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節選）
文 | 鄭重
京華收藏世家子弟
王世襄青少年時代的許多收藏逸事，真實呈現他出生于書香門第、成長于京城官宦之家的一面。
明代，王世襄先祖從江西遷往福建，王家是福州的望族之一。進入清代，他的高祖王慶雲做過陝、晉兩省巡撫、兩廣總督及工部尚書，著有《石渠餘記》，此書是研究清代經濟的重要史料。祖父王仁東，曾任内閣中書、江甯道台，後舉家從福州遷到北京。伯祖王仁堪是光緒三年（1877）狀元，為官後是有名的清官，曾上條陳勸阻慈禧太後修頤和園。梁啟超是他的門生。父親王繼曾，畢業于南洋公學， 1902年随中國駐法國公使孫寶琦赴法國進修，由此開始外交生涯；民國初年，從國外回來，供職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就在王世襄将要出生的時候，王繼曾買下了北京東城芳嘉園一座四合院，前後有四個院落。這就是王世襄居住了 80年的京城老宅。
王世襄愛好藝術，熱衷收藏，這個基因應該說來自他母親金家的血緣系統。王世襄母親家在浙江南浔，是個名門望族、丹青之家。絲綢巨商、大收藏家龐萊臣、張珩都是南浔人。王世襄曾說：“母親家有錢。外公在南浔鎮，發了财的是他的父親，做絲綢生意。外公沒有出過國，但很有西洋派思想，辦電燈廠，投資開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母親一起送出國，到英國留學，那還是19世紀末。”
1900年，金家兄妹漂洋過海，前後曆時五載。1905年，他們學成回國後各有成就。王世襄的大舅金城，号北樓，是 20世紀初北方畫壇領袖，創辦中國書畫研究會，工山水、花卉，精于摹古，詩也作得好，傳世有《藕廬詩草》《北樓畫論》。王世襄善詩，應該說與金家的傳統有關。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厓，都是著名的竹刻家。金西厓著有《刻竹小言》，王世襄曾幫助整理出版。母親金章，号陶陶，兄妹中排行老三，14歲入上海中西女塾讀書，此後随兄長赴英國讀書，和王繼曾結婚，随夫遊曆法國。金章是著名的魚藻畫家，有《金魚百影圖》卷傳世，撰有畫魚專著《濠梁知樂集》四卷。抗戰期間，王世襄在川西小鎮李莊，在燈下用小楷一筆一筆抄寫《濠梁知樂集》四卷，用母親的雅興來充實自己。人到晚年，他不忘精心編輯出版母親的作品集。在《自珍集俪松居長物志》中，我看到他母親手書小楷，有晉唐書風，功力深厚，不讓須眉。集中還有她作于巴黎的《金魚》軸，題識：“‘耘栌粉堵搖魚影’，此和靖先生詠西湖句也。僑居巴黎偶寫此意，令人油然動故國之思。”此外還有她畫的《荷花金魚》軸、《水鷗圖》軸、《水濱鸲鹆圖》軸。看來她不隻是畫金魚，畫路還是很廣的。
金章1910 年在法國巴黎時的留影
1920年，王世襄 6歲，父親受命出使墨西哥。本來全家要随父親一起赴任，但此時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他又患猩紅熱初愈，不宜遠行，母親隻好帶着他留在上海。四年後，10歲的王世襄重回出生地北京。
1924年，王世襄進了北京幹面胡同美國人辦的學校讀書。王世襄有一段自述：
父親駐墨西哥兩年，回國後職稱為“待命公使”，随時有可能出使。考慮到要帶我們出國，就把我送到幹面胡同的外國學校念書。那是一所美僑學校。這樣，我就從國小了英語，講得很流利，用英語演講沒有問題，别人還以為我是在外國長大的。父親後來在北洋政府孫寶琦執政時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沒有再出國。
父親不讓我進軍場，認為沒有意思，不如學一門技術。他讓我學醫。我從國小到大學，全玩了。從國小英語，講得流利，但寫不好，名著也讀得少，比起專修英文的同學來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從學校回家後，家裡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什麼經學、史學、國小、音韻，但我學不進去，隻喜歡古詩詞，連曆史我也沒好好學。
