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睜眼，
家裡都是吃飯的嘴，
哪一張我都得喂飽。
我想我娘，
現在連個灌我喝粥的人都沒了......”
1
我的老家農村在晉北，往上二百裡就是内蒙草原。穿過公路兩側的樟子松綠化帶和一塊塊“為京津冀擋風沙”的石碑，放眼望去，無數縱橫的溝壑将夾着粗沙的黃土梯田割得支離破碎。
本村的孩子讀完國中後要不出鎮讀書，要不就辍學去更遠的城市打工，過了十五歲還長時間留在村中的孩子，往往被認為沒出息。除了亞運哥在破舊的窯洞裡正式接過他父親的鋤頭，我們沒人願意繼續在村裡耕地過活。
亞運哥與我同族，但大我四歲。他坐着1990年的早班車出生，成為了第一批九零後。那年，全國起名叫亞運的人很多，他那大字不識幾個的父親也聽着村裡的廣播大喇叭跟了一把風。
土地是農民重要的收入來源。好農民對土地有一種天賦，能通過顔色、裂紋以及土裡生活的小動物判斷出土質好壞。而亞運哥熟悉各種抓鳥和螞蚱的方法，能在任何一塊地裡快速辨識出蝼蛄的窩，知道哪塊地的玉米最好吃。
村裡有一種古老的遊戲：猜草稈的長短。用手抓住長短不一的草稈，把上邊對齊，下邊遮住，看誰能抓到最長的那根。亞運哥十次有七次能猜中，這一直是他的不傳之秘。他從小喜歡地裡的各種事物，不喜歡讀書。從2005年辍學到2017年離開農村，他在地裡勞作了整整十二年。
我讀國小時，鄉村學校撤并政策還未實施，本村的孩子能在一起讀書。因兩家離得近，亞運哥和我很熟。他常常逃課來我教室門口，鬼鬼祟祟地揮手讓我出來，見我不動，便讪笑着獨自去玩。
放學後，他跟我抱怨：“課有什麼好上的，老師叽叽喳喳的，字我看着都煩，還不如去地裡挖蝼蛄。”
“我也煩老師，但教室外面很曬的。”我無奈回答。
“你就是懶，我看你割豬草那架勢真不像個農民，明天哥教教你！”
我連忙拒絕：“不學不學，能糊弄着給我爹交差就行......”
他搖着頭，似乎對我的态度很不滿意。我們倆往往剛走到回家路口，亞運哥的瘋娘就會跑出來接他，他對他娘有種本能的恐懼。他娘的瘋症很嚴重，腦袋不怎麼清楚。經常緊緊摟着亞運哥，拿着一個裝着不知名液體的塑膠瓶就往他嘴裡灌。邊灌邊喊：“寶全啊，快趁熱喝了粥！”
亞運家在我們村裡算是很窮，他有兩個哥哥，三兄弟長得很像。二哥和他同級，但學習比他好。而寶全是他的大哥，在亞運七歲的時候去水塘遊野泳淹死了。他娘抱着屍體哭暈過去好幾次。之後他娘腦子便一天比一天糊塗，間歇性失憶，亂摔東西，還把亞運認作寶全。
曾經淹死寶全的池塘，下雨後深度可埋兩個成年人
“我怕我娘，”亞運哥脫了鞋露出腳背上一道疤痕，“你看這裡，她割莊稼時亂揮鐮刀，紮我腳上了。”
瘋娘糊塗的時候摟着亞運灌粥，因為寶全死那天沒喝粥就跑去遊泳了。清醒的時候又罵亞運幹活不如寶全。橫豎都是受氣，亞運不敢回家，每日放學喂完豬羊，便在晉北茫茫的黃土地上孤魂般遊蕩，明月高挂的時候才溜回家裡睡覺。他的膽量隻集中在逃課和土地中，在生活裡，他遺傳了他父親全部的缺點：膽怯、猶豫。但他為人和善，任何與吵架、打鬥相關的事情，他總是躲得遠遠的。
本村有231戶，近一千三百口人。盡管在數量上，每戶擁有三十到五十畝不等的耕田，但這種貧瘠的旱地既不能跟東北沃土相比，也差南方水田幾個檔次。水土流失已經是黃土高原的硬傷，何況高低起伏，路徑狹窄，有些地方連三輪車都上不去，割下莊稼還得人力搬運到坡下裝車。一年幸苦勞作下來，收成着實可憐。
荒草掩映下的村莊全貌
到我們這代人，雖然從小就跟随父輩在地裡打下手，但幹活的勁頭遠沒有父輩高。鋤地和收割需要長時間彎腰，谷場裡碾糧食時都是灰塵。大家不喜歡這樣的生活，都等待着走出村莊那一天。
一到暑假，洋芋、莜麥、玉米等莊稼在土地中茁壯生長，人們在一塊塊地裡仔細地鋤地。亞運哥帶着我在山坡上放牛，漫山遍野的黃色和綠色填滿了我整個童年。
2
