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時捺缽是遼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其中春捺缽在遼代中後期主要處理遼境東北地區的邊務問題，這在女真部落逐漸強大的形勢下尤為重要。《遼史·營衛志》載，“春捺缽：曰鴨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鹘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泺東西二十裡，南北三十裡，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裡，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燕北錄》載，“春捺缽多于長春州東北三十裡就泺甸住坐。”在春捺缽所經行的諸多泊澤中，鴨子河泊被賦予了濃重的筆墨，但其地望卻一直懸而未決。由于鴨子河泊與長春州的方位已有明确記述，故而對于長春州州治的推定最為關鍵。學者在探讨這一問題時往往将城、泊互作參照，甚至有時将城址東北方向是否有符合史冊的湖泊作為判定長春州州治的标準。
01 鴨子河泊諸說評議
對于鴨子河泊的地望，主要有五種觀點。其一，肇源縣茂興泡說。李健才認為“塔虎城東北的茂興泡即長春州東北的鴨子河泺”，吳培玉、鄭秀山等均持此說，《中國曆史地圖集》也将塔虎城注為長春州，這一說法影響最為廣泛。其二，安廣縣黃花稍泊（五間房水庫）說。《奉天通志》認為“今之城四家子即遼長春州、金泰州故址……鴨子河泺當即今黃花稍泊子也”。孫秀仁、賈敬顔均認同此說。由于黃花稍泊在解放初期即近幹涸，不見圖志，是以宋德輝、彭善國等将鴨子河泊推為其北緊鄰的五間房水庫，按照後文的推導，黃花稍泊與五間房水庫皆處于同一古湖底，實為一地。
其三，大安市月亮泡說。曹廷傑認為“納喇薩喇池在他虎城東北數十裡”，與營衛志契合，是以塔虎城為長春州，月亮泡為鴨子河泊。景方昶認為：“今伯都讷西北，納拉薩拉必爾騰湖泊之西南有他虎城，即達魯古城。洮兒河下遊至将入嫩江處，先潴為湖，水道提綱，名為納蘭撒蘭池，尤言日月池也。”金毓黻亦持此說。傅樂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測，月亮泡即魚兒泊，魚兒泊即鴨子河泊。由于月亮泡與塔虎城方位相反，與城四家子古城裡數甚差，張柏忠認為這可能是《營衛志》所載春捺缽的名稱或至長春州的距離有誤，而“城四家子古城東北正處于洮兒河（長春河）下遊的沼澤水網地帶，是非常理想的春獵之地”。
其四，前郭縣查幹湖說。王國維認為“考鴨子河即今松花江，鴨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爾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裡即遼長春州，金長春縣之所在”。日本學者松井等也持此說。其五，肇源縣烏蘭諾爾泡說。楊中華認為肇源烏蘭諾爾泡為鴨子河泊，與之對應的長春州應位于大赉古城（半拉城），王景義也認同此說。