一個“玩”字道出了王世襄的“燕市少年”生活。他自述雲：“我自幼及壯，從國小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于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鞲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他說這話當然帶有自謙成分，但也道出了幾分實情。
王世襄 1936 年攝于燕京大學附近的王家園子裡
回顧王世襄成長為學人、收藏家的曆程，我感到慶幸的是他沒有正襟危坐地讀經史子集，而是“玩”。我以為“玩”恰是王世襄先生的治學之道。以學人的眼光來看，把玩的東西，無論玩什麼都能鑽進去，探求本源，生發新意，形成一種特異的絕學，進而成為通學式的學人，形成别具一格的收藏。捧讀王世襄先生的《錦灰堆》，可以看到，他的“玩”就是對傳統的、民俗的文化的搶救，否則的話，許多學問就真的絕滅了。有他的書在，我毋須贅述，錄幾段他的自述，以引導我們走進一個收藏家的内心世界。
養狗獾：我十七八歲時學摔跤，拜善撲營頭等布庫瑞五爺、烏二衮為師。受他們的影響，開始遛獾狗，架大鷹，并結識了不少位養狗家。為了學習相狗，請榮三口授，把《狗獾譜》重錄下來。後又請其他幾位背誦，把榮三口授所無的及字句有出入的記了下來。合在一起，在分段上稍作整理。經過記錄，我也琅琅上口，能背上幾段。
自此，“獾狗有譜自古傳，如何挑選聽我言”就傳了下來。無論從知識性、文學性還是民俗性來看，都是很有趣的。
架大鷹：記得 1932年前後在美僑學校讀書時，校長請來一位美國鳥類專家做演講，題目是《華北的鳥》，講到了大鷹。講後我提問：鷹吃了它不能消化的毛怎麼辦？養鷹為什麼要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東西來代替毛？他因聞所未聞而瞠目不知所對。
王世襄因架鷹而寫了《大鷹篇》，講了他親身馴養過的大鷹，分為打鷹、相鷹、馴鷹、放鷹、籠鷹五節，也回答了美國鳥類學家無法回答的問題。鷹捉到獵物後毛骨一起吞下，唯獨羽毛不能分解吸收，也無法排洩出來，隻有在嗉、腸裡被緊成一團吐出。吃毛吐軸是鷹本能的、天然的消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
養蛐蛐：在父執中，我最喜歡趙老伯。因為他愛蛐蛐，并樂于教我如何識别好壞。每因養蛐蛐受到父母責備，我就會說“連趙老伯都養”，好像理由充足。他也會替我講情，說出一些養蛐蛐的歪理來。我最早相蟲，就是他領進門的。趙伯母是我母親的好友，也很喜歡我，見我去總要塞一些吃的給我。至今我還記得她對趙老伯說的一句話：“我要死就死在秋天，那時有蛐蛐，你不至于太難過。”
趙李卿，武進人，久居北京，北洋政府時任職外交部，與王世襄的父親是老同僚。上局報“李”字，所有賣蛐蛐的人都稱他“趙李字”。
王世襄的另一位朋友李鳳山，字桐華，蛐蛐局報名“山”字。世傳中醫眼科，善用金針拔治沙眼、白内障，以“金針李”聞名于世。王世襄介紹說：
（李）桐華一生無他好，唯愛蛐蛐入骨髓。年逾八旬，手捧盆罐，猶歡喜如玩童，此亦其養生之道，得享大年。當年軍閥求名醫，常迎桐華赴外省，三月一期，緻銀三千元。至秋日，桐華必謝卻贈金，辭歸養蛐蛐。
1955年，先生（管平湖）同職于中國音樂研究所，每夜聽彈《廣陵散》。餘于灰峪得“大草白”，懷中方作響，連聲稱“好！好！好！”順手撫幾上琴曰：“你聽，好蛐蛐跟唐琴一弦散音一樣味兒。”時先生已多年不蓄蟲而未能忘情，有好是者！
其他還有養鴿、制作鴿哨、種葫蘆、在葫蘆上烙印的學問，他都不是得于書本，而是從玩中得到的。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比丘尼問學于六祖慧能的故事。有位比丘尼苦讀《涅槃經》，不解之處頗多，求教六祖慧能，先是詢問文字上的問題，慧能答曰：“吾不識字，但字後面的意思咱們可以讨論。”比丘尼不解：“你既然不識字，何能會意？”慧能拈花一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言下之意，對同一件事物，擷取資訊的管道有多種，何必拘泥于書本，就看自身的體會了。王世襄治以上諸學，猶如慧能，另辟蹊徑，玩而通慧，這也許是他胸中的一點禅機吧。
母親去世激發起對畫論的研究
從王世襄先生的經曆中，我感到他最有興趣的是書畫。還是在大學讀書時，他就開始研究中國的畫論。當時的燕京大學沒有美術系，在文學院做這樣的題目算是跨學科。他生命中所形成的許多興趣，都是由繪畫開始的，從南北朝畫家宗炳的《畫山水序》中探索盆景的起源與繪畫的關系；宋人趙子厚《花卉禽獸圖》細細描繪的兔起鹘落的畫面，使他進一步體會到養鷹的刺激。他從繪畫中不但勾勒出明代家具的源流，而且研究了文人參與對家具器物品位提升的重要性。
