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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的東亞政策來說，1950 年上半年是以重要，還因為在這一期間興起了令美國決策者談虎色變的麥卡錫主義浪潮。
1、《美亞雜志》事件
麥卡錫主義的最初根源，可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統治階層及其影響下的很大一部分美國公衆相信，戰後将出現一個按照美國意願塑造的世界。
然而，現實卻是蘇聯與美國對抗并控制東歐，許多國家的親美政府受到共産黨的有力沖擊，中國走向全面内戰。這種所謂“赢得戰争，喪失和平”的局面引起了強烈的幻滅感。
接着，杜魯門政府實行遏制政策。這種政策不是要一勞永逸地打倒蘇聯權勢，而是在長期共存的前提下，警覺和耐心地阻止蘇聯擴充勢力，直至蘇聯政權瓦解或軟化。這意味着美國将長久地承受美蘇對峙造成的物質和精神負擔，這是與它先前要麼在軍事與政治上孤身自處，要麼迅速解決外部威脅、然後回到“正常狀态”的民族經驗相反的。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一樣，遏制政策令許多美國人沮喪。在這些對世界政府缺乏了解的人看來，美國所處的極不順心的境況，很可能是某種陰謀活動的結果。
杜魯門政府為他們揭示了搜尋陰謀活動的方向，盡管這出其意料之外。
1945年初夏，行政當局制造了轟動一時的“《美亞雜志》事件”，進而給人一個印象：最危險的敵人在政府内部。“院外援華集團”乘機煽風點火，加上這年11月赫爾利辭職時，攻擊一批職業外交官親共，陰謀論開始逐漸流行起來。
接着，加拿大政府宣布逮捕一批為蘇聯竊取原子彈秘密情報的科學家和其他人員，并表示美國存在着類似的間諜網，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内對“共産黨颠覆和破壞活動”的驚恐。
為了防止共和黨人利用這種心理大做黨派政治文章，杜魯門搶先一步，于1946年11月設立審議政府雇員忠誠問題的總統委員會，4個月後，又下令對行政機構一切文職雇員進行忠誠調查，這就導緻國内反動迫害浪潮越演越烈，而行政當局本身勢必受到強烈的沖擊。
2、麥卡錫事件
1948年起，共和黨為黨派政治利益所驅使，在“國内安全”問題上與行政當局公開對立。在該黨打手“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策劃下，幾名前共産黨員指控某些前政府官員(地位最高的是阿爾傑·希某斯，曾任國務院特别政治科科長、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首席顧問等職)向共産黨提供政府機密。
共和黨窮追不放，借題發揮，使得民主黨政府異常難堪。
中國内戰結局引起的強烈震動，為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準備了最後一個基本條件。
威廉·曼徹斯特評述說：
國民黨垮台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點對知事識理的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但美國公衆卻迷惑不解……美國外交家在歐洲的一切成就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和北約——似乎一下子被亞洲的這場災難取消了。一個寬厚的、感激美國慷慨并以友好報答友好的中國，已經被一個看來決意吞噬一切的紅色巨魔取代。
“遭受嚴重挫折的民族要尋找替罪羊。1870、1914和1940年時，潰退中的法國人吼叫“我們當中有賣國賊！半世紀交替時的美國人并非不受這種沖動的影響……于是，亞洲大陸上的一個天翻地覆的事件，成了大蕭條以來最激動人心的美國國内政治問題。”
替罪羊就是美國政府中的所謂共産黨人及共産黨同路人，就是據稱在他們的支配或影響下制定的美國對華政策。在麥卡錫登台表演的前一年裡，國會“中國幫”和共和黨的一些頭面人物紛紛叫嚷國務院中的“親共分子”(甚至包括艾奇遜本人)，正在“幫助共産主義征服中國”，“陰謀出賣國民政府”，“替斯大林效勞”。
曼徹斯特所說的沖動已接近歇斯底裡的程度。
1950年2月9日，美國曆史上最有才能的煽動家、最有把握最迅速地深入美國人心中陰暗角落的政客約瑟夫·麥卡錫應運而起。
麥卡錫主義本質上，是對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陰險攻擊。
對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判斷錯誤，低估了意識形态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并因而低估了共産主義有生命力的影響，未能察覺社會上的不可調和的沖突，過分依賴折衷方法的功效，相應地無法看到必需使用武力，把不幹涉主義上升為過于自信的原則，及傾向于用美國的語言來理則吹噓麥卡錫的材料有許多是他提供的。