四年級暑假的某天傍晚，鋤地回來的父親換下一身是土的衣服。喂過豬後，他坐在院裡的石階上，三塊錢一包的劣質煙抽了一根又一根。
良久，他開口：“我讓你二姑托了熟人，開學去鎮上讀五年級吧！”
我把做螞蚱籠的高粱稈放下，疑惑地問：“村裡不好嗎？為什麼要去鎮上？”
“你的好幾個同學上學期就轉走了，鎮上畢竟老師好，爸不想你将來怨我不好好供你讀書。”
“可我不想離開村裡啊！”我抗議着。
世上每個未出過遠門的孩子都很戀家，父親沉着臉，到最後也沒管我的哭鬧。
我後來問父親，父親說他那天糾結的不是進城讀書要花更多的錢，而是我從此隻能半個月坐車回一次家，他和母親成了孤獨的留守者。有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也有子女外出讀書的留守父母。
我當了十一年獨生子，那之後兩年，父母覺得家裡冷清，我的弟弟妹妹在相繼出生了。而村裡的土地也是從我兩年後國小畢業時開始大面積荒廢的。
為了集中教育資源，鄉村學校撤并政策開始實施。國小五年制也改為了六年制，村裡學校并入三十裡外的鄉裡。從我畢業那屆後的本村兒童，再也沒有同村朋友一起讀書的記憶。
這之後所有與讀書有關的事跟亞運哥沒有了關系，因為這一年，他辍學了。
他和他二哥在鄉中學裡國中畢業沒幾天，病了八年的娘喊着奇怪的句子，瘋瘋癫癫一頭栽進了村口的老井，瘦弱的身子砸進寒涼的水中，随他大哥而去。
喪事過後，他那愁容滿面的老父親從院裡草垛上掐下一長一短兩根豌豆稈，讓他們兄弟倆盲選：長的繼續念書，短的辍學種地。骨肉兄弟需要賭運氣，兩根草稈成了命運的分岔口。
他父親的觀念是：“家裡有一個念書的娃就行了，祖宗的地還是要種下去的！”
這樸實的觀念雖然更多是因為貧窮，但也夾雜着一個老輩農民對土地的熱愛和感激。
亞運哥選中了短稈，從此開始做一個正式的農民。他當時跟我們一群朋友說起這件事時，語氣裡滿是炫耀：“兩根太好選了，我一眼就能看出哪根短！我不喜歡讀書，還是地裡好，糧食換錢，踏實！”
過了幾年，好像全村的父母突然覺醒一般，對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并進行狂熱投資。教育要從幼稚園開始，但村裡已經沒了學校。于是，大批父母開始把目光對準鎮上或者市裡，鄉裡的學生也是以逐漸變少了。許多孩子急匆匆被送到了遠方，并且要迅速和來自陌生地區的同學建立友誼。
但是剛住校的孩子不适應環境，又失去了父母管束，往往會往歪路走。而孩子不在身邊，父母們總也感覺不踏實。
為了孩子不走邪路，也為了支付日漸增加的教育支出，他們逐漸放棄了耕作。随着國家基建力度的加大以及房地産行業的火熱，城市裡有了許多打工的機會。許多村民撇下土地開始進城：會開車的跑運輸，有手藝的做些精細活，最不濟的，去工地搬磚運水泥也比頂着烈日彎腰一天鋤幾畝地要輕松。
晉北的莊稼每年一熟，十月份以後，村民就進入了空閑期。土地畝産不高，本村村民年均收入每戶算下來在一萬到兩萬之間。打工怎麼算都比農村掙得多。更何況錢隻是現在，孩子的前途才是家庭的未來。
亞運的二哥讀了高中，但他父親除了種地再無一技之長，并沒有入城。而亞運哥逐漸扛起了家庭的重擔，鋤頭、鐮刀、騾車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三樣寶貝。
那幾年，我奔波在城鎮和農村之間求學。他趕着騾車看到我回來，遠遠就沖我喊：“來我家吃飯！剛摘的豌豆，我晚上拿冰糖煮！”
冰糖煮豌豆
淳樸的亞運哥那時僅僅十六七歲，稚氣未脫但手上都是硬繭。曾經愛笑的他越來越跟他父親一樣喜歡皺眉，經常看着母親的遺像發呆。
我那時已經懂了讀書的重要性，我勸他：“哥，你要不再回去讀書吧？”
“讀書有什麼好！我早就......”他說了一半，語氣突然減弱，“哎......讀書的日子是真舒服啊......”