《營衛志》與《燕北錄》言之鑿鑿，認同此點是繼續探讨鴨子河泊位置的前提。首先，月亮泡附近并無較大城址，且與城四家子古城裡數不符，與塔虎城方向不合，此說排除；其次，查幹湖西南并無較大城址，此說排除；最後，烏蘭諾爾泡正南的大赉古城（半拉城），根據近年的考古調查資料顯示，城址等級甚低，遺物以金代為主，此說亦可排除。從客觀條件來看，城四家子古城與黃花稍泊、塔虎城與茂興泡這兩種組合都滿足長春州的規模與鴨子河泊的方位、裡至（圖一）。關于長春州州治在塔虎城還是城四家子古城的讨論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的熱點，反對城四家子古城為長春州者多認為黃花稍泊或五間房水庫的水域面積太小，與鴨子河泊“東西二十裡，南北三十裡”不符。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将結合遙感地貌與水文地理等方面對黃花稍泊、興泡這兩種說法進行綜合探讨。
02 基于SRTM-DEM 的鴨子河泊地理位置分析
雖然對于鴨子河泊地望觀點不一，但是學者們大多認同遼金時期的水文面貌與今世可能存在差異，包括水網的遊移以及水面的興縮。這種水文的變化必然限制與作用在客觀地貌條件下，通過遙感地貌影像的觀察應當可見端倪。我們采用美國“奮進”号航天飛機幹涉雷達地形測量任務所擷取的SRTM-DEM 資料（SRTM3），通過GlobalMapper軟體對茂興泡與五間房水庫、黃花稍泊地區繪制高程圖并進行渲染，得到兩處地區的遙感地貌影像如圖二、圖三所示，基于此我們将對茂興泡、黃花稍泊逐一探讨。
1. 茂興泡
茂興泡又名他什海，在肇源縣茂興鎮西北，系嫩江河床擺動殘留的河間窪地湖，長9.5 千米，最大寬4.7 千米。其成因系河曲窪地被風沙堆積阻塞而成。由圖二我們可以看到，茂興泡平面呈卵圓形，長軸為西北—東南方向，與嫩江在該段流向一緻，西南、東南部可見古河曲痕迹，湖水主要靠洪水年河水供給。從茂興湖盆的地貌來看，茂興泡東西向最長不能超過二十裡，南北向最寬不能超過十裡，無論水文條件如何變化也不可能形成“東西二十裡，南北三十裡”的水域，且長軸方向與鴨子河泊相反，是以茂興泡沒有符合形成鴨子河泊水域形狀的地貌特征，故鴨子河泊茂興泡說不成立。
2. 黃花稍泊、五間房水庫與六合-叉幹古湖盆
黃花稍泊又作黃花稍長泊、黃花碩、黃花燒，見于清末、民國時期的地志，僞滿時期幹涸。《奉天通志》載，“黃花稍長泊自安廣縣治西偏北九十裡喬家圍子村西北洮兒河右岸起，迤逦東南過嘎海吐村東，又北折經牛營子村南，又屈折而東而南，過黃花稍南，至縣治西偏北四十六裡六合堂村北止，長五十餘裡，寬處達四裡餘，狹處僅通細流。”宣統《安廣縣鄉土志》載，“城西北四十裡黃花燒有水泡三，其水亦由洮兒河支流涿潴者，東泡寬十二三裡，西泡寬十六七裡，中泡略小與老大、老二二泡東西遙遙相映......水泡十一區老大、老二暨黃花燒三泡最巨，餘不過寬一二裡，均為積水所歸，各泡皆産魚、黃花燒三泡尤繁。”
《清史稿》載，“洮爾河自府入．受黃花碩泊水，東北流，屈東南，入黑龍江大赉廳，其北岸為鎮東境。”民國《内蒙古地理》載，“黃花碩池，在舊公府之南，三池連接配接，由漚河可通南郭爾羅斯旗之察幹撓泊，乃洮兒河決口潴溜而成，周圍約二十裡。”此外，《安廣縣鄉土志》附《安廣縣與圖》及《洮南府全屬與圖》也對黃花稍泊予以描繪，可以看到，洮兒河支流東南向彙入黃花稍泊，三池東西相連，東、西泡較大，中泡較小。根據上述史料并結合地圖，可以将黃花稍泊推定在今大安市叉幹鎮轄區，其中西泡位于西學堂地屯北的叉幹泡，中泡位于白家圍子屯西的北大肚泡，東泡位于叉幹鎮東大泡。五間房水庫位于大安市舍力鎮六合鄉五間房屯的洮兒河下遊右側，南臨黃花稍泊，建于1976年，總集水面積37.15 平方千米，為平原地區人工湖泊。