王世襄對繪畫的興趣，也是在偶然間發生的，在他母親去世之後。他回憶道：
1939年母親去世，對我打擊很大，覺得家裡這麼重視我的學習，我愧對他們。于是我開始研究《畫論》。燕京大學沒有美術系，我在文學院做的算是跨學科題目，學校同意了，三年級獲碩士。我一直到進研究院才開始念書。
《畫論》是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個題目，涉及哲學、曆史、藝術許多學科。研究院畢業時隻寫到宋代，離開學校後父親鼓勵我把書寫完。1941、1942兩年靠父親養着把書寫完，但自己總覺得不滿意，太幼稚。一直想修改，未能如願。後來又怕被說成唯心主義，故至今未出版。
《中國畫論研究》完成之後，父親對他說：“你已經到了自謀生活的年齡，北平淪陷，自然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于是就“辭家赴西蜀”，輾轉到西南大後方去了。
王世襄立志苦讀後，在1943 年完成的第一部學術力作《中國畫論研究》未定稿
1943年 11月，王世襄離開北平，“行程一二個月，找到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校長梅贻琦留我當中國文學助教，我不願意”。又到重慶南岸海棠溪故宮博物院辦事處，向院長馬衡求職，馬衡隻給他個秘書職位，他不願坐辦公室裡應酬，就去了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由梁思成引見，拜見所長傅斯年。傅斯年說：“燕京大學出來的人根本不配進我們的史語所。”傅斯年的這一盆冷水，使王世襄求知的希望落空。梁思成對王世襄說：“你的志願是搞美術史，如果對古建築有興趣，可以到中國營造學社，職位是助理研究員。”面對傅斯年的冷遇，王世襄欣然接受梁思成的安排，進入營造學社。從這裡開始，王世襄認識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朱啟钤，以後兩人成忘年之交。王世襄在國小時開始學的英文，這時派上用場，翻譯了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寫的有關山東武梁祠的文章，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會刊》上。
1944年，抗戰勝利在即，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專門成立了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擔任主任委員。沈兼士任京津區代表，徐森玉任滬甯區代表。由梁思成推薦，王世襄以副代表的身份參加平津區的“清損”工作。
從 1945年 11月到1946年 6月，王世襄在平津地區經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以下數項：一、沒收德國人楊甯史青銅器240件；二、收購郭葆昌觯齋藏瓷二三百件；三、追回美軍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四、搶救面臨戰火威脅的藏在長春的存素堂絲繡200件；五、接收溥儀留在天津張園保險櫃中的珍貴文物 1800件；六、收回海關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
1946年秋，王世襄在京津地區追尋國寶的工作告一段落，另一項重要使命又落在他的肩上。這就是向日本交涉賠償文物。王世襄赴日本的使命概括為三項：一、從東京運回日本侵略軍在1941年年底侵占香港時掠去的中央圖書館的一批善本書；二、向日本追查戰争期間中國各地損失的公私文物下落；三、與日本進一步交涉，以期達到“以類賠償”的目的。1946年12月中旬，他飛抵日本東京羽田機場。當時，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為朱世明，第四組組長是張鳳舉，同在代表團的還有吳文藻、謝冰心、徐敦璋和吳半農。他們在日本進行了兩個月的文物清理工作。經過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的查訪，顧毓琇發現中央圖書館藏書的下落，随将其轉存東京上野公園和駐日本代表團的駐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專機回國的機會，把被劫的善本書運回上海。1947年 2月 10日，鄭振铎日記中寫道：“與森老（徐森玉）通電話，知日本運回之書一百零七箱已到，喜甚！” 2月 11日又記：“晤森老及世襄。”足見社會上對王世襄日本讨書之行的關注。
