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11個思考

思考1：“三農”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壓艙石”

中國的國際環境，自奧巴馬時代美國就開始強調向制造業回調，無論哪個政黨上台，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都使這一舉措得以延續和愈加強硬，美國加強實體經濟與中國出口總量最大的實體産業也形成對抗競争關系。據此看，雙方競争性大于互補性，早就已是不争的事實，這是美國将中國排為頭号敵人的基本面。是以，整體來看，無論是否繼續韬光養晦示弱于人，中國外部經濟政治軍事等環境未來一段時間較之前将會更加不容樂觀！

面臨如此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國該怎麼辦？我們沒有以鄰為壑、危機外嫁，而是提出以“鄉土文化”為文明傳承載體，毅然選擇走鄉村振興之路。因為新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鄉土社會可以為中國經濟“軟着陸”提供有力載體。在工業化程序中，鄉村客觀上長期性地發揮着“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國家得以借助“三農”載體，内部化處置國際外部性風險，因而多次成功實作經濟“軟着陸”。

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大陸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統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基礎上正确把握規律。中央強調堅持“三農”工作重中之重地位，正是基于對發展現實的深刻洞察、對發展規律的準确把握。可以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标的實作過程中，“三農”的基礎地位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三農”的保障作用也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大。“三農”的意義和價值将超越具體問題，構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邏輯，支撐着中國這首巨型航母巨輪劈波斬浪的偉大征程。

思考2：生态價值轉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途徑

目前的經濟狀态，我們現在說出路何在？出路在現在的三大戰略：第一大戰略就是對外的“一帶一路”戰略，第二戰略是國内的亞區域整合——現在幾大經濟帶通過亞區域整合，重新評估要素價格形成資源資本化收益預期，刺激區域經濟增長。第三個戰略就是鄉村振興戰略。現在資本都要求下鄉，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農村還沒有完成資源經濟的貨币化。

資本大佬們，他們早已下鄉，最近這五六年的時間，各大地産公司幾乎都找過我們團隊，問的是他們要下鄉，怎麼下？跟農民怎麼打交道？大家手裡邊錢多了，想要下鄉跟農民鬥，建議他們多了解“三農”，外來者玩不過農民。總得來說，下鄉成了一個基本的趨勢。當我們講文旅結合的時候，鄉村中的美景、風光和民俗文化都成了新生産力要素；當我們要發展旅遊經濟的時候，稻田濕地的螢火蟲、山谷蝴蝶、青蛙、蜻蜓等等自然界的萬物，也都成了生态化發展的新生産力要素。

這樣看，應該就能了解為什麼習總書記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什麼“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這些都是新生産力要素，能創造一定價值。由于新生産力要素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就要求傳統的生産關系發生革命性變革。

思考3：生态文明戰略要依靠鄉村建設才能真正落地

黨的十九大之後, 海内外都在讨論關于生态文明與鄉村振興的一些新提法, 黨的二十大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既然生态化，那麼生态在哪？城市嗎？那裡都是鋼筋水泥；一定在鄉村，因為山水田林湖草沙都在鄉村。國家生态化轉型要求的最重要改變，就是從過去工業化時代的平面資源擴大改為空間資源的立體開發，這完全不同于原來産業資本為主的工業化時代。當然，也就不同于金融資本時代的虛拟擴張，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求的是空間資源的立體系統綜合開發。隻有鄉土社會才是一個自然資源循環往複的生命過程，它存在着自然資源的多樣性和人類社會多樣性之間的有機整合，是以鄉村振興才是中國生态文明發展的載體。

我們不單純強調産業化農業，是因為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單純搞一産化的農業不可能有正外部性收益。我們多次給企業提建議，如果将資本做杠杆投到沉沒成本最深厚的那塊地方，形成六産融合的多元化新業态，就有可能産生和擴張機會收益空間。大家過去隻搞平面資源為載體的農業，是以一方面山裡人窮；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豐富的、立體化的自然資源沒有被開發。現在中央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到空間資源立體開發中去，這就等于把過去投資人隻做農業開發的這點平面資源，改變成山水田林湖草等空間資源立體開發。