從湖泊形狀與水域面積而言，黃花稍泊顯然與鴨子河泊不符。賈敬顔先生解釋為：“舊說以月亮泡當鴨子河泺，但鴨子河泺東西二十餘裡，南北三十裡，似乎與黃花稍泊也不一緻；然而焉知清末民國初年的黃花稍泊與遼代的鴨子河泺，可以因為洮兒河水的漲落而有寬狹分合的不同呢？”此外，五間房水庫為人工水體，與鴨子河泊更難相提并論。那麼黃花稍泊、五間房水庫區域是否具備形成鴨子河泊的成湖條件呢？通過觀察圖二，我們發現黃花稍泊、五間房水庫均處于同一古湖盆内，我們暫稱為六合-叉幹古湖盆。古湖盆呈耳狀，位于洮兒河南岸低矮的風蝕階地内，四周被崗地圍繞，湖盆内斷續可見約6 條盛行風侵蝕形成的“掃迹”，推測湖盆的成因為風力與水流共同作用而成。洮兒河由湖盆最西側“掃迹”流入位于古湖盆南部的黃花稍泊，水盛時經漚河南流入查幹湖。五間房水庫位于古湖盆北部，此處地勢較南部略高，非豐水期不會淹沒至此。
筆者認為，六合-叉幹古湖盆即遼代鴨子河泊所在，理由如下：①六合-叉幹古湖盆東西寬約10.9 千米，南北長約15 千米，與鴨子河泊“東西二十裡，南北三十裡”完全相符；②從城四家子古城東北至六合鄉慶友村附近古湖盆入水口約19.5 千米，與鴨子河泊“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裡”亦相符合；③六合鄉、叉幹鎮一代屬于松嫩沙地中的舍力沙地，為輕度沙質沙漠化集中區，沙地多呈壟狀分布，根據圖三結合衛星照片與實地踏查可以看到，古湖盆四周的崗地沙化嚴重，湖盆西部遍布連綿不絕的沙坨、沙崗，符合鴨子河泊“四面皆沙埚”的地貌特征；④清末安廣地區的物産中“果類唯野杏，枝本低小，高僅尺許”、“木類有榆柳，低小與野杏同，無高大成林者，土人謂之榆柳也”，說明該地的植被特征也符合鴨子河泊“多榆柳杏林”的自然景觀。綜上所述，六合-叉幹古湖盆應當為鴨子河泊，将鴨子河泊推定在黃花稍泊或五間房水庫附近的觀點是正确的。
03 遼慶東陵壁畫春圖解析
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的慶東陵是遼聖宗的永慶陵。在慶東陵中室的四壁上繪有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圖，象征四時捺缽之情景。其中“春圖”高350 厘米，寬240 厘米，畫面中央為一池春水，迤逦遠方，水中有野鴨、天鵝、鴛鴦自在嬉戲，岸邊有山杏、芍藥、蒲公英吐露芬芳，車前草與水生灌叢點綴其間，遠處天空中鶴群翺翔在祥雲之上，四周是平緩狹長的沙崗（圖四）。這幅壁畫被認為是春捺缽地的真實寫照，由于參照水面與池中鴨雁、水邊花草的比例關系，人們往往将畫中所描繪的水域當作小溪與池塘（圖五）。
實際上，慶東陵的四季山水圖為了凸顯主題，在透視關系與結構比例上并不拘泥現實，如遠山往往巨于近景、牡丹竟高于鹿數倍。是以，“春圖”中的水域可能大有玄妙。在聖宗前期，春捺缽地多在延芳澱、鴛鴦泊等地，自太平二年起，春捺缽專于長春州附近的鴨子河、混同江、長春河、魚兒泊等處，并成為常制，此後的興宗、道宗、天祚帝皆沿循此制。誠然《遼史》少見遼帝駐跸于鴨子河泊的記述，但就《營衛志》的描寫而言，鴨子河泊為春捺缽之常駐地則為事實。是以，慶東陵壁畫中“春圖”描繪的最有可能是鴨子河泊。
圖四 慶東陵壁畫春圖線描圖
圖五 壁畫春圖局部