1947年 3月，王世襄從日本回到北京，參與故宮文物保管及陳列工作，他準備對張伯駒收藏的《平複帖》進行著錄方面的試點。作為晚輩，王世襄登門拜訪張伯駒，說明來意，張伯駒爽快地答應了。對此，王世襄寫了一篇《〈平複帖〉曾在我家——懷念伯駒先生》，雲：
我和伯駒先生相識頗晚， 1945年秋由渝來京，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工作，由于對文物的愛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見他。旋因時常和載潤、溥雪齋、餘嘉錫幾位前輩在伯駒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來。1947年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時，我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面做一些工作。除有照片補前人所缺外，試圖将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簽、本文、款識、印章、題跋、收藏印、前人著錄、有關文獻等分欄評列，并記其儲存情況，考其流傳經過，以期得比較完整的記錄。上述設想曾就教于伯駒先生并得他的贊許。并說：“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複帖》太麻煩了，你不如拿回去仔細地看。”
王世襄還詳細記述看帖時的情景和心情，他繼續寫道：
到家之後，騰空了一隻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紙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複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淨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平息地打開手卷。桌旁另設一案，上放紙張，用鉛筆作記錄。……《平複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後來根據著錄才得以完成《西晉陸機平複帖流傳考略》一文。
20世紀 70年代末，我通路張伯駒先生，準備請他寫收藏《平複帖》的經過，他提到王世襄，說：“京城有兩個小天才，王世襄是一個。”那時我還無緣拜訪王世襄先生，他也沒有因收藏明式家具而聲名大震，是以不知他是何許人也。
明式遺珍，書成夢覺
對自己的收藏，王世襄評論說：“我沒有收藏書畫，沒有收藏瓷器，沒有收藏玉器，更沒有收藏青銅器，因經濟所迫，對這些不敢問津，隻是用幾元或十元的價錢，掇拾于攤肆，訪尋于舊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難有重器聚集。在收藏家心目中，不過敝帚耳，而我珍之。”
“人棄我取”的确是王世襄的收藏之道，但說“微不足道”，那就是先生自謙了。他對明清家具的收藏與保護，功莫大焉。
王世襄撰寫了《呼籲搶救古代家具》的文章， 1957年 6月刊發在《文物參考資料》上。1957年 6月 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打響向“右派還擊的第一炮”。王世襄這篇文章是放的保護明清家具第一炮，其主旨是對家具文化的保護。文章說：“注意新家具，就不能不重視古代家具，因為這是我們祖先的智慧結晶，是我們的文化遺産。”
對古代家具所遭到的破壞現象，王世襄痛心疾首，為古代家具所遭厄運進行控訴。他說：“我們要知道，中國古代木器究竟是有限的，不是永遠拆不盡、毀不完的。近幾十年來已經摧殘得夠苦的了，長此下去，就要絕了。我們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能熟視無睹，容忍它繼續下去嗎？”