思考4：“廣土巨族”的原住民國家的農業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熱衷于學習西方的技術、制度、文化，甚至有人認為西方的等同是先進的。甚至一些學者終日鼓吹西方模式優越性，張口“資本化”，閉口“産業化”，想要全盤接收。對不起，至少學習之前，把我們與西方的差别搞清楚，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習總書記強調“沒有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我們也絕不能再照搬殖民地大農場模式搞農業。

哥倫布的航海帶了第一次歐洲與美洲的持續的接觸，并且開辟了後來延續幾個世紀的歐洲探險和掠奪殖民海外領地的所謂“大時代”。事實上，這是以國家為機關的“反人類犯罪”為實質的殖民主義的開始，書寫的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歐洲列強侵略、征服和奴役亞非美洲各國人民的曆史。相反，對于美洲原住民而言，意味着外來殖民者對他們的野蠻和殘酷掠殺掠奪的開始。這就是美國的真實曆史，和我們印象中包裝的美國差别較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陸型原住民國家，這個國情是中國一切發展的基礎，特别是在人與自然緊密結合才能有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業領域。如果說這一點仍然不夠明晰的話，那麼低于美國近七倍的人均耕地面積，毫無争議地解明了大農場經濟在中國行不通的症結所在。不能指望一個擁有約7億農村人口的國家，推行一個農民總數區區幾百萬的國家的經驗。

既是原住民大國、又兼具着人口規模大耕地少的尴尬，這樣的國情直接導緻中國農業發展與西方完全是兩條路，這便是中國的保證産量最大化和美國的利潤最大化之分。簡單來說，中國農業發展之本是在人民政府統一把控下為保證國民的口糧和足夠的戰略儲備所作的努力，也就是國家糧食安全是第一位的；而美國的大農場經濟，則是美國跨國資本及各地的大小農場主，為賺取資本利潤進行的全球市場經營。

從現階段來看，以小農戶為主的家庭經營依然是中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國農業發展必須長期面對的現實。是以，搞資本深化的現代農業能消滅中國農民嗎？不能，我們不是殖民者，更不能讓小農戶掉隊，要防止搞強制的土地流轉，防止将土地等生産資料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對廣大小農搞硬擠出，更要防止大量人口變成既沒有辦法轉移就業又無地可種的無業群體。農業經營方式必須是堅持宜大則大，宜小則小，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強迫指令。

思考5：新型城鎮化戰略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支撐

目前，大陸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4%，這是指常住人口，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隻有45%左右，是以一些學者針對農業人口轉移和經濟增長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提出把城市化作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主要支撐。還有的專家提出破題之方――農村土地私有化，完全放開城市戶口，讓農民變賣土地繳納社保後進城，變成徹底的城裡人。更有甚者認為鄉村衰敗是曆史的必然，明确打出“消滅農民”的口号。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程序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大陸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将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即便大陸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仍将有4億多人口。如果在現代化程序中把農村4億多人落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總書記既看到了一般城市化的發展規律，也做出了城鄉二進制結構長期存在的預判，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也還有4億多人。那麼，這麼多人還要在農村生産生活，不可能都去城市，怎麼能讓農村衰落而放任不管呢？

實際上，用激進城市化解決農村問題，得到的會是更多的問題。決策者千萬不能被少數利益集團左右，因為，激進推行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資本擴張，特别是房地産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資本擴張，意味着這些利益集團攫取更大規模的利益。

巴西貧民窟

網絡傳聞我們因“反對城市化”而廣受批判，甚至被扣“反現代化”帽子，實際上我們反對的是激進的大城市為主要載體，而不是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在地城鎮化戰略。我們主張對農民而言較低成本的“縣域城鎮化”，縣下有很多數千人口聚居的大村，在世界上都是“城鎮”；還有很多數萬人口聚居的鄉鎮，世界通行的名稱就應該叫“市”……

