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育的基本載體是家庭，家庭生育決策與生育行為是兩性共同選擇的結果。對于家庭而言，随着收入水準不斷提升，生育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這些成本既包括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也包括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如被迫放棄加薪和晉升、回歸職場困難等）。面對生育率持續低迷的挑戰，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制定出台家庭政策，直接或間接鼓勵家庭生育。
起初，一些發達國家在制定家庭政策時強調女性的養育責任，鼓勵女性承擔更多家庭責任。比如，從上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德國出台了一系列鼓勵女性回歸家庭的家庭政策。政府根據夫妻就業狀況對家庭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主要以現金補貼為主。資料顯示，2001年，德國将約等于國内生産總值9%的資金用于家庭政策領域，金額高達1800億歐元，相當于全國家庭撫養孩子總成本的46%。與德國一樣，比利時、奧地利、愛爾蘭、法國、盧森堡等歐洲高福利國家也采取了類似的家庭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旨在保障女性健康及改善家庭經濟條件。總的來看，這些政策以男性養家為主導，固化了主要由女性承擔生育和家庭照料責任的傳統認識。然而，在女性自我意識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家庭政策難以産生明顯效果。
随着女性就業與生育之間的沖突沖突不斷加劇，一些發達國家的家庭政策導向發生了轉變，逐漸探索實施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政策措施。由此，旨在支援父母雙方實作工作—家庭平衡的“雙薪型家庭政策”應運而生。這些國家實施的“雙薪型家庭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舉措：提供産假、陪産假、育兒假等假期；提供經濟補貼；發展托育服務；面向女性提供就業支援。從政策實施效果看，經濟補貼、托育服務與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的相關措施對生育率回升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例如，瑞典自上世紀60年代起就積極鼓勵女性參與就業。在“雙薪型家庭政策”的助力下，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75年的53.1%上升至2019年的71.0%。2019年，瑞典成為歐洲生育率排名第二位的國家，這與其鼓勵女性就業的家庭政策密不可分。
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由于如今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社會分工、讓女性回歸家庭的“再家庭化”家庭政策難以起到提升生育率的效果，而“去家庭化”的“雙薪型家庭政策”是提升生育率的必然選擇。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從大陸國情出發，制定完善“雙薪型家庭政策”，可以從三個方面發力。
首先，提升普惠托育服務供給水準，減輕家庭育兒負擔。雖然大陸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近年來快速上升，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目前，大陸托育服務供給仍難以滿足家庭實際需要，大多數家庭還是以祖輩照料或全職母親照料為主。當上一代人無法提供照料支援時，家庭中的女性通常會面臨“二選一”的抉擇：退出勞動力市場承擔家庭照料責任，或者努力獲得更多工作報酬購買社會化托育服務。就此來看，提供更多普惠托育服務是解決夫妻（特别是女性）工作與家庭沖突的關鍵。
其次，建構完善的經濟支援政策體系，切實減輕家庭養育負擔。生育機會成本與經濟成本疊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生育意願。是以，唯有切實減輕家庭養育負擔，才能有效提高女性的生育意願，并實作生育意願轉化為生育行為。在目前“三育”（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較高的背景下，育兒補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家庭養育負擔。然而，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看，單靠政府資金支援難以達到預期目的。從大陸國情出發，完善家庭經濟支援政策體系，不妨從完善生育保險制度、優化稅收減免政策、提供育兒補貼與購房補貼等方面入手，綜合施策，靶向發力。在此筆者想說的是，一些地區将家庭經濟支援政策的發放對象設定為二孩家庭或三孩家庭，無法起到提升家庭一孩生育意願的作用。由于一孩生育是二孩生育、三孩生育的基礎，是以家庭經濟支援政策應該将一孩家庭納入政策對象。
再次，完善家庭友好時間支援政策，幫助夫妻雙方平衡工作與家庭。三孩生育政策實施後，各省份均延長了産假。然而，産假延長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其固然有利于女性身心恢複并有足夠的精力照顧嬰兒，但也會使她們更難回到就業崗位。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促進男女平等的時間支援政策更能提升生育意願。是以，各省份未來在完善相關政策法規時，可借鑒發達國家既有經驗，優化男性陪産假、育兒假等生育休假制度，推動兩性共擔養育責任，進而支援女性就業或再就業。
來源：中國人口報
文：蘇州大學 王馨 孫淼
策劃：李冰
編輯：陳遠 秦明睿
校對：馬楊
稽核：管仲瑤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