王世襄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顯現了作為有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風采，殊不知這也恰恰是加在他那頂“右派”帽子上的一個罪名。
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王世襄沉默了，但他卻更加以實際行動來保護古代家具。他經常騎輛破車，叩故家門，逛鬼市攤，不惜工夫，尋找古家具。一次，他在地安門古玩鋪曹書田那裡看到一具鐵力木五足大香幾，獨木面，特别厚重，頗為稀有，幾次想購而未得，又被他碰上了，而且價錢不高，他就買了下來。他将香幾搬上三輪車，兩手把着牙子，兩腳墊在托泥下面，運回家中，一時歡喜無狀，腳面被托泥硌出兩道溝都沒有感覺疼痛，足見其癡情專注了。
在京城收藏明清家具，王世襄有一個搭子，他就是考古研究所的陳夢家。王世襄自認陳夢家的收藏比他的東西好，在他著錄的《明式家具珍賞》一書中有38幅彩圖，就是陳夢家的舊藏。
王世襄和陳夢家在玩明清家具時，就像兩個孩子在做遊戲。一次，王世襄以廉價購得一對鐵力木官帽椅，陳夢家很歡喜，說：“你簡直是白揀，應該送給我。”說着就端起一把要拿走。王世襄說：“白揀也不能送給你。”又搶了回來。陳夢家買到一具明黃花梨五足圓香幾，王世襄愛極了，就說：“你多少錢買的，加十倍讓給我。”抱起來想奪門而出。陳夢家說：“加一百倍也不行！”被陳夢家迎門攔住。他有時還故意逗陳夢家，說他的家具買壞了，上當受騙，搞得陳夢家很着急。一件黃花梨透空後背架格是陳夢家的得意之物，他偏說是“捯饬貨”，後背經人補配。一件黃花梨馬紋透雕靠背椅，陳夢家認為天下雕工第一。王世襄就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鏡架拼湊而成的，言之确鑿，真使陳夢家着了急。事後，他又向陳夢家“坦白交待”，說自己在說瞎話，“不過存心逗你而已”。王世襄也承認：“夢家比我愛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亂堆亂放，來人可以随便搬随便坐。夢家則十分嚴肅認真，交椅前攔上紅頭繩，不許碰，更不許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館還博物館’。”的确像王世襄說的那樣，我去拜訪趙蘿蕤時，夢家先生已去世多年，蘿蕤先生仍守着陳先生的遺規，坐椅前還攔着紅頭繩。陳夢家對家具的收藏屬于學人的鑒賞，而王世襄已由鑒賞進入研究了。他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家具的流派風格的演變，而且能拆拆裝裝，深入到家具的内部結構、材質及制作方法。
看望蘿蕤先生時，她告訴我打算把家具捐給上海博物館，并和馬承源館長表示了這個意思，要我帶信給馬先生，請博物館派人聯系。她告訴我，世襄先生也有類似的意思。那時，我還不認識王世襄先生。
1984 年除夕，袁荃猷的速寫《世襄聽秋圖》
後來才知道，上海博物館馬承源、汪慶正兩位館長托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從中說合，上海博物館以給王世襄慶祝八十壽誕的名義，送上100萬元壽禮，讓王世襄把家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但王世襄沒有捐獻的意思，上海博物館想要花錢買，但 100萬元太少了，沒有談成。我拜訪王世襄先生時，他還提到這件事。他說：“開始張德勤局長勸我捐獻，我問我捐獻能給我多少錢？張德勤說最多給你100萬。”後來，我從海上著名印人吳子建那裡得知，世襄先生對他說，最好能采用外國的辦法，有人把他的家具買了捐給上海博物館最好。張德勤身為文物局局長，不主張把家具獻給故宮。因為故宮的家具太多，放在故宮也不會産生影響。
吳子建問：“你打算要多少錢？”
王世襄說：“按照國際行情，我藏的家具中最好的一件就值 500萬美元，我現在隻要十分之一的價就可以了。但是有一個條件，買者一定要捐獻博物館，而且要集中捐獻，不能分散。”
