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堅持“消滅私有制”理論不動搖，民營經濟才能健康發展

隻有堅持“消滅私有制”理論不動搖，民營經濟才能健康發展

丁堡駿

(一)

據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2024年第4期學術簡報報道，活躍在我們理論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借着《中國民營經濟論》出版發行舉行研讨會，一緻認為共産黨人所主張的“消滅私有制”理論與民營經濟發展是根本沖突的。解決這一沖突的唯一出路，是中國共産黨人要主動放棄“消滅私有制”理論。

那位“資深”著名經濟學家将民營經濟發展緩慢、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都歸結為“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滞後”。為此，他又重彈他從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通往奴役道路》中抄襲來的唯心主義曆史觀。他的那個根本曆史觀的錯誤，我早就批判過了，這裡不再贅述。他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歸結出兩個可供選擇的前途：要麼是法治市場經濟(其實是所謂的法治資本主義)，要麼就是權貴資本主義。他明确表明自己贊成第一方案。他強調要在競争領域鏟除作為權貴資本主義基礎的制國有經濟。從這一政治立場出發，他又進一步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資産階級憲政和公民社會。

另一位頭頂經濟學家帽子的政府前官員，則提出要“把工業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托企業家才能、優化配置資源的民營企業區分開來”，“把企業家與資本家區分開來”，“把企業家才能的特殊貢獻和價值與剝削區分開來”。他在這裡，一方面通過将馬克思所揭示的以剩餘價值剝削者為本質規定的資本主義企業和資本家貶低為所謂“工業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業”和企業家，進而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另一方面又通過将中國現在大量存在的以剝削剩餘價值為主要特征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美化成“依托企業家才能、優化配置資源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進而也是要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在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之後，他提出要從政治的高度突破公有制和私有制經濟的界限，“明确企業家才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非常稀缺和寶貴的資源，以企業家才能為依托的各類企業，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組成部分，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帶領全國人民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們要問，中國共産黨上司的社會主義事業，如果單純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依靠以剝削剩餘價值為根本目的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能夠達到“讓全體勞動人民都能過上幸福生活的奮鬥目标”嗎?

那位熱衷于經濟理論創新的教授自然又有機會宣揚他的所謂廣義價值論了。他認為，人們“擔心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削弱和動搖，這種擔心、憂慮和質疑囿于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和剝削理論，他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理由是因為堅信公有制可以消除剝削，而反對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理由也恰恰是因為堅信私有制必然導緻剝削。”這位教授自信滿滿地認為，隻要強調非勞動生産要素也可以創造價值，就可以将私有制和剝削這對“孿生兄弟”切割開來，這就是他的廣義價值論。這樣我們就可以大力發展非公經濟，而不為傳統勞動價值論所困了。對于這位先生的所謂廣義價值論，早就有馬克思主義學者指出了它的思想源頭：所謂的廣義價值論不過是亞當·斯密《國富論》中就有的潛藏在勞動價值論之中的庸俗成分，後來由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鼻祖讓·薩伊将其分離出來，發展成為一個庸俗經濟學理論。是以，這種廣義價值論的發明專利權，既不在這位教授，也不在那位G姓教授，而在庸俗經濟學家薩伊。拾前人牙慧，這算什麼創新?

Y教授自然也少不了出來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代局限性和理論局限性。他聲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無産階級反對派”。在Y教授眼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及由此得出的消滅私有制的結論，以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即将崩潰的預言，不可避免地帶有激進的性質和特點，沒有也不可能在19世紀晚期予以實作，甚至在他們身後迄今170年過去了，也還沒有看到實作的可能。”很明顯，Y教授要求我們黨放棄“消滅私有制”的理論。那位沒有絲毫理論常識的企業家則提出，“私有私享是萬惡之源，如果私有公享呢?”這是幻想不消滅私有制也能實作全民共同富裕的小資産階級方案。