根據上文我們已經将鴨子河泊推定在六合-叉幹古湖盆，那麼“春圖”是否就是這一地區風景的寫實呢？我們首先運用GlobalMapper軟體中的水準面功能對古湖盆進行水位模拟推演，得到古湖全盛時期的水域輪廓，當我們從西向東對這片水域俯瞰時，我們發現古湖東部地貌形狀及輪廓與“春圖”中水域的輪廓以及圖中沙崗的走向及輪廓驚人的接近，壁畫與古湖盆的地貌特征點可以逐一對應。由圖六可見，A 處為洮兒河幹流，B 處為洮兒河入古湖盆河道，C、E 為洮兒河南岸階地，D 處為西北—東南向的狹長沙崗，F 處可能包含黃花稍泊西泡、中泡，G 處為古湖中心出露的較高沙崗，H 處為今叉幹鎮，I 處為連接配接黃花稍東西泡的漚河，J 處為黃花稍東泡，湖水通過L 處的漚河南流至查幹湖（斡鄰泊），K 處為古湖盆東岸。
其中，“春圖”中J 處對獨立的橢圓形水體的強調與古湖盆東南部的湖灣即舊黃花稍泊東泡、今叉幹鎮東大泡完全一緻。但是，“春圖”水體與古湖盆西部即五間房水庫部分卻無法對應。我們發現，“春圖”通過線條強調了“窪地灘塗”（圖六春圖中白色部分）與“崗地沙坨”（圖六春圖中淺灰色部分）這兩種地貌，K 與G 處之間則為窪地并向西一直延續，我們認為這片窪地即為五間房水庫地區，理由如下：①鴨子河泊為季節性湖泊，湖水由洮兒河補給，而春季為枯水期，是以“春圖”中的水域必然較古湖盆全盛的水域面積小；②春圖描繪的是遼聖宗後期的鴨子河泊，而《營衛志》中鴨子河泊“東西二十裡，南北三十裡”的描寫應當在遼晚期，這期間可能發生了水文的變化。
在遼聖、興、道、天祚四帝中，道宗是在長春州區域進行春捺缽最多的皇帝，約占總次數的一半以上，而道宗時期又是遼代水患集中時期。相較聖宗時期水患主要發生在南京道，道宗時期則首次在長春州地區有了水患的記載，道宗壽昌三年《賈師訓墓志》載“扈駕春水，诏委規度春、泰兩州河堤”，塔子城出土的“大安七年”刻石上也見有“糺首西頭供奉官泰州河堤□”字樣，這說明在道宗大安、壽隆年間，洮兒河、綽爾河曾泛濫成災，而鴨子河泊“東西二十裡，南北三十裡”的盛況大抵出現于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結合遙感地形圖我們看出“春圖”的繪畫視角為由西向東，而古湖盆地勢西高東低，在西部入水口處的二級階地即“春圖”右下方的崗地為該區域的制高點，這種繪圖視角恰好與《營衛志》中“皇帝冠巾，衣時服，系玉束帶，於上風望之”的描述相對應。綜上，慶東陵壁畫的“春圖”所描繪的景觀應當為微縮的六合-叉幹古湖盆的真實寫照。
圖六 春圖與六合-叉幹古湖盆地形對比圖
04 河夾信子、阿斯冷昭建築址應為春捺缽行宮
宋王易《燕北錄》載：“春捺缽多于長春州東北三十裡就泺甸住坐。”此則文獻說明三點：其一，道宗初年在鴨子河泊附近已經有了固定的行在所；其二，該行在所位于長春州東北三十裡，與鴨子河泊存在一定的距離差；其三，“就泺甸住坐”中“泺甸”當為鴨子河泊旁的原野，“就”字說明該行在所在道宗初年尚為營帳建築。根據《道宗仁聖大孝文皇帝哀冊》載“壽昌七年歲次辛巳正月壬戍朔十三日甲戌，大行天佑皇帝崩于韶陽川行在所”，長春州置有韶陽軍，“韶陽”意即春光，與“長春”相對，興宗重熙九年曾“觀漁于混同江，飛放于韶陽軍”，故此“韶陽川行在所”當在長春州附近。
此外，《蕭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載：“促赴行在，于韶陽軍東北郊以駐泊之……于鹹雍五年仲春之月二十五日薨謝于行帳。”《蕭福延墓志》載：“鹹雍六年夏五月七日丙申，宣徽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公，薨于長春州之近郊……六年，銮輿北狩，诏公從于行在。凡遊獵宴會未曾□□……有加無寥，至于奄忽。”上述兩則墓志亦言明春捺缽行宮的方位所在，即韶陽軍（長春州）東北郊，與《燕北錄》、道宗哀冊互相印證。根據上文，我們已經将鴨子河泊推定在六合-叉幹古湖盆，則長春州當位于城四家子古城。根據此“行在所”位于長春州東北三十裡，我們認為位于洮南市二龍鄉的河夾信子遺址、阿斯冷昭遺址當與此有關。