吳子建的确慎重地對待這件事。開始，他在新加坡找了一位姓傅的，勸他買了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但事情未成。他又找了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長莊貴倫。莊氏以50萬美元買下王世襄 79件明清家具，以莊氏家族的名義捐獻給上海博物館。
談到這些往事，王世襄先生對我說：“當時有一個條件，圖錄上的 80件家具，要一件不落地捐獻。圖錄中隻有一把椅子，我連同其他三把未入圖錄的椅子也讓出了。圖錄中有一個小馬紮，已經送給老朋友，老朋友看我把家具轉讓出去，覺得那個馬紮太孤單寂寞，又把馬紮歸還。我還是把它送給上海博物館了。是以莊氏向上海博物館捐獻的圖錄中是79件，小馬紮不在其中。”談到這些，王世襄先生很風趣地說：“那四把椅子在我家沒有地方擺開，現在可伸開腰舒展了。”張德勤雖然從文物局局長的位子退了下來，但他對王世襄還是很關心的。他說：“世襄先生芳嘉園的房子住進了許多人家，院子裡又蓋了許多小房子，把兩位老人擠進三間北屋，屋内的陽光也被那些小房子遮擋了。袁荃猷在明代大案上烙餅、擀面條，他需要錢買房子，可以了解。一個被打入另冊，在衆目睽睽監督之下生活了幾十年的人，即使對老屋有着無盡的眷戀，也還是無法住下去，更何況許多珍藏沒有落足之地。”
王世襄、袁荃猷夫婦 攝于2002 年
王世襄告訴我：“賣家具的錢，買了芳草地這個房子。”屋子裡的明清家具沒有了，隻有那具花梨木的大案子還在，在黃昏中幽幽發光。
明式家具“十六品”“八病”的提出
王世襄可謂是著作等身，在這裡特别要介紹的是他的兩部經典之作——《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
近代編印明式家具圖錄始于外國人，通過他們，明式家具之美蜚聲世界，其倡導傳播之功，誠不可沒。然而，明式家具的産生和發展，卻是在中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傳統，并受當時的生活習俗、藝術風尚、審美觀點所影響。那些著作主要是從形式美和它與現代某些藝術風格近似的角度去欣賞、研究，總是隔了一層，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王世襄在其深厚的曆史學、文獻學、藝術史學、民俗學基礎上，全面地研究古代家具，在彌補了這些缺憾的同時，也開拓出了一個全新的學術領域。
傅熹年在評論王世襄的這兩部著作時說，《明式家具珍賞》是介紹明至清前期中國古代家具的大型圖錄。書中精選了國内公私收藏精品 160餘件，選例精當，文詞深入淺出，既可使一般讀者在賞心悅目的同時，得到對明式家具全面、形象的知識，書中很多卓越的見解和工藝技術要點，又足供作深入研究的津梁和設計制作的指南。綜觀全書，可以看出作者的兩個意圖。其一是不同風格兼收，既有淳樸洗練之品，也有裝飾繁缛，不無纖麗，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特色之品。其二是在質料上高低并舉，既有像宋荦紫檀大畫案和黃花梨月洞門架子床這類舉世無雙的“重器”，也有出自太湖水鄉的質樸簡潔的普通榉木民間家具。是以，本書不同于前此的著作之處是，它是一部不受個人愛好和目前風尚所左右的，力圖曆史地、全面地反映此時期家具全貌和發展程序的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同時又兼顧欣賞性的學術著作。
在前言和圖版解說中，王世襄據其多年研究心得，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見解，如：征引文獻，說明在明代後期由于經濟發展，社會風氣轉變，出現了極力講求家具陳設的潮流，而當時較松弛的海禁，又有利于珍貴木材大量進口，對硬木家具在此時期得以盛行并發展到高峰的具體原因做出了可信的分析；在發展源流方面，征引大量執行個體和圖像，證明宋、明以來家具實際上存在着源于壸門床、須彌座的有束腰家具和源于建築構架的無束腰家具兩大類型，找出了家具結構與造型關系的規律；在制作工藝、裝飾手法方面，對榫卯及線腳也做了深入的探讨，書中所收線腳多達72種，足觇一代風氣；最後，還從室内裝飾、陳設角度對明代家具布置特點進行介紹，并據他多年研究心得，提出明代家具布置疏朗，宜于多角度欣賞，而清代則偏于密集的差别，和布置家具應盡量使用同一類型，以便于求得和諧一緻等意見。