一個由麥卡錫、國會“中國幫”和“院外援華集團”組成的聯盟，簡直成了美國政治中最強大的勢力。
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行政當局，會采取将被麥卡錫及其合作者當作新的“親共”證據的做法，或長期堅持正在被指責為“親共”的政策。
艾奇遜到處講話, “申辯他不堕落，他反對共産主義，他未雇用叛徒。”
然而,他不會不知道，最有說服力的還是行動。可以說，自從麥卡錫登台表演後，行政當局在考慮和處理東亞事務時，總是用一隻眼睛盯着他和他的盟友。麥卡錫主義是一份警告杜魯門政府，在東亞不得再退卻的最後通牒，也是一帖促使它步入軍事幹涉之路的刺激劑。
3、不牢靠的“現實主義”
美國在亞洲大陸和台灣的大規模軍事幹涉要成為現實，僅有國内外環境的變化是不夠的，還需有全球戰略觀念的基本變化。
冷戰開始後的相當長時間内，杜魯門政府實行一種被稱為“現實主義遏制”的遏制戰略。
這種戰略的第一個出發點，是美國力量有限，必須集中使用。戰後初期美國國内要求恢複到“正常狀态”的情緒，十分普遍和強烈，行政當局相應削減了絕大部分軍隊，急劇壓縮政府開支。
這反過來又使它明确地意識到，可用于遏制的資源大為拮據。1948年7月，副國務卿洛維特在一次談話中表述了這一點。
他說：
“必須适可而止……我們缺乏足夠的财政和經濟資源，能同時資助歐洲複興，向所有提出請求的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提供武器和裝備，并且加強我們本身的軍事實力”。
是以，必須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各項利益作出差別，确定其輕重緩急次序，并考慮它們對美國資源的不同需求程度，和美國資源耗費收到實效的不同成功機會，根據這些來決定是否承擔義務和承擔多大的義務。
西歐、德國和日本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們是美蘇兩國以外世界上僅有的“工業和軍事力量中心”，北歐、地中海地區、中東和西太平洋島鍊，作為它們的原料供應地、交通要道和外圍戰略地帶，也非常重要。
美國必須盡全力阻止敵對勢力控制這些地區。至于亞洲大陸，盡管美國應當努力影響那裡的事态，但它不是至關緊要的，不應當為之承擔過份的義務。
“現實主義遏制”的第二個出發點，關系到蘇聯威脅的性質和美國反應的性質。
杜魯門政府認為，蘇聯的威脅主要是政治性和心理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經濟破壞導緻歐亞各國社會動蕩，親美政府的意志、信心和國内影響力日益衰減，這為蘇聯勢力的擴充提供了最重要和最有利的條件。
至于軍事方面，蘇聯在短期内既無發動戰争的意圖，亦無打赢戰争的能力。
是以，美國的主要遏制手段應當是使用得當的經濟援助，以此恢複被威脅地區的穩定和有關政府的信心，而不是擴軍備戰、軍事威懾和軍事幹預。
用國防部長福萊斯特1947年底的話說，這是“有計劃的冒險”，即用嚴格控制軍事開支來保證對外經援。
但是，杜魯門政府的“現實主義”是不牢靠的。
4、威脅與恐懼
1949 年的兩個事件：蘇聯首次原子彈試驗成功和中國革命勝利，大大地影響了它對世界的看法。
蘇聯不僅擁有最強大的陸上正常武力，而且已擁有核武器，進而使美國及其盟國面臨空前嚴重的軍事威脅；亞洲出現了一個追随蘇聯的巨大的共産黨國家，共産主義浪潮似将是以席卷東南亞；這兩個事件還使美國的威望和可信性受到了嚴重損害，進而可能導緻最終根本改變世界權勢格局的連鎖反應。
這樣，在杜魯門政府看來，整個“自由世界”處于空前危險之中，而這種危險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軍事上的。
恐懼戰勝了理智，從最壞處着想以保萬無一失取代了“有計劃地冒險”，來自戰略邊緣地區的沖擊，由于其心理影響而使得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的差別，看似變得模糊起來。
與此同時，在一些信奉凱恩斯主義的政府顧問的影響下，決策者們開始相信赤字财政能大大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反過來又能大大增加政府收入。
這種經濟學對于美國外交和軍事政策而言，所具有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能用于遏制的資源簡直可以無窮無盡，美國有能力在一切受到共産主義威脅的地方，用所需要的方式來遏制共産主義擴張。
