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2023年9月，新加坡經過選舉迎來第九任總統尚達曼。2024年5月，已擔任新加坡政府總理近二十年的李顯龍将正式辭職，并由副總理黃循财出任新總理，這意味着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正式掌管政壇。總統與總理相繼變更将帶來新加坡政壇二十年來的最大變化。
李顯龍執政二十年間，新加坡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社會治理和金融市場發展等都取得了醒目的成績。黃循财曆經人民行動黨成熟、系統且獨特的接班人遴選培養機制的考驗，最終在新冠疫情治理大考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上司人”。
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範圍内，黃循财上司的新一屆政府将沿着新加坡既定的治國方向前行，對内力求“建立更加公平、綠色、包容的社會”，對外延續新加坡曆代上司人的“平衡”姿态。但與此同時，新上司集體和新加坡也面臨着内外多重挑戰與考驗。
近年來，中新雙邊高層政治互動密切，經貿合作持續深化，多領域交流不斷深入。展望未來，雙方有望繼續強化雙邊政治關系，擴大經濟聯系，推動中新全方位高品質的前瞻性夥伴關系不斷向前發展。
2023年9月，新加坡經過選舉迎來第九任總統——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11月，新加坡總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PAP）秘書長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宣布，如果一切順利，他将在2024年11月21日行動黨70歲生日前交棒給副總理兼财政部長黃循财（Lawrence Wong），由後者率領該黨參加下屆大選。2024年4月14日，新加坡總理公署（PMO）對外公布，李顯龍将于5月15日辭職，并正式向總統建議由現任副總理黃循财出任新總理，而他本人将在卸任後出任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交棒黃循财，意味着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G4）正式掌管政壇，也帶來新加坡政壇二十年來最大的變化。作為東南亞第三大經濟體、亞太著名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兩位最高上司人的變更，不僅将影響國家發展方向，也吸引了世界的矚目。 一、新總統與新面貌 1.1 新加坡總統選舉制度 新加坡實行議會共和制。總統為國家元首，和議會共同行使立法權。其中，總統負責監管國家儲備金；有權否決政府财政預算和公共部門職位的任命，包括委任議會多數黨領袖為總理；可審查政府執行内部安全法令和宗教和諧法令的情況；有權調查A錢案件。但是，總統在行使針對儲備金或主要公務員任命等的酌處權時，必須先征求總統顧問理事會的意見。 新加坡總統原經議會産生，1992年頒布民選總統法案規定從1993年起總統由全民直接選舉産生，任期由4年改為6年。2016年，新加坡修改法律，規定總統原則上由各種族人士輪流擔任。但是，由于新加坡憲法對總統候選人資格要求較為嚴格，且由選舉委員會決定候選人是否符合資格，自1993年推行總統民選制度至2023年，新加坡隻有1993年和2011年兩次投票選舉總統，其餘三次（1999年、2005年、2017年）都由唯一合格候選人直接當選。2017年9月就任總統的哈莉瑪·雅各布（Halimah Yacob）是該國首位女性總統，也是繼首任總統尤索夫·依薩之後的第二位馬來族總統，任期6年，至2023年9月結束。 由于2023年新加坡第九任總統選舉的選舉資格對所有種族社群候選人開放，且經選舉委員會認定有三人符合候選人資格，分别為前國務資政尚達曼、前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首席投資官黃國松（Ng Kok Song），以及前新加坡職總英康總裁陳欽亮（Tan Kin Lian），新加坡由此自2011年以來、時隔12年再次投票選舉總統。 2023年9月1日，新加坡舉行總統選舉投票。2日淩晨，選舉局正式宣布，尚達曼以70.4%的得票率戰勝競争對手黃國松和陳欽亮，當選為第九任新加坡總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随後發表聲明，祝賀尚達曼當選。當年9月14日，尚達曼正式就任。
1.2 新任總統尚達曼 公開資料顯示，尚達曼于1957年2月出生于新加坡，現年66歲，為新加坡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其父親為著名醫學家，被譽為“新加坡病理學之父”。尚達曼在倫敦政經學院（LSE）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随後獲得劍橋大學經濟學哲學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尚達曼的職業生涯始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先後擔任該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和執行總監。 尚達曼首次亮相政壇是在2001年當選新加坡議會議員；2003至04年擔任教育部長；2006年被任命為第二财政部長，并繼續兼任教育部長直至2008年；2007年，被任命為财政部長，并連續擔任該職務多年，期間推動多項關于稅收、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的政策；2011年，被任命為副總理，至2012年之前同時兼任财政部長和人力部長；2015年内閣重組後卸任财政部長，轉任經濟與社會政策協調部長，并繼續擔任副總理；2019年内閣重組後卸任副總理，開始與張志賢同時擔任國務資政，并繼續擔任社會政策協調部長，為内閣提供政策建議。