“那你讓你爹多交點錢，繼續讀高中吧！畢業時能給你建檔的，讀個大專也行。”
聽到錢字，他歎氣：“我爹已經五十多了，種不動地了，二哥讀書很費錢，這家我得扛着......”
亞運哥最後還是沒有傳回學校，在農民的路上越走越遠。
3
在我高二那年，弟弟妹妹都到了讀書年齡。四十歲的農民父親終于狠下心，舉家搬到鎮上。他憑借自己這麼多年給别人蓋房學會的泥瓦活兒開始打工，供一家五口生活以及三個孩子讀書。
他保留着簡單的想法：土地是最後餓不死的保障。但城裡村裡兩頭跑，父親的心力逐年不支。他種的地逐年減少，從五十畝降到三十畝，最後隻種十畝地，能供我們全家吃就行。
我認識的叔叔們多數都進城了，空下的地能租出去就租出去，租不出去就荒着。而留在村裡的人也尋覓着各種緻富的門路，對農活也不那麼上心了，原來每年鋤兩次地後來隻鋤一次。土地，逐漸成了累贅。那四五年間，村裡又有許多地開始荒蕪，野草在上面瘋長。
村邊的荒地，右邊的玉米已經成熟
上了大學後，除了過年回去看爺爺奶奶，我很少回村裡，但每次回去總要回去和亞運哥坐會兒。
他早已相親結婚，有了兩個孩子，媳婦是外地來的窮姑娘。我問他：“哥，再過三四年孩子也該上學了，不考慮進城嗎？”
“進城進城！你們就知道進城！”他似乎有點憤慨：“都出外邊了，可這地總歸要有人種啊！沒人種地大家吃啥？”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岔話問道：“哥，今年糧價怎麼樣？”
說到此處，他歎氣：“谷子一塊三，粟米一塊，不好過啊！”
什麼都在瘋漲，但糧價十幾年隻漲了幾毛錢。盡管國家年年有各種優惠政策，比如免費種子免費化肥，特定作物畝補幾十元，但隻靠務農的收入根本撐不住孩子的教育支出和孩子結婚的彩禮支出。所有人都清楚，在我們那裡，種地是最不掙錢的。
村裡稍微上過點學、知道外面世界有多精彩的女孩子也絕不會再嫁給一個農民，能嫁進城裡落戶最好，最次也得嫁給一個小超市的老闆。老家結婚的彩禮行情已經漲到了很大的數目。
我們這一代人的農民父輩們，活得可能比在城市打拼的孩子更幸苦。為了孩子，父輩們咬緊牙關、想盡辦法掙錢存錢。平日裡也不敢給孩子添堵，有什麼苦都自己咽。
這些社會現實問題，亞運了解不了。我和他因為人生閱曆不同，很多話題已經聊不到一起，每次隻能靠叙舊延續交談。
亞運哥一直在土地裡堅守，他膽子不大，又沒有勇氣離開，不出意外，可能一輩子就在村裡了。
直到前年，村裡開始修兩項工程，他的命運開始悄悄改變。
先是一條高速路穿過了西邊的土地，接着一個投資六十億的電站項目選址在我們村東唯一一座産石頭的山上。因這兩個項目被征地的村民按照每畝18300元的标準補償，村裡将近五分之一的村戶在征地中不同程度的得利。一畝補償相當于種地一年，而亞運哥家的地有十八畝在那座山上。
三十多萬的補償款讓亞運哥樂開了花，他多年緊皺的眉頭逐漸舒展開來。他父親已經老了，二哥學業有成，剛在上海工作，明确表示隻要十萬，剩下的都留給他。
有人暴富，就有人眼紅。有人在背後眼紅亞運哥，亞運哥也在背後眼紅更有錢的人。大家一樣窮的時候其樂融融，一旦差别太明顯，流言和謾罵便開始擴散。
那年我大學暑假，爺爺身體不好，我回村照顧了一陣，和亞運哥喝了次大酒。
酒中，一向和善的他跟我抱怨：“你看看村長，仗着自己有權又認識人，都不知道掙了多少錢了！他那工程隊承包了電站好大一塊地基，你知道嗎？神氣什麼！我要有個工程隊，我也能！”
他抱怨别人得利比他多，也抱怨種地掙錢少。我隻好不斷安慰他，喝到最後，他沉浸在自言自語中，仿佛忽略了我的存在。
其實他也知道，他現在連很多字都不認識了，場面話也說不好。既沒有村長的人脈，更沒有村長的頭腦。
他家牆上挂着他娘的遺照，黑白照片在光陰裡逐漸變得模糊。
“阿姨走了有十年了吧？想她嗎？”
亞運停止了嘴裡的絮叨，醉眼蒙眬盯着瘋娘，哭了起來。
我有些不知所措：“哥，怎麼了？”
屋外傳來幾聲犬吠，他橫躺在炕上，對着窯洞頂說：“每天一睜眼，家裡都是吃飯的嘴，哪一張我都得喂飽。我想我娘，現在連個灌我喝粥的人都沒了......”