河夾信子遺址位于洮南市二龍鄉仁義大隊西河夾信子屯，北緊鄰洮兒河，遺址被現代村落疊壓，難窺全貌。20 世紀80 年代，居民在建房取土時，相繼發現了五處建築遺迹。其中東西三處排列在一條北偏西15°的中軸線上，自南向北編号為一、二、三号，另外兩處（四号和五号）在其西南。一、二号建築相距73 米，二、三号建築相距68 米，四号建築位于三号建築西南55 米，五号建築位于四号建築西南88 米。一至三号建築址皆暴露出大量布紋瓦、筒瓦殘片。
其中一号建築址出土兩塊花崗岩石條，長1.2 米，寬0.4 米；二号建築址出土兩塊石柱礎，礎座呈方形，邊長80 厘米、厚18 厘米，在方形礎座上有高約7 厘米的八角形柱礎雕飾。三号建築址地面暴露出與二号建築址相同的礎石四塊。四塊柱礎呈井字形排列，南北間距6 米，東西間距6.5 米，其西側還有一覆蓮式青色花崗岩柱礎，長寬各為80 厘米，中間呈覆盆式凸起，周圍雕刻下垂蓮瓣，花瓣微斜，花尖上翹，每兩大花瓣中有一小蓮瓣，雕工精細、排列均勻；四号建築址發現有鋪磚火炕遺迹；五号建築址地表散布大量陶瓷片。遺物有筒瓦：泥質灰陶，内飾布紋，十分完整。長31.2 厘米，寬14 厘米，厚1.6 厘米；勾滴：泥質灰陶，飾卷雲紋、外塗黃色。殘長17 厘米，寬9 厘米，厚1.5 厘米。
阿斯冷昭遺址位于洮南市二龍鄉興義村西北400 米，西北距河夾信子遺址約1.4 千米，遺址處于東西向漫崗上，遺址面積東西長600 米，南北寬400 米。西端有三處相距分别為50 米和70 米的較大堆積，呈三角形分布。地表磚瓦，勾滴、礎石等物都有暴露，應是一組建築，似有圍牆殘迹。遺址東側為骨灰罐墓葬群，遺址北側曾出土瓷器窖藏，為3 件黑釉、茶葉末釉大甕，内裝銅方壺3 件，各種瓷器10 餘件，多為盤、碗、壺之類，皆施釉繪彩，據說色彩有白、黃、綠等色，可能是“遼三彩”器。
遺物有瓦當，皆為泥質灰陶，模制，獸面紋，張口吐舌，雙目圓瞪，蒜頭小鼻。面部周圍滿飾鬃毛，寬緣上有一圈乳釘狀連珠花飾，表面塗黃釉，背面平滑，直徑11.5 厘米，厚2 厘米；勾滴，泥質灰陶，外塗黃釉。紋飾有兩種，一為卷雲紋，線條流暢，另一種為壓印的複合圖案紋，其裡緣是方形凸凹的連續條帶，外緣飾斜向的水波紋，排列勻稱；柱礎：現存1 件為青石雕琢，長寬各88 厘米，厚37 厘米。中間有直徑66 厘米、高5 厘米凸起的柱礎面，其上四周平刻十六個蓮瓣，構圖精美，雕工細膩；石獅：原有2 件，僅存1 件，現藏于白城市博物館（圖七），為粗砂岩雕鑿，呈蹲踞狀，造型古樸雄渾，似為欄杆望柱之類的構件，殘高85 厘米。
圖七 阿斯冷昭遺址出土石獅
對于河夾信子遺址、阿斯冷昭遺址的性質，《洮安縣文物志》提到：有人認為阿斯冷昭遺址為泰州附近的大型寺廟，也有人認為是遼代泰州的“樂康縣”治所，除此之外尚未有學者探讨。“大安七年”刻石的出土證明泰來縣塔子城為遼代泰州城，是以該遺址與“樂康縣”當無關聯。筆者認為河夾信子、阿斯冷昭建築址應為遼代春捺缽行宮址，即“韶陽川行在所”。理由如下：①根據洮南市博物館第三次文物普查标本來看，兩處遺址地表陶瓷片包括遼代典型的篦點紋陶片、粗砂支釘的化妝白瓷片、茶葉末釉雞腿瓶殘片，也包括少量金代典型的大卷沿陶片、澀圈化妝白瓷片以及極少量的元代磁州窯白地黑花瓷片、翠蘭釉瓷片，說明該遺址的時代以遼為主，金元沿用。