1950年1月底，杜魯門下令研制氫彈，并重新審議整個國家安全政策。據此，經凱南之後新一代遏制政策設計師保羅·尼采主持起草，國務院和國防部于4月7日提出報告——《美國國家安全目标與綱領》(國家安委會68号檔案)，它标志着美國開始走上全球幹涉主義和黩武主義的道路。
國家安委會68号檔案驚恐地描述了世界局勢。它認為，幾個世紀以來國際多極均勢得以維持的局面已經改變。
一方面，國際權勢越來越集中在美蘇這兩個對立的大國手裡，另一方面，蘇聯“由一種同我們自己的信念相反的狂熱信仰激勵，企圖把自己的絕己對權威強加于世界其餘國家”。
蘇聯勢力已發展到十分可怕的地步，以緻"克裡姆林宮統治地區的任何進一步的重大擴充，都将造成這麼一種可能性：無法組合能以更大的實力與之對抗的聯盟。”
此種局面加上核戰争風險，使美國在處于力量發展巅峰的同時，陷于最深重的危險之中。
國家安委會68号檔案疾呼，美國必須作出“新的、命運攸關的決定"，決策的依據首先是國際沖突的意識形态性質和國際權勢的兩極化。它強調，目前世界政治的本質是“自由思想”和“奴役思想”、“自由制度”和“奴役制度”的對抗，這種對抗使得世界各地的鬥争，成為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并由于世界權勢的兩極化，使它們全都具有全局攸關的意義。
5、擴軍備戰的68号檔案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命運對世界政治具有的意義，不僅僅由其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經濟和軍事力量等物質因素決定，也由它造成的心理影響決定。同樣，美國在冷戰中的行動不僅關系到世界物質力量對比，也關系到世界心理力量對比。
在任何地方表現得軟弱都會損害美國的威望和可信性, “加劇整個自由世界的焦慮和失敗主義”，鼓勵蘇聯及其盟友進行“零敲碎打的侵略”，造成一系列“逐漸的後撤，直至我們在某一天發覺已經喪失了至關緊要的陣地”。
由于這一切原因，國家安委會 68 号檔案斷定：
“當今對自由制度的攻擊是世界性的，在目前權勢極化的環境中，自由制度在任何一處的失敗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敗。”
這是全球幹涉主義的經典性表述。它無異于确認，任何非共政府的生存對美國都是至關緊要的，在受到緻命威脅時都應得到美國的全力維護。
檔案論述了美國大規模擴充軍備的必要，為遏制政策的軍事化鳴鑼開道。
它認為，蘇聯的軍事實力已經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一實力雖然可能尚未被蘇聯認為足以發動美蘇戰争，但确實提供了可用于和平時期的巨大強制力，使蘇聯可得以“威脅其鄰國，支援侵略性的對外政策，毫不猶豫地在有利條件下通過代理人訴諸武力”。
檔案驚呼，同蘇聯相比，美國的軍事力量嚴重不足，這已經造成了蘇聯越發大膽、美國束手無策的局面。是以，必須大大擴充軍備，才能掌握冷戰的主動權，也才能阻止蘇聯發動和打赢熱戰。檔案強調，确立對蘇軍事優勢是保證遏制政策成功的根本條件，否則遏制政策不過是虛聲恫吓政策。
要大大擴充軍備，就需要否定美國可用資源有限的舊觀念。這正是國家安委會68号檔案所要做的。
它提醒說，同蘇聯相比，美國防務開支在國民生產毛額中所占的比例小得多，而整個經濟能力卻大得多。問題不在于生産力不足，而在于思想和政策保守，未能調集足夠的資源用于國家安全。
檔案确信:
“以高水準的經濟活動，美國很快能達到3000億美元的年國民生產毛額……這方面的進展将允許(它本身也可能得益于)美國和自由世界增強經濟軍事實力；而且，倘若取得經濟的有力擴充，就能實作必要的增強而不降低國民生活水準，因為可以依靠抽取國民生產毛額年增長的一部分來得到所需要的資源。”
換言之，美國完全可能在和平時期擁有非常龐大的軍事機器，并且有能力象新的遏制觀念所要求的那樣，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用所需的方式進行幹涉。
國家安委會 68 号檔案展示了美國全球戰略演變的一個新階段。
雖然杜魯門在北韓戰争爆發後，才向國會提出大幅度增加軍事撥款，但他對這場戰争所作的迅速反應表明，他在戰前就接受了國家安委會68号檔案的基本精神。
在他的主要幕僚中，隻有仍然熱衷于壓低軍費的約翰遜反對通過這個檔案，而艾奇遜則是其最堅決、最有力的支援者。
這個檔案所代表的戰略觀念轉變，對美國的東亞政策來說意義重大。它使先前在這個地區的一些邊緣利益成為至關緊要的，進而要求為之付出更高的代價，包括必要時大規模動用美國武裝部隊。
同時，它向決策者證明可能消除、或至少根本地縮小美國軍事力量，與美國利益需要之間的差距，使他們有可能較少顧慮地使用武力。可以說，對于了解美國此後在東亞的行動，國家安委會68号檔案是個必不可少的注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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