2023年7月，尚達曼辭去國務資政和議員等職務，并退出人民行動黨，按照新加坡憲法要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參加新加坡第九任總統選舉。 作為新加坡政壇老将，尚達曼曆任多個部長、副總理、國務資政等職務。此外，尚達曼也在多個國際組織擔任重要角色。2011-2014年，他被選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國際貨币與金融委員會（IMFC）主席，成為首位出任該角色的亞洲人。同時，尚達曼多次參與G20峰會、世界經濟論壇（WEF），并在多個G20和WEF的工作組和委員會中擔任上司角色。他也曾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中擔任代表，并擔任亞洲貨币合作與研究辦公室（AMRO）理事會成員，該機構負責監督東盟+3（中國、日本和南韓）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穩定性。此外，2022年以來，他還擔任全球水經濟學委員會和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咨詢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尚達曼在競選宣言中表示，當世界已進入一個緊張和分化的困難時期，經濟增長必須注重其包容性，應使所有人都能從中受益。是以，他認為應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提供更多機會，減少收入不平等，同時為老年人、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提供支援。同時，尚達曼主張應避免用政治化的眼光看待新加坡民選總統制度，應将重點放在總統的政治實績、價值傳達、對群眾的同理心，以及國際聲望。 在國際場合，尚達曼提倡全球合作和多邊主義，尤其在解決氣候變化、金融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等全球性問題領域。對中美關系，他對美國近年來對中國采取出口限制和投資限制等行動感到擔憂，認為美國“所謂‘去風險’是錯誤的道路”，美國的做法會對世界其他地方帶來深遠影響。他認為中國是非常具有競争力的全球制造業和物流基地，且仍然是全球供應鍊的核心，美國必須從長遠考慮與中國的關系。 1.3 總統新規定與新面貌 尚達曼當選兩個月後，2023年11月，新加坡國會通過由總理公署（PMO）提呈的《新加坡共和國憲法（第三修正）法案》，允許現任和未來總統以及内閣部長以個人名義接受國際機構任命，前提是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不能違反憲法中對總統/内閣部長設下的限制、接受任命前須經過内閣評估和同意，以及總統/内閣部長須接受内閣建議。同時，内閣也有權要求總統/内閣部長卸下國際職務。 此前，新加坡憲法不允許身為國家元首的總統私下接任公共職務，但并沒有法律禁止内閣部長同時擔任海外機構及國際組織的職務，涉及利益和商業性質的職務除外。而新憲法條文則規定，内閣如果認為總統或内閣部長接任有關職務符合新加坡國家利益，則可以擔任有關職務；内閣也可就總統或内閣部長在擔任這些職務期間的言論表态和職務行為做出建議，包括放棄有關職務。PMO認為，此項開創性變革将使新加坡領袖能夠更積極地參與國際舞台，為新加坡的國家聲譽和利益而努力，為國家未來開創新的可能性。 2023年11月24日，該項法案獲得尚達曼總統簽字同意。鑒于尚達曼曾在國際組織擔任多個要職，有助于新加坡建立和加強與其他國家群組織的關系，并可幫助新加坡參與和影響全球事務，進而提高該國國際地位，新加坡内閣已建議尚達曼以個人名義接受四個國際機構的職務，分别是國際經濟與貨币事務咨詢組織30人小組（G30）的董事會主席、世界經濟論壇（WEF）董事會成員、全球水經濟委員會（GCEW）聯合主席，以及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咨詢理事會聯合主席。尚達曼此前曾表示，希望能夠利用自己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一些改變。是以，尚達曼已接受相關職務。可以預見，未來在國際舞台上，尚達将比此前曆任新加坡總統都更為活躍。 二、最高行政權力交接：從李顯龍到黃循财 2.1 新加坡總理職責 根據新加坡憲法規定，總統委任議會多數黨領袖為總理，并根據總理推薦委任部長，組成内閣。内閣對國會負責，成員包括總理、副總理及各部部長。新加坡總理作為國家政府首腦，在國家政治體制中具有關鍵地位，負責國家的日常政府事務。新加坡首任總理為李光耀（Lee Kuan Yew），于1959年至1990年期間擔任總理職務，卸任後擔任内閣資政；第二任總理為吳作棟（Goh Chok Tong），于1990至2004年在任；2004年8月，李光耀長子李顯龍接棒繼任總理，2006年5月、2011年5月、2015年9月、2020年7月四度連任至今。
2.2 李顯龍政績 自2004年8月宣誓就任開始，至2024年4月卸任，李顯龍擔任新加坡總理近二十年。二十年間，新加坡的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社會治理和金融市場發展等都取得了醒目的成績，已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成為了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煉化中心。 宏觀經濟方面，從2004年到2024年，新加坡經曆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兩次系統性風險考驗，實際GDP增長了1.33倍，實際GDP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準， GDP占世界比重也由2004年的0.29%上升至2023年的0.42%。