《明式家具研究》是研究專著，全書 25萬言，圖 700餘幅，附有名詞術語簡釋 1000條，根據實物，結合文獻，對明式家具的時代背景、地區、種類形式、結構、裝飾、用材、年代鑒定諸方面進行深入分析。尤為難得的是，書中所收作者自藏的家具都由夫人袁荃猷對其結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确測量，并繪成精美的圖紙，圖文對照，大大增強了此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書後附《明式家具的“品”與“病”》一文，從欣賞角度把明式家具的優點概括為“十六品”，把缺憾總結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異，有助于讀者深入認識和賞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确運用書中所提供的技術資料。
收藏自珍，不在據有事物
如果把原來收藏的家具投入到現在的拍賣市場，那該是何等的火爆。但王世襄不是這樣的想法，隻是淡淡地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此時，他拿出一本油印的《髹飾錄解說》，很風趣地說：“這本書可以拍賣，現在可拍一千多元。”他把話題轉到這本書的出版過程。
《髹飾錄》隻不過是“關于漆工及漆器的記錄”而已。此書的作者為明代黃成，經楊明注釋，是大陸現存唯一的古代漆器專著，但三四百年來隻有一部抄本儲存在日本。1927年朱啟钤先生刊刻行世，稱之為“丁卯年刻本”。1949年冬，朱啟钤請王世襄對此書作注解，使之推陳出新，為社會服務。從此，王世襄即開始注釋。他因“三反”時是“大老虎”，被解雇，自謀出路，斷送了觀察研究漆器的機會。他拖着患有肺病的身子，到收藏家、古董店、挂貨鋪、曉市、冷攤去找實物，并沒有放下《髹飾錄》的研究，到1958年完成《髹飾錄解說》。
由于“戴帽”，他隻好化名王暢安，将手稿送到謄印社，自費刻蠟版油印。但當時要送所在機關審查，所内的中層幹部認為他是“右派放毒”，準備批判，但所長李元慶認為《髹飾錄解說》是一部有用的著作，同意謄印社為他油印。當時油印200部，分贈博物館、圖書館、漆器廠及朋友。1961年間，郭沫若見到此書，推薦給科學出版社，因作者是“右派”而作罷。改革開放之後，此書又幾經周折，于198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大樹歌》中有一段講的就是他注釋《髹飾錄解說》的過程，詩曰：
蠖公授漆經，命箋《髹飾錄》。兩集分乾坤，字句讀往複。為系物與名，古器廣求索。為明工與藝，求師示操作。始自捎當灰，迄于灑金箔。款彩陷丹青，犀皮燦斑駁。更運剞劂刀，分層剔朱綠。十載初稿成，公命幸未辱！
此時，他正在醞釀出一種新的版本，到 2004年才編成出版。新版《髹飾錄》把日本蒹葭堂藏本及朱氏丁卯年刊本合編為一冊，扉頁仍舊用朱啟钤的題簽。扉頁上由王世襄手書題記“謹合印蒹葭丁卯兩本紀念蠖公朱桂辛先生”，沒有署名。卷後有索予明寫的後記，評述《髹飾錄》之重要，盛贊黃、楊二位對傳授漆工工藝之特殊貢獻。日本蒹葭堂藏本是索予明通過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的幫助，從日本影印的。
從《髹飾錄》的出版來看，世襄先生對友情之珍重，動人肺腑。由此，我又想到前文提到的《自珍集》來。王世襄先生可謂著作等身，其中有許多書可謂是開山之作，但能展現收藏家的品格的，我以為首推《自珍集》。
這部集子的全稱是《俪松居長物志自珍集》。明人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著《長物志》十二卷，其類目分為：“卷一室廬，卷二花木，卷三水石，卷四禽魚，卷五書畫，卷六幾榻，卷七器具雜品之屬，卷八位置，卷九衣飾，卷十舟車，卷十一蔬果，卷十二香茗等。”這些内容大體如《四庫全書》編者所評，确實“皆閑适遊戲之事，纖細畢具”。這林林總總是個人生活環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又不是生活實用之物，不在日常生活範疇之中，是以以“長物”為名，王世襄先生的“俪松居長物志”也有這方面的意思，展現出他的收藏境界。王世襄先生在《自序》中寫道：“1948年自美歸來，竟被視同敝帚長達三十年。至于‘三反’冤獄，故宮除名，五七扣帽，不僅敝帚之不如而直棄同敝屣。