從出土文物來看，河夾信子、阿斯冷昭建築址出土的覆蓮式柱礎與遼上京大内145 号台基、皇城南部試掘點發現和出土的礎石相似，壓印方形連續條帶紋滴水應即菱格紋滴水，在城四家子古城2013～2014 年考古發掘中的遼代地層中大量出土。同時，兩處遺址皆使用相同的黃釉卷雲紋滴水、覆蓮式柱礎，說明當為同一時期建築。是以，從建築構件的時代風格來看，這兩處建築址當為遼代所建；②河夾信子建築址為一處三進式帶配殿的大型建築，雖然台基面積不可考，但根據河夾信子建築址二号台基柱礎之間的距離以及柱礎的規格也能看出台基本身的開間與面積十分龐大。
同時，根據台基間距約70 米，我們可以與同時期其他建築相對比，如城四家子古城内中北部的8 号建築群為城内較大的三進式建築址，采用綠、黃釉琉璃構件，推測為一處遼代寺廟址，其三處台基間距約為30 米；建于遼代的義縣奉國寺的中殿與大雄寶殿間距約50 米；安圖寶馬城遺址為金代大定年間營建的興國靈應王廟，為标準的官式建築，其前、中、後三殿間距約20 米；遼上京皇城内的西山坡、西大院等進階建築群的台基間距則多在70 米左右。
綜上，河夾信子建築址的規模要高于一般的官衙、寺廟建築，符合行宮建築的布局規模；③河夾信子、阿斯冷昭建築址所用建築構件為黃釉琉璃，等級非尋常建築可比，近年城四家子古城考古發掘的遼代建築台基出土有墨書文字的綠釉琉璃瓦，上書“施主”“興教院”“大安八年”“大安九年”等字樣，該建築同為道宗年間興建，但隻用綠釉，唯有螭吻碎片局部施黃釉，上文提到的城四家子古城8号建築址的情況也如此。
以上表明，河夾信子、阿斯冷昭建築址符合行宮建築的等級規格；④河夾信子、阿斯冷昭建築址東北距城四家子古城中心點各為13.5 千米、14.2 千米，東距鴨子河泊入水口約8 千米，符合“春捺缽多于長春州東北三十裡就泺甸住坐。”同時，行宮與鴨子河泊具有一定距離，可以保證數以萬計的扈從、侍衛的起居活動不會驚擾濕地中的獵物，并且這段距離也符合《營衛志》所言遼帝進行畋獵時“晨出暮歸”的記述。
由于遺址尚未發掘，我們無法對河夾信子、阿斯冷昭這兩處建築址各自的功能與性質進行深入的考察。《營衛志》中提到，“皇帝得頭鵝，薦廟，群臣各獻酒果，舉樂。”倘若此“薦廟”之廟宇為漢式土木建築，則為阿斯冷昭建築址的可能性更大。對于這兩處建築址的營建年代，我們認為應當在遼道宗中後期。
05 結語
經過上文的分析與論證，我們否定了鴨子河泊茂興泡說，發現并确認了鴨子河泊應位于六合-叉幹古湖盆，即黃花稍泊與五間房水庫所在的區域。在此基礎上，我們解析出慶東陵壁畫中的“春圖”即為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同時，結合文獻與考古材料，我們認為河夾信子、阿斯冷昭這兩處緊鄰的建築址應為遼代春捺缽行宮址，即“韶陽川行在所”。對“春圖”壁畫以及兩處建築址的新認識反過來也為鴨子河泊位于六合-叉幹古湖盆的論證提供了支援。最後，本文對鴨子河泊及相關問題的論證為城四家子古城為遼長春州、金新泰州的觀點提供了新的視角。
本文由孫莉、趙越摘編自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邊疆考古與中國文化認同協同創新中心 編 《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