人均GNI則由4.38萬新加坡元上升至2023年的9.54萬新加坡元，翻了一番。 社會發展方面，新加坡人口持續增加，居民收入增長，失業率下降，貧富差距下降。從2004年到2023年，新加坡的總人口由35.6萬人增加至53.86萬人，人口預期壽命由79.6歲進一步增加至83.2歲。與此同時，人均月收入由3762新加坡元增加至6792新加坡元，失業率則由4.4%下降2個百分點至2.4%，基尼系數也由0.442下降至0.433。截至2022年，新加坡15歲以上居民識字率為97.5%，每萬人擁有24名醫生，每千人擁有私車110輛。 社會治理方面，新加坡成為全球最具競争力的經濟體之一。在IMD釋出的2023年世界競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位居第4位。根據2023年世界産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GII）排名，新加坡位居第5位。而在2023年全球人才競争力指數排名中，新加坡則高居第2位，僅次于瑞士，領先于美國。而在透明國際釋出的2023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新加坡位居第5位，為亞洲唯一進入全球前10位的國家。 金融市場方面，新加坡股市和房價上漲，本币升值，金融中心建設取得優異成績。海峽時報綜指由1800點上漲至3000點左右，新加坡元對美元升值26%，房地産價格上漲也超過六成。而在2024年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數（CFCI）排名中，新加坡位居第3位，僅次于紐約和倫敦。
2.3 總理繼任者交接計劃 2.3.1 新加坡下一代上司人培養機制 自第一任國家上司人李光耀延續至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接班人及其團隊的遴選、培養和交接等各個關鍵環節上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系統且獨特的工作機制，包括建構系統主動的遴選機制、生成強競争性的培養機制、推行公平有序的交接機制[1]。 首先，在精英治國理念的引導下，通過系統主動的遴選機制确定上司團隊。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的人才培養計劃，為将來遴選政治精英做好貯備工作，而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則積極地在社會精英中延攬有潛質的政治人才，主動将他們吸納到政治系統之中，形成“黨找人才”的特殊機制。 其次，通過充滿競争的培養機制，對被遴選進入上司團隊的候選人進行長周期多崗輪訓。一是，在長期的人才培養之後确認下一代上司團隊名單，并啟動政府和人民行動黨長期多崗位雙軌輪訓，并在團隊内部進行長期激烈的競争和淘汰。二是，由整個團隊而不是上司者個人決定下一代接班人。據悉，在最終确立“第四代團隊領袖”的過程中，李顯龍委托人民行動黨前主席、前内閣部長許文遠主持該項推選工作，後者分别詢問了17名内閣部長，以及國會議長和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對潛在候選人的看法，并要求其進行排序。結果顯示，19人中有15人首選黃循财作為屬意上司人。李顯龍本人并未參與投票過程，而是由新一代政治精英自行抉擇，這有利于促進共識、凝聚團隊。三是，最終被确立的繼任者要繼續在政府和執政黨内多個崗位進行進一步曆練，并鞏固團隊的多數支援，以確定新一屆上司團隊的執政根基。從吳作棟到李顯龍，再到黃循财，都曾在多個崗位上進行長時間雙軌輪訓：第二代上司人吳作棟先後在财政部、貿工部、衛生部和國防部等部門任職，也在黨内相繼擔任第一組織秘書、第二助理秘書長、第一助理秘書長等職務，時間長達13年；第三代上司人李顯龍同樣曾在貿工部、國防部、金融管理局、财政部等多個部門曆練，并出任人民行動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僅擔任副總理就超13年；第四代上司人黃循财已在包括貿工部、衛生部、國防部、教育部、國家發展部、文化社群及青年部、通訊及新聞部和财政部在内的8個政府部門任職，還同時擔任人民行動黨中央執委會委員和政策論壇顧問。四是，除在國内長期任職鍛煉外，繼任者還将率團出訪新加坡的主要外交夥伴，以幫助其進一步熟悉外交事務，同時幫助新加坡的外交夥伴更好地認識和了解該國下一屆上司團隊。 最後，通過公平有序的交接機制，實作代際之間的平穩更疊。一方面，選擇合适的權力交接時間點，多選擇在重大内外危機形勢基本穩定的背景下交棒，而非在政治變動或經濟低迷時“推卸責任”、把問題留給繼任總理。1990年李光耀帶領新加坡成功度過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的世界秩序大變革後，正式交棒給吳作棟；2004年，吳作棟帶領新加坡走出亞洲金融危機後，正式交棒給李顯龍；李顯龍原計劃在2020年交棒，但新冠疫情爆發，新加坡上司集體決定延遲交棒計劃，直到2023年疫情基本企穩後才重新開機計劃。另一方面，卸任者一般會以“資政”的身份為繼任者提供過渡性輔助，協助權力的順利交接和政策的穩定銜接。“資政”是新加坡内閣中的特殊存在，是國家進階别上司人退任後繼續參與政府決策、輔佐現任上司團隊的職位。李光耀和吳作棟在辭任後，分别以“内閣資政”和“國務資政”的身份繼續留在新一屆内閣之中，其中“内閣資政”主要負責指導年輕部長，而“國務資政”則主要負責協助國務。這種“扶上馬，再送一程”的做法，不僅給予新加坡群眾和外國投資者信心，也有助于政治體系的穩定運作。
