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華夏，婚姻制度的演變呈現出一個由較為寬松到日趨嚴謹的趨勢。遠古之際，婚姻的構造尚未穩固，離婚對于夫婦雙方而言，乃是相對自由的抉擇。彼時，人們笃信“夫婦之情，以義為合，以無義為離”，意味着婚姻的存續，主要取決于彼此的情感與道義。
然而，随着曆史的推進，自周朝伊始，夫權主導的婚姻家庭制度逐漸确立。在西周至春秋戰國期間，盡管夫權家庭模式已初露端倪，但其根基尚未穩固。此時期，《周易》等古籍中不乏妻子離家之記載，折射出當時婚姻關系的脆弱。秦始皇巡遊時亦發現男子招贅、女子寄居以及寡婦改嫁等現象，遂頒布法令，旨在維護家庭之穩固。
進入唐宋時代，夫權意識愈發強烈，女性在法律地位上逐漸式微。在婚姻關系中，妻妾不可擅自離去，但若丈夫逃逸，妻子則可向官府申訴，以求解脫。此時，貴族間的離婚已逐漸形成一定之儀式。《禮記》中載有夫出妻與妻出夫的典禮，雙方皆以謙辭自責，以示歉意與尊重。
從唐人遺留的“放妻書”中，我們能更深入地探究當時的離婚制度。這些離婚證書大抵分為三部分：首段強調夫妻之緣的珍貴，指出結為夫婦乃前世所修之緣；中段叙述因性格不合、頻繁沖突等原因，夫婦無法繼續共度生活；末段則表達對彼此的祝願，願離婚後各自安好。有些離婚證書末尾還注明給予女方的贍養費用。這些證書的簽署需雙方父母、親屬共同見證，展現了當時社會對婚姻關系的重視與尊重。
盡管古代華夏是男權社會，女性需恪守“三從四德”等道德規範，但男子亦不可随意抛棄妻子。這是因為夫妻的離異不僅受家族觀念的影響，還受到法律和情理的制約。在《白居易集》中，便有一則妻子因孝順父親而遭丈夫要求離婚的案例。妻子不服，訴諸官府。白居易在判決時指出，雖妻子應順夫，但孝順父親乃天性使然，故應先予父親食物。此案例展現了當時社會對孝道與夫妻關系的看法。
在古代華夏，由于重視社會關系之穩定與名分觀念之影響，離異始終被視為不宜之舉。是以，盡管存在離婚制度，但離婚率始終保持在較低水準。《易·序卦下》有言：“夫婦之道，不可不恒久也。”這強調了婚姻關系的穩定與持久。《管子·小匡篇》亦載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條文，表明多次離婚的男子将受到社會之懲處。這些觀念與規定限制了離婚現象的發展，使得婚姻理想在締結、維持與離異等方面均得以展現。
古代華夏的婚姻制度經曆了一個由相對自由到逐漸嚴謹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離婚制度亦逐漸形成并發展。然而，由于社會觀念、法律與情理的制約以及經濟因素之影響，離婚率始終維持在較低水準。這展現了古代華夏對婚姻關系的重視與尊重以及對家庭穩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