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睁眼，
家里都是吃饭的嘴，
哪一张我都得喂饱。
我想我娘，
现在连个灌我喝粥的人都没了......”
1
我的老家农村在晋北，往上二百里就是内蒙草原。穿过公路两侧的樟子松绿化带和一块块“为京津冀挡风沙”的石碑，放眼望去，无数纵横的沟壑将夹着粗沙的黄土梯田割得支离破碎。
本村的孩子读完初中后要不出镇读书，要不就辍学去更远的城市打工，过了十五岁还长时间留在村中的孩子，往往被认为没出息。除了亚运哥在破旧的窑洞里正式接过他父亲的锄头，我们没人愿意继续在村里耕地过活。
亚运哥与我同族，但大我四岁。他坐着1990年的早班车出生，成为了第一批九零后。那年，全国起名叫亚运的人很多，他那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也听着村里的广播大喇叭跟了一把风。
土地是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天赋，能通过颜色、裂纹以及土里生活的小动物判断出土质好坏。而亚运哥熟悉各种抓鸟和蚂蚱的方法，能在任何一块地里快速辨别出蝼蛄的窝，知道哪块地的玉米最好吃。
村里有一种古老的游戏：猜草秆的长短。用手抓住长短不一的草秆，把上边对齐，下边遮住，看谁能抓到最长的那根。亚运哥十次有七次能猜中，这一直是他的不传之秘。他从小喜欢地里的各种事物，不喜欢读书。从2005年辍学到2017年离开农村，他在地里劳作了整整十二年。
我读小学时，乡村学校撤并政策还未实施，本村的孩子能在一起读书。因两家离得近，亚运哥和我很熟。他常常逃课来我教室门口，鬼鬼祟祟地挥手让我出来，见我不动，便讪笑着独自去玩。
放学后，他跟我抱怨：“课有什么好上的，老师叽叽喳喳的，字我看着都烦，还不如去地里挖蝼蛄。”
“我也烦老师，但教室外面很晒的。”我无奈回答。
“你就是懒，我看你割猪草那架势真不像个农民，明天哥教教你！”
我连忙拒绝：“不学不学，能糊弄着给我爹交差就行......”
他摇着头，似乎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我们俩往往刚走到回家路口，亚运哥的疯娘就会跑出来接他，他对他娘有种本能的恐惧。他娘的疯症很严重，脑袋不怎么清楚。经常紧紧搂着亚运哥，拿着一个装着不知名液体的塑料瓶就往他嘴里灌。边灌边喊：“宝全啊，快趁热喝了粥！”
亚运家在我们村里算是很穷，他有两个哥哥，三兄弟长得很像。二哥和他同级，但学习比他好。而宝全是他的大哥，在亚运七岁的时候去水塘游野泳淹死了。他娘抱着尸体哭晕过去好几次。之后他娘脑子便一天比一天糊涂，间歇性失忆，乱摔东西，还把亚运认作宝全。
曾经淹死宝全的池塘，下雨后深度可埋两个成年人
“我怕我娘，”亚运哥脱了鞋露出脚背上一道疤痕，“你看这里，她割庄稼时乱挥镰刀，扎我脚上了。”
疯娘糊涂的时候搂着亚运灌粥，因为宝全死那天没喝粥就跑去游泳了。清醒的时候又骂亚运干活不如宝全。横竖都是受气，亚运不敢回家，每日放学喂完猪羊，便在晋北茫茫的黄土地上孤魂般游荡，明月高挂的时候才溜回家里睡觉。他的胆量只集中在逃课和土地中，在生活里，他遗传了他父亲全部的缺点：胆怯、犹豫。但他为人和善，任何与吵架、打斗相关的事情，他总是躲得远远的。
本村有231户，近一千三百口人。尽管在数量上，每户拥有三十到五十亩不等的耕田，但这种贫瘠的旱地既不能跟东北沃土相比，也差南方水田几个档次。水土流失已经是黄土高原的硬伤，何况高低起伏，路径狭窄，有些地方连三轮车都上不去，割下庄稼还得人力搬运到坡下装车。一年幸苦劳作下来，收成着实可怜。
荒草掩映下的村庄全貌
到我们这代人，虽然从小就跟随父辈在地里打下手，但干活的劲头远没有父辈高。锄地和收割需要长时间弯腰，谷场里碾粮食时都是灰尘。大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都等待着走出村庄那一天。
一到暑假，土豆、莜麦、玉米等庄稼在土地中茁壮生长，人们在一块块地里仔细地锄地。亚运哥带着我在山坡上放牛，漫山遍野的黄色和绿色填满了我整个童年。