2.3.2 第四代上司人遴選過程 2016年8月，李顯龍在履行公務時身體抱恙，人民行動黨随之啟動其繼任者遴選。2018年11月，曾任李光耀私人秘書的王瑞傑（現任人民行動黨主席、新加坡副總理）被任命為人民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并于2019年4月升任副總理兼财長，被确定為“第四代上司團隊領袖”。2020年，新冠疫情給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嚴峻挑戰，人民行動黨在7月的國會選舉中得票率下滑，王瑞傑感受到壓力，并于2021年4月宣布不再擔任“第四代上司團隊領袖”。人民行動黨開始重新遴選接班人。2022年4月，黃循财被人民行動黨正式推舉為“第四代上司團隊的新上司人”。 2023年8月，李顯龍發表年度國慶講話，重申重新開機因新冠疫情耽擱的“交棒”計劃。2023年11月，李顯龍在人民行動黨大會上宣布，如果一切順利，他将在明年行動黨70歲生日（2024年11月21日）前交棒給黃循财，由他率領該黨參加下屆大選（最遲在2025年11月23日舉行）。2024年4月15日，新加坡總理公署（PMO）對外公布，現任總理李顯龍将于5月15日辭職，并向總統建議由副總理兼财政部長黃循财出任新總理，他本人将在卸任總理後出任新加坡國務資政。 鑒于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長期執政地位和民意優勢，輿論預期該黨将繼續在下屆大選中獲勝，黃循财接替李顯龍成為新加坡第四任總理并掌舵新加坡已基本成為定局。這也意味着，新加坡将迎來首位國家獨立後出生的總理。 2.4 黃循财履曆與政治實績 公開資料顯示，黃循财于1972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中國海南。與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衆多高層人士不同，黃循财并無政治世家背景，而是在普通家庭裡長大，從小生活在新加坡普通人居住的組屋裡。雖未接受“精英教育”，但他仍以優異成績獲得公派獎學金并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經濟學并獲學士學位，并于1997年獲得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經濟學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後，黃循财開始擔任進階公務員，先後在貿工、财政、能源、衛生等部門工作，并在職讀取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2005至2008年，他擔任李顯龍的私人秘書，由于工作業績突出深獲信任，開始步入政壇高層。2011年，黃循财首次參加國會選舉，獲勝後擔任國防和教育部長；2012年擔任文化、社群和青年部代理部長，2014年晉升為部長；2015年擔任社會家庭發展部部長，并在新加坡建國50周年時主張把執政黨各種努力目标鎖定于2040年，以更多吸引年輕人；2016年兼任财政部第二部長，并在人民行動黨的李顯龍繼任者遴選中被作為重點考慮對象之一。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黃循财擔任抗疫工作組聯合負責人之一表現突出。該工作組在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後發表白皮書，反思抗疫過程中暴露出的政策不足，展現了黃循财坦率、務實的作風，得到大多數國民認可。2020年7月國會大選後，黃循财被任命為教育部長。2021年5月，黃循财接替王瑞傑擔任财政部長。 2022年4月，具有豐富從政經驗的黃循财被正式确立為李顯龍的接班人。同年6月，黃循财升任副總理。而且不同于另一位副總理王瑞傑，他被額外賦予了（在總理不能履職時）“代理總理”這一職務，還從王瑞傑手上接過新加坡總理公署戰略小組負責人的職責。此外，黃循财還同時擔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主席、新加坡經濟發展委員會國際咨詢委員會主席、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董事會副主席、GIC投資戰略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參與上司以經濟和金融立國的新加坡。 2022年11月，人民行動黨第37屆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互選結果出爐，黃循财出任新設的副秘書長黨職，進一步鞏固了李顯龍總理接班人地位。同時，兩名助理秘書長分别由原第二助理秘書長、教育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和原組織秘書、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Desmond LEE）擔任。這一人事布局也奠定了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的“三駕馬車”模式。
2.5 新總理施政方針與外交理念 2022年6月，黃循财升任副總理時，提出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的執政理念是“建立更加公平、綠色、包容的社會”。為此他發起“新加坡攜手前進”（Forward Singapore）運動，通過275場對話，邀請20餘萬新加坡人獻言獻策，旨在建構一個讓全民而非少數人獲益的新加坡。2023年10月，黃循财和第四代團隊釋出同名報告，以“共創共同未來”為主題，内容涉及教育、工作、家庭、年長者、弱勢群體、長期規劃、團結國人七大轉變，其主要目标便在于實作經濟發展，同時改善中低收入者民生狀況，關照社會弱勢群體，使全民生活更有保障，促進國家和社會團結。 黃循财在2023年11月的人民行動黨大會上表示，他和第四代上司層團隊已為“接班”做好準備。 在内政方面，黃循财認為行動黨接下來要從三個方面改進工作：第一，要擴大接觸範圍，成為所有新加坡人的行動黨；第二，要改善溝通方式，更清晰地向選民闡釋行動黨的政策和行動動因，增進了解；第三，要重新審視和強化黨的組織，為活躍黨員提供更多資源與支援，将其構想轉化為行動。黃循财提醒，對行動黨和新加坡來說，下一屆大選非常關鍵，因為新加坡正處于轉折點。目前，世界對立沖突不斷，大國更加注重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保護主義擡頭，自由貿易的價值被低估，全球供應鍊也被重新定義。