨”，水銀先生也通過考訂恢複了原貌。在我的校勘實踐中也有類似的經曆，發現清人多以熟知的明清事物來臆改宋人著作。糾正這類訛誤，也需建立在深厚的知識基礎之上。
以上所舉數例，皆為進入考證之域的深度校勘，适足成為校勘學上的典型案例。
除了傳世文本之外，水銀先生在附錄中對内容又有了輯佚和增補，亦極為顯見功力。誠可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經過水銀先生的重新編次，原本處于散漫的筆記體狀态的《水利備覽》傳本，煥然一新，呈現出志書樣式。在近千年之後，《水利備覽》終于有了全新且合理的定本，洵為魏岘功臣。
最近十多年，我力倡宋元變革論，考察南宋迄元的社會轉型，探索中國由宋元近世經曆明清走到今天的曆程。研究的重點就是地域社會。靖康之變帶來的曆史大變局，讓南宋又回到南朝，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合一，江南經濟繁榮，地域社會強盛，仕途的艱難又讓士人流向多元化，附着于地方的士人、士大夫引領了社會轉型。從本書考察的《水利備覽》撰者魏岘的生平看，曾擔任過知州這樣中層官僚的魏岘，晚年緻仕鄉居，又主持了鄉裡的水利建設。這正是考察士人、士大夫活躍于地域社會的絕好個案。
當年居住在它山堰附近的魏岘，從在外為官到退居鄉裡，一直關注并參與家鄉的水利建設，他留下的《水利備覽》，飽含着對鄉梓的熱愛。而我翻閱這部《水利備覽》的校釋書稿，感覺水銀先生所下的功夫，所傾注的精力，數倍于僅僅坐在書齋中的文獻整理，令人欽佩。對一部原本僅兩萬餘字的古籍進行紮實地鑽研，校注與研究的文字也超過了原書的十幾倍。肯下這樣大的功夫，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動力來源。跟當年的魏岘一樣，是水銀先生對鄉土深摯的愛。在前言的行文中，我們可以屢屢看到“吾鄉”這樣親切的稱呼。生于斯長于斯的水銀先生，對甯波鄉土曆史文化有着如數家珍般的熟悉，在十餘年前，便創作出版有長篇曆史小說《甯波！甯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對鄉土的熱愛，僅僅是一個動力，實際操作起來，還需要深厚的文史研究功底。文史研究與文學創作畢竟領域懸隔。不過，作為甯波鄉土文化專家，水銀先生把二者溝通了起來。我們觀察水銀先生的另一面，文史研究著作頗豐。從網上查檢，著有《靈現千年：甯波老江橋史話》（甯波出版社，2017年）、《天下開港一一甯波港人文地理史述考》（甯波出版社，2018年）、《甯波唐宋水利史研究》（甯波出版社，2019年）、《仁山智水：東錢湖地圖史話》（甯波出版社，2019年）、《地傑人靈：東錢湖舊影史話》（甯波出版社，2020年）。僅這些著作，就可以顯示出水銀先生對甯波鄉土曆史文化深厚的研究功底。由這樣一位專家來整理這樣一部鄉土文獻，孰不謂宜乎？
曆史是一面鏡子，前人的步履會留給後人有益的啟示。當年魏岘編撰《水利備覽》，據他自己講，“講明水政者，觀此或易為力”。就是說，該書的編撰具有很強的現實意識，是為了提供給水利建設者的一種參考。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近千年之後，水銀先生發願用力整理《水利備覽》，也并不僅僅是出于對鄉土的熱愛，發思古之幽情，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它山攻錯”這個書名很好，《水利備覽》所留下的它山經驗，不僅是甯波，對今天其他地方的水利建設也不乏啟示價值。而本書對《水利備覽》進行的考釋，則内容更為豐富，有詳釋，有辨誤，有補充，在《水利備覽》基礎上有了很大的超越，形同詳細的資料彙編。盡管其中的辨析論證或有可商之處，但這樣的作業，無疑不僅有功于《水利備覽》一書，更對今天進行曆史借鑒，具有極為可貴的實踐意義。
與未曾有緣謀面的水銀先生并不熟悉。在微信建立聯系之後，他講述了一件我已經忘記的交往舊事，這是十多年前在部落格上的一次互動。講述的同時，發來書影照片，他已經把那次互動寫在他的著作《靈現千年：甯波老江橋史話》的一條注釋之中：“乾道《四明志》等志書均作‘謹其溫’，據王瑞來先生指點，為避宋孝宗之音諱而避慎為謹。”水銀先生的謙遜好學與不恥下問，于此可見一斑。
（附言：此書作為《甬上紀聞》之第一種，系水印先生自費印行。我覺得此書若能有出版社予以正式出版，廣泛發行，學術影響與對現實的水利建設借鑒意義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