2
四年级暑假的某天傍晚，锄地回来的父亲换下一身是土的衣服。喂过猪后，他坐在院里的石阶上，三块钱一包的劣质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良久，他开口：“我让你二姑托了熟人，开学去镇上读五年级吧！”
我把做蚂蚱笼的高粱秆放下，疑惑地问：“村里不好吗？为什么要去镇上？”
“你的好几个同学上学期就转走了，镇上毕竟老师好，爸不想你将来怨我不好好供你读书。”
“可我不想离开村里啊！”我抗议着。
世上每个未出过远门的孩子都很恋家，父亲沉着脸，到最后也没管我的哭闹。
我后来问父亲，父亲说他那天纠结的不是进城读书要花更多的钱，而是我从此只能半个月坐车回一次家，他和母亲成了孤独的留守者。有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也有子女外出读书的留守父母。
我当了十一年独生子，那之后两年，父母觉得家里冷清，我的弟弟妹妹在相继出生了。而村里的土地也是从我两年后小学毕业时开始大面积荒废的。
为了集中教育资源，乡村学校撤并政策开始实施。小学五年制也改为了六年制，村里学校并入三十里外的乡里。从我毕业那届后的本村儿童，再也没有同村朋友一起读书的记忆。
这之后所有与读书有关的事跟亚运哥没有了关系，因为这一年，他辍学了。
他和他二哥在乡中学里初中毕业没几天，病了八年的娘喊着奇怪的句子，疯疯癫癫一头栽进了村口的老井，瘦弱的身子砸进寒凉的水中，随他大哥而去。
丧事过后，他那愁容满面的老父亲从院里草垛上掐下一长一短两根豌豆秆，让他们兄弟俩盲选：长的继续念书，短的辍学种地。骨肉兄弟需要赌运气，两根草秆成了命运的分岔口。
他父亲的观念是：“家里有一个念书的娃就行了，祖宗的地还是要种下去的！”
这朴实的观念虽然更多是因为贫穷，但也夹杂着一个老辈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感激。
亚运哥选中了短秆，从此开始做一个正式的农民。他当时跟我们一群朋友说起这件事时，语气里满是炫耀：“两根太好选了，我一眼就能看出哪根短！我不喜欢读书，还是地里好，粮食换钱，踏实！”
过了几年，好像全村的父母突然觉醒一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并进行狂热投资。教育要从幼儿园开始，但村里已经没了学校。于是，大批父母开始把目光对准镇上或者市里，乡里的学生也因此逐渐变少了。许多孩子急匆匆被送到了远方，并且要迅速和来自陌生地区的同学建立友谊。
但是刚住校的孩子不适应环境，又失去了父母管束，往往会往歪路走。而孩子不在身边，父母们总也感觉不踏实。
为了孩子不走邪路，也为了支付日渐增加的教育支出，他们逐渐放弃了耕作。随着国家基建力度的加大以及房地产行业的火热，城市里有了许多打工的机会。许多村民撇下土地开始进城：会开车的跑运输，有手艺的做些精细活，最不济的，去工地搬砖运水泥也比顶着烈日弯腰一天锄几亩地要轻松。
晋北的庄稼每年一熟，十月份以后，村民就进入了空闲期。土地亩产不高，本村村民年均收入每户算下来在一万到两万之间。打工怎么算都比农村挣得多。更何况钱只是现在，孩子的前途才是家庭的未来。
亚运的二哥读了高中，但他父亲除了种地再无一技之长，并没有入城。而亚运哥逐渐扛起了家庭的重担，锄头、镰刀、骡车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三样宝贝。
那几年，我奔波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求学。他赶着骡车看到我回来，远远就冲我喊：“来我家吃饭！刚摘的豌豆，我晚上拿冰糖煮！”
冰糖煮豌豆
淳朴的亚运哥那时仅仅十六七岁，稚气未脱但手上都是硬茧。曾经爱笑的他越来越跟他父亲一样喜欢皱眉，经常看着母亲的遗像发呆。
我那时已经懂了读书的重要性，我劝他：“哥，你要不再回去读书吧？”
“读书有什么好！我早就......”他说了一半，语气突然减弱，“哎......读书的日子是真舒服啊......”