而且，投資者和其他國家正在密切關注新加坡的政治走向。是以，新加坡人必須秉持共同價值觀和使命以應對挑戰。 在外交方面，黃循财認為，目前世界政治正從良性的全球化時代進入大國競争的新時期，人們将迎來更加分裂、擁有更多尾部風險和波動的更加不确定的世界。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正從過去十年的寬松貨币政策、極低利率，轉向利率走高、寬松貨币結束的正常環境，經濟增長疲軟将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針對中美關系，黃循财将繼續延續新加坡曆代上司人的“平衡”姿态。2022年4月黃循财的接班人身份被确認，5月他便率團對美國進行正式通路，得到美方高度重視。2023年李顯龍正式宣布交棒節點之前的10月份，黃循财已再次率團通路美國。與此同時，2023年5月和12月，黃循财兩次率團訪華，均得到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的接見。在接受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采訪時談到中美戰略競争，黃循财采取務實态度表示，對新加坡而言，将在具體事務中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作出決定，東南亞和新加坡将繼續保持開放包容的關系，不僅與美國交往，也與中國、歐盟和世界其他大國交往，尤其在世界日益變得不确定的動蕩時期，更應該擴大共同點，最大限度地增加實作穩定和共同繁榮的機會[2]。 2.6 新上司集體的内外挑戰 目前來看，黃循财即将接任新加坡下任總理，人民行動黨在國會的優勢地位仍十分突出，而且有李顯龍擔任國務資政，不少内閣部長也将留任，黃循财内閣預計不會有太大變動。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範圍内，黃循财上司的新一屆政府将沿着執政黨既定的治國方向前行。但是，“第四代上司團隊”仍面臨不少挑戰。 從國内形勢來看，挑戰主要來自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方面。 經濟方面，作為亞太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對外依存度極高，宏觀經濟發展深受全球經濟和金融環境的影響。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貿易萎縮，金融環境趨緊，而且保守主義和逆全球化潮流泛起，給借由國際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發展起來的新加坡帶來較大沖擊，該國經濟複蘇步伐緩慢。 社會方面，新加坡也面臨着人口老齡化、社會流動性趨緩和不平等加劇、群眾社會變革訴求高漲等問題。如何讓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紅利，減少在其它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兩極分化、社會對立加劇風險，抵擋極端聲音和力量的起勢，是新政府最主要的社會課題。 最重要的挑戰來自政治方面。一方面，人民行動黨面臨着如何進行自我革新，持續提高執政能力的考驗。雖然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擔任執政黨，但事實上該國實行的是多黨并存的政黨制度。目前，新加坡登記政黨共39個，除了人民行動黨，其他黨派包括勞工黨、人民聯合黨、民主聯合黨、人民陣線、民主進步黨、新加坡民主黨等。其中，勞工黨（The Worker’s Party）是現在新加坡最大的反對黨。該黨于1957年11月創立、1971年重建，曆史悠久，1981年起在大選中數次赢得議席，近年來影響有擴大趨勢。2020年7月，勞工黨在新加坡國會選舉中赢得了三個選區的勝利，最終以10個席次成為新加坡獨立以來首個在國會擁有雙位數議席的民選反對黨。勞工黨秘書長畢丹星（Pritam Khaira Singh）也成為首任官方反對黨領袖，在國會中發揮着帶領反對黨議員批評和監督現任政府的職責。此外，從人民行動黨出走的陳清木于2019年成立新加坡前進黨，雖然該黨首次推出的候選人并未在任一選區選舉中獲勝，但由于在西海岸集選區和瑪麗蒙單選區的高得票率，該黨助理秘書長以及副主席得以出任國會非選區議員，享有與民選議員相同的投票權利。種種資料表明，新加坡反對黨正以逐漸壯大的态勢對人民行動黨構成挑戰。2024年4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最高權力交接時間後，勞工黨雖然表示沒有在來屆大選中争取組織政府的打算，但也重申其中期目标是確定國會至少三分之一議席不在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手中。 而人民行動黨由于自1959年至今一直保持執政黨地位，精神懈怠、脫離群衆、消極腐敗等危險逐漸暴露。近年來，該黨多個高層級政治人物接連曝出醜聞，引起新加坡政壇和社會極大震動。在2020年7月國會選舉中，行動黨雖然獲得了剩餘的83個席次，但得票率較2015年下滑8.6個百分點，降至61.24%，部分重要選區甚至被勞工黨直接拿下。 可以說，如何充分利用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了解國情的優勢，通過自身的變革持續維持新加坡人民的信任和支援，在滿足群眾對政治競争和多元化、民主化期待的同時，應對反對派持續上升的民意沖擊，是黃循财及“第四代上司團隊”必須面臨的現實問題。 另一方面，新上司集體需要面對李光耀家族光環逐漸消退之後的執政挑戰。自1965年建國至今近60年時間，新加坡和人民行動黨一直處在李光耀家族的上司之下。雖然李顯龍表示将在卸任總理之後繼續以合适的方式服務該黨和新加坡人民，但随着他逐漸退居幕後并退出政壇，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如何真正樹立上司權威，人民行動黨如何在李光耀家族光環籠罩逐漸消退之後繼續長期保持執政地位，仍值得觀察。