4
征地補償款還沒有發下來時，村民們發現一個問題。
那座高度不足百米的小山是方圓百裡唯一一座産石頭的山，開鑿出的石塊是代代農民壘窯洞的材料。工程一開，山體被逐漸推平做電站地基。巨大的石頭被粉碎拉出來，像是在割村民的肉。
村裡在外讀書的人咨詢律師，按現行法律，這座功能性的山屬于村集體所有，應該補償村集體的損失。本村有些文化的老者寫了一份聲明書給施工方，但施工方忙于瑣事，一直沒有回複。
村民們以為施工方拒不賠付，不滿的情緒在人群中愈演愈烈。終于，人們難得團結了一次，開始上山阻撓施工，試圖讓施工方重視這件事。那個暑假，我感覺村裡發生的一切都很魔幻，人性的兩面充分得到了展現。
我去看熱鬧，發現帶頭的人裡，竟然有亞運哥。
二十八年不敢做出頭鳥的他，情緒卻無比高漲。他挨家挨戶遊說村民們按手印，大聲和項目組的人員争吵。每天早上六點，亞運哥早早起來，在村口燃放幾隻二踢腳叫醒村民。村民們聞聲而動，自發地在山頭工地旁集合。
老人們坐在施工車通過的主路上一字排開隔斷道路，中年人站在兩側與項目組的人交涉。那半個月正是鋤地的最佳時間，可大量村民天天堵在山上，對自家土地不管不顧，一場大雨過後，野草和莊稼能長得一般高。
各種上司們都來村裡安撫過，但收效甚微。我也偶爾上去看進展。
我問亞運哥：“哥，你怎麼這麼積極？”
“我帶着人們要下錢來，我自己也能分一份啊！”亞運哥說。
我說：“不用急的，這賠償款肯定能下來。”
“你讀書多，知道的多，哥隻抓眼前機會。”
“放心吧，這麼大的山頭，賠款少說有上千萬，沒人敢黑的。”
“那可說不準，”亞運哥突然多了一分合情合理的狡黠，“反正按法律應該賠償，咱這是正經要錢，就當給他們提個醒。”
農民一輩子沒幾次富有的機會，遇到了就要抓住，不然又是黃土裡受苦。鬧騰半個月後，補償款按照每人一萬的标準發了下來，亞運哥家裡分到了六萬。
這次全村人都發了錢，沒人再互相眼紅。這個項目很大，前期需要很多幹活勞工和運料司機。裡面自然有一些發小财的機會，部分村民們開始進入工地幹活，耕地更加沒人仔細鋤了。那年普遍收成不好，但每戶都比之前富裕。
去年我大學畢業，亞運哥為了孩子讀書，舉家搬到了市裡。他花了二十幾萬買了一套七十平米的小房子，成了帶着農村戶口的市裡人。而他父親不願離開，還在村裡獨自種着幾畝聊以糊口的地，枯對黃土夕陽。亞運哥說他不想再種地，但以後有何打算，他也不知道。
今年8月底，我回了一趟村子，沒有看到亞運哥，聽人們說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村裡将近8000畝地，我爬了三個山頭，看了一百多塊地，将近六百畝，荒地數量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
兩塊并列的荒地，長滿雜草
我的父親永遠都是最後一個下定決心的，他的許多朋友這些年在城裡攢了些錢，開始做些小生意。父親今年一畝地都沒有種，靠這些攢下的人脈開始攬一些小活兒做。
父親這一輩裡還有人在堅持種地，但随着亞運哥的離開，村裡我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全部脫離了土地。晉北那些日漸荒蕪的黃土地在未來如何重獲生機，沒有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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