“那你让你爹多交点钱，继续读高中吧！毕业时能给你建档的，读个大专也行。”
听到钱字，他叹气：“我爹已经五十多了，种不动地了，二哥读书很费钱，这家我得扛着......”
亚运哥最后还是没有返回学校，在农民的路上越走越远。
3
在我高二那年，弟弟妹妹都到了读书年龄。四十岁的农民父亲终于狠下心，举家搬到镇上。他凭借自己这么多年给别人盖房学会的泥瓦活儿开始打工，供一家五口生活以及三个孩子读书。
他保留着简单的想法：土地是最后饿不死的保障。但城里村里两头跑，父亲的心力逐年不支。他种的地逐年减少，从五十亩降到三十亩，最后只种十亩地，能供我们全家吃就行。
我认识的叔叔们多数都进城了，空下的地能租出去就租出去，租不出去就荒着。而留在村里的人也寻觅着各种致富的门路，对农活也不那么上心了，原来每年锄两次地后来只锄一次。土地，逐渐成了累赘。那四五年间，村里又有许多地开始荒芜，野草在上面疯长。
村边的荒地，右边的玉米已经成熟
上了大学后，除了过年回去看爷爷奶奶，我很少回村里，但每次回去总要回去和亚运哥坐会儿。
他早已相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媳妇是外地来的穷姑娘。我问他：“哥，再过三四年孩子也该上学了，不考虑进城吗？”
“进城进城！你们就知道进城！”他似乎有点愤慨：“都出外边了，可这地总归要有人种啊！没人种地大家吃啥？”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岔话问道：“哥，今年粮价怎么样？”
说到此处，他叹气：“谷子一块三，粟米一块，不好过啊！”
什么都在疯涨，但粮价十几年只涨了几毛钱。尽管国家年年有各种优惠政策，比如免费种子免费化肥，特定作物亩补几十元，但只靠务农的收入根本撑不住孩子的教育支出和孩子结婚的彩礼支出。所有人都清楚，在我们那里，种地是最不挣钱的。
村里稍微上过点学、知道外面世界有多精彩的女孩子也绝不会再嫁给一个农民，能嫁进城里落户最好，最次也得嫁给一个小超市的老板。老家结婚的彩礼行情已经涨到了很大的数目。
我们这一代人的农民父辈们，活得可能比在城市打拼的孩子更幸苦。为了孩子，父辈们咬紧牙关、想尽办法挣钱存钱。平日里也不敢给孩子添堵，有什么苦都自己咽。
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亚运理解不了。我和他因为人生阅历不同，很多话题已经聊不到一起，每次只能靠叙旧延续交谈。
亚运哥一直在土地里坚守，他胆子不大，又没有勇气离开，不出意外，可能一辈子就在村里了。
直到前年，村里开始修两项工程，他的命运开始悄悄改变。
先是一条高速路穿过了西边的土地，接着一个投资六十亿的电站项目选址在我们村东唯一一座产石头的山上。因这两个项目被征地的村民按照每亩18300元的标准补偿，村里将近五分之一的村户在征地中不同程度的得利。一亩补偿相当于种地一年，而亚运哥家的地有十八亩在那座山上。
三十多万的补偿款让亚运哥乐开了花，他多年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他父亲已经老了，二哥学业有成，刚在上海工作，明确表示只要十万，剩下的都留给他。
有人暴富，就有人眼红。有人在背后眼红亚运哥，亚运哥也在背后眼红更有钱的人。大家一样穷的时候其乐融融，一旦差别太明显，流言和谩骂便开始扩散。
那年我大学暑假，爷爷身体不好，我回村照顾了一阵，和亚运哥喝了次大酒。
酒中，一向和善的他跟我抱怨：“你看看村长，仗着自己有权又认识人，都不知道挣了多少钱了！他那工程队承包了电站好大一块地基，你知道吗？神气什么！我要有个工程队，我也能！”
他抱怨别人得利比他多，也抱怨种地挣钱少。我只好不断安慰他，喝到最后，他沉浸在自言自语中，仿佛忽略了我的存在。
其实他也知道，他现在连很多字都不认识了，场面话也说不好。既没有村长的人脉，更没有村长的头脑。
他家墙上挂着他娘的遗照，黑白照片在光阴里逐渐变得模糊。
“阿姨走了有十年了吧？想她吗？”
亚运停止了嘴里的絮叨，醉眼蒙眬盯着疯娘，哭了起来。
我有些不知所措：“哥，怎么了？”
屋外传来几声犬吠，他横躺在炕上，对着窑洞顶说：“每天一睁眼，家里都是吃饭的嘴，哪一张我都得喂饱。我想我娘，现在连个灌我喝粥的人都没了......”