就黃循财個人而言，有分析認為，由于一向崇尚集體上司制的新加坡更加注重團隊意願，黃循财正是因為其忠實政策執行者、團隊及沉穩内斂作風而受到支援。但這也意味着，他可能在政策上缺乏創新，是以很難迅速扭轉執政黨多年形成的風格，也不太可能推動執政黨大刀闊斧的改革。此外，由于黃循财曾擔任李顯龍的私人秘書職務，李顯龍在卸任之後将繼續擔任國務資政，有不少分析認為李顯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黃循财的決策，黃循财需要機會證明其作為第四代上司團隊上司人的能力[3]。 從外部環境來看，新加坡需應對全球區域沖突不斷、地緣政治環境惡化帶來的挑戰。作為東南亞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東盟的主要上司者之一，新加坡要應對全球和區域性風險增加、大國競争向亞太地區蔓延、經濟全球化勢頭減弱、區域内政治局勢變動以及氣候變化等挑戰。這意味着，如何沿襲李顯龍時期“小國大外交”和“大國平衡”的戰略，在紛繁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帶領新加坡繼續穩健前行，是黃循财内閣面臨的重大難題。
三、中新關系概覽 3.1 政治互動 中國和新加坡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友好交往源遠流長。1990年10月3日，兩國建立外交關系。雖然新加坡為東南亞國家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但建交後兩國關系發展迅速，各領域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3.1.1 高層互動 建交以來，兩國高層交往頻繁，兩國上司人始終從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規劃和推動中新互利關系發展。1978年，鄧小平通路新加坡，拉開了新時期中新友好合作的序幕。 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對新加坡進行國事通路期間，兩國建立了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系。在這一關系定位指引下，雙邊關系發展良好，契合兩國獨特優勢和發展優先事項。兩國在廣泛領域建立起務實多元合作，共同把握新興領域新機遇。 2023年3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正式訪華，習近平主席同其會見，雙方正式把中新關系更新為“全方位高品質的前瞻性夥伴關系”，為新時期雙邊關系規劃未來發展、明确戰略方向[4]。 2023年5月，新加坡副總理兼财政部長黃循财訪華率團通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同其會見。李強表示，新加坡一直積極參與中國改革開放，同中國利益融合密切，中方願同新方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歡迎新方繼續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程序，推動中新合作更上一層樓；希望雙方發揮好中新副總理級雙邊合作機制和地方合作機制與平台，推進陸海新通道建設，提升區域互聯互通水準，助力産業鍊供應鍊穩定，圍繞金融服務、數字經濟、新能源、城市綠色轉型、社會治理等領域加強合作[5]。
2023年12月，黃循财第一次以新加坡第四代上司團隊領軍人物、總理接班人身份訪華，超過三分之一内閣成員随行訪華，其中包括來自教育、衛生、通訊、住房、國家發展、交通、環境等部門的7名部長級官員。黃循财此次訪華得到中方高度重視。國務院總理李強同其會見時表示，中方願同新方保持高層密切交往，深化發展戰略對接，以進一步更新自貿協定為契機，推動中新合作提質更新，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金融服務、海洋能利用等領域取得更多成果，推進陸海新通道建設，加強人文交流，在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合作中繼續走在前列；中方願同新加坡等地區國家加強團結協作，加快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為區域一體化持續注入新動力。黃循财表示，新方高度重視新中關系，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在經貿、投資、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領域深入推進務實合作。[6]
3.2 經貿發展 3.2.1 雙邊貿易 從中國角度來看，新加坡是我在東盟國家中第五大貿易夥伴。據中方統計，2023年，中新雙邊貿易額為1083.9億美元、同比下降2.6%。其中，中國出口額為769.6億美元，同比下降1.1%，占中國出口總額比重為3.0%；進口額為314.2億美元，同比下降6.0%，占中國進口總額比重為1.2%；中方對新貿易順差455.4億美元，同比下降3.5%。2024年1-3月，中新雙邊貿易額275.2億美元，同比下降2.5%。其中，中國出口額197.5億美元，同比下降7.2%；進口額77.8億美元，同比增長12.0%；中方對新貿易順差119.7億美元，同比下降25.9%。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從2008至2023年，中國與新加坡雙邊貿易額從524.3億美元上升至1083.9億美元，翻了一番，但近年來新加坡在大陸對東盟雙邊貿易中占比呈下降态勢。2008年，新加坡為中國在東盟第二大貿易夥伴，中新貿易額占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的比重為21.9%，到了2023年，新加坡為中國在東盟第五大貿易夥伴，中新貿易占中國對東盟雙邊總額比重已下降至12.5%。