一味發展大城市或強調城市化率，長遠來看，是令人擔憂的現象。針對這些危害，西方國家早就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是以，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緻力推動。城鎮化程序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縣域經濟與新型城鎮化戰略是化解目前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抓手，也是一個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注意厘清概念，中央确定的戰略是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

思考6：新六産是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途徑

民以食為天，農業從來都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而時代走到工業化階段，農業趨于以現代工業化方式加以改造來追求大規模量産。于是，大多數國家都把農業納入“第一産業”，要求以現代化學（化肥農藥除草劑等）、實體學（機械）、生物學（轉基因）等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産業發展的動力。這當然提升了第一産業的發展效率，農民可以不斷追加“資本品”而用更少的勞動力種出更多的糧食或其他農産品，投資者收益自然會增多，可這在人多地少的中國并不意味着展現了經濟理性——大量研究表明：勞動生産率提高的同時土地産出率下降；何況資本品不斷追加造成農業成本上漲和市場競争力下降，一旦沒有政府補貼則成本暴露礙難維持。可見，單單發展第一産業的農業并不就是鄉村振興戰略要求的“産業興旺”。

曆史地看，鄉村本來就是“百業興旺”。誰規定農民就非得種地？

農村長期是廟會村集帶動着“五行八作”的興旺發達，例如泥瓦匠、木匠、裁縫，還有鐵匠、補鍋的手藝人，難道不是農民嗎？是以，農民其實不隻是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等第一産業生産者，從萬年中國農耕文明開始，農民從來就是“百業”生産者。現在有些專家照搬教科書的理論，非要農村經濟搞專業化，農民就隻是種地，勞工就隻從事工業，合适嗎？

中國要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要關注被稱為第一産業的農業發展問題，還更應關注如何利用鄉村的空間生态資源，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生态産業化和産業生态化”的比較優勢，才能讓廣大農民緻富。我們認為，不僅應該有意識地保護傳統農戶的兼業化多種經營，其本身就因“種養兼業”和“套種兼做”等農業文化遺産而有效地消除了環境污染；而且農村經濟曆史上就因多元化而使鄉土社會大量吸納能工巧匠成為勞動力蓄水池，有利于社會長期穩定。

思考7：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

建之于小農村社制内部的鄉村自治自清末民初以來在百年工業化、城市化程序中逐漸衰變；且無論何種主義，迄今為止的國家政權建設，對“三農”與“三治”（縣治/鄉治/村治）問題向無良策，遂使長期困擾中國公德心和政治文明程序。

放眼全球，凡屬“後發内生型”追求工業化的開發中國家，客觀地由于既不再具有向西方那種直接向海外轉嫁沖突的條件，就都得要從“三農”提取剩餘才能進入資本原始積累。于是，隻要是明眼人就會看到，越是上層建築方面照搬西方程度高的後發國家，就越是不得不在這種政府治理與傳統小農之間交易成本過高造成的負外部性制度陷阱中痛苦地難以自拔；無論其理念相對于其國情是否具有普世價值。

據此，中國農村“三治”問題才既是近代以來的百年難題，也與其他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社會關系高度緊張具有一定程度的本質不同。任何在鄉土中國建構制度的努力，都必須考慮上下層文化、即正規制度與鄉土文化之間，怎樣才能最大相容或最小沖突；也是以，在數千年的小農村社制的灌溉農業文明之中内生的“中央化”集中體制，概由低成本地維持鄉村自治才得以形成“穩态結構”基礎，這一改革之初被認為是負面的制度經驗，今天或許值得重新審視。

綜上，我們讨論的很可能是在鄉土中國語境中了解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最大難點：在高度分散、剩餘過少的小農經濟基礎短期内難以根本上有效改變的制約條件下，到底是“低成本”地重新建構農村上層建築，還是繼續維持運作成本和交易費用已經過高的現代上層建築？

