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王瑞來老師賜稿
原文載《中華讀書報》2024年1月17日，此為未删節版，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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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唱新翻楊柳枝
——評《張浚集輯校》
文丨王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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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王瑞來老師
引言
大凡說到古籍整理，基本是指對固化成書的現存古籍的點校、校證，擴大一點說，也把校注、注釋包含在内，輯佚當然也屬于古籍整理的範疇。不過，多數的輯佚，是對某種古籍缺失部分的補輯，當然也有對亡佚書籍的整部輯佚，如李裕民先生作的《楊文公談苑輯佚》便屬此類。新近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陳希豐所撰《張浚集輯校》，亦為輯佚之屬，但跟以往的輯佚又有所不同。這是一部新生的古籍。
古人編纂書籍，特别是别集編纂，或出作者本人之手，或出後人之手。比如歐陽修的文集，既有歐陽修本人編纂的《居士集》，又有南宋周必大編纂的收錄更為完整的《歐陽文忠公集》。周必大所編歐陽修全集就包括有輯佚。出後人之手者，也有出自幾百年後之作。比如清人修《四庫全書》，四庫館臣便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宋人詩文，編成不少四庫輯本别集。如此編成的宋人别集，或有原書，或無原書，因作者而成集，緣書目著錄而立名。
後人編纂的前人著述，增益了古籍的品種與數量。然而，這種作業的時代斷限，基本被截止于對古籍定義的下限，即截止于19世紀末。是以，今天的古籍整理，很少把“無中生有”的新編古籍納入射程。就個人作品而言，今人的輯佚整理多展現在新編總集之中，如《全宋文》《全宋詩》《全元文》《全元詩》等，而别集的新編還比較鮮見。其實，新起爐竈編纂古籍，猶如過去後人替前人編纂著作，也應當納入古籍整理的範疇之内。這樣做，不僅裨益于知人論世的學術研究，也使古籍以增益的形式獲得完整傳世。
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浚集輯校》就是一部拓寬古籍整理範圍的開創之作。新“生”古籍，在今人新編斷代總集完成出版的當下，在各種資料庫存在的大資料時代，已經無需“上窮碧落下黃泉”般的艱苦作業，變得相對容易了。比如，就張浚的詩文而言，已經有了從《宋蜀文輯存》到《全宋文》《全宋詩》等基本積累。如此說來，新“生”古籍的作業，是不是就很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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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張浚撰，陳希豐輯校
中華書局，2023年10月
ISBN：9787101163216
看似容易卻艱辛。新“生”古籍，并不是把既有總集的輯佚成果抽出編成那麼簡單。關于這一點，我們從陳希豐《張浚集輯校》的作業過程可以清楚地觀察到。
首先是選題。前人有作品存世，而無著作彙總的很多。後人作輯佚，新“生”古籍，應當擇其要者，作為首選。《張浚集輯校》選擇的是張浚的傳世詩文作為輯佚對象。張浚一生經曆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五朝，曾親身參與靖康之變、宋室南渡、維揚之變、苗劉兵變、富平之戰、保固四川、進圖中原、淮西兵變、紹興和議、辛巳之役、隆興北伐等重大政治事件，官至右相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事，三度掌領南宋軍政，“兼将相之權，總中外之任”。張浚力主抗金，至老彌堅，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抗金主戰派人物。在平定苗劉兵變、組建川陝戰區、保守川蜀、戡平楊麼勢力、抵禦金齊南下等軍事活動中均有措畫統籌之功；在張浚主持軍政期間，發生過富平之敗、淮西兵變、符離之潰三次重大軍事失利，讓宋朝中興事業嚴重受挫，舉步維艱。對于張浚，宋高宗愛恨交加，曾經有過“甯失天下，不用張浚”這樣極端的表達。張浚與黃潛善、李綱、曲端、秦桧、嶽飛的關系也錯綜複雜，這使得圍繞張浚個人的功過褒貶，自南宋以降，未曾間斷。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張浚盡管給予後人有志大才疏、書生誤國的印象，但作為一面旗幟，張浚在南宋王朝草創時期，無疑起到了“遺民忍死望恢複”的重要精神砥砺作用。而張浚在政治、軍事上的作為，也深刻影響着南宋王朝的國勢。解碼南宋前期政治史，張浚是不亞于高宗與秦桧的重要存在。