總而言之，這些為中國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而奔走呼喚的經濟學家認定：共産黨人的“消滅私有制”理論，與今天中國共産黨人通過政策引導和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是相沖突的，解決這個沖突的出路隻能是中國共産黨人放棄“消滅私有制”理論。

(二)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産黨宣言》公開申明，“共産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将資本主義積累的曆史趨勢歸結為“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自身就要被剝奪了。”[2]縱觀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的貧困》(1847年)、《共産黨宣言》(1848年)、《資本論》(1867年)、《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以及以後一系列著作，都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的思想。

從總體世界觀的闡述來看，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著作是将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生産方式看作是現時代人類社會的典型形式。是以，以這個典型為研究對象所揭示出來的社會發展規律——“消滅私有制”，就是現時代對整個人類社會都适用的普遍規律。馬克思的理論表述是，“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産決定其他一切生産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着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着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由此方法論出發，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從世界曆史的整體上來看，他們從分析英國及西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得出的結論——人類社會未來的“消滅私有制”建立科學共産主義社會——适用于全世界的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當然了，全世界範圍内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民族由于各自的具體情況的差異，在這一規律貫徹過程中也是有具體細節上的差異的。但是這種局部的差異，不管有多麼的巨大都不足以改變“消滅私有制”、建立共産主義公有制的總趨勢。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第一個層次。

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第二個層次，就是在“消滅私有制”的一般規律不動搖的基礎上，具體考察尚未走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東方落後國家的社會曆史變遷道路。在馬克思寫于1877年11月《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寫于1881年3月《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中，馬克思針對尚未解體的俄國農村共産主義公社和尚未走進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俄國社會，馬克思仍然堅持他通過《共産黨宣言》和《資本論》所揭示的“消滅私有制”理論。

馬克思反對俄國走瓦解農村共産主義公社而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馬克思說，第一，《資本論》中的原始積累理論僅僅限于解釋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起源;第二，用《資本論》中的原始積累論證俄國公社必然解體、必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4]馬克思認為，俄國存在着一條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共産主義社會的道路。馬克思的理論依據就是，人類走向共産主義是世界曆史潮流，在這個大的曆史潮流面前落後國家和民族要向着光明而行。馬克思說，“在俄國公社面前，資本主義正經曆着危機，這種危機隻能随着資本主義的消滅，随着現代社會回複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而告終，這種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國著作家(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華盛頓政府的支援)所說的，現代社會所趨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進階的形式下(inasuperiorform)的複活(arevival）”。[5]馬克思強調，此時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已經不是高歌猛進的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了，而是走在向共産主義過渡的分娩和陣痛時期。這裡要注意的是，俄國公社之是以可以不走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道路，隻是因為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為人類社會發展展示出了共産主義的道路。用馬克思普照之光的說法，“消滅私有制”這個西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趨勢給人類社會展示出來了未來的共産主義前景，這一條對于東方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直接建設社會主義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由此可見，西歐通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充分發展走向共産主義，與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不通過資本主義徑直走進共産主義，其根本依據都是《共産黨宣言》和《資本論》所揭示的“消滅私有制”的理論。

有人為了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而強調西方現代化創造不出人類新文明，這種思想是片面的。别的不說，就是我們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鍛造出來的。況且，馬克思論證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的也不是農民的小資産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必須是奠定在繼承資本主義的時代成就基礎上的。東方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學習和吸取西方資本主義生産高度發達的國家的文明成就。這種吸收和借鑒的任務異常艱巨。當然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别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成功經驗。

(三)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一方面，習近平同志在這裡從正面重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存在、發展和改革都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習近平同志又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它的反面，即其與形形色色的封建社會主義、資産階級的社會主義、小資産階級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含資本主義)相差別的方面闡述出來。