無論認同何種主義，面對農村治理局面都不能再局限于理論問題的争論，而更要直面現實中的“世紀難題”——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部主體都遇到與分散農民之間交易費用過高所導緻的制度成本問題！

要建構三級鄉村治理體系。首先，對于村（社群），必須提高農村組織化程度重構社群内部治理格局。其次，對于縣治，必須樹立基層工作導向。最後，對于鄉治，關鍵在于實作規模收益和提升公共服務。同時把收益留在域内，保持内部的低成本治理。

思考8：城鄉融合關鍵在于要素自由流動

我們認為：城鄉融合戰略的現實意義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與“縣域經濟”中的“産業留在縣域”，以及“新型城鎮化”等政策密切結合，成為國家對鄉村振興戰略五大内容做出的基礎性調整。二是城鄉融合對此前提出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的修正更新，把過去以城市模式來覆寫鄉村的所謂“一體化”更新為城鄉兩個市場的要素自由流動。

改革開放後，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經曆過城市化發展（城鄉一體化）、城鎮化發展、城鄉統籌發展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後，大陸在城鄉融合的政策思想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新進展，針對依然存在城鄉要素流動不順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尚未根本消除的問題，做出有利于鄉村發展的、積極意義的政策調整。

為推動城鄉進一步融合，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中明确提出要“堅決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2021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政策體系，促進要素更多向鄉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黨的二十大報告一脈相承，指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

作為一個人口和地理規模巨大的開發中國家，實作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在于從體制機制上入手，改變農村要素單向流出格局，疏通城鄉要素流通堵點，讓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平等自由流動，鼓勵形成城鄉需求互補，要素雙向流動的穩态循環系統。

思考9：鄉村振興是對萬年中華農耕文明的複興

我們認識到，鄉村振興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基礎性戰略。而中華民族萬年傳承且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體，是中華農耕文明的赓續。

黨的十九大報告用一個章節的内容具體闡述“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習總書記為何重視“文化自信”？因為我們中華文明有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它能“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文化發展的母體，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而中華文明的文化源頭在哪裡？就是來源于中華傳統鄉土文化，産生于萬年中華農耕文明。

談到文化，本來我們是最不缺資源的，從來也是極度自信的，浩瀚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什麼時候我們中華民族開始不自信了呢？大抵還要從工業革命，所謂西方的現代化說起。那時起，我們的文化自信便逐漸沒落了。各種現代化詞彙和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本就都是西方締造的，在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下亦步亦趨一定是被人牽着走。以至于年輕人的稚嫩中便就出現“國外的月亮比國内的圓”，我們的文化自信便毫無自信可言了。更不用說那沒有經濟開發價值的農耕文明與鄉村文化，更成為不受待見、拿不上台面的“落後”文化。

中華民族作為原住民，是如何在東中亞這塊土地上成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延續曆史的政治國家繁衍了4000多年。但近代的屈辱史讓我們擡不起頭，目前終于可以到重建立立中國人的自信的時候。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長期存在的政治國家。以前說中國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存在，而不是一個政治意義的國家存在，也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存在。這些，就是在西方教科書上對中國沒有考古證明的信史，是以認為古代文明史是傳說。

把這些問題想明白以後，就知道為什麼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挑着的擔子還很重，應及時重構中國的話語體系。中國作為一個原住民的大國有幾千年存在下來的獨立于西方的發展史，這才有意義。

當對西方基本了解以後，我們極力主張建立“東亞知識共同體”！盡管這是很孤獨的鬥争，但這也必須做。隻有“東亞知識共同體”承上啟下，才能夠了解什麼叫做“東方”。

思考10：鄉村振興是鞏固脫貧成果邁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我們一向認為，世界上的弱勢人群最大的比較劣勢，是資本高度稀缺。而其根源則是自我積累低下。據此看，海外那些基金會選擇目标貧困戶去做救濟的反貧困方式實行的結果一般都“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甚至是“越救越貧”。