大凡遭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铤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于人民’，故萬萬不可。我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于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于世，終将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序文最後寫道：“自去年整理而複還之身外長物，編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說明傳統工藝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稱，有曾坐對琴案，随手撫弄以賞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之清娛。蓋皆多年來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載而去，當時坦然處之，未嘗有動于中。但頓悟人生價值，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這豈不多年來堅守自珍，孜孜以求者。”
王世襄先生的這段自白，可謂是以物遣興，物我合一，人品與物品渾然一體。
在拍賣之前，嘉德公司為這些藏品專門舉辦了一個展覽，王世襄先生沒有參加展覽揭幕，但寫了一個緻謝稿，寫得很樸實，讀之令人有聯翩的浮想，不妨錄之：
這裡展出的器物均見拙作《自珍集》。該集有個副标題——
《俪松居長物志》。前三字是我和老伴袁荃猷的齋名，後三字是說不過是些身外長物而已。長物可能很珍貴，也可能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長物多接近後者。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收藏家。錢财對文物收藏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曆，說明我根本不具備收藏家的條件。
盡管我過去隻買些人舍我取的長物，幾十年來已使夫婦天天過年三十，老伴衣服穿破了總舍不得買新的。吃飯也很簡單，不下飯館，卻有時留朋友吃便飯。好在我會烹調，不多花錢也能吃好，比現在吃得有滋味。現在多花錢也吃不好，原料變了，我也不會做了。對不起，我說到題外去了。
展出的長物，有的或許有研究價值，有的或許有欣賞價值，但未必有經濟價值。區區長物，實在不值得來看，而各位卻光臨了，說明看得起我；我真是感到萬分榮幸，同時又感到十分慚愧，隻好向各位拱手道謝了。
這短短數百字，王世襄先生的人生态度、收藏的價值觀盡在其中了，不隻是對于新一代收藏家，即使對于普通的人，也是值得細細品味的。
唐“大聖遺音”伏羲式琴（王世襄曾藏）
王世襄藏品的拍賣，沒有一件流拍，出現成交價均高于底價十倍以上的現象，新的藏家與其說是對其藏品的傾慕，不如說是對王世襄先生人品的傾慕。也可以說，這樣的拍賣現象，顯現了王世襄先生的人格力量。我采訪時，拍賣已經過去幾天，嘉德拍賣公司總經理王雁南還在興奮中，她說：“拍賣現場搶拍火熱，拍得價位之高，我現在還有些驚魂未定。開始弄不懂是怎麼一回事，有參拍者第一件拍不到就拍第二件，再拍不到又拍第三件……直到拍到一件才甘心。一隻竹刻青蛙正常情況下也不過一萬多元，但最後拍到十多萬元，他們完全是沖王老的人格與學養來的。”
談到這次拍賣，張德勤也仍在興奮中，他分析這次拍賣現象說：
“王世襄先生坎坷一生，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這次拍賣，是他人生的大展示，展示了他的曠世絕學，展示了他的高雅逸趣，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展示了他天才的智慧。買者追求的不單純是文物，而是情緣。如果把李白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話借用過來，可以說，千金萬金何足惜，願得世襄一玩物，何令人羨慕以至于斯啊！”
*文章選自《京華收藏世家》（鄭重 著 三聯書店2024-1）