從新加坡角度來看，中國已多年位居新加坡第一大貿易夥伴。自2013年起中國連續11年成為新加坡最大貿易夥伴國，對華貿易在新加坡外貿總額中的占比由11.9%上升至13.8%。據新加坡官方統計，2023年中國仍為新加坡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 3.2.2 雙邊協定 中國與新加坡于2008年10月簽署《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協定》，新加坡是首個同中國簽署自貿協定的亞洲國家。2018年，《中新自貿協定更新議定書》正式生效，除對原協定的原産地規則、海關程式與貿易便利化、貿易救濟、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等6個領域進行更新外，還新增了電子商務、競争政策和環境等3個領域。2020年，雙方啟動中新自貿協定更新後續談判。2023年4月，雙方實質性完成後續談判。 1985年，中新雙方簽署《關于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1986年簽署《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漏稅協定》；2017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于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2019年就成立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會、加強第三方合作實施架構、實施原産地電子資料交換系統、海關執法合作、成立聯合投資平台等簽署多份合作諒解備忘錄。 3.2.3 雙向投資 從中國對新加坡投資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最新資料，2022年，中國對新加坡投資流量位居東盟首位，達82.9億美元，同比下降1.3%，占中國對東盟投資流量的44.5%，主要投向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等。截至2022年末，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存量位居首位，達734.5億美元，占中國對東盟投資存量的47.5%，主要投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金融業等行業。2023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23.3%，主要投向的國家中新加坡列首位。據統計，目前在新加坡注冊登記的中資企業超過8500家，行業涵蓋貿易、金融、航運、基礎設施、物流、房地産等多個行業[7]。整體來看，中國投資占新加坡吸收外資比重相對較大的行業包括建築業、貿易業和房地産業。 中國對新加坡投資以并購為主，近年來主要投資項目包括：中銀集團收購新加坡飛機租賃公司；華能國際收購新加坡大士能源、開發登布蘇多聯産項目和海水淡化廠項目；中石油投資修建油庫、收購新加坡石油公司；中國建研院收購新加坡CPG集團；中國Nesta财團收購普洛斯；比亞迪電子并購捷普電路等等。 從新加坡對中國投資來看，新加坡一直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自2013年起，新加坡已連續11年是中國最大新增投資來源國。據中方統計，2022年4月，新加坡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中國累計最大外資來源國。中國商務部釋出的《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3》顯示，2022年，新加坡實際對華投資106.0億美元，截至2022年年末，新加坡累計在華實際投資1314.4億美元。而據新方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保持新加坡對外直接投資第一大目的國，2022年新加坡對華投資2158.2億美元，同比增長3.8%。 近年來，新加坡對華投資主要項目包括：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态城、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一個國家級合作項目廣州知識城，以及吉林食品區、川新科技園、南京生态島等地方合作項目。新加坡與山東、四川、浙江、遼甯、天津、江蘇、廣東等7省市分别建有經貿合作機制。2019年4月，新加坡同上海建立全面合作機制，10月同深圳建立智慧城市合作機制[8]。
3.2.4 雙邊金融合作 近年來，中新金融合作發展迅速。2010年開始，雙方五次簽署本币互換協定，規模從1500億人民币/300億新加坡元擴大至3000億元人民币/650億新加坡元。2012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準許新加坡金管局（MAS）在華設立代表處，同年7月兩國簽署中新自貿協定架構下有關銀行業事項換文，10月新方授予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新加坡分行特許全面牌照。2013年5月，新加坡金管局北京代表處正式揭牌，10月中國人民銀行确定新加坡市場人民币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為500億元人民币。2014年10月，兩國外彙市場正式推出人民币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2015年11月，中方将新加坡RQFII額度提高到1000億元人民币。2020年12月，新方授予中國建設銀行新加坡分行特許全面牌照，中國建行成為第三家獲得新加坡特許全面牌照的中資銀行，中國也成為在新擁有特許全面牌照銀行最多的國家。