4
征地补偿款还没有发下来时，村民们发现一个问题。
那座高度不足百米的小山是方圆百里唯一一座产石头的山，开凿出的石块是代代农民垒窑洞的材料。工程一开，山体被逐渐推平做电站地基。巨大的石头被粉碎拉出来，像是在割村民的肉。
村里在外读书的人咨询律师，按现行法律，这座功能性的山属于村集体所有，应该补偿村集体的损失。本村有些文化的老者写了一份声明书给施工方，但施工方忙于琐事，一直没有回复。
村民们以为施工方拒不赔付，不满的情绪在人群中愈演愈烈。终于，人们难得团结了一次，开始上山阻挠施工，试图让施工方重视这件事。那个暑假，我感觉村里发生的一切都很魔幻，人性的两面充分得到了体现。
我去看热闹，发现带头的人里，竟然有亚运哥。
二十八年不敢做出头鸟的他，情绪却无比高涨。他挨家挨户游说村民们按手印，大声和项目组的人员争吵。每天早上六点，亚运哥早早起来，在村口燃放几只二踢脚叫醒村民。村民们闻声而动，自发地在山头工地旁集合。
老人们坐在施工车通过的主路上一字排开隔断道路，中年人站在两侧与项目组的人交涉。那半个月正是锄地的最佳时间，可大量村民天天堵在山上，对自家土地不管不顾，一场大雨过后，野草和庄稼能长得一般高。
各种领导们都来村里安抚过，但收效甚微。我也偶尔上去看进展。
我问亚运哥：“哥，你怎么这么积极？”
“我带着人们要下钱来，我自己也能分一份啊！”亚运哥说。
我说：“不用急的，这赔偿款肯定能下来。”
“你读书多，知道的多，哥只抓眼前机会。”
“放心吧，这么大的山头，赔款少说有上千万，没人敢黑的。”
“那可说不准，”亚运哥突然多了一分合情合理的狡黠，“反正按法律应该赔偿，咱这是正经要钱，就当给他们提个醒。”
农民一辈子没几次富有的机会，遇到了就要抓住，不然又是黄土里受苦。闹腾半个月后，补偿款按照每人一万的标准发了下来，亚运哥家里分到了六万。
这次全村人都发了钱，没人再相互眼红。这个项目很大，前期需要很多干活工人和运料司机。里面自然有一些发小财的机会，部分村民们开始进入工地干活，耕地更加没人仔细锄了。那年普遍收成不好，但每户都比之前富裕。
去年我大学毕业，亚运哥为了孩子读书，举家搬到了市里。他花了二十几万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小房子，成了带着农村户口的市里人。而他父亲不愿离开，还在村里独自种着几亩聊以糊口的地，枯对黄土夕阳。亚运哥说他不想再种地，但以后有何打算，他也不知道。
今年8月底，我回了一趟村子，没有看到亚运哥，听人们说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村里将近8000亩地，我爬了三个山头，看了一百多块地，将近六百亩，荒地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
两块并列的荒地，长满杂草
我的父亲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下定决心的，他的许多朋友这些年在城里攒了些钱，开始做些小生意。父亲今年一亩地都没有种，靠这些攒下的人脉开始揽一些小活儿做。
父亲这一辈里还有人在坚持种地，但随着亚运哥的离开，村里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全部脱离了土地。晋北那些日渐荒芜的黄土地在未来如何重获生机，没有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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