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世界读书日”里，某奶茶品牌与知名的“译林出版社”合作，推出了一款“烟腔乌龙”的广告文案，自谓以此“致敬”伟大文豪鲁迅，但其中，竟称鲁迅为“老烟枪”。
这一商业联名广告事件出来后，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且鲁迅先生的家属也以侵害肖像权为由，公开发出了律师函，而涉事的两家联名方，也很快回应并发布道歉声明。
其一，仅从鲁迅后人维权的路径观察——“诉肖像侵权”，确实有现成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
如《民法典》中，就有“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之条款——“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民法典》中还有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鲁迅先生被誉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如果适用于此条款予以保护，亦有足够的理由和说服力。
其二，关于此事，如果只是言及“侵犯鲁迅先生的肖像权”，其实，这仍是此事件的一个“表面现象”。
这一商业化、戏谑化的轻佻态度，折射出一些国人或机构的骨子里，对于中华文化名人的无所谓、不尊敬心态，其实这才是最可悲的一面！
对于如此不世出的伟大文化旗手之不敬，也显然与一些长期浸淫于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与思维颇有关系。
鲁迅之于中华民族的作用，就是他弃医从文，要以笔为枪，拯救国民的灵魂与精神，用毛泽东同志在《论鲁迅》中的话，就是鲁迅的文字，像“匕首”与“投枪”，是其最有力的战斗武器。
在1937年的延安，毛主席于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论鲁迅》：“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本就被国人视作“圣人、伟人”的毛泽东，将鲁迅先生评价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就问还有谁？能让毛主席给出如此至高无上的评价？
当然，纵观历史，仍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论鲁迅》中对先生的高度评价，主要针对的是，鲁迅对于旧时代、封建社会所“杀回马枪”，是对鲁迅当时所处的腐败社会发起进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
另外，毛主席极为夸赞鲁迅先生的另一大方面，就是他对外的批判与战斗精神：
毛泽东在1940年时，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也给予鲁迅一个几乎算是盖棺论定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可以说，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对于鲁迅的这一评价，都达到了史上的最高点。
但是，当鲁迅面对的那个旧世界轰然倒塌，来到新中国、新社会和新时代后，像伟人的毛泽东，对于有关鲁迅的话题，却有见微知著的一些变化：
建国后，当一个个“政治运动”出现，“舆论一律”的局面慢慢形成，于是，像关于“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怎样”的传闻，就多了起来，最后，此风言风语也传到了毛泽东耳边，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在1957这一年时，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之说的出现。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几天后的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又言及于此：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这两次谈话，都是见存于真实存在的史册中，其内容也均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在这两次面对文化界的谈话中，虽然毛主席仍然称赞鲁迅“勇敢，还会写，还敢讲话”等，但是，像“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以及“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之语，其实，也表明了毛主席此一时、彼一时的实事求是之真实想法：那就是“如果当时鲁迅还活着”，他或许并不会无所顾忌地言说了。
而第三次谈及鲁迅，则是由第三人的回忆与复述佐证，并未见诸于正规的官方权威表述中。
这一内容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所披露。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此事还得到了著名演员赵丹的夫人、作家——黄宗英的旁证。黄宗英所写的《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称：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虽有鲁迅后人及名人的“证言”，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这第三次的“论鲁迅”或是杜撰的。其实，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大家就可以自有定论了：
毛主席与罗稷南关于鲁迅之假设的对话，是在1957年7月7日；而在此前一个月的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即此事发生在“反右”政治运动正式开始后的一个月。
而“反右”运动的目标，便是“整风”中那些发表了“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
前两次是公开面对文化界人士，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回答，显然有警告“右派”们不要“乱说乱动”之意味，但在表达上，仍然较为隐晦、低调与克制，可是，在私下里会见时，毛泽东如此直言不讳的第三次说出“涉鲁”言论，也并非没有可能和可信度。
人类的人性与社会现实使然，那就是批评他人，与对外界批评比较容易，但是批评本人和自我批评，却向来都是人性弱点中的两大“痛点”。
所以，当“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就有可能是“进去”或“闭嘴”时，其实，我们也就可以想见，像后来王朔的狂批狂贬鲁迅，再到当下的学校课文中，那些鲁迅精典作品越来越少，更是发展到今天的商家与出版社，都能随意违法侵权于鲁迅先生，且竟然戏谑为“大烟枪”——显然，这也是有其发生、发展的逻辑脉络：那就是，对于伟大批评家鲁迅的“失敬”，也并非是一天两天所形成，它自有其产生的环境不断发酵、催化使然。
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人们的更多理念与认知中，“歌功颂德”才是正能量，而批评，却被很多人天然地归类于“负能量”之中。
如果像作家莫言那样，敢于极致化地说出“我只揭露，不会赞美”，那就成了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汉奸、坏人和民族败类了。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上，我们的国度里，真的从来不缺乏赞美的声音，但批评——特别是深刻揭露假恶丑的批评，却越来越成为了稀缺之物，这与人们对批评的认知与意义之误解大有关系。
事实上，赞美与批评，本是舆论声音的一体两面——批评错误、丑恶，其实与赞美所达到的目的，并不相异和排斥，反而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的社会、国家与民族更加走向美好！
“赞美，是一个人的另类赞美诗”——为何被视作“投枪与匕首”的鲁迅精神，能得到最高度的赞美，其实就是主要源于先生的批评精神！如果没有了“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世上或许就根本不存在“鲁迅”之人了！
对于鲁迅和“鲁迅精神”，也不能像对待历史那样，都视作小姑娘的花衣——于我有益时，就给其穿上战士的迷彩；于我不利时，却又弃之如敝屣、踩上一万只脚。
当我们慢慢地开始变得“好了伤疤忘了疼”——将一个民族进步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伟大“批评精神”和“伟大批评者”，或予以忘却，或弃之于地，或拿来调侃戏谑，再没有了庄重肃然的敬畏之心，于是便将剔腐去疮的“投枪与匕首”，慢慢地折弯，消解于无形，这显然是一个民族最为深深的悲哀之处！【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