近年來，中國以新舉國體制全面打赢脫貧攻堅戰。期間最為關鍵的經驗，一是針對弱勢群體無力自主資本積累的基礎性問題，由國家資本了承擔“重資産”的投資責任；二是派生出實行“新舉國體制”的需求，遂帶動财政、金融和社會資本，以及一切優惠政策向三農傾斜，累計投入超過十餘萬億人民币。若按照九千萬貧困人口做平均數，大約人均十幾萬、戶均幾十萬；這類規模化投入大大改造了農村和偏遠地區的生産條件，以往缺乏資本積累能力的農民及其他鄉村弱勢群體，有了輕資産開發新生産力要素的條件，逐漸形成了自主積累能力。這是有利于向社會公平和平衡發展的轉進的制度安排。

但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中共中央、國務院強調在打赢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要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做好鄉村振興這篇大文章。

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關系到建構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系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局和實作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這種全局性的戰略當然還會伴随大規模投資，增厚國家留在鄉村的巨額資産。

由此可見，實作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一是在内在機制要把村集體經濟做為微觀載體，使這個巨大資産在财産關系上得以有效銜接。二是要以農業供給側改革帶動城鄉融合的社會化創新。三是通過數字鄉村建設，與城市各類消費者大資料對接，通過大資料整合真正将人民大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鄉村生态資源資産做精準化的比對。

綜上所述，我們要打造生态經濟和數字經濟兩架引擎。

思考11：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學會吃租

什麼是集體經濟？我們在諸如戰旗村這樣的名村學習到的結果是：集體經濟是收租經濟。這不是我們想出來的，而是向戰旗村書記高德敏實操經驗中得來的。

今天中央提倡搞集體經濟，很多人不知道集體經濟是幹什麼的，今天戰旗村的經驗告訴我們，集體經濟主要不是搞生産，而是學會創造租、提高租，然後吃租。

農村集體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村域資源的所有者，當然和以前地主在政治性質上不同，現在的集體需要去幹活嗎？就像地主會去幹活嗎？不需要。如果我們一定要讓村集體除了收租之外，還得去幹農活，那就無異于過去讓地主下田去幹活，讓佃農們進城打工，位置就颠倒了。當然不是說過去一定對，沒有對錯，我們隻是打個比方。

大家看現在還有一些集體經濟的典型，看廣東“珠三角”四小虎，順德、佛山、南海、中山這些發達的農業地區，村集體在幹嘛呢？全都在收廠租、收房租。在戰旗村在收什麼租呢，他在收“資源租”，在收“風景租”，在收“鋪租”，鄉村十八坊也好、小吃街也好、媽媽農莊也好，所有這些資源資産都是租出去給租戶，然後村集體吃的是“鋪租”，就是“商業租”。

想想這就變成什麼呢？過去的地主收的是“第一産業租”，華西村收的是“第二産業租”，廣東“四小虎”收的是“第二産業租”，戰旗村收的更進階，是“第三産業租”。是不是這麼回事？有時候大家說我們搞不了集體經濟，我們村什麼也沒有，那是因為沒有把村集體放在“吃租者”的地位上。

是以，搞集體經濟是做什麼，是吃租。農業社會吃的是地租、農業租，工業社會吃的是廠租，現在是生态社會，吃的是資源租、空間租，也是鋪租。戰旗村搞民宿、農家樂、休閑農業，其實是分享了“床闆”租。

我們在戰旗村很輕易就能看見雪山。那很重要的收租題材就是“雪山腳下的唐昌”、“雪山腳下的戰旗”，甚至可以說是“都江堰精華灌區的戰旗”。所有這些讨論說明什麼？我們今天的集體經濟想要有發展，就應該把集體收租的租源搞得多多的，把超過集體之外的，不能收租的資源搞得少少的，這集體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來源：學術三農

文稿不會寫，怎麼辦？

文稿寫不出來，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