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世界讀書日”裡，某奶茶品牌與知名的“譯林出版社”合作，推出了一款“煙腔烏龍”的廣告文案，自謂以此“緻敬”偉大文豪魯迅，但其中，竟稱魯迅為“老煙槍”。
這一商業聯名廣告事件出來後，便引發了廣泛的争議，且魯迅先生的家屬也以侵害肖像權為由，公開發出了律師函，而涉事的兩家聯名方，也很快回應并釋出道歉聲明。
其一，僅從魯迅後人維權的路徑觀察——“訴肖像侵權”，确實有現成的法律依據作為支撐。
如《民法典》中，就有“死者人格利益保護”之條款——“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隐私、遺體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死者沒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經死亡的，其他近親屬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同時，《民法典》中還有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而魯迅先生被譽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如果适用于此條款予以保護，亦有足夠的理由和說服力。
其二，關于此事，如果隻是言及“侵犯魯迅先生的肖像權”，其實，這仍是此事件的一個“表面現象”。
這一商業化、戲谑化的輕佻态度，折射出一些國人或機構的骨子裡，對于中華文化名人的無所謂、不尊敬心态，其實這才是最可悲的一面！
對于如此不世出的偉大文化旗手之不敬，也顯然與一些長期浸淫于社會中的不良風氣與思維頗有關系。
魯迅之于中華民族的作用，就是他棄醫從文，要以筆為槍，拯救國民的靈魂與精神，用毛澤東同志在《論魯迅》中的話，就是魯迅的文字，像“匕首”與“投槍”，是其最有力的戰鬥武器。
在1937年的延安，毛主席于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演講——《論魯迅》：“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本就被國人視作“聖人、偉人”的毛澤東，将魯迅先生評價為現代中國的“聖人”——就問還有誰？能讓毛主席給出如此至高無上的評價？
當然，縱觀曆史，仍不難發現，毛澤東在《論魯迅》中對先生的高度評價，主要針對的是，魯迅對于舊時代、封建社會所“殺回馬槍”，是對魯迅當時所處的腐敗社會發起進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
另外，毛主席極為誇贊魯迅先生的另一大方面，就是他對外的批判與戰鬥精神：
毛澤東在1940年時，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也給予魯迅一個幾乎算是蓋棺論定的評價：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可以說，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對于魯迅的這一評價，都達到了史上的最高點。
但是，當魯迅面對的那個舊世界轟然倒塌，來到新中國、新社會和新時代後，像偉人的毛澤東，對于有關魯迅的話題，卻有見微知著的一些變化：
建國後，當一個個“政治運動”出現，“輿論一律”的局面慢慢形成，于是，像關于“魯迅如果現在還活着會怎樣”的傳聞，就多了起來，最後，此風言風語也傳到了毛澤東耳邊， 于是，就有了毛澤東在1957這一年時，三談“魯迅活着會怎樣”之說的出現。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澤東接見文藝界代表時說：
“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33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幾天後的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又言及于此：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是以他會寫。”
這兩次談話，都是見存于真實存在的史冊中，其内容也均可見于《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在這兩次面對文化界的談話中，雖然毛主席仍然稱贊魯迅“勇敢，還會寫，還敢講話”等，但是，像“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以及“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之語，其實，也表明了毛主席此一時、彼一時的實事求是之真實想法：那就是“如果當時魯迅還活着”，他或許并不會無所顧忌地言說了。
而第三次談及魯迅，則是由第三人的回憶與複述佐證，并未見諸于正規的官方權威表述中。
這一内容是由魯迅之子周海嬰所披露。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寫道：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羅稷南老先醬油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此事還得到了著名演員趙丹的夫人、作家——黃宗英的旁證。黃宗英所寫的《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中稱：
“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見我們。……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大的會場，……我又見主席興緻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雖有魯迅後人及名人的“證言”，但仍有不少人認為，這第三次的“論魯迅”或是杜撰的。其實，不妨分析一下當時的社會環境，大家就可以自有定論了：
毛主席與羅稷南關于魯迅之假設的對話，是在1957年7月7日；而在此前一個月的1957年6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訓示》，即此事發生在“反右”政治運動正式開始後的一個月。
而“反右”運動的目标，便是“整風”中那些發表了“右派反黨言論”的黨外知識分子。
前兩次是公開面對文化界人士，關于“魯迅活着會怎樣”的回答，顯然有警告“右派”們不要“亂說亂動”之意味，但在表達上，仍然較為隐晦、低調與克制，可是，在私下裡會見時，毛澤東如此直言不諱的第三次說出“涉魯”言論，也并非沒有可能和可信度。
人類的人性與社會現實使然，那就是批評他人，與對外界批評比較容易，但是批評本人和自我批評，卻向來都是人性弱點中的兩大“痛點”。
是以，當“如果魯迅現在活着”，就有可能是“進去”或“閉嘴”時，其實，我們也就可以想見，像後來王朔的狂批狂貶魯迅，再到當下的學校課文中，那些魯迅精典作品越來越少，更是發展到今天的商家與出版社，都能随意違法侵權于魯迅先生，且竟然戲谑為“大煙槍”——顯然，這也是有其發生、發展的邏輯脈絡：那就是，對于偉大批評家魯迅的“失敬”，也并非是一天兩天所形成，它自有其産生的環境不斷發酵、催化使然。
在我們的社會裡，在人們的更多理念與認知中，“歌功頌德”才是正能量，而批評，卻被很多人天然地歸類于“負能量”之中。
如果像作家莫言那樣，敢于極緻化地說出“我隻揭露，不會贊美”，那就成了很多人眼中十惡不赦的漢奸、壞人和民族敗類了。
事實上，我們的曆史上，我們的國度裡，真的從來不缺乏贊美的聲音，但批評——特别是深刻揭露假惡醜的批評，卻越來越成為了稀缺之物，這與人們對批評的認知與意義之誤解大有關系。
事實上，贊美與批評，本是輿論聲音的一體兩面——批評錯誤、醜惡，其實與贊美所達到的目的，并不相異和排斥，反而是為了同一個目标：那就是讓我們的社會、國家與民族更加走向美好！
“贊美，是一個人的另類贊美詩”——為何被視作“投槍與匕首”的魯迅精神，能得到最高度的贊美，其實就是主要源于先生的批評精神！如果沒有了“批評”這個有力武器，世上或許就根本不存在“魯迅”之人了！
對于魯迅和“魯迅精神”，也不能像對待曆史那樣，都視作小姑娘的花衣——于我有益時，就給其穿上戰士的迷彩；于我不利時，卻又棄之如敝屣、踩上一萬隻腳。
當我們慢慢地開始變得“好了傷疤忘了疼”——将一個民族進步曆史中，不可或缺的偉大“批評精神”和“偉大批評者”，或予以忘卻，或棄之于地，或拿來調侃戲谑，再沒有了莊重肅然的敬畏之心，于是便将剔腐去瘡的“投槍與匕首”，慢慢地折彎，消解于無形，這顯然是一個民族最為深深的悲哀之處！【原創評論：瑜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