從政治史的視野移開，考察學術層面。時局動蕩，戎馬倥偬，救亡的使命，讓張浚這個書生難以有更多的精力潛心書齋。據記載，盡管他也撰寫過《論語解》《易解》《春秋解》《中庸解》以及詩書禮解等儒學著作，但打在張浚身上強烈的政治聚光燈，讓人們往往忽視了他的學術一面。張浚早年受學于蘇轼從孫蘇元老。後從遊谯定，成為程頤再傳，又與洛學中人趙鼎、胡寅為至交。紹興前期，與趙鼎共政的張浚，擢引洛學名士胡安國、尹焞、朱震、範沖等，“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隆興中，張浚再秉政，薦用蜀士虞允文、杜莘老、馮時行、任盡言、馮方等，對于蜀學的傳布與發揚亦頗具推動作用。張浚與胡安國、胡宏父子及門人胡铨、李椿相善，在紹興中後期長期寓居湖南，晚年更命嗣子張栻從學胡宏，使之終成一代名儒、湖湘學派創始者。
在南宋初年“是元祐而非熙甯”的主旋律之下，張浚對于曆史與學術的認識也相當清醒而公允，曾講過“元祐未必全是，熙甯未必全非”的話。張浚的認識無疑也影響了宋高宗。宋高宗也就學術問題講出了這樣的話：“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于一偏，乃為善學。” 可以說，張浚為後來道學做的早期鋪墊，也是被迄今學界所忽視的一個重要貢獻。
人物的重要性，決定了作品重要性。《張浚集輯校》輯錄的詩文記序、題跋行狀、表奏書啟、箴銘雜錄等文字，不僅對于探索張浚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了解南宋前期軍政運作的細部狀況也具有極為寶貴的史料價值。那麼，對于這樣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其傳世文字狀況如何？以前沒有人做過整理或輯佚嗎？
張浚的文集，盡管朱熹所作《魏公行狀》提及有“文集十卷”，但包括《宋史·藝文志》在内的各類曆代書目中并未見到著錄，可見未曾上呈到朝廷史館。在印刷業繁榮的南宋也未曾有過刊刻，估計僅有成編，收藏于家，後遂亡佚。到了民國年間，始有綿竹人黃尚毅将《（道光）綿竹縣志·藝文志》所收張浚詩文二十五篇及相關文字輯出，編為《張魏公集》，刊刻于一九三○年。此書雖然流傳頗廣，但收文甚少，實際學術價值有限。大規模收集張浚的文字，始于傅增湘先生的《宋代蜀文輯存》，首次将散見于《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永樂大典》《曆代名臣奏議》《綿竹縣志》等史籍中的張浚疏奏表記各類文字彙集整理，輯得文二百十一篇。比較全面的收集，還是二十世紀後期以來的《全宋文》《全宋詩》以及《宋代蜀文輯存校補》。不過由于《全宋文》《全宋詩》詩文分見和《宋代蜀文輯存校補》僅收文章的體例所限，讓張浚文字的還是難見全貌。是以，獨立而完整的張浚詩文集的輯本仍有整理出版的必要。
如果說僅僅彙集現有全部的輯佚成果而成一編，這樣的作業未免過于簡單，也在輯佚與校勘等方面不會對既有的成果有所超越。然而我們仔細翻閱這部《張浚集輯校》，其實不僅是新生了一部《張浚集》，還做了大量細緻的整理工作。
二
根據我的觀察，陳希豐的《張浚集輯校》主要做了以下幾項重要工作。
一、輯佚有增益。《張浚集輯校》從《宋會要輯稿》《永樂大典》《曆代名臣奏議》《晦庵先生文集》《中興備覽》《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中興兩朝編年綱目》《中興禮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及曆代方志、筆記、文集、書帖集、禅宗語錄等多種史籍文獻中共計輯得張浚詩文四百九十八篇，并且依照宋人文集通行的文體類别編排順序，厘為二十四卷。其中，卷一為詩，卷二至十七為奏，卷十八至二十為中興備覽，卷二十一為诏、赦、令、榜、檄與表，卷二十二為書、啟，卷二十三為記、序、跋、行狀、祭文，卷二十四為箴、銘、論、題名、雜錄。這是迄今為止收錄最全且體例井然的張浚文集。
二、重走長征路。盡管既有的輯佚也是間有校勘，但《張浚集輯校》的作業并非僅僅偷巧簡單移錄，而是不辭辛苦，重走了一次長征路，對所有輯佚文字都依據原始文獻進行了重新檢核校勘。并且對于存有不同版本的原始文獻，都盡可能找來加以比勘。比如，據書後所附《輯校書目》可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就用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台灣圖書館所藏周星诒舊藏清抄本；《三朝北盟會編》也用了國家圖書館所藏明王氏郁岡齋本和明東湖精舍抄本；朱熹文集既用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的明嘉靖刊本，也用了《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國家圖書館藏宋浙刻本。不盲從現成的校勘，參照既有輯佚文本，另起爐竈，運用多種版本進行重新檢核，既糾正了發現的錯訛，保證了文本的準确性，又解決了一些在檢核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進而在品質上使輯本更上層樓，後出轉精。勤于檢核，不僅展現嚴謹的學風，還是重要治學方法。