那麼，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我們通常都能夠從生産力、生産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及社會意識形态等方面來考慮這些特征。具體地說，生産力要達到或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生産關系要以公有制為主，黨的上司和國家權力包括軍隊、警察等掌握在勞工階級手裡，意識形态領域裡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等。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寫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産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适合的生産關系。這些生産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适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産關系或财産關系(這隻是生産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沖突。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産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随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6]馬克思在這裡闡明了一定的社會生産方式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沖突載體，又闡明了與一定社會生産方式相适應的生産關系的綜合是社會的經濟基礎。馬克思還闡明了社會變遷和社會變革過程，都是首先從生産力發展開始的、經過生産方式變革和相應的經濟基礎變化，最後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态是“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的。是以，考察一個社會的變革，最重要的是從“生産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确性指明的變革”。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講，要保持自己的社會主義性質，最根本的還是要在社會生産方式上保障公有制經濟關系占主體地位。如果經濟基礎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了，而是私有制的小生産的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占主體地位了，那麼，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态也就難以鞏固了。

值得肯定的是，我們是在中國共産黨的上司下，通過革命、建設、改革而形成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但是，我們也要高度注意多種經濟成分中的非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帶來的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利益階層在經濟基礎中的作用，以及他們的代表人物在政權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态領域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沖擊。事實上，我們上面所提到的這群表面上為民營經濟實則為國際資本、買辦鼓與呼的經濟學家就屬于這種。

(四)

現在我們要澄清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出現相對過剩究竟是公有制經濟造成的，還是私有制經濟無序發展造成的?我們認為，是過渡私有化和民營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産過剩的經濟危機在中國的局部顯現。是以，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面對這樣的危機局面不應該強調繼續搞私有化和民營化。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家經驗是，每當經濟出現危機表現出生産過剩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就要加強管控，用國有化的辦法來治理危機。相反，當經濟回暖複蘇時，政府又會放松管控而進行私有化和民營化以促進經濟複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部分經濟學家已經到了為達到推牆的目的而不顧任何國際和國内的曆史經驗的地步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然是社會主義，就必須要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定性。社會主義經濟差別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最本質的規定性就在于公有制。我們通過總結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跨越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是以不宜過早地消滅商品和貨币關系，不宜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不斷扶持民營經濟發展。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很快發展成了國民經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中國共産黨人堅持“消滅私有制”理論要不要動搖?民營經濟是不是可以代替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民營經濟的代表人物要不要進入國家政權和控制國家政權?這是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實踐證明，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和勞工階級的國家政權是中國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保護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保持自己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性質，就必須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中國共産黨的上司要以公有制基礎來支撐，否則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就會被架空。沒有中國共産黨的上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失敗，中國就會倒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到那個時候，中國大地就會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縱橫馳騁的天下，哪裡還有民營經濟生存、發展的空間?舊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一幕幕悲劇，難道不是觸目驚心的嗎?

(五)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絕不能動搖以“消滅私有制”為核心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必須要批判那位“資深”經濟學家關于革命“通往奴役道路”的攻擊，批判新自由主義和各種錯誤思潮，堅持黨的上司不動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特别是科學社會主義武裝全黨，加強黨的執政經濟基礎建設，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

馬克思說：“在每個曆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着。是以，給資産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産階級生産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範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隻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7]可見，馬克思将資本主義私有制看作是包括生産配置設定交換和消費的一系列的社會生産關系。與此相對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一種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系列的新型的社會關系。如果不加區分地混淆二者，必然會在貫徹過程中造成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後果。是以，我們主張國有企業改革要跳出那位“股份”經濟教授設定的股份制方案的泥潭，重新塑造社會主義新型生産關系。

最後，為了消除誤解，我并不主張簡單化處理“消滅私有制”與健康發展民營經濟的關系。我覺得在一定範圍内，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利用、信任和依賴的力量，條件是民營經濟必須要接受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在企業經營方向上要服從黨對國民經濟的總體規劃和布局，在經營目标上要服務于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14頁。

[2]《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中譯本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826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48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145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456—459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第412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