3.2.5 工程承保和勞務合作 在新加坡中資承包工程企業約30家，在房建和地鐵建設領域具備相對優勢，技術水準、施工品質和安全管理獲新方充分認可。2013年以來，中資企業中标新地鐵項目标段位居各國之首，2017年新加坡最大的房地産開發商群組屋建築承包商均為中資企業。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22年中國企業在新加坡新簽合同額53.2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2.9億美元[9]。截至2021年底，中國對新加坡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8944人，年末在新加坡勞務人員44069人[10]。 近年來，中國在新加坡新簽大型承包工程項目主要包括中冶新加坡地鐵跨島線樟宜東車輛段設計及建設總承包項目、中國港灣新加坡地鐵裕廊區域線标段項目、中國電工新加坡沼氣爐項目合同、中國港灣新加坡大士綜合廢物處理項目、中國建築新加坡武吉巴督組屋項目、中國能建山西院新加坡騰格水庫浮體光伏項目，以及中國五礦新加坡環球影城項目，等等。 3.2.6 多領域交流 中國曾是新加坡最大的遊客來源地，2019年有362萬人次前往新加坡。但疫情後受旅行政策、航班等因素的影響，中國赴新旅遊人數大大下降。自2023年中國出境遊恢複以來，前往新加坡的中國遊客數量穩定增長，全年入境共計136萬人次，已恢複至2019年的37%，中國已成為新加坡第二大旅客來源國。2024年1月25日，中國和新加坡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于互免持普通護照人員簽證協定》。協定于2024年2月9日正生效後，雙方持普通護照人員可免簽入境對方國家停留不超過30日。2024年春節假期，中國大陸往返新加坡航班量超1000班次，旅客運輸量超10萬人次，與2019年春節相比日均航班量增長約10%，日均旅客量增長約34%。 3.3 雙邊關系展望 2023年，習近平主席同李顯龍總理共同宣布将中新關系提升為“全方位高品質的前瞻性夥伴關系”。展望未來，在兩國上司人的戰略引領下，兩國關系将以“全方位”“高品質”“前瞻性”定位為指引，堅持高水準戰略互信，推進多領域務實高品質互利合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注：[1] 王藝桦、郭劍峰：《政黨适應性視角下的精英治國與長期執政——基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經驗分析》，東南亞學人，[EB/OL]，2024/04/22[2024/04/23]，https://mp.weixin.qq.com/s/p6l3brmTEUWrRsrbqBFhKA.[2] 文化縱橫：《新加坡第四代接班人對中國和中美的最新預判，一語雙關》，觀察者網，[EB/OL]，2023/11/05[2024/04/23]，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1123578.[3] 民智國際研究院：《新加坡，能否成為中美關系的“斡旋者”？》，東南亞學人，[EB/OL]，2024/01/21[2024/04/23]，https://mp.weixin.qq.com/s/dlo6ctfqy5M6_wL1gr1HRw.[4] 中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加坡共和國關于建立全方位高品質的前瞻性夥伴關系的聯合聲明》，[EB/OL]，2023/04/01[2024/04/23]，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76/xgxw_677082/202304/t20230401_11053005.shtml.[5] 新華社：《李強會見新加坡副總理兼财政部長黃循财》，中國中央人民政府，[EB/OL]，2023/05/17[2024/04/23]，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74260.htm.[6] 新華社：《李強會見新加坡副總理兼财政部長黃循财》，中國中央人民政府，[EB/OL]，2023/12/06[2024/04/23]，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8790.htm.[7] 陳慶：《新加坡——中國企業海外投融資的橋頭堡》，《北大金融評論》第19期，[EB/OL]，2024/04/17[2024/04/29]，https://mp.weixin.qq.com/s/bMC_bDahCgXIjICUVnp3NQ.[8] 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别（地區）指南 新加坡（2022年版）》，[EB/OL]，2023/03[2024/04/28]，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xinjiapo.pdf.[9] 中國商務部：《2022年中國—新加坡經貿合作簡況》，[EB/OL]，2023/12/28[2024/04/29]，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sjtj/yzzggb/202312/20231203463468.shtml.[10] 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别（地區）指南 新加坡（2022年版）》，[EB/OL]，2023/03[2024/04/28]，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xinjiap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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