當年剛剛進入學術領域，傅璇琮先生就教導我說，任何大家都經不住查。任何人都不是神仙，無論古今人的文字，檢核都有必要。對此，我也有過痛心的教訓。周必大文集的整理，失于檢核之處頗多，出現不少不該出現的錯誤。可喜的是，陳希豐的《張浚集輯校》邁出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三、詩文有系年。《張浚集輯校》對于輯錄的文字都經過考證，做了準确的系年。在系年考證過程中，還對古今人的系年錯誤有所糾正。例如《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所收張浚《奏虜情及備禦利害狀》，此奏亦見于《曆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四《禦邊》。《奏議》系之于紹興四年六月，《宋代蜀文輯存》《全宋文》因之。陳希豐在《張浚集輯校》中考證，紹興四年六月，張浚正因罪廢居福建，“阖門以書史自娛”（《魏公行狀》），不可能參議邊事，得聞“虜之大兵已至沂州”之邊報。又奏中稱“世忠進兵淮上”、“我師自屯淮楚”，顯然是指紹興五年韓世忠進屯楚州以撼山東之事；又稱金軍“去歲失意而去”，則系紹興四年金齊聯軍南下受阻事，因糾正曆來系年錯誤，将此奏系于紹興五年。又據内稱“方此大暑”，具體将此奏定在上于紹興五年夏。準确的系年不僅有助于知人論世，對于研究南宋初期政治史亦可以曲緻入微。
四、由研究入輯校。向來，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屬于兩個領域。前者目的是使古籍完整傳世，并為學術研究提供基礎資料。後者則是在古籍整理的基礎上展開的各個領域的深入研究。除了箋證、注釋類的傳統研究，一般研究者很少從事古籍校勘、輯佚等整理作業。同樣，古籍整理者也較少從事廣範圍的學術研究。其實，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之間并沒有一條截然分隔的鴻溝。古籍整理者從事研究會更為熟悉史料，擁有校勘學意識可能會另辟蹊徑解開問題謎底，而學術研究者整理與自身研究相關領域的古籍會更為深入到史實、制度等層面。學問無軒轾，好的知識結構應當是二者的嫁接。陳希豐就走了這樣一條路徑，并且很成功，他的《張浚集輯校》撰述緣起，是來自他對南宋邊防與軍政的研究，認識到張浚在南宋曆史中的重要性，遂萌生出整理張浚文集與編纂張浚年譜的想法。在這樣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輯校，會對張浚的大部分文字都揣摩得比較透徹，因而就能做到準确細緻。舉一個小的例子。因追随鄧小南教授從事 “文書傳遞與資訊管道”的研究課題，陳希豐有意識地注意了文書在中央與地方間傳遞過程中存在的時間差。比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二載：“（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 诏依已行事理。”實際上二月二十三日并非張浚上奏時間，而是朝廷接獲浚奏後予以處理（即“诏依已行事理”）的時間。當時川陝與朝廷間文書傳遞需時三至四個月。據此推算，便将此奏的上奏時間定于建炎四年冬。純粹作古籍整理，就恐怕不會從這個角度去認識與處理。研究與整理相結合，兩方面都會做得很紮實。在學界有的學者主要依據一部文集，很好地以小見大研究了文集作者這一曆史人物與時代，甚至都對文集的詩文做了系年，但卻沒有動手整理文集，我就覺得很可惜。
五、附錄見翔實。将近二百頁的附錄分為三個部分，彙集了有歇業浚的祭文、挽詞、行狀、史傳、著作序跋與後世評論，是一部翔實的張浚資料彙編，與輯校的張浚文字相輔相成。讀者通觀，可以獲得一個全息的時代與人物的影像。
三
綜上所述，《張浚集輯校》已經做得很好，難有間言。如果苛求的話，在文集以文體分類的構架之下，附益一份張浚詩文的系年表，似乎于讀者更有裨益。此外，或許是囿于文集不收專書的成規，沒有把張浚單行的《紫岩易傳》收錄進來。缺失了這部專著，本書便難以成為張浚全集。再者，從佛藏禅錄中輯出的一些張浚文字，收錄無妨，但對其真僞，似當明确示以存疑。另外，《輯校書目》并未将今人整理的相關文獻全部條列，或許對此僅僅是加以參考，重點放在了原始文獻的檢核，但相信在輯校過程中一定有所寓目。竊以為無論古今，皆應列出。
餘話
一個叱咤風雲的曆史人物，留下許多文字，卻無文集傳世，九百年後，方被輯錄文字，編成文集，陳希豐誠可謂是張浚功臣。這部《張浚集輯校》對于研究南宋前期的曆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輯校的補缺證誤讓史料變得更為準确可用，而細緻的系年又為深入研究提供了時空線索。除了學術價值，輯校完整地再造張浚文集，對于古籍整理範圍的拓寬，也是一個有益而成功的嘗試。“聽唱新翻